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临床医学资料网　www。linchuangyixue。com。cn






扁鹊，是战国时勃海郡郑地的人，原名秦越人。“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一种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人的身上了。




伏羲氏是上古的一位睿智的首领，也是上古的“三皇”之一，他在我国古代医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伏羲氏，姓风氏，传说中，他为人民作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指导臣民制造工具，结网打鱼，投矛狩猎，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通过劳动主动获取食物的新纪元。
他带领人们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寒冷，而狩猎活动的展开又使得动物类食物日益增加，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当时的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动物类药物的认识也从此开始了。
他带领人们围着篝火跳舞，以驱寒取暖，强健身体。却发现通过这种运动，可以祛除身上的一些病痛，这便是传统体育活动及导引术的雏形。
他还观天文、察地理，通晓日月阴阳的道理，创始了八卦，成为后世中医学理论哲学思想的主要文化根源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即今陕西省耀县)人，生于581年，卒于682年，享年102岁。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因病学医，热爱医学，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入朝作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一边行医，一边采药，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广泛搜集单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孙思邈一生非常注重医学道德的修养，在他的《千金要方》一书中，首列“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二篇，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医德文献专论，是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技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的这种浓厚而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已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佗，字元化，是东汉时杰出的医家。他曾到过很多地方为人治病，方法简单有效，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华佗是一位精通医术的著名医生，尤其出名的是他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他到了哪里，都会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是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是最早的麻醉剂。在手术前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他不久便会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了，直到手术后才会醒来，痛苦很小。而手术之后，他在缝合的伤口处抹上一种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也不痛了，一月之内伤口便能愈合，医术十分高明。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嫁给了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他靠上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他经常写字，常抄书直到深夜。也从不与别人嬉戏，沉着稳重，又十分好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医学家、道家、炼丹家和药物学家。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经十余年的刻苦钻研，李时珍三十多岁时便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据说当时常随父亲在当地的玄炒观内为病人诊治。


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陈家世代业医,至莲舫已第十九代。陈氏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光绪中叶悬壶于清浦珠溪镇(今上海市朱家角镇)。因医术高超，四方求治者甚众。光绪年间，曾五次奉诏入京为皇帝和太后诊病，疗效颇佳，被封为御医。老年辞官设诊于上海，曾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及各善堂施诊所懂事等职。期间，积极参与创办“上海医会”，举办中医学校，并编写教材。对于秘制丹药,他必须亲手修合，以致积年药毒感染，于1914年不幸去世，享年74岁。著有《陈莲舫先生医案秘钞》、《十二经分寸歌》、《御医请脉详志》、《莲舫秘旨》、《医案拾遗》、《女科秘诀大全》、《加批时病论》、《加批校正金匮心典》等。
陈氏擅长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及各种疑难杂症。治病以辨证明理，审病详细，用药轻灵著称。治疗时，考虑周到全面，细致入微，往往“煎方”、“膏方”同用，“轻方”、“重方”搭配，“汤剂”、“丸剂”同服。此外，还有大方、小方、轻方、重方、祛病方、调理方、先服方、后服方、备急方、发病方等种种不同。他使用大方，能一剂兼治数症。陈氏用药不拘一格，常常能出奇制胜，用药轻灵是他一贯的原则。擅用人参，对风湿、痰浊、冬温、嗳症、 呃逆、眩晕、不寐、腹痛、癣疾、足肿、疝气、痰饮、痰湿、咳嗽、心悸、肝厥、多怒、腰痛、调经、积聚等多种疾病，都选用人参治疗。所用人参，包括吉林参、西洋参，也使用党参。其祖父治病“专于内而精于外”，以疡科著称。陈氏秉承家学，对外证、急症治疗尤具特色。如他对瘟疫外证的治疗甚为详细，仅于咽喉部位的外证就列有4种治法。此外，对于妇科强调养血和血。特别在治疗产后病时，更重视血的调养。如他认为，新产恶露，属养胎余血、杂浊浆水。胎儿娩出，如气血旺者，恶露可随之而下。如气血弱者，则阻碍小腹为病，上攻则血晕闷绝，蓄淤则头痛、心腹痛，在治疗方面强调理气活血。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来京，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最初开业于城南半截胡同，后迁到绒线胡同，“七七事变”后迁至安福胡同。
徐氏为人正直，医道精深。自悬壶以后，每日诊治人数颇多。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前来就诊。有的病人为了早日得到诊治，整夜守候门外。徐氏特意开设贫民号，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不仅不收取诊费，而且送其药物。劳苦大众无不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徐氏为发展我国传统中医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氏临床擅长治疗肿瘤及各科杂病。对于肿瘤辨证施治，分清虚实，辨明部位，认清早晚，攻补兼施，疗效颇佳。实者采用清热解毒、化腐消痈；虚者采用益气扶阳、滋阴养血，同时佐以化痰软坚，往往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对于其他各科杂病的治疗，徐氏亦以辨证施治为准则，临证应用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徐氏临床处方多用温病方，兼采伤寒方。既用汤剂，也用成药，内服、外用兼施。对于某些皮肤病、关节疾病，常常一剂药煎取三次，头两遍内服，第三遍煎得的药液外洗。徐氏处方简洁明了，功效显著，深受患者信赖和好评。
对于肿瘤的治疗，徐氏善用成药，如化癥回生丹、龙马自来丹、渴江奔龙丹、一粒止痛丹、西黄丸、醒消丸、蟾酥锭、梅花点舌丹等，与汤药配合恰当，常常效如桴鼓，药到病除。经徐氏诊治恢复健康的病人，有个别的至今还存活。徐氏治疗肺癌常选千金苇茎汤，重用鲜苇茎（当时称活水芦根)。治疗子宫肿瘤以《温病条辨》化癥回生丹为主化裁，汤丸并进。治疗肺痈，注重理肺肃肺，解毒消炎，还着重调理脾胃、注重后天之本。恢复期常以香砂六君子汤收功。治疗冠心病着重解郁通达，化瘀行气，扶正培本。除常用瓜蒌薤白等剂外，还常用菖蒲郁金汤开窍解郁、行气化痰。并善用通达之品如枳壳、桔梗、茜草、红花、牛膝之属。后期应用生脉散、玉屏风散等方巩固。治缠腰龙(带状疱疹)，除用汤剂清热凉血、养血散风、活血通络、解毒消炎外，还喜用成药“紫金锭”研磨成粉后加入少量麝香、冰片外敷，既可消肿防止蔓延，又可减少溃破泛滥。
治疗妇科疾病常以四物汤为主加减变化。如对于阴虚血脱型，选用四物汤加人参、黄芪；对于气虚血亏型，选用四物汤加黄芪、肉桂、炙甘草；对于气血俱虚型，选用四物汤去川芎，加黄芪、肉桂、远志、五味子；对于肝虚发热型，选用四物汤加地骨皮、牡丹皮，或用四物汤加阿胶、艾叶、黄芩，或用四物汤加黄芪、地骨皮，或用荆芩四物汤，或用芩术四物汤；对于肝虚火旺型，选用芩连四物汤，或知柏四物汤；对于肝血虚寒型，选用胶艾四物汤，或艾附四物汤；对于 胞宫虚寒型，选用艾附暖宫丸；对于肝虚火衰型，选用桂附四物汤；对于肝气郁结型，选用逍遥散；对于血络瘀滞型，选用桃红四物汤等。







关月波，北京人，生于1873年，卒于1940年，享年67岁，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中医。关氏年轻时熟读古文，曾创办私塾，自任教师并自学中医。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外、妇、儿及针灸各科，尤精内科、妇科。其诊所名为“乐道堂”。关氏对肝硬变腹水有独到疗效，并擅长治疗天花、麻疹、猩红热等时疫急症。关月波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他认为人之一身，无非气血。而疾病的发生演变，不外表里出入、上升下降的变化；疾病的性质和发展，不外寒热进退的相互转化，正虚邪实的相互交错，气血阴阳的相互失调等。从病理变化的总体来看，不外邪正的消长与阴阳的失调。而邪正消长、阴阳失调的关键，又离不开气与血。气属阳，血(包括阴、津液)属阴。气与血互为其根，维持人体的健康平衡。气血失调，则阴阳不和而疾病蜂起。总结气血失调的病机，不外乎气虚、气滞、气逆、血虚、血瘀、出血等。这既是疾病的产物，又是再致病的原因。且气病可伤血，血病可及气，气血失调都会造成人体各脏器的功能失调。因此，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气血这个主题。关月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仅把人体脏腑经络分属气分、血分，还把各种病因、疾病、症状划分为“气分受病”和“血分受病”。比如肿痛一症，如肿胀重，属气分受病；如疼痛重且固定不移，属血分受病。由于人体的整体性，气血相互为用，所以有发于气而受病于血，有发于血而受病于气，以及气血同病等情况。因此，辨证时要分清是以气分为主，还是以血分为主；是气分先受病，还是血分先受病。治疗时，他也多从气血两个方面考虑。气病求之于血，血病求之于气。治气时照顾到血，治血时照顾到气。这里，他所讲的气血辨证与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辨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气分病、血分病只反映了温病发展的不同层次和证候类型，前者则是疾病归属的两大范畴。他曾说:“临床辨证，初求于六yin八纲、卫气营血、三焦脏腑，而深求于气血，不能浅学辄止”。他所讲的气血辨证，是在继承前人辨证方法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层。

丁德恩，一名庆三，回族，北京市人。生于1854年，卒于1917年，享年63岁。丁氏少年时期曾在德胜门外马甸牧羊、读书，成年后在崇文门外某羊肉案掌案。他崇尚医道，喜欢疡科，制学刻苦，狠下功夫，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能背读成诵，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北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以行医为业，擅治各种皮科及外科疾病。著有《德善医室疡科效方》。丁氏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北京花市大街北羊市口一座小木楼内开设“德善医室”后，就诊者络绎而来，人称其为“外科小楼丁”。不论是发背、疖肿、毒痈，还是疔毒、恶疮、缠腰火丹等，经他几次治疗均可痊愈。北羊市口内花市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历来手工制作业颇为发达。回民中不乏从事手工艺品制作者，尤其是玉器一行。附近青山居茶馆又为玉器交易场所，各省商家云集，其中经常有顺便求医问药者。丁德恩医名很快就传播京外，其收入也日渐丰裕。然而，对于穷苦患者，他不但不收医药费，有时还掏钱资助，使其得以尽快痊愈，以便谋生。遇到患疮疡需要手术治疗而又无钱糊口者，常常补助其饭费，待患者吃过饭后再行手术。遇到开刀时脓液排出不畅的患者，丁德恩就用口吸吮脓液，促其排净，患者无不感恩戴德。
他有一件马褂，若到有人经济困难需要资助，而自已手头又一时钱紧，就让人将此马褂送到关帝庙街天兴当铺，用换来的钱救济别人。等到自己日后手头略为宽松，再到当铺将马褂赎出。天长日久，当铺的人也就都认得这件马褂了。
光绪末年的一天清晨，他正在街上行走，突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小男孩，正在烧饼炉旁借余热取暖。他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孩是孤儿，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于是，他赶紧将小男孩领到自已的诊所，取出饭菜让其充饥。言谈话语之间，丁德恩觉得这个小孩颇有几分才气，于是便将其留在家中收为门人，悉心传授。这个小孩日后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皮肤科专家赵炳南。
由于丁德恩为人和霭可亲，乐善好施，时人多恭敬之，尊称为“丁三巴”（“巴”就是“爷”的意思)。至今，提起丁三巴，一些老年人仍津津乐道。可见，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受人尊重。
韩一斋，名善长，晚号梦新，北京人。生于1874年，卒于1953年，享年79岁。韩氏少年考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并拜太医院院判李子余为师。4年后毕业，供职于太医院，任恩粮。辛亥革命后，于府右街石板房胡同寓所悬壶济世，每日患者盈门，门庭若市，在京行医50余年颇负盛名。韩氏治病重视肝郁，治虚损分五脏，治血证降逆化瘀，治呕吐重升降补泻。他主张治虚损要结合脏腑生克关系，全面分析。在治疗过程中，总以稳妥轻灵为务，切不可急速求功，用药过猛，顾此失彼，反而有害。韩氏认为，治病必须详审病情。凡标本皆虚者则当补，标本皆实者宜当泻。有标实而本虚，或本实而标虚，有舍本从标，有舍标从本。他说：“凡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治病欲想降（攻)，必先考虑升（补)。用升法宜当求其适合，不可升之太过。久病或虚弱者，使用通降法时，尤宜缓和稳妥，不可过急过猛，恐其病去正伤。所用通降之法，是指内有蕴热停滞，故当驱之。所云升其不足，指正虚清阳不能上升，故当补之。对于久病重病，邪实正虚之人，攻补两难，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
韩氏认为，肝气横逆，克犯脾胃，治宜疏肝理气，采用柴胡、香附、苏梗、青陈皮、郁金等。肝气郁久化火，火性上炎，治宜泄肝折热，采用龙胆草、黄芩、夏枯草、芦荟、青黛、知母、山栀、连翘等。肝阳上亢，治以平肝镇逆，采用紫贝齿、瓦楞子、代赭石、生牡蛎、旋复花、白蒺藜、羚羊角、钩藤、炒蚕砂、炒僵蚕、灵磁石、茯神等。阴虚肝热，治以清肝育阴，采用生地、杭芍、女贞子、旱莲草、丹皮、阿胶珠等。
对虚损的治疗，认为当先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结合母子生克，顾及脾肾二脏。心阴不足，药用丹参、元参、麦冬、阿胶；心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当归、桂枝、茯苓、菖蒲。肝阴不足，药用杭芍、生地、茺蔚子、女贞子、阿胶；肝阳不足，药用山萸肉、枸杞子、楮实子。脾阴不足，药用生山药、生杭芍、生薏米、白扁豆、莲子肉；脾阳不足，药用人参、茯苓、苍术、于术、升麻、藿香、陈皮。肺阴不足，药用百合、阿胶、北沙参、麦冬、天冬；肺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升麻、蛤蚧、五味子、益智仁。肾阴不足，药用熟地、潼蒺藜、枸杞子、杜仲、桑寄生、金樱子、补骨脂、川续断、黑桑椹；肾阳不足，药用熟附子、肉桂、巴戟天、锁阳、山萸肉。
对于血证，他认为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常用药物，如苏子、降香、沉香、旋复花、生代赭石、左牡蛎、杏仁、川贝母等。治血症重视化瘀，常选醋制花蕊石、三七、桃仁、红花、牛膝、醋炒大黄、姜黄、蒲黄、炒五灵脂等。总之，对于血证主张降逆以缓其急，化瘀以防留邪。
对于呕吐，他认为皆属升降不能平衡所致。临证时先审病因，辨明属表闭，属内热，属湿郁，属暑邪秽浊，对证治疗，恢复升降。若属肝胃郁热，则用竹茹、川连、陈皮、黄芩、法半夏、吴萸、砂仁等肝胃同调。若属命门火衰，脾胃气虚，则选附子、肉桂、干姜、硫黄、吴萸、荜茇等。



魏舒和，字长熙，河北省蔚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65年。祖上业医，少时随伯父学医，青年时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后继续随伯父在太原行医，并得到太原名医沈佩琦的指点，约28岁在太原挂牌应诊。上世纪30年代初，由太原到北京，先在西单同乐堂坐堂，后经亲友介绍拜施今墨为师，深得真传。1936年，于西单辟才胡同挂牌行医。1949年后，曾在西鹤年堂坐诊。1956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医院。1958年，受中苏友谊医院专家门诊部特邀，每日半天为国际友人诊治。
魏舒和临证非常重视调肝理胃（脾)、宣肺利窍，其中宣肺利窍医耳病是其学术特长。他见临床上肝胃（脾)不和病变最多，采用舒肝和胃法治疗颇有心得，故以“舒和”为号。宣肺利窍医耳病是魏舒和“耳聋治肺”观点的体现。他以此法治疗耳聋重听效果显著，常用药物如杏仁、桔梗、蝉衣、菖蒲等。
魏舒和常用治疗肝胃（脾)不和的药物，如舒肝调气，用杭白芍、醋柴胡、香附炭、醋青皮、黛黛花等；理气和中，用台乌药、炒枳壳、陈香橼、砂蔻壳、厚朴花等；化滞消食，用建曲炭、炒山楂、炒谷芽、炒稻芽、采云曲、霞天曲、范志曲、六神曲等；活血止痛，用川郁金、紫丹参、酒元胡、川楝子、娑罗子、制没药等；温中散寒，用淡吴萸、高良姜、鲜生姜、川荜菝、煨生姜、山奈等；清热和胃，用酒条芩、青竹茹、青连翘、川黄连、川石斛等；收敛溃疡，用乌贼骨、川贝母、生牡蛎等。
魏舒和临床还擅长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如治一年逾古稀的女性患者，喘咳痰多，黄白相兼，病十余日，夜重昼轻，不能平卧，喉中痰鸣，脉象弦滑，舌质淡红，苔白滑而腻。使用宣肺化痰、平喘降逆法，取葶苈大枣汤、小青龙汤、生脉饮三方加减，药用葶苈子一钱、大枣五枚、杏仁泥三钱、苦桔梗一钱半、嫩射干一钱半、炙麻黄三分、五味子一钱、细辛三分同打，生石膏五钱、酒条芩三钱、浙川贝母各一钱半、桔红络各一钱半、旋覆花二钱（包)、鹅管石一钱、苏子霜一钱半、海浮石、黛蛤散各三钱布包，冬瓜子五钱、北沙参五钱、炙甘草一钱，二剂喘平，五剂诸症皆消。用药泛围较广而宽是魏舒和的治病特点，对于临床错综复杂的病证，他用药多而不乱，往往疗效显著。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自幼随父刘兑峰，叔刘仙峰日习武技，夜学正骨，颇受熏陶。1908年于北京“会友镖局”供职，后受聘于瑞趺祥绸缎庄守护西交民巷库房，兼疗跌打损伤及教授武术。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在西城和平门内翠花街正式悬壶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刘氏为山东邹平正骨流派的代表人物。刘氏正骨流派从明朝开始，是在少林伤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跌打损伤和疮疡为主要治疗范围。手法讲求刚劲猛快，按穴治伤，指功点穴，同时配合用药。尤长于上肢骨折的整复，对错骨缝有独到的辨证论治方法，对运动伤筋、舞台损伤的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手摸心会，有的放矢，灵活轻巧，对症而施”是刘氏正骨治法的主要学术思想。刘氏传统的治疗手法分：捏、提、按、拨、点、颤、鼓、拿、压、挤、牵、揉、推、端、续、整等16种。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随症灵活掌握变通。对于接骨，刘氏注重功能及外形，而不苛求断端的解剖对位。他对无明显移位的撕裂性骨折、缘枝骨折、四肢末梢的粉碎性骨折等，不用固定方法治疗，这样可以减少因长期捆扎固定而引起的关节变形、强直及肌肉萎缩等现象。同时，还便于经常对患处施以按摩或熏洗，使骨折周边组织能够照常进行物质代谢，为损伤处的机能修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还可以缩短骨折部位的愈合时间。对内伤杂证，刘氏自制丸、散、膏、丹，如正骨紫金丹、跌打丸、麝香接骨膏、接骨散、金刀铁扇散、红衣洗药等内服或外用。由于刘道信医技高超，在骨伤科界享有盛誉。其弟子崔粹贤、鹿焕文、田纪钧等继承其学，将刘氏骨伤科技术予以推广。



赵树屏，名维翰，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57年。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子。宣统元年(1908年)，年仅18岁即获得“贡生”。1914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师范（即今师大前身)英文系。课业之余，随父侍诊，精研医理，秉承家家，后又师从萧龙友先生。1950 年任北京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并创办《中医杂志》。1952年参加政府工作，任卫生部医政处“技正”兼中医科科长。1954年成立中医司，任副司长，同时还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卫协副主任委员等。著有《中国医学史纲要》、《中医系统学概要》、《肝病论》等。
赵树屏不仅精通中医经典，尤重医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明医史，则不明学术的发展进退，则不足以启迪后学。因此，对于如何系统地整理中国医学，非常重视。他从浩瀚的医籍中，选择先秦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梗概和系统源流进行整理，对古代医学的发展及其渊源有较系统地总结。同时，他很擅长肝病治疗，认为需在审明病因的基础上，分清是血虚阳亢，还是脾病传肝，还是肝的经脉之病等。治疗用药主张性味平和，剂量轻微，中病即止。
赵树屏认为临床治病若不明《内经》之理，则对于审症似是而非，绝无实际。认为凡治病必审其源，然后认证方有把握。对于肝病的辨治强调辨证求因，旁及六经。认为肝为风木之脏赖血以养，血足则盈而木气盛，血亏则热而木气亢。因此，多可由悲怒气逆和水不涵木而引起血虚阳亢的肝经病候；或因其它脏腑移寒、移热而伤损肝脏；对于肝经经脉循行所过之处的病候，认为包括胁腹疼痛、手足拘急等。
赵树屏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40余年，呕心沥血，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和培养中医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传人有祝伯权、阎润茗、宗修英、郭士魁等。


时逸人，江苏省无锡人，生于1896年，卒于1966年。少时习儒，1912年授业于同邑名医汪允恭，悉得其术。1916年悬壶开业。1928年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并受聘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校任教。1929年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业医，后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校任教授、教务长。后又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主办《复兴中医杂志》。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京创办首都中医院、中医专修班等，并在江苏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高级师资培训班任教。1955年秋调至北京，应聘为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61年5月赴宁夏支边，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后因病返回南京。著有《时氏生理学》、《时氏病理学》、《时氏诊断学》、《时氏处方学》、《中国药物学》、《中国内科病学》、《中国妇科病学》、《中国儿科病学》、《中国传染病学》、《温病全书》、《中医伤寒与温病》、《时氏内经学》等。时逸人主张中西医相互结合，他将中西医病证分别类比归纳，用中西医两种术语描述症状，用中医理论阐释病机，用西医理论解释病理，中西医双重诊断，再根据不同疾病，或专以中药治疗，或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或中西药并重。注重实效，强调结合，形成了近现代中西医临床各科结合的雏形。他所论言之结合，具有中西医互弥不足之意。虽然，他的一些做法，在现在看来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毕竟为中西医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
在外感热病辨治规律的探讨方面，时逸人突破历代医家已有的成见，将伤寒与温病中非传染性病证进行了整和，提出了“时令病学”的新命题。他认为“伤寒与温病原属同一性质之病症，惟有单属风寒感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执，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症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属感冒性病症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病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病状，则为胃系温病。在经过上言之，初期多发现肺系病状，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分，此其三。古医皆以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则以为新感、伏邪二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此其四。”


在治疗上，他认为“伤寒以辛温发散为主，温病以辛凉发散为主，暑温以清暑宣达为主，伏暑以清透伏热为主，秋燥以润燥宣肺化痰为主，冬温以利咽通便为主。滋阴生津之方法为温病所必需，但须斟酌病情适宜用之可也。”临证之际,对各种疾病的治疗灵活加减运用成方，师古而不泥古。对危急病人的诊治，认为变化倾刻，故审病辨证必须深入分析。对慢性疾病，多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有肾阴虚损服滋腻过久碍及脾胃者，认为务必先调脾胃，后再补肾缓图。
萧龙友，名方骏，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生于1870年2月13日，卒于1960年10月20日，享年90岁。萧氏自幼诵习诗书，打下了牢固的文、史、哲基础。后入成都书院学习，得以涉猎中医书籍。1892年，萧龙友同陈蕴生用中草药救治川中霍乱，疗效很好，声誉雀起。27岁时考中丁酉科拔贡，入北京充任八旗教习。后被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1914年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从官之余行医治病，颇受患者欢迎。1928年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翁”。1930年与孔伯华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解放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顾问，中央卫生部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华北区特邀代表，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2届代表，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中西医交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央人民医院顾问，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等。萧氏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留《现代医案选》、《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萧龙友认为中医、西医都属生命科学，本为救人而设，不应存有门户之见。对于中医，提倡古为今用，敏学精思。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不可偏废。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主张脉、症相参，互补不足。在四诊当中，尤重问诊。包括主症、兼症、局部变化、全身情况、禀赋强弱、习惯性情、籍贯嗜好等。认为这样才能洞察病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再参照望、闻、切诊作出诊断，故奏效者居多，误治者甚少。萧氏通晓内、妇、儿各科，尤对老年慢性疾病更为擅长。认为调理虚证，一应育阴培本，二要疏理气机。临证处方精益求精，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处方常可见酒炒元胡、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萧氏还擅长选用鲜药。萧龙友认为治病要重视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如对于老年与少年患者，在治疗方法上就要有所区别。对于老年病，应慎用攻伐，避免汗吐下，注重调理清养，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取其生发之气有益老人。萧龙友治疗虚损，尤重于脾。补脾常选用党参、山药、白术、莲肉，健脾常选用扁豆、薏苡仁，开胃选用谷芽、麦芽，益胃则选石斛、麦冬、金樱子等。

孔伯华，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省曲阜县人。生于1885年，卒于1955年。少时随祖父宦游，不慕荣利。14岁时，因母病医药无效，决心专攻医学，志在济人。16岁时，移居易州，从学于蔡秋堂、梁纯仁。1908年在易州行医。1910年受京师之邀至京，在外城官医院任职。1917~1918年两次在缙绥及廊坊一带参加防疫工作。此后辞官悬壶，名噪京师，为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1929年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政策。1930年，与萧龙友合力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并任院长。解放后一直从事医疗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曾任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曾参与编写《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等，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孔伯华治学主张学有所本，灵活运用。对《内经》运气学说非常重视，认为疾病虽然变化多端，但其变化机理均可用五运六气加以说明。同时，他认为不论外感、内伤，因于湿热致病者颇为多见。对于湿热致病的病理机转，孔伯华很重视肝、脾二脏，认为湿热致病虽症状复杂，但均可以“热者清之，湿者化之”为原则。如湿邪在表可芳香宣透，开逐化湿；湿邪在里、湿重于热可化气渗湿，佐以清热；若热重于湿则清热为主，佐以化湿。湿热并重者，则清热化湿同时兼顾。唯不可养阴生津，恐甘寒有伤脾胃又助湿邪；亦不可妄汗，恐阴阳俱伤，湿邪不去，反致气血两虚；亦不可妄下，恐更伤脾阳，而致洞泻，或致便血。”

由于孔伯华擅长治疗温病，喜用石膏，故人称“石膏孔”。他认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的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在治疗杂病方面，他注重辨证，常说：“医司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他在临床及学术方面造诣很深，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yin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等三类证治方法。临床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所用鲜药，如鲜菖蒲、鲜薄荷等，皆取芳香透达，轻灵通窍之意。

施今墨，字奖生，原名施毓黔，浙江省萧山人，生于1881年，卒于1969年享年88岁。13岁时随舅父李可亭学习中医。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学习，后转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而后留陆军部协助黄兴拟定陆军军法，黄兴病故后他应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1917年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施毓黔深感失望。1921年，他弃政从医，更名“今墨”，矢志医学革新而为墨绳。1929年，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宁抗议政府取缔中医的反动行动。1930年，同萧龙友、孔伯华等人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1931年出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1932年，筹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1936年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担任主编，弘扬中国文化，发展中医。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1969年，病逝于北京。门人弟子编著有《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等。

施今墨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他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主张中医与西医并存，二者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对于古代各家学术，他能够融会贯通。重视气血阴阳的调和，发展了八纲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采取清解并举、表里兼治；对内伤杂病，多用复方多法，以专病专方为常规。处方用药，每两两并书，或同物分部而施，或同类相聚而用，或性味合化而治，或相反相成而佐，总以气血升降、四气五味为要旨，后世称为“施氏对药”。施今墨临证十分重视调理脾胃功能，总结归纳出治疗脾胃病十法，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等。
施今墨临证多“数法并合”，如在运用补法时，着重调理肝、脾、肾之间的关系。他还善用调补脾胃法治疗糖尿病，认为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健脾补气实为关键，并创制了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两组对药以降低血糖、尿糖。此外，他还认为百病之生，多由气血。因此，临证非常重视气血辨证，并提出了“阴阳为总纲，表里、寒热、虚实、气血为八要”的观点。对于外感病，施氏认为应“着重辨别气血、虚实和表里”，并注重驱邪外出，给邪以出路。施氏临证常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即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处方用药不落俗套，既能用有常规，又善出奇制胜。如用绿豆衣治消渴，绿豆芽配大豆卷治黄疸，五倍子治蛋白尿、自汗和月经过多，柿蒂、香茹伍木瓜治尿频、尿失禁，血余炭治尿结石及痢疾，连皮花生米消尿蛋白或下乳汁，黑芥穗治产褥热，麝香、樟脑伍乳香治阳痿及男女性欲冷淡，海浮石佐鱼枕骨治癃闭等，用药奇特，效如桴鼓。

汪逢春，原名朝甲，字凤椿，悬壶北京时改用“逢春”，江苏吴县人，生于1884年，卒于1949年。为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氏出身望族，先世以儒为业。汪逢春行六，自幼随诸兄习举子业，兼从吴中名医艾步蟾先生学医。光绪末年（1906年)自苏州进京，拜著名御医力轩举为师，尽得其传。1911年后，设诊于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后迁至西河沿江苏会馆，斋名泊庐。1929年担任北京中医考试委员。1938年，当选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1939年创办《北京医药月刊》，自任主编，后因经费不足被迫停刊。1942年创办“北京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并设有中医临床讨论会、诊所。之后，一直在京应诊。门人弟子著有《泊庐医案》。汪逢春擅治时令病及胃肠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注重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指导临床用药。处方时时顾护脾胃，认为化源足、气血充，体质自能增强。在学术上主张取长补短，博采众家。他同意中西医结合，认为可以用西医之长来补中医之短。平时应诊，遇有疑难杂证，亦请中西同道会诊。汪氏认为学医既要明医理，又要明药理，这样临证才能得心应手。他学有渊源，师古不泥，临证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颇有医名。

汪逢春非常注重调理脾胃，常用药物有以下几类：醒脾开胃化滞类，如生熟稻芽、生熟谷芽、生熟麦芽、鸡内金、焦三仙以及各种曲类药物；益气健脾类，如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大枣、北秫米等；滋养胃阴类，如玉竹、沙参、麦冬、鲜石斛等；健脾利湿类，如白术、苍术、薏苡仁、建泽泻、料豆衣、扁豆衣等；理气类，如陈皮、木香、厚朴、香附等。汪逢春还非常重视人体的气机升降，常选荷叶、旋复花、沉香、枇杷叶等调节人体气机。在注重调节中焦脾胃的同时，他也重视下焦肝肾的滋补，常选当归、白芍、生熟地、首乌、杜仲、续断、金狗脊、怀牛膝等。对于某些慢性疾患迁延日久者，汪逢春常选丝瓜络、桑枝、威灵仙、络石藤、海风藤、橘络、橘核、荔枝核等通经活络。对于湿温重症，认为不宜过用苦寒之品，尤不主张用生石膏，恐有“冰伏凉遏”之弊。对于“三宝”，认为可酌情选用，借“三宝”芳香醒脑开窍之力，救治重症时昏时昧者。汪逢春于1939年1月创办《北京医药月刊》，也即后来《北京中医》的前身。作为主编，他的贡献不可估量。其门人弟子众多，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医界的骨干，如赵绍琴为当代名医，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