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暴发，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而时隔数年之后，这一体系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地坛医院的“五一”

　　5月1日晚上10点，黄若刚接到北京市卫生局领导电话，说马上去北京市市政府一号会议室开会。当他带着材料赶到市政府时，发现几位市长和卫生局局长都已经先他而至。

　　两个小时前，一名乘坐AM098航班的墨西哥男子，在香港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而与他同机的十余人已经抵达了北京。

　　“要对同机人员进行隔离。”手里拿着一叠同机人员资料的黄若刚得到了这样一个命令，国务院在此前的4月30日已发出公告，甲型H1N1流感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各区疾控中心、外事办、公安等相关人员被调动起来分工分头去搜索那些即将入睡的墨航人员。

　　而在此同时，白天还在外地进行手足口病的防治工作的传染病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成军则接到了“立刻腾空病房区”的通知。正准备上床睡觉的他拿起衣服直奔医院。

　　31个患者，34张床位，患者转移病房，铺床，消毒，在2~3个小时内，工作全部完成，等待疾控方面把需要医学观察的人转运过来。

　　在成军带领医护人员进行腾空病房时，黄若刚已经在5口之家的墨西哥人住所门前等候了。

　　“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国的法律规定，密切接触者需要进行医学观察，但是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几番沟通之后，他们配合了我们的工作。从12点一直到凌晨6点，顺利把他们送到了医学观察地点。”当黄若刚完成自己分配的任务时，其他同事也找到了14名在京的人员，还有三个已经确认了所在地，河北、江苏、香港，也就地进行了医学观察。

　　这一切极短时间的任务的完成，彰显了整个疾控的防控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从SARS到甲型H1N1

　　对于中国人来讲，当年SARS的惊心动魄留下的不只警醒，也是不断的体制完善。

　　“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之前是没有流程的，这都是在SARS过程中形成的预案。根据各种疾病流行的特点，分别形成的方案。”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应急工作对成军来说已经是一种工作的常态。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2006年，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2003年的SARS，对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改进打下了一个基础，痛定思痛之后，北京市政府投资十几个亿来建设地坛医院。SARS前没有一个传染病医院的设备价值超过一个亿，我们现在有4.2亿的设备。” 成军表示。

　　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按照常备不懈的原则，常态存于地坛医院的仓库。

　　“这个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投了巨资来做的。传染病医院物资的消耗与普通医院不同，这些防护品是有周期性的，可能过了一定时间就没有用了，但如果不准备是要冒风险的，以防需要的时候买不到。”成军表示。

　　除此之外，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达菲做了非常好的准备，以及并发急性感染的抗生素、中成药、重病人需要的呼吸机之类也做好了准备。

　　“公开透明更有利于控制疫情”

　　“在SARS出现的第一个月，它的未知性让许多人感觉有些害怕。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公开透明更有利于控制病情，SARS可防、可控。”地坛医院传染科主任陈志海对CBN记者表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卫生部专门召开座谈会，指出要建立严格的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发布国内外最新疫情信息，增强防控工作的透明度。

　　“信息的公开透明，让全民行动起来，我们才能打赢这场战役。”黄若刚表示。

　　“几十年未发现变异的流感病毒了，早在5年前，世卫组织已经启动对流感病毒的监测，对这个新病毒而言，并不是没有准备。”流行病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对CBN记者表示。

　　“现在时间和地点很有利，第一季节有利。自然有固有的规律，自然的规律甚至大于人的力量。”陈志海表示，“这个病毒在高温和潮湿的情况下，很难生存，但是不能不防控在秋冬季节的再次来临。”

　　但是即使第二波甲型H1N1流感来临，人类也将有充分的时间去做疫苗等防控措施。

　　“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5月中旬世卫组织将提供病毒毒株，可以用生产疫苗，3个月以后就可以使用疫苗了。”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李德新于4月30日对CBN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