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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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何新

何新按：此文介绍和披露中国古代历史中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在此之前从未见诸任何报道和研究。发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们知道大疫对人类历史曾产生难以预料的久远影响。因此，对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疫情，直到最终找到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疗法前，虽然不必人为恐慌(没有任何意义)，但也确实不可忽视。个人认为，此次非典的爆发，应引起国家及人们的警觉和反思：

1.全民卫生及防病体系不容漠视和破坏。也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否则虽得小利于一时，却遗大患于千秋。（毛泽东时代有“6·26指示”及谋建赤脚医生农村医疗体系，极具远见。)

2.对作为当代不对称战争重要内容的生化战争，国家应提到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和研究。这次人们应特别感谢军医科院的军事专家们，是他们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检测方法，并且开发了有效的干扰素。

（可资对照的是卫生部方面的个别专家，直到4月14日，当军事医学部门及国际医学界均于12日前后已确认非典病源是冠状病毒后，仍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节目中坚持病源是所谓“衣原体”，虽然他们早在年初即已参与了有关疫情的调研，但由于学术上坚持门户之见和技术性的误判，贻误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
“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
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 。（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 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
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 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
。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

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

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

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

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

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

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

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

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

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

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

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

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

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

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

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

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

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

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

，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

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

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

，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

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

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

（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

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

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

，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

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

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

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

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

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

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

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

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

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

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

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

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

，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

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

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

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

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

)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

，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

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

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

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

，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

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

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

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

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

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

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

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

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

、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

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

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

，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

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

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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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

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

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

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

。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

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

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

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

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

。（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

，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

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

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

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

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

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

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

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

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

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

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

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

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

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

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

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

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

，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

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

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

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

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

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

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

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

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

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

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

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

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

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

。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

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

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

”。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

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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