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是指概念模式，医生利用概念模式来组织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近年来国内外医学界对生物医学模式（Bi o－Medical  Mode1)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o--medical  model)进行着广泛讨论。不少人认为生物一医学模式现在存在内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更不适应现代医学的进展，必须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也有少数医学家提出过整体医学模式（Holistic  medical  Model)。

    这个讨论不仅是对另一个理论概念的兴趣，而是涉及到许多实际工作必须作出相应改变的重大实践课题。关于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先导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1948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头便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这就明确地把人类的健康与生物的、心理的及社会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L.Engel)1977年在“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在理论上对此作了更正确的扼要的论述，他尖锐地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他说：“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illness)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的)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障碍……任何不能如此解释的障碍都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而且“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解释所有的资料时，就要修改者摈弃这个模式。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

    生物医学模式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

    人们把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作为近代医学的出发点。哈维把实验方法引入了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从而把立足于科学实验的近代医学和前此的原始的、巫术的、经验的等古代医学区别开来。此后，人类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获得了一系列成果。以对疾病的认识来说，莫干尼作过许多尸体解剖。他把疾病定位在器官，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和它相应的一定器官的损害，魏尔啸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把生物学中的重大成就细胞学应用于医学，进而把疾病定位在细胞，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是局部的、细胞的损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使对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到生物膜，深入到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的分子水平上。一系列“分子病”的发现，使“分子病理学”应运而生。从对疾病的认识来说，以巴斯德和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学者们，在18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发现了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在本世纪上半叶，各种维生素和激素等相继发现，从而确知了许多营养缺乏病和内分泌疾病的特定病因。近三十年来，人类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已查明有三千多种疾病属于遗传性疾病，可在染色体上或基因上找到病因。从治疗手段来说，本世纪内抗毒素血清疗法、砷剂驱梅疗法、磺胺药、抗生素、驱虫药等种种特异疗法相继发展；即便从外科手段来说，某种病施用某种手术也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新近的进展诸如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就更有一定的特异性了。所有这些立足于生物科学的成就之上的医学进展，使人类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因此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基础医学”的大部分学科都属于生物科学)对于医学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创用了“生物医学”（Biomedicine)这个术语以表达这种密切的关系。于是，“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为进展迅速的现代医学的标志和核心。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当前和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仍然起着主要作用。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即生物医学研究乃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对于精神状态及其疾病的防治研究，也需要从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神经病理学等生物医学领域进行工作。然而，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或发展成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仅从生物学的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

    为什么直到最近这些年才突出地强调医学模式的这种转变呢？似乎可以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来分析。从医学本身的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客观社会需要来说，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已经不再是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它们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占的地位已显然不重要，相形之下，与心理性、社会性因素有关的疾病却显著增高，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心理、社会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饮食过度、因犯罪率升高和“家庭瓦解”以及其他种种心理社会原因而引起的心因性疾病的广泛发生，更主要是来自心理-社会因素。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以系统论作为它的概念框架，主张应该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中来研究人体或人。各层次之间既有横向的相互作用，又有纵向的相互作用。纵向的相互作用就是下向因果性和上向因果性的结合。

    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的组织管理、医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以心血管病为例，近期召开的世界性心脏病理学会议上就曾广泛地讨论过应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范围从分子水平到心理学、社会学。这些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研究社会一生物决定人的健康和发病机制，弄清社会的、生物的以及物理化学因素在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和比重。高血压、冠心病的风险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生物学的内分泌、代谢、调节、遗传等因素，两者又是有密切关系的。至于影响心脏病人的求医和转归，社会、心理因素则更占有重要地位。由此从预防的观点、战略的观点解决高血压、冠心病，不能不对个人行为、个人性格、紧张状态等给予极大注意。单纯生物学的观点是不能对高血压、冠心病有深刻的了解的，对其防治对策与措施就更不全面，谈不到有更好的效果与效益了。苏联心脏病学家米亚斯尼柯夫甚至谈到预防高血压要注意培养一种抗高血压素质、善于保持坚强的毅力、精神，和在争论中的客观性和自我控制，善于保持理智的最佳化的情感。

    当前医学的任务要更多注意保持与促进健康，医学和其他学科的成就已经提示我们，在看到人们认识人体本身以及依靠社会改革与行政手段改造世界所显示出的潜力时，扩展我们的视野是多么重要。根据以上观点更好地研究健康和疾病防治与社会、文化、经济、心理的关系，加强社会医学、环境医学、疾病流行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等的研究，从更高的层次，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组织我们的学科工作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

    医学模式的讨论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医学教育的改革。国内外医学界对于医学教育现状就有不少议论，认为人文科学、预防医学在医学生培养计划中不受重视。医学生的视野过于狭窄，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利用生物医学成就去对付住院病人。这些工作是重要的，但这仅是推动医学前进、促进人类健康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在当前生物医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刻，生物医学模式的内在缺陷就成为医学前进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