党中央、毛泽东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权威点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遏止腐败案件激增的势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５２年１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１０００万元(旧币１万元相当于新币１元)以上的贪污犯１０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６万亿元，判处死刑的４２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杀了这两个人，对高级干部管了十几年。但是，当时没有处理好依靠群众运动还是依靠法制来反腐败的关系，因此，反腐败斗争始终形不成一条完整和连贯的主线，最后被中断。在１０年“文革”中，反腐败的职能机构甚至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案例四］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１７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１９７９年那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

　　尝到甜头，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１９８０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每次缉私船回来，王仲都亲临现场，满载而归。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的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各样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自１９７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８１年８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６．９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了１００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有人说，王仲是个老同志，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一点儿处理。但是中央特别是陈云同志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确实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１月１７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权威点评］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惩治腐败这一手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腐败分子从来没有手软过。在惩治腐败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坚决的了。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同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党中央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制约，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增强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度。同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新世纪：“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案例五］这不是一个现实案例，而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到反腐倡廉工作情况时讲的一个中国古代故事——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发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这位领导同志说，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等道理。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的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发现一些同志有苗头性问题，要像扁鹊的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与人为善，早打招呼，改了就好。对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严肃查处，坚决清除出党员干部队伍。

　　［权威点评］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十五大以后，对腐败分子保持了更强的高压态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治。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５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同年９月１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然而，反腐倡廉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只注重惩治而忽视预防，腐败现象就会查不胜查。２００３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目前，反腐倡廉工作已进入标本兼治阶段。

　　２００５年初，历经１３年的砥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在经济领域，党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和财政、投资、金融等项改革，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机制。

　　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可望逐步降下来。中国共产党８５年的历史始终传递着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决不容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反腐斗争任重道远，必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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