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同时也是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属生命科学范畴。它有数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医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医学仍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独步于世界医学之林。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为整个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为求生存，自发地形成了疗伤治病的感性认识，并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卫生知识。早在远古时期，人们经过无数次尝试和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渐认识一些植物药、动物药。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也相继出现。针灸术的起始，约在新石器时代。人们首先是掌握了两头打制、挖制和磨制的技术，能够制出种类较多的石器，继而开始有了适合医用的砭石，久而久之发展成为针刺术。后来经过不断探索，采用树枝或干草作燃料，进行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治愈了许多病痛，从而形成了灸法。但是，春秋以前，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医学著作，属于医学理论的萌芽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科学文化日趋繁荣，不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生物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产生了不少名著，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指导下，以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观，运用朴素辨证的科学思维方式，对以往的医药学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概括，形成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结构，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医学的科学理论体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长期实践积累的医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该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系统地阐述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辨证、治则、针灸、汤液治疗、预防和养生等内容，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所著。该书在后人整理过程中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以外感病为主，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是中医学第一部阐明辨证论治的专书，为中医学辨证论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匮要略》以内伤杂病为主，根据脏腑的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类，记载了40多种杂病，并发展了病因学说，对后世病因学理论中的三因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成书于东汉时期。该书共收载药物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将药物分为寒、凉、温、热四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该书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一部难得的药物学专著。
继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后，从两晋直到明清，历代医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使中医学理论体系得到了全面发展。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在经络、腧穴和针灸治疗的方法和理论等方面较之《灵枢》更加充实和系统。隋·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理和证候学专书。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较详细地阐述了“三因致病说”。他把复杂的病因概括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类，使病因学说由博返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金元时期，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提出火热致病论，倡用寒凉药，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倡导攻邪学说，提出以汗、吐、下为主治疗疾病，后世称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治疗以补脾胃为主，后世称为“补土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后世称为“养阴派”。金元四大医学流派，各有创见，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明代赵献可、张介宾等提出的命门学说，丰富了藏象学说的内容。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突破。明·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温疫”的病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此乃病因学上的一大创见。清代医家王清任重视解剖，著有《医林改错》，书中修正了古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论，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中医诊断学的发展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它以研究疾病中各种症状、病名、证候的概念、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
中医诊断疾病的理论与方法，肇源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不仅在诊断方法上论述了望神、察色、闻声、问病、切脉等内容，并且贯串了诊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断思路，从理论上对辨证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经》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古典医籍，该书在脉诊方面，提出了“独取寸口”这一诊断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运用。
西汉名医淳于意创立“诊籍”作为诊断的原始资料。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将病、脉、症并治结合，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www.lindalemus.com/sanji/系。晋代的王叔和所著《脉经》，该书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分述三部九候、寸口、二十四脉等脉法。 隋·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可说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病候诊断的专著，以内科疾病为多，内容丰富，诊断指标明确。滑寿的《诊家枢要》专载诊法。刘昉著《幼幼新书》，论述望指纹在儿科诊断中的重要意义。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论述了危重疾病的“十怪脉”。
明清时期，对于诊断中的脉诊与舌诊发展尤为突出，同时对于诊病的原理、辨证的方法，更有进一步地阐发。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取诸家脉学之精华，详述二十七脉的脉体、主病和同类脉的鉴别。 对于四诊的综合性研究，影响较大者，如清·吴谦等撰的《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以四言歌诀简要介绍四诊的理论与方法，便于习诵。清·林之翰的《四诊抉微》，所论内容全面，注意色脉并重、四诊互参。汪宏的《望诊遵经》为全面论述望诊的专著。明清时期丰富了温热病诊疗经验，突出了望舌验齿等在温病诊断中的作用，并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
三、中医方药学的发展
中医方药学包括中药学和方剂学。中药学是专门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品种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一门学科。方剂学是研究和阐明方剂的制方原理、药物配伍及临床运用规律的一门学科。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最初是与觅食活动紧密相连的。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通过采食植物和狩猎，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有的可以充饥果腹，有的可以减缓病痛，有的则引起中毒，甚至造成死亡。古人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学知识。《山海经》是一部包含古代地理学、方物志等内容的著作，其中载有120余种药物，并记述了它们的医疗用途。《万物》是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汉简的一部分，其编撰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载药物70余种，各药所治疾病的记载较《山海经》更为进步，并有复方治疗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药物专编或本草古籍。方剂的历史相当悠久，由单方过渡到复方，是方剂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方著作，书中能够辨认的197方中，由两味药以上组成者119方，所载方剂的剂型已有汤、丸、散、膏之分，外治方又有熨、浴、熏、消毒等不同用法，并记录了随证加减、汤剂煎煮，服药时间、次数、禁忌，以及药后将息等内容，反映了先秦时期复方已经应用得较为广泛。
我国现有最早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麻黄治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大黄通便，当归调经，水银治皮肤病等，都是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炮炙药物的方法有很大发展，雷敩总结这方面经验，撰成《炮炙论》一书，共三卷，载药三百种。唐代《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药典，比纽伦堡药典颁发早800多年。明代李时珍对药物进行了全面整理和考证，以科学态度认真总结了16世纪前我国人民丰富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完成了著名的《本草纲目》。全书收药1892种（新增374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该书17世纪初即传播海外，先后有多种文字译本，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全书载药921种，其中《本草纲目》未收载者有716种，主要是疗效确切的民间药物和外来药。本书还收录了大量今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刊行于1848年，收录植物1714种，新增者519种。该书记述了植物的文献出处、产地、生境、形态及性味功用等。对植物品种作了大量考证，对植物形态的描述比较详细，所附图绘极为精审，大大超过了历代本草。是清代产生水平很高的药用植物学巨著，对后世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由单味药组成复方用于临床，既能提高疗效，又能减少某些药物副作用。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从而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内经》书中所载的13首方剂虽然仍较古朴，单方亦近其半，但书中所总结的有关辨证立法、组方结构、配伍方法、用药宜忌、方制大小等理论，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东汉末期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全书共载方314首，大多配伍严谨，疗效卓著，示以规矩，教以权变，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历代方书收录的方剂不断有所增加，至明代的《普济方》，竞收方达61739首。方剂学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逐步成熟和发展起来了。
四、中医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古代针灸学术思想和宝贵实践经验基础上，运用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经络、腧穴、操作技能、治疗法则、作用机制及防治疾病规律的一门学科。
针灸医学起源于我国远古时代以砭石为工具的医疗方法，这就是针刺的萌芽。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多伦旗头道洼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l根磨削的石针，据鉴定为针刺的原始工具。随着人类智慧和社会生产工艺的不断发展，针具由石针、骨针逐步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至现代的不锈钢针。灸的发明，当是人类知道用火以后。当身体某些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故认识到灸熨可以用于治疗，继而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艾灸。此外，拔罐法亦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时是利用兽角做成的饮具，借燃火的热力，排除其中空气，使其吸附在皮肤表面来治病，故古代称之为“角法”。
针灸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发展到金属针具，特别是九针的出现更扩大了针灸实践范围，促进了针灸学术飞跃发展，针灸理论也不断得以升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热熨等均已广泛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为临床实践的总结和提高以及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它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战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书的《内经》，重点论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等。特别是《灵枢》又称《针经》，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刺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对针灸医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晋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皇甫谧撰成《针灸甲乙经》一书，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和确定了349个腧穴的位置、主治、操作，介绍了针灸方法、宜忌和常见病的治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在针灸学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影响很大。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针灸医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至唐代针灸已成为一门专科，针灸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还创用阿是穴和指寸法。这一时期灸法最为盛行。
宋金元时期，建立了更为完整的针灸教学机构，设针科、灸科，北宋时期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重新考订明堂经穴，于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于石碑供人们参抄拓印，他还设计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试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经络腧穴理论知识的统一和针灸学的发展。元代滑伯仁于公元1341年著《十四经发挥》，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高潮，名医辈出，理论研究深化，它继承了金元时期各个流派的不同特点而又推陈出新。其间尤以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影响最大。它汇集历代诸家学说和实践经验总结而成，是继《内经》、《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此外，尚有徐凤撰的《针灸大全》，评述了针灸手法。汪机的《针灸问对》，针对针灸学术领域的主要内容设有80多条问答，对学习者很有启发。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
针灸医学源于中国，几千年来不仅对我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早在公元6世纪我国针灸就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至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传入欧洲，此后国际上的针灸学术交流甚为频繁，学术团体也日渐增多。为了加速我国针灸医学对外传播，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在我国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三大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培养了大批国外针灸人才。至目前为止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针灸医疗、科研和教育，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世界各国推荐针灸治疗43种疾病。
五、中医学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步形成的。中医学对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认识，以及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均有它的许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恒动观念和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它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各个领域之中。
1．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结构上看，机体是由许多脏腑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脏腑组织器官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形成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配合六腑，联系五体、五官、九窍等的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体。从功能上看，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也是相互配合的，共同完成人体的各项功能活动。例如，水液的代谢过程，要依靠人体多个脏腑的共同协调作用才能完成，其生成关系到胃、脾、大小肠等脏腑的消化吸收功能，其输布是在脾、心、肺、肾、三焦等脏腑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人的这种整体性，还表现在病理方面。一旦某一局部发生病变，不仅该部位的功能障碍，还将影响到相关部位甚至整体功能的失调。如肝主疏泄，能调节人的情志活动，促进血液运医学招聘网行和水液代谢，通调月经等。若肝失疏泄，则会出现情绪低落、月经失调、血液运行及水液代谢障碍等情况。人的情绪低落进而会影响到全身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由于各脏腑组织器官在结构、功能上的相互联系和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所以临床诊断上可以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变化，了解和判断内在脏腑的病变。治疗上，局部的病变常须从整体出发，采用相应的治疗方法。如耳病治肾、鼻病治肺、目病治肝等，都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定的治疗原则。
2．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必须不断地进行调节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时刻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如四季的气候特点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人体的阳气也随之有盛衰的变化。由春至夏，阳气渐盛，腠理开泄，津液外出而汗多；由秋至冬，阳气渐衰，腠理致密，汗孔关闭而少汗，津液下流而多尿。一日之中，气温的变化也有类似的规律，如早晨至日中，气温渐渐升高，日入至夜半，气温渐渐降低。人体的气血亦随之而变化，白天阳气处于积极活动状态，夜间阳气活动相对静止，人体各部的功能活动便有张有弛地进行着。
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地区气候的差异，对机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南方地势低平，气候温暖而潮湿，人体腠理较疏松；西北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而干燥，机体腠理较致密。在一种环境中长期生活的人，一旦易地而处，便会感到一时不太适应，须经过一段时间后，人才会逐渐适应。
人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主动适应的能力，所以一般正常的气候变化，是不会危害人体的。但是，如果变化过于剧烈，超过了人体的调节能力，或机体自身调节机能障碍，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疾病就会发生。因此，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常见病、多发病，如春多风温，夏多热病，秋多燥病，冬多寒病等。老年人及小儿、体弱者，由于适应能力差，每当气候变化剧烈或季节交换之际，常容易生病。此外，在某些地区，常发生一些地方性疾病，主要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
3．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 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以社会环境对人们心理和精神的影响也一直被中医学所重视。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良的社会环境，也会成为致病因素。如：家庭相当于一个小社会，若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则有利于身心健康；相反，若家庭中矛盾重重，则容易产生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再如社会地位的变迁、激烈的社会竞争也易使人不堪重负而患上多种疾病。这就需要人们加强意志锻炼和精神修养，善于适应各种社会环境。
（二)恒动观念
恒动观念，是指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静止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观点。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而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固有属性。中医学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包括生命活动、健康、疾病等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
1．生理上的恒动观 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活动都处于永恒无休止的运动中。如生、长、壮、老、已是生命活动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动”。欲维持健康，就要经常锻炼身体，即“生命在于运动”之本意。又如人体对饮食物的吸收，津液的环流代谢，气血的循环贯注，物质与功能的相互转化等，无一不是在机体内部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阴阳运动之中实现的，这就是生理上的恒动观。
2．病理上的恒动观 中医学以“动”的观念，从病因作用于机体到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对整个疾病的全过程进行动态观察，发现疾病的病理亦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如外感表寒证未及时治疗，则可入里化热，转成里热证；实证日久可转为虚证；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新病又往往引动旧病等。另一方面疾病的病理变化多表现为一定阶段性，发病初、中、末期都有一般规律和特点。例如风温，初在肺卫，中在气分，末期多致肺胃阴伤。又如气血瘀滞、痰饮停滞、糟粕蓄积等，都是发病机体脏腑气化运动失常的结果，这就是病理上的恒动观。
3．疾病防治的恒动观 疾病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一切病理变化，都是阴阳矛盾运动失去平衡协调，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治病必求其本，治疗应以扶正祛邪、调整阴阳的动态平衡为基本原则，体现了运用对立统一的运动观点指导临床治疗的特点。中医学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就是运用运动的观点去处理健康和疾病的矛盾，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偏盛偏衰而使之处于生理活动的动态平衡。所以，中医学养生及防治疾病的基本思想，均体现了动静互涵的恒动观念。
（三)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也叫辨证施治，是中医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要正确地辨证，首先应该明确病、症、证三者的概念。
病，即疾病。疾病是与健康相对的概念，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病理过程。如感冒、痢疾等。
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指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单个的独立的具体表现，如发热、咳嗽、面黄、目赤等。症仅仅是疾病的个别表现，孤立的症状和体征不能反映疾病病理变化的本质。
证，即证候。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反映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它包括病变部位、原因、性质、以及正邪斗争的情况等。证反映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如气血两虚、肝阳上亢等，均是证的概念。
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各种症状和体征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最终判断为某种证型。如气虚证、肝肾阴虚证、痰热壅肺证、脾肾阳虚证等。论治，是针对证型确定治疗原则和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论治是辨证的目的。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过程。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
辨证论治能辩证地看待病与证的关系。辨证论治既注意到同一种病在不同的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又注意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相同的证。所以在临床治疗上，要着重抓住疾病的本质。因此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两种情况。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也不一样。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若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则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治疗。中医治病主要是着眼于证的异同，证同治同，证不同治亦不同。所以“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实质是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