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岛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主编的《中国针灸史图鉴》，分上、下两卷，共800页，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课题“针灸文物保护与针灸图库建设”的研究成果之一，于2003年11月25日通过专家鉴定。该书是目前国内载图最多并以新的理念展现的大型针灸文物图集，堪称无墙的针灸博物馆，具备很高的学术水准。以下引述《中国针灸史图鉴》前言、后记文字，以飨读者。
引言：无墙的针灸博物馆
如果说把这本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图集比作一座无墙的针灸博物馆的话，那么在它的最醒目处——最前面，写一段简介文字或画一张参观线路图之类的东西，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我也试着画一张这样的线路图。
一 针灸图鉴——必要吗？
本来还有另一个问题：编纂一部针灸学术史图鉴，可能吗？因为据我所知，国内在医学领域为一个分支学科编一部反映该学科发展历程的图集，目前尚未见到。那么，没有这类图集，是因为不具备可能性，还是缺乏必要性呢？当大家拿到这本图鉴的时候，“可能性”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故下面直接论述必要性。
首先，从种类与数量两方面来衡量，在整个中医宝库中，针灸文物图谱最为突出。再从古代针灸文献的性质来看，图与文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诚如初唐名医孙思邈所云：“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备预之要”。对于古人的这类论述，以前我并没有真切的感受，直到5年前制作《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当我拿着国颁标准《经穴部位》文本，在不同体位人形图上点穴时，才感受到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从文字描述到实体定穴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之大，则是这之后不久我作为考官、主考官主持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针灸水平考试时才体察到的。不少国外的考生能够非常准确地叙述腧穴的定位，可是让他在人体模特身上实际点取该穴时，却很不自信，常常犹犹豫豫所指之处却与正确位置出入颇大，让我哭笑不得。这说明该国的针灸培训方法还不完善，考试之后我直接向当地负责培训的官员指出点穴实践在腧穴教学中的重要性。他立即采纳我的建议，从中国购置了大批量的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将由我制作的那套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库存全部买去。碰巧的是，这个国家早在588年前就派使者向中国政府请赐针灸铜人，其目的是用作针灸教学与临床的依据，可见早在明初，中国的邻邦已经认识到针灸铜人以及相关铜人图在针灸教学和临床中的重要作用。由此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如果不同的人根据国颁标准《经穴部位》，对于相同的腧穴，在人体上标出不同的位置来，那么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国标”的文字描述不够严谨、不够完整；第二，制作一具立体经穴模型而不是平面图，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北宋政府在制定中国第一个针灸腧穴部位国家标准时，为什么要命医官铸造两个标准针灸腧穴铜人，而且之后的元、明、清政府也不断有重修重铸针灸铜人之举，特别是清太医院更是将先朝铜人敬为“铜神”。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针灸经穴部位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颁标准《经穴部位》，缺少了经穴定位最直观最真实的表现形式——立体针灸铜人，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开发“三维交互式可视人体针灸模型系统”，以期实现上述功能。但是为了传世，为了能在针灸学历史长廊中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显著的位置，实在有必要铸两具针灸铜人——由中国政府主持，由一流的雕塑家和医学专家设计，由经验丰富的针灸专家点穴、体现当今高科技水平、反映标准针灸经穴定位的针灸铜人，一具置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具置中国针灸博物馆。同时，要使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两个组成要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腧穴定位的描述上应根据标准针灸铜人，描述所定义穴（特别是那些基准穴和关联穴)与相邻腧穴的空间位置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们能够根据国标文本在人体或针灸铜人上唯一地——而不是因人而异地——标定腧穴。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意义，直至2002年当我主持复制明正统仿宋铜人时才意识到（详见第二部“明堂与经络”第二篇“铜人与铜人图”)。目前关于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修订计划已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上报国家标准委员会审批，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实现上述构想。
如果只是制图点穴以及主持国际针灸水平考试的经历，还不足以使我深入到针灸古图世界，真正让我触动的是参加中国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十分惊讶地发现：有些腧穴定位（主要是头面部、腹部及某些络穴)，历代文献的文字描述完全相同或极其相近，可是反映在针灸铜人或相关铜人图、明堂图上却出入颇大，这说明对于某些腧穴定位的文字描述，不同朝代不同医家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大腿部足太阳经穴“委阳”的定位，历代针灸文献都与《灵枢》、《明堂》同，作“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两筋间，扶承下六寸”，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存所有的针灸铜人及相关铜人图、明堂图中，几乎很难找到对于委阳穴定位完全相同的两具铜人或两种铜人图。顺便说，对于委阳穴的定位，现代人的理解是正确的，可是这种正确理解带有很大的侥幸成分——今人并没有把握络穴体表定位的规律。在另外一些场合，今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例如关于膝部足阳明 “犊鼻”的定位，由于文献传抄变化，渐渐与外“膝眼”相近，而今人在考察此二穴的关系时，没有注重考察针灸铜人及相关铜人图、明堂图，因而将犊鼻穴混同为外膝眼穴，从而使得一个在流传了千百年，在临床上治疗膝部病症疗效很好的腧穴名存实亡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参见拙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腧穴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考察古代针灸铜人或相关铜人图、明堂图，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医家关于腧穴定位的实际情况。同样，如果没有针具图，我们就无法了解历代针灸器具的演变情况（历代文献关于针具的文字记载均与《灵枢》同，而实际情形大不相同)；再者，如果不是宋以前针灸方取穴图的发现，那么大量传世或出土的早期文献中由古穴名组成的针灸方便无法理解，其极高的文献价值与临床应用价值便完全得不到体现（详见第四部“处方与取穴”)。
由此可见，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一幅图往往胜于千言万语。不少关键或疑难针灸史学术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针灸古图器物的支持与检验。然而，针灸古图古物珍贵的价值，特别是其针灸学术价值，还很少被人们甚至被专业研究人员所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珍奇的针灸古图古物世界，因此建一座集国内外现存各种针灸古物古图并且经过一流针灸史专家深入研究的针灸博物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有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固然很好，然而这些年来考察国内大大小小博物馆的艰难经历，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似乎博物馆只是为一般民众观赏的，而不是为专家们考察研究的。因为博物馆一般不允许拍照，即使允许照像也不准使用闪光灯（这意味着你必须首先拥有高档相机，然后具备丰富的摄影经验，同时还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钱。而这些恰恰是现阶段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具备的条件)；如果准许用闪光灯，那么你想拍的展品多半会藏在玻璃柜中。这样每当我发现了一件让我心动的针灸古物古图，如果是在附近，我便风雨无阻地一趟又一趟地前往该博物馆如饥似渴地、忘我地站着临摹——由于腰部有伤，长时间站立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临摹则是我很不擅长的事；如果是在国外，那还得一次又一次地支付昂贵的门票钱。有多少专家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付得起昂贵的钱？为什么要让心诚如我的专家付出如我一般的代价才能获得他们急需的研究素材呢？这些宝贵的针灸文物图谱如果不能被最能理解其价值的专家方便地利用，那么其学术价值如何体现呢？这一座座博物馆与尚未发掘的地下墓藏又有什么区别呢？带着这一个个问号，我在努力实现老一辈针灸家创建针灸博物馆心愿的过程中，又萌生了另一个心愿：构建一座无墙的针灸博物馆——编一部针灸史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