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5岁开始，韩济生便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针灸原理的研究，揭开针灸镇痛的谜底后，他又开发出韩氏针灸仪，尝试将针灸的治疗范围扩大到戒毒、戒烟、治疗孤独症等更广阔的领域。在他的努力下，疼痛医学科被批准成为一级诊疗科目。从针灸减轻病人的痛苦开始，将消除疼痛的热情扩大到戒毒和治疗多种疑难病症，把中国取得的成果推向世界———韩济生沿着“济生”的道路，仍在不停奋斗。
1 神奇的东方针灸
针灸真的能镇痛吗？韩济生用系统深入确凿的试验数据和科学理论证实了针灸的神奇，将针灸推向了世界。
“针灸能治多少病？联合国卫生组织说针灸可以医治42种病，其实，哪止这个数！”谈起心爱的针灸，韩济生娓娓道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医生利用针刺穴位产生止痛效果，减轻病人手术时的疼痛，被称为“针刺麻醉”。针灸镇痛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临床经验，却一直被外国人视为东方巫术，迟迟得不到认可。现实是，就算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也很难对针灸的奇妙功效做出解释。1965年，卫生部明确要求，一定要研究针刺麻醉，一定要讲出针灸的科学道理。
此时，韩济生已毕业10年，调动了5次工作，刚刚确立起自己的主攻方向————中枢神经系统如何控制消化。接到卫生部指示后，韩济生毅然转换科研方向，从消化生理转向针刺镇痛原理。
针灸真的能镇痛吗？他认为，要知道“为什么”，必须先确定“是什么”，一切都需要从现象到本质，确认事实才能开始研究。他和同事们在194名正常人和病人身上，详细观察记录了针刺镇痛的规律。他们发现，在人体的一个穴位上连续针刺30分钟，不仅在穴位附近产生镇痛作用，而且在全身都有明显的镇痛效果，把针拔出后，镇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钟下降一半。韩济生从这一现象推论：针刺时体内产生了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韩济生在家兔身上做了实验，对甲兔进行针刺，将甲兔的脑脊液抽取注入到乙兔的大脑，乙兔也产生了镇痛作用。这说明，脑脊液里含有镇痛的物质。这是1972年。
此后，针灸原理的研究就沿着“寻找镇痛物质基础”的渠道向前发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韩济生发现，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穴位，可在脑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低频刺激引起脑啡肽和内啡肽的释放，高频刺激引起强啡肽的释放，从而产生特定的治疗效果。结果说明，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的疗效”的说法，是有科学基础的。
从现象出发，针灸镇痛之谜一步步破解。
“那时候条件差，不允许我们进行脑脊液中微量物质的分离、提取，但我们也有强项，欧美的科学家给动物足底电击、冰水浸泡，才引起脑啡肽释放；我们用针灸轻轻刺激一下穴位，这些物质就出来了。所以说只要发扬特长，可以各领风骚。”韩济生爽朗一笑。
中医用“经络”概念解释针灸，很难在国外得到理解。韩济生改用神经理论来探索，取得一定效果。“虎口有两个穴位，合谷和劳宫。”韩济生手劲很大，用拇指和食指按着记者的虎口，酸胀的感觉马上袭来。“感觉到酸麻胀重了吗？这个，中医叫"得气"，是激活了经络的表现。按神经学理论解释，是因为虎口神经密集，刺激通过神经传导到脑子里去引起的感觉。”
相对于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概念，理解颇费周折，脑啡肽、内啡肽等看得见、抓得住的物质，很易被人接受。揣着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1979年韩济生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到了波士顿“世界麻醉药研究学会”的演讲台上，以确凿的实验数据和创新的神经学理论，解释针灸原理，使听众耳目一新，使与会者长期存在的关于“针灸不科学”的偏见开始改变。在旧金山，韩济生还为当地的华人华侨作了一次“针灸原理”科普演讲，听他讲完后，当地的华人针灸师拉着他的手说：“请您把研究论文留下吧，我们要挂起来，让人们知道，中国的针灸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用针灸治病是理直气壮的！”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听证会，讨论关于针灸是否科学、应该具有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邀请了1000多人参加。韩济生作为直接接受美国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的科学家，被安排在第一个作自然科学性质的大会报告，对于针灸疗法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发现做出了科学阐述。听证会得出最终结论：针灸在止痛和止呕吐方面有确实的功效，这两个结论都是有科学根据的。从那以后，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付钱。韩济生将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针灸，推向了全世界。
2 最好的生日礼物
疼痛科的设立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他说，这一天，中国的疼痛科走在了世界前面，从此以后，慢性疼痛的病人有了家。
韩济生说，他做医生的愿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小时候受父亲行医的感染，父亲给他取名“济生”，就是希望他继续从医、普济众生；韩济生9岁的时候，跟着家人躲避战火，母亲在途中因胆囊炎得不到有效救治去世，韩济生就立志当医生，特别是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没想到，韩济生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时没被分配到外科，而是做了基础医学中的生理学。更没有想到，他学了西医，却跟针灸结缘一生。
“我不能去做那些起死回生的手术，但是我可以间接地为减轻病人的病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韩济生说。
疼痛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症状”，没有专门的科室来治疗。但是许多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却不知道该到哪个科室去看。“譬如像"缠腰龙"（带状疱疹)，因为皮肤上生出许多小泡，人们得了这个病总看皮肤科，效果不理想。其实这主要是一个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疾病。还有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糖尿病晚期的全身疼痛……这些困扰病人的疼痛，必须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法，惟有为慢性痛病人设立专门的科室：疼痛医学科。
“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人们总认为，他不是临床大夫，为什么这么执著地替疼痛病人呼吁。”老伴朱秀媛说。2007年7月16日，卫生部确定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批准二级以上医院成立疼痛科。在朱秀媛印象中，那是韩济生最高兴的一天：“评上院士都没见他那么高兴。”
他说，设立疼痛科的消息，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他说，这一天，中国的疼痛科设置走在了世界前面；从此以后，慢性病痛的病人有了自己的家！
不仅如此，韩济生还利用针灸原理的衍生品————“韩氏治疗仪（HANS)”解决一些疑难病症，甚至为病人解决心理上的痛楚。
韩济生拿出一台比一般手机大一倍的仪器，这台仪器就是韩氏仪，小小的便携式仪器汇集了韩济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通电流进行刺激，就可以发挥和针灸类似的作用。1990年这种仪器问世后，针灸在临床的应用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让韩济生开始研究更多的病症：减肥、失眠、抑郁症……他在疾病库里不断地扫描，专门寻找神经系统的难题。2008年的春天，他确定下一个研究重点————孤独症。“治疗失眠有药物，孤独症没有；治疗抑郁症有药物，孤独症没有；孤独症几乎没有治疗方案。”韩济生说，“家里有一个患孤独症的孩子，是全家人都会痛苦的事情。”
患孤独症的孩子有3个特点：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和重复动作。有个孩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撕报纸，10多年只吃一个品牌的方便面，别的什么都不吃。经过韩氏仪治疗，这个孩子连苹果、胡萝卜都愿意吃了。
2008年春节，韩济生邀请了一批儿科医生，开始了“春光行动”————把春光洒向有孤独症患儿的家庭。“在大脑里，有两种物质，叫做血管紧张素和子宫收缩素，它们是控制人际交流的"友善的物质"。这种物质偏低，就会交流不畅、不合群。韩氏仪的刺激，可以促进这两种物质的分泌，改善自闭症状。”在经过无数次实验后，韩济生发现，韩氏仪确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他给每个孩子无偿提供了韩氏仪治疗。
6周后，孩子中间开始出现明显成效。一个孩子原来只会说“爸”、“妈”，现在会把“爸爸妈妈好”连起来说。2007年，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曾带了意大利的专家去看孩子，12个孩子没有一个对外人作出反应。2008年初引进了韩氏仪，12月，主任带着韩济生再去，院长告诉孩子们“韩爷爷来看你们来了”，结果12个孩子里头有10个盯着他看。这意味着，孩子们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
3 执著的“每日三问”
韩济生写有一幅“每日三问”：是否尽了自己的全力？自己的努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尊严？自己的努力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
逢年过节，韩济生的家中就会成为贺卡的海洋，那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给恩师的问候。韩济生爱教学，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施教，是人生一大乐趣。年过八旬的他学会了电脑软件制作图片和多媒体课件。
善于思考，勤于钻研，韩济生的严谨和勤奋让很多人感慨。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多少年来一直如此。“跟着韩老师学习，就像坐上了一列高速列车。”他的学生李重庆记得：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要试讲很多次，每天早上在信箱里，都能看见韩老师塞进来的工作安排和改过的稿子；如果第二天外出开会，韩老师会在前一天晚上骑车到楼里，给每个人的信箱塞上提示和改过的稿子。
韩济生的博士生王韵说，“韩老师给我们信箱留言一定用废纸，稿子一定两面打印，但在需要花钱时从不吝啬，分子化学实验需要大量贵重的酶，他从不限量。还拿出自己的5万元奖金设立"求索奉献奖"，鼓励年轻的技术员和教员求索奉献！”
在韩济生的感召下，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所有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在奋力地为发展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奉献着。1993年，卫生部批准该实验室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谁能想到，这个实验室是从原来一个仅有3个人的针刺麻醉研究室发展而来的呢！
“父亲上楼都是快速跑步，每一步都迈两级台阶。他欣赏刻苦勤快的人，看不起懒惰散漫的人，憎恶偷奸耍滑、弄虚作假的人。”儿子韩松平说，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1992年，韩松平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正逢父亲编写《神经科学纲要》第一版，父亲对他说，虽然他能胜任某一章的写作，但是另一个已毕业的研究生更合适，如果这个研究生不愿意写或者不能完成任务，才能由他接手写。“临近截稿日期的一天父亲突然说对方不能及时完成任务而由我来写。”这本书，是中国惟一一本神经科学教科书，成为了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必备书籍。
韩济生不仅将对于事业的执著传递给了儿女和学生们，还将追求真理的信念传递给了他们。
“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你们就是医师、药师，后天可能当院长。你们看病会不会拿红包？开贵重药品是否拿回扣？对那些坏风气能不能从我做起加以改变？”在毕业典礼上他说的一番话让学生们记忆犹新。
韩济生曾给学生上过一堂“课外课”：他问学生，有一排10辆自行车成片倒下，你的车子恰好在最上层，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庆幸自己的车子在上层，推起就走，还是考虑到自己的车子先倒下才碰倒一大片，因此愿意把倒下的车一辆辆扶起？当你走到门口，看到后面有人跟随，你是闪身而过，还是把门推住几秒钟，给后来者以方便？韩教授对日常“小事”的分析，在年轻学生中激起了心灵的震撼。
韩济生总说，自己很幸运，大学毕业后遇到三位好老师，吴襄先生教会他如何进行教学工作，王志均老师教他如何做科研工作，季仲朴老师教会了他怎样做人。“我这一生有一点点成绩，都要归功于三位老师的栽培。”因此，韩济生一直坚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1992年，北医大80周年校庆之际，韩济生当之无愧地荣获了“桃李奖”；1998年，在他从教45周年的时候，学生们给他写了一本书———《芳菲时节》，封面上瘦削的韩济生立于草坪，身后是满树红枫。
从江南小镇一个行医的家庭走出，韩济生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位老人，提着一只公文包行色匆匆，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梯，或是骑着一辆年代久远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老人，这个热爱生活的院士，仿佛永远都不会停下脚步。
来源：中国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