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永利先生的两篇文章读后
□ 王昆文
皋永利先生为中医的发展可谓煞费苦心，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建言献策，提出了不少高论。统计他从去年初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表的有关中医问题的文章已不下35篇（见《中国中医药报》和《亚太传统医药》)。
这里，我仅对他今年8月份即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临床西化’不应问罪于现代方法”（以下简称“问罪”一文)和“不要把‘保护’变成束缚中医发展的枷锁”（以下简称“束缚”一文)——作一点初步的分析。
他的这两篇文章都围绕着中医“西化”的问题展开。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也不赞成中医“西化”，也想同它划清界限，而实际上却在为中医“西化”积极辩护。
先说“问罪”一文。该文全篇表现出他对纯中医的偏见和对现代检测方法的吹捧。皋先生始终坚持以所谓“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作为中医临床的“必需”，并为其合理性辩护。他口口声声以现代检测方法之于中医临床如何重要云云，硬要把西医的辨病强加在中医辨证的头上。他认为，中医的治疗要以西医的诊断病名（结论)为依据，非要借助它不可，而且还美其名曰：是“使‘辨证论治’有了一个更科学的保障”。他认为用现代检测方法对中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拒绝则意味着倒退”。他说：“对多数疾病而言，不借助于现代检测方法是难以诊断的，所以，现代中医临床过程，即‘辨病+辨证论治’，没有现代检测方法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可以这样说，现代检测方法已经成为中医临床辨病过程的主要支撑。”注意：他这段话里有几个关键词：“多数”、“主要”和“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在皋先生的眼里，好像中医已经几乎不能独立的诊病，现代检测方法已经成了中医诊病不可或缺的东西，中医如果离开西医的“辨病”，已经寸步难行了，甚至连看病都成问题了。真难以想象，医圣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的每一篇之篇名即是：“XXX病脉证治第X”，其中的“病”他是怎样来辨的，那时候总没有什么“现代检测方法”来“支撑”吧？你能说张仲景不会诊病且不能取得优异的疗效吗？再说对于疗效的判断，皋先生居然也要以西医检测的“病理改变是否消除”为标准，认为“仅凭外在‘证’的消失就做出治愈的判断，则是不负责任的”。这就等于说，中医连自己判断疾病治疗效果的话语权都受到了质疑，因为你那个判断不能算数，只有西医的检验结论才是“科学”的和唯一可信的。名义上他是说要“中西互参”（疗效)，而实际上还是要以西医的为标准。
其实对西医的一套现代检测方法，中医还是有些敬畏的，中医何曾“问罪”？不过仅仅是主张不要依赖它，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神圣”，不要以它作为中医诊断治疗的依据和标准，而是要坚持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
皋先生还反对回归中医临床的传统面貌，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其实，这哪里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明明是坚持中医西化的人士“所不能接受”。他们打着“满足社会需求”的口号，一方面认为现代方法是非用不可，而另一方面又把对这种方法的滥用归责于某些中医人员身上，说是他们的“出发点出了问题”，从而为这种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开脱。老实说，现代方法之所以被滥用，一方面也与某些人过分地吹捧、夸大它的作用有关，许多人被他们所误导。笔者每天在诊所里给病人看病，就没有哪一个病人要求我用现代方法和技术为他们做什么检测的（只有个别的要求测量一下血压)。因为这里就是中医诊所。中医治病靠的就是大脑，靠人的智慧而不是机器，中医就是讲究执简驭繁。
总之，在对疾病诊治方法的运用上，皋先生连“姓中”或“姓西”都不要了，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结合”型的，其实质就是对你纯中医的理论及其疗效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
再说“束缚”一文。
皋先生在该文中说，某些地方规定中医人员不准开西药的做法，使“中医不仅得不到切实的发展，反而成为一种束缚”。还有，如过分地强调中医院要“姓中”、中医发展要走纯中医之路等亦如此。因此他说：“中医应用西药，就像应用现代的检测技术与方法一样，是现代科学条件下由中医临床的需求决定的。”
这里，我要请问皋先生：中医临床上究竟有多大比例的病员要求既用中药、又用西药，你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吗？既用中药，又用西药，就是“中医与西医的科学结合”吗？这种“结合”就一定优于纯中医治疗吗？按照你的逻辑，那中药加西药运用得越多，中医不是就越能发展了？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医临床的需求”，其实不然。只有那种对中医理论及其临床运用缺乏信心，心中没有底，总想依靠西医这根拐杖才能走路的所谓“中医”们，才会有这种“需求”。皋先生是否知道，在新加坡，中医开西药违法，如违规将受到惩处。在澳大利亚中医诊所的中医大夫也只准开中药，不准开西药，外国同行对之却有“纯中医”、“真中医”、“正宗中医”之称呼。这两个国家的做法难道也是“一种束缚”？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附和说：“中医不能用西药”“只能是作茧自缚,自取灭亡”云云，还说什么“中医只有在西医建造的平台上才能更充分发挥自己的中医特色”，“西医是锦，中医是锦上添花”等，请问：这还叫作“中西医并重”吗？你那不是成了一“轻”一“重”吗？中医不可以“是锦”吗？这与某院士所说的“中医只能作配角”有何区别？
明明西医的方法、技术是西医思维的产物，而皋先生却要把它们拆开来，说什么“中医‘西化’主要是指思维的西化”，而所谓“科学地借鉴现代医学的一些方法和技术”就不属于“西化”。但是，请别忘了，恰恰是在去年8月30日的同一张报纸上，皋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西医思维在临床中走向统一”的文章，文中说：“在这些现代方法和手段的背后，一定是一种与之相应的思维模式在起作用。”而现在他却又说：不应“把西医的思维与西医的方法、技术混为一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现在，我们强调中医院要“姓中”，而他却认为这是“过分”和“矫枉过正”。在他眼里，中药加西药，再加“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就是“更开放”和环境“宽松”，就能使中医度过“比较艰难的发展时期”。
总之，中医已经在“西化”的道路上，部分地丧失了自我，皋先生好像还嫌不够，还希望“理论上的融合”。他也承认“西医思维在中医临床上的过度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影响了中医的辨证论治过程”，但他还是坚持“推动两种思维模式不断走近”。认为否则就是“有违医学发展的规律”。
“一种对立的态度”——不错，皋先生说得对。中医如果不坚持自己的理论、思维及其诊治方法，恐怕早就被西医或现代科学所异化而消亡了。中医发展要走纯中医之路，就正是针对于此而提出来的，它就是要关掉被“西化”的大门，还它一片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净土。尽管这条路走得很艰难，走得很曲折，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但路还是得走下去。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