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传染病学、结核病学、肿瘤学、精神病学等等。这类学科研究的对象只是一种或一组疾病，这些疾病多半涉及多个系统，其诊断与治疗又往往需要综合利用内、外、妇、儿科，甚至预防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技术。这些疾病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大，有的还需采取隔离措施，因此医学界常常组成专业化的队伍来研究其防治；某一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加以系统化，便成为一个学科。所以这类学科的建立通常是因地制宜的，并无一定之规。例如在性病猖撅的国家就有梅毒学（而我国仅仅在解放初期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又如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殖民者涌向了热带与亚热带的殖民地，遇到了许多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症等，于是建立了热带病学。这个名称国外至今仍在沿用，我国虽也有热带病研究所的设置，但一般医疗、教学机构中并不把热带病学当作独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则分散在各有关学科中。
我国地区性的疾病不少，由于国家的重视，有许多病已有专业的防治研究队伍，如南方的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北方的布氏杆菌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等。我们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治已经积累了不少自己的经验，如果加以整理提高，使之系统化，也可以建立一批具有我国特色的以病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又如我国对于烧伤与断肢再植的治疗已有较好的基础，在世界上亦属先进水平，这些学科均已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
发达国家的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一些非传染病的危害相对突出，控制这些疾病的需要日益迫切。例如：肿瘤学蓬勃发展，专业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诊断治疗手段不断增多，疗效不断提高。许多实质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即可获得根治，有些全身性的肿瘤，例如何杰金氏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某些晚期实质性肿瘤根治的病例也陆续有所报道。我国的食管癌、肝癌、子宫颈癌的普查普治，绒毛膜上皮癌的根治，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免疫病，原来就有风湿病及变态反应（包括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等学科的设置。但近二十年来免疫学的进展，发现这些病与一些原来分属不同学科的疾病都与人体免疫系统机能的缺陷与紊乱有关（如风湿病与类风湿，红斑狼疮等胶元病、肾小球肾炎、甲状腺机能亢进、慢性活动性肝炎等)。有的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免疫病院，收治并研究这类疾病。我国只有少数医院设立了免疫病的专业组或变态反应科。
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病的防治也日益受到重视。美国糖尿病患病率据估算高达5％，欧洲约为2一4％，美国此病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病及肿瘤，且居致盲原因的第一位。有些国家已有专门的防治与研究机构。我国上海市1978年普查了十万人口，其患病率为1．021％，超过九大肿瘤的总和，对此卫生部已有所考虑。我国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如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治疗效果优于国外报道的水平。
遗传病的研究逐步深入。由于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都与遗传素质有关，而且对其中有些疾病，如果采取适当措施能够达到预防或减少发生的可能。例如强直性脊柱炎、糖尿病、不少过敏性疾病、百余种血红蛋白异常引起的疾病，以及一些对药物的异常反应等，常与遗传素质有关。器官移植能否存活，也取决于由遗传决定的组织相容性（HLA)。国外已较普遍地开展医学遗传学咨询的业务，对婚姻、妊娠以及不正常基因携带者进行指导，这门学科还在发展之中，可以预期它不仅将进一步阐明许多疾病的发生机制，并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治疗。我国在医学遗传学方面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这里应当作些解释的是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计划生育不是研究疾病防治的科学，而是使人类有计划地生育后代的科学与技术。近一个世纪来，世界上人口的急剧膨胀，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不安。过去把生儿育女作为神秘的、不受干预的私事，现在作为社会问题与科学问题被提出来。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对人口的增长采取鼓励或控制的对策，因此计划生育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性质（与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尤其是人口学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它同时又需要应用组织胚胎、妇科、产科、男性学、性医学等医学知识来研究安全可靠、舒适简便的治疗不育或节制生育的措施；没有这些措施，任何对策都将难以被人们接受，结果无法实施。因此计划生育成为临床医学的课题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关心支持计划生育的，除了世界人口基金会外，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经常举行学术会议，交流抗生育技术的经验。我国有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有计划生育研究所这类机构。
总之，这类学科的建立，有利于综合各学科的知识与技术，攻克每个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