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诸版皆谓“向上的、向外的”为阳，而以“向下的、向内的”为阴。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
  因为“向上的”与“向外的”必不可能同时成立，而同一概念也不可能有两种内涵。试以人体而论，手足虽有上下之分，然而却都属外。若谓上为阳、下为阴，则“手”为阳而“足”为阴；然若谓外为阳、内为阴，则手足都为阳（“四末为诸阳之本”)。所以说“外为阳”与“上为阳”两种说法，在对手足阴阳属性的判断上，可谓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同理，“向上的、向外的”为阳的说法，则又与古人“上为阳”、“外为阳”的说法正相反，并且也存在着同样的内部逻辑悖反。
  既然以为“外为阳”，就不能再以“向外的”为阳；既以“外为阳”，而上下、左右、前后无非外，也就是说上、下都是阳，而不能再以在外的手足别分阴阳！经言“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素问•阴阳离合论》)，可见，阴在中，下冲者为阴，上出者亦为此阴，而凡外出者无非此阴。经典本义：唯在内者为阴，而在外者无非阳。手足既“在外”，不可再以上下复分阴阳，否则必将导致阴阳概念的混乱。以左右、前后分阴阳者，其误同此。若必以上下左右别阴阳者，则阴阳在反掌之间、在转身之间，乃至于在转念之间，真可谓反手为云覆手雨矣，必无“定义”可言！唯以“内外”论阴阳者，乃可与言阴阳之“定”义，经言“外者为阳，内者为阴”者是，以为“阳在外…，阴在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者是，“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生气通天论》)是。
  既然“中为阴”或“内者为阴”，则“阴”的运行方向正应当“向外”。譬以人身：心居身中，而动脉主出，“中”心以上，动脉升出，此心之下，动脉降出，而皆无非居中者之阴的动出。此心之所在，阴也；其脉之出，亦正以阴外出也，《素问•调经论》谓之“阳注于阴、阴满之外”。可知，“中心”之上，“向上的”正是阴脉之动出，而“向下的”却正是阳脉之环入／还入，又怎可必谓“向上的”为阳？而只有直立的人体，在此“心”之下，“向下的为阴”才可暂时成立。所以说，以上下论阴阳者，必与阴阳的经典含义相冲突。
  另外，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可知，阴阳本为相对概念，阳既然“在外”，则就不可能再“向外”，而只有“向内”的余地，否则如何得以“冲气以为和”，反倒只有“阴阳离决”了！可知今所谓“向外的为阳”的说法，与“外者为阳”之经义相冲突，其间存在逻辑错误。
  《内经》以“内外”论阴阳，故必以“阳在外”、“阴在内”立论，而理所当然地以“向内的”为阳、“向外的”为阴。故《素问•调经论》就明言:“阳注于阴，阴满之外”,而《灵枢•营卫生会》也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这就好比动物身体的所共有的动静脉之循环。言下之意，“阳在外”必“注于”内而“阴在内”者亦宜“之外（流向外)”！阴阳之相贯，譬以血脉之如环，何处为其端？凡诸动脉必“出”，而其脉之静者（静脉)又必“环入”，盖可以见阴出阳入之“道”理。
  诸“脉”者，岐伯所谓“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调身宝”者也（《灵枢•五乱》)，故又称作“道路／络”“经隧”，而经论也因此反复强调“审知其道”、“守经隧焉”。《金匮要略》曰“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藏府之纹理也”。《难经》亦以为“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通行原气”于三部，“经历于五藏六府”（“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藏六府”)，《中藏经》则径以“三焦”为脉管。
  
  据《中藏经》，上焦曰“三管”，中焦曰“霍乱”，下焦曰“走哺”。试以人体经脉合之则无不应：“三管”者，主动脉弓上正有“三管”：左锁骨上动脉、左颈总动脉以及右侧的无名动脉共有“三管”；“霍”者“疾貌”，而“霍乱”者，动静脉交汇霍乱之处也，当指“囫囵”心藏；“走哺”者，主动脉下行，走哺之义也。今《华佗神医秘传》也有同种记载。而华氏精通外科，能“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则必于人体解剖相当熟悉，其所以名三管、霍乱、走哺者，必有所见；其以“霍乱”为交乱之处确能名符其实。霍乱又为上吐下泄之病，上下交乱之意可见。“霍乱”也可能用为心脏跳动的象声词，若果真如此，则华佗所见又必为“活体”解剖了（“霍霍”至今仍用为象声词，“乱”本意即为一曲终了而诸乐并起之音，诸乐并起于一时，故曰“乱”) ，这种情况亦不无可能。因为，《华佗神医秘传》中正有其弟子樊阿注《史记》所载仓公诊籍的记录，谓“仓公识高，吾师胆大”，又说：脾藏可去，而胸不可破。当时条件下，其能知脾藏可去，实属不易；而谓胸不可破，亦必源于实际！说不定华佗师徒确曾开过胸而且见过三管、走哺之形，甚至听到过霍乱之声，亦非全无可能。只是《难经》、《中藏经》一派医家，误以三焦少阳为动脉，可能有违“孤之府”的本义、阴阳之经义，详后。不过，其以三焦为脉道者则一脉相承，犹存古义。
  
  三焦者，既为血脉通道，而又不同于其它中空之府，所以《内经》称之为“孤之府”，以与诸恒常之府相别异（《灵枢•本输》“少阳属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可见这种“中间流动着液体”的管状结构，既然与容受和传导水谷的“中空脏器”相提并论，且同名曰“府”，则所指确实是“中空”的脉道！ “少阳属肾上连肺”者，此“少阳”以三焦为言；“有名而无形”则以遍布全身、“所止辄为原”因而“不部居”者为言，并非真正的无形；而“孤之府”者又以“独一无二”的“泛不可概”“独不部居”得名)。可知，道、理、腠、输、脉、管、孤之府、三焦、经隧者，皆今所谓“脉管”也。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者，确实以“脉道”之循环为言：太少诸阴并主出（太阴脉、少阴脉都是动脉)，而太、少二阳皆还入（太阳脉、少阳脉皆为静脉)，则动静脉之出入即是阴阳之出入。现代医学也证实，脉之动者（动脉)主出而脉之静者（静脉)还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并且这相贯无端的脉道，确也真正能够自圆：古人认为，动出的阴脉与静入的阳脉之间，乃由一种可以逆转的“脉”相连接（这正如现代解剖学已经认识到的，动静脉之间有毛细血管)。这种可以逆转的“脉”，既是“出”的将绝，也就是“入”的开始。以其能“出”而言，仍名曰“阴”，而以其绝阴赴阳之逆转言，则为阴中之“厥阴”。此为阴之将绝，《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两阴交尽”者，故曰厥阴；而又为阳之大始，名曰阴而紧接着就作阳入，故名曰厥阴，又不从阴而反从少阳（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而少阳为厥阴之中气)。这种由阴转阳之厥阴脉，除了与由阳转阴之“阳明脉”耦同外，与太少阴阳四者之“从本”者迥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厥阴、阳明不从标本从乎中”者也。所以，除厥阴外，阳明也“不从标本”而反从其“中气”（太阴)者，也是以阴阳之枢转为言，阳明的枢转部位，正是阳脉之终结，其后紧接着的久视阴脉之大出，故曰阳明反从太阴。只不过，这阳明的枢转部位是由阳反阴，与厥阴之由阴反阳者，互为阴阳脉之两端罢了。
  阳脉汇入，由少而太，至于极“中”而必反出，这个“中”极就是“心”。静入于此心，动出自此心，这个“心”就是由阳转阴之枢机，阴脉动出之本始。而此阴脉一旦散出，逐级派分，由太而少（太阴→少阴)，其中的气血必逐渐减少，以至于交尽，所谓厥阴；而厥阴一旦转入少阳，逐级汇合，由少而太（少阳→太阳)，其中的气血必逐渐加多，乃至于合明，谓之阳明。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者也。故《素问•至真要大论》黄帝以“阴阳之三也何谓”设问，岐伯先以“气有多少，异用也”作答，其意：阳脉汇入，其血益多；阴脉散出，其气渐少，此可见入出之不同“道”，而实为阴阳之异“用”也。这里的“多少”，当作动词使用，为向多、向少变化之义。阴脉动出，由太而少；阳脉静入，自少而太。这都是由阴阳的不同运行方向决定的，阴出而阳入，“阳道实、阴道虚”，此即阴阳之“多少”与其“异用”也，而这一切，也不过是说了太少阴阳四者之理，也就是只回答了“阴阳之二”而已。那么，“阴阳之三也何谓”（黄帝所问的是阴阳为何各三，而不只是问阴阳为何分太少)？经文在回答完太少阴阳之“异用”后，紧接着就是一段有关阳明、厥阴的问答，这才是岐伯对“阴阳之三”所作的正面回答：“帝曰:阳明何谓也？岐伯曰:两阳合明也。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阴阳之三”的所谓了：阴阳之二各以太少言，而有出入之异、少多之变，而厥阴、阳明则分别为阴阳之间的枢转。阴阳太少各二，再加以相互间的枢转，进而保证阴阳之相贯如环，这才是黄帝所谓的“阴阳之三”之名实。若出者自出、入者自入，两不相干，则静入者无能而不得复出，动出者流失而无由环入，阴阳离决而已矣！必厥阴为阴之将绝，而为阳之大始；阳明为阳之反明（阳本当幽入[1])，而为阴之太极，才能使阴阳发生关联而循环不已：厥阴名曰阴而随即转从阳道（厥阴、厥逆、逆转)，阳明名曰阳而反以阴动出（阳明[1]、向明、明出)，才可以圆成这阴阳相贯如环的闭管式循环（此种循环相对闭路：阴阳匀平，九候若一，如是者名曰平人；但就广义的阴阳来说，能出入者绝不只限于血脉，而凡可以出入言者无不可谓为阴阳：“体若燔炭”，阳胜也；“汗出而散”，阴复其胜也，可知凡饮食气入、便溺汗出，无不可以阴阳出入消息，仲景“汗多亡阳”者，亦以阳者不能“卫外而为固”为言，故曰“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可见汗出、上吐、下泄，皆为“亡阳”之机见，又怎可以上下分阴阳？若谓“凡向上的”即为阳，难道下泄者为阳虚，而上吐者反为阳胜？唯仲景乃知上吐、下利皆为外出，而同为“亡阳”。)
  唯“阴阳之三”乃可以“阴阳相贯”，必阳明厥阴才圆若“环之无端”，否则阴阳必离决、环破而端见。环破者：凡入不敷出者必日向虚寒（“阴胜则寒”)；凡入多出少者则逐渐实热（“阳胜则热”)，“阳道实、阴道虚”者正谓此。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乾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
  唯“阴阳之三”乃可以“阴阳相贯”。故阴脉之中，太、少诸阴皆动而厥阴独静；阳脉之中，少、太诸阳皆静而阳明独动。则人身之动脉，就不止有太、少二阴，而是还有阳脉中的阳明。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2]以为“夫脉固有动者，骭之少阴，臂之泰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此可见阴脉之出者的“动”。《内经》则多用人迎、寸口二脉对比诊法，并以为“气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灵枢•禁服》)，“气口候阴，人迎候阳”（ 《灵枢•四时气》)，无不以阴主中而阳主外，而所选用的，正是太阴、阳明。用于脉诊者不出动脉，而阴阳各一，原来阳脉并不全是静脉，而阳明独动。《伤寒论》也有三部脉诊法，所取者，臂太阴（寸口)、足少阴（太溪)两阴脉与足阳明（趺阳)一阳脉而已，亦不出“动脉”，盖可见阳明“不从标本从乎中”而独动之义。
  阴阳诸经无非相贯如环的血脉循环系统。阴阳之常：太少诸阴出，而太少诸阳入。阴阳之变：厥阴以阴尽出，复从少阳环入；阳明以阳入极，复从太阴返出。静脉主收集环入，而动脉所出者可以不失，此所以“为固”；动脉主布散外出，而阳入于极者才能以阴复起，乃所谓“起亟”。《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者是。然而，并非所有阴脉都是动脉，而阳脉也不能简单地对等于静脉，因为厥阴阳明又为动静脉之枢转，而只有动脉与静脉，而没有两者之间的毛细血管以及心肺“中極”，尚不足以组成圆满的循环（太少阴阳，必与阳明厥阴一起，才能共同圆成“无端”之环)。论皆谓西人首次发现并系统论述了人体血脉循环。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有了“阴阳之三”的认识，并且经过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紧密联系临床实际而且应用极为广泛的阴阳理论体系，这比西方人的认识早了何止千年！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足臂十一脉》为证：在当时（抄写年代不晚于秦汉之际，著作年代会更早[3])，两种所谓“灸经”中，就已有了六“脉”之全名，其中就包括阳明、厥阴这两个以反折为用的“脉”，以保证“阴阳之相贯”；且在“足臂十一脉”中，“厥阴”就作“帣阴”（卷阴)[4]，阴阳反折之义可谓跃然“帛”上！
  此确为古人对“阴阳相贯”的科学认识，相信对今人正确理解阴阳、经络之名实会有一定意义。乃勉己力，表以出之；仍冀同道，广而告之。万毋以中医不科学而自欺，务宜俾国学再光大以济世。
  上下阴阳论与内外阴阳论之分岐，可能源自古人对于天地的不同认识[5]。古人对于天地的认识，自古就有“盖天说”与“浑天说”两大派系。虽皆曰“天为阳、地为阴”，但前者以为，天盖于地之上（“天覆地载”)，而后者则认为，天包于地之外（“状若鸡子”)。所以天地所对应的阴阳，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只有浑天说才是对天地关系的更全面的把握，而盖天说不过是对天地之一隅的片面认识。对于“根于中”的人身“小天地”而言，以出入论阴阳者更为合理；而天地升降说，只适合于偏居一隅的植物——“气立”。其实，天地之升降，大言之无非天地之出入（地气出与天气入)，经言“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者，当作如此解。《素问•五运行大论》“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运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一段议论，可见鬼臾区一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及其权威性，故曰“虽鬼臾区…”，更可见岐伯一派为改变现实所作的不懈努力，所谓浑天说与盖天说之分歧。
  总之，人体固有其内外循环之脉理，而与植物的上下循行 机制迥异。既以人体为研究对象，而人为动物之一，则传统医学之论阴阳者，虽有诸多派系，当以“内外”论出入者最为接近真理。若反以植物（“气立”)之上下升降，论动物（“中根”)之阴阳出入，不管是以“下为阴”（“火曰炎上”，《难经》以为人体生命的原动力为“肾间动气”，而以右肾为命门)，还是以“向下的为阴”（“水曰润下”，《基础》以为向下沉降的就是阴)，都只会使脉理乖乱、阴阳失理。唯以内外论阴阳、而复能以“阳入于阴、阴满之外”活看阴阳者，乃可得经络循行之脉理。
－－－－－－－－－－－受益匪浅，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