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08年一个冬日清早，45岁的中医骆斌收拾好行囊，轻声拜别家人，只身南下，专程去沪上拜访名医季文煌。这已是他近两年“游学之旅”的第8个拜师对象。

在此之前，对于仰慕已久的云南吴生元、南通朱良春、成都邓中甲、南京黄煌等当代名医大家，他都利用工作间隙，亲赴各地虔诚拜师，得以当面求学侍诊，多则一月，少则两周。浸yin了名医大师的教诲，身材瘦弱的骆斌也仿佛沾染了灵性，风度越发清雅了。

而这所有的机缘、资助，均来自于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项中青年名中医培养工程。

在这项鼓励培养对象“外出遍访名医”、游学拜师的培养计划中，受惠人数共25名，都是从事临床多年、有一定学术成就的中青年中医。长达3年的培养计划，使每个人都夯实了中医根基，拓宽了视野，向新一代名医的目标迈近了一步。

游学是中医传统的成才模式

所谓“游学”，游即出游，学即学习，指离开本乡到外地或外国求学。游学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如圣经中记载的东方五学士、意大利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等。

而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弟子的学识和品质，开阔眼界；唐代大诗人李白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漫游名胜古迹，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传世佳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中国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

在我国历代名医大家的成才画卷上，随处可见古人遍访名医、游学四海的身影：汉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先后拜师张伯祖和阳励公等；唐代孙思邈知一事长于己者，则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元代朱丹溪40岁以后游学各地，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浙江，为求师罗知悌“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明有李时珍搜罗百氏，足涉名山大川，遍访穷乡僻壤，写成《本草纲目》；清代叶天士10年之内拜访17位老师，汲取各家之长，终成大业。

时光荏苒，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中医院校式教育成为主流。然而，50年来这种方式并没有培养出更多的名医大家，人们开始反思，寻求中医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突破窄面的院校教育模式

近年来，师承教育广被认可，除了“一对一”固定的师徒关系外，多方拜师的形式也开始被北京、广东、江苏、福建、浙江等地采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副司长洪净介绍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期间完成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就是强调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使他们尽快成长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在这些“先知先行”的单位中，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明确了“游学”的提法，认识较为深刻，实施得也较透彻。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曾经拜过刘渡舟、赵绍琴、王绵之等多位名老中医为师，也经常抓住外地出差的机会拜访当地名医，而今又是他鼎力促成北中医实行这种“游学”培养方式。

他体会，无论师生双方再怎样努力悉心传承，也不可能完全“拷贝”出第二个老师来，正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怎样超越前人？除了依靠临床实践，另一方面，就需要“转益多师是吾师”，多方拜师，这可以把自己几十年都悟不出的道理经验“一下子”学到手，顿开茅塞。

因此从2005年开始，北京中医药大学决定在校内实施中青年“名中医工程”，在培养方式上，除了重视“读经典、做临床”以外，明确要求“可在全国范围内自拜名师，跨单位跨地区跟随多名导师不定期临证学习”，产生的拜师学费及差旅费等，学校为每名对象提供5万元专项经费；为保证足够的外出拜师时间，学校特批每年可享受一个月的学术假期。

“仅适于有经验的临床中医”

这貌似轻松可以“云游四海”的培养项目，实际上却考核甚严，完成起来并不容易。

高标准、严要求的选拔条件和程序是第一关。选拔对象分“提升”和“培养”两种：对提升对象的要求是55岁以下，从事中医临床20年以上的主任医师，在某一专业独有建树，带博士或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等；对培养对象要求稍低，需要从事中医临床15年以上副主任医师，45岁以下，有稳定主攻方向，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等。

进入到“名中医工程”以后，面临的是每月每年的严格考核。大学医疗管理处统一管理，建立档案，要求培养对象每周临床时间不得少于3天，年门诊量不得低于2000人次，每季度有一篇临床学习心得体会，发表论文一篇，每年作学术报告一次。三年期满，经过滚动汰劣，提交的学习总结和论文验收合格者，才能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青年名中医证书”。

“其实名不名医的，就是个形式。您说刘渡舟、董建华这些名医是评出来的吗？”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史利卿参与这项培养计划的初衷很务实，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师抄方，温习经典。

在史利卿的“跟师心得本”上，7月21日这一天，记载了用苓桂术甘汤成功治愈一位哮喘病人的病例。这和他一年来自拜京派名医方和谦为师、每周侍诊密不可分。字迹整齐、厚厚的一本抄方笔记见证了他利用门诊、查房、科研间隙，虚心向学的踏实和辛苦。

在东方医院医务处，记者看到专门卷宗里，整齐码放着对该院7名提升培养对象的厚厚的考核资料。其中，获得全国优秀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优秀学员”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肾病糖尿病中心主任高彦彬，“规定动作”完成得最好，显得驾轻就熟。除了拜访上海丁学屏、广州熊曼起、成都张发荣、济南程益春等名医以外，他还多次参加国家局和北京市中医局主办的名中医讲座和培训，精读了老师布置的四部经典等中医书目。

“广拜名师这种方式非常好，但只适于有一定临床经验的人，才能体味老师处方用药的深意。如果是本科刚毕业进入临床，恐怕就很难看懂各种临证变化。”高彦彬说。

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些有一定临床基础的中青年医师，在外出拜师中，不但从未遭遇拒绝，反而受到各地老中医们的热情欢迎和无私传授。临别时，老中医们还多给这些学员赠书或题字留念。旧时中医的狭隘的“门户之见”、秘而不授，在今天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老中医们的古道热肠、提携后学的新风尚。

非躬身拜师无以体会

“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道出成为中医名家的关键：饱读和拜师。名医虽多有著书，但仅读书的感受不及亲身体验的千分之一，有些经验技巧非师承学习不可获得，非躬身拜师无以体会。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骆斌利用北京中医药大学校本部工作每年有寒暑假期的优势，外出拜访的名医最多，“通过这些游学拜师，我有机会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中医，学习老师们的诊疗思路、选方用药特点及不同地域的特色用药习惯和药物种类，使自己在治疗用药思路上得到拓宽。”

现代中医高彦彬因此项目对中医诊病有了切实把握：“把中医理论溶进血液，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三因制宜等理论有了深刻体会，感觉升华了一个层次。”现在临床上，他已经可以自觉运用卫气营血辨证，经典方的使用更为灵活自如。

而奔赴厦门，拜师肝病专家康良石与脾胃专家涂福晋的史利卿，则对闽南地区的特殊环境、体质及当地特色用药有了切身体会。“这种博采众长的方式，对提炼个人的学术思想非常有益。”

传统教学理念的悄然回归

十多年来，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名师带徒弟”形式已培养出众多的中医高级人才。但由于中医经验传承的个体化、特殊性，如何让徒弟超越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命题。

王庆国认为，“游学”是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和常规的“师带徒”很好配合，相得益彰。中青年中医先固定拜一位老师学习几年临床经验，掌握了基本的临证方法以后，再去四处游学，广拜名师，可以快速提升临床能力。

中医人才究竟应如何培养？院校式教育和传统师承孰优孰劣？从全国第一、二、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到200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的“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兴起“读经典，多临证”的高潮，以及全国各地多种形式的名医继承和拜师活动，都似乎在昭示：中医人才的培养方式正在转变。

而今天，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所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的中医药最高学府里，正在进行的鼓励培养对象遍访名医，即中医传统的游学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常规中医教育模式外的一种别样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中医教育理念日趋传统？或者说我们的教学理念越来越包容，越务实？这是否是一种更加符合中医传统本体特征的传承方式？古老的中医药将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绎精彩？一切还有待我们继续观察和探索。

中国中医药报记者 马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