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中医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流派、学说在这里碰撞、交融，推动了中医学的全面进步。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医诊断学也逐步走向完善。


    （一)清代的医家秉承了当时盛行的考据之风，对古代医籍做了许多考证与注释。但同时他们更重视临床实践，在大量的对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医诊断学中诊断、辨证等内容做出了许多贡献。


    清代医家在诊断辨证方面的最大贡献，当首推温病学派创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首先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系统地说明了温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诊断要点。吴鞠通在这一基础上于《温病条辨》中提出了三焦辨证方法并论述了风温、湿温等9种温病的症状、诊断与治疗。这两种辩证方法的提出，为中医诊断学带来了新内容，使中医辨证方法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并有效地指导了后世温病的诊治。


清代对于病因辨证中的六yin邪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早喻昌论述了春温、寒温的不同，对后来温病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喻氏《医门法律·秋燥论》中深入讨论了燥邪的性质及表现，对后世温燥、凉燥的诊断与辨证影响更大。另外喻氏《医门法律·热湿暑三门》中强调湿热辨证要重视“三气离合”，并分析了热、湿、暑的多少主次。王士雄在《温热经纬》中对六yin有深刻认识，明确了六yin阴阳属性，并说明了风、燥、温三气的变化特点。其中对暑邪的认识尤为精辟，否定了暑为阴性之说，肯定了暑为阳邪的认识，如他在《温热经纬·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中道：“暑统风、火，阳也；寒统燥、湿，阴也，言其变化，则阳中惟风无定体，有寒风、热风；阴中有燥、湿之气，有寒，有热。至暑乃天之热气，属金烁石，纯阳无阴。”王氏对霍乱的辨证颇有心得，曾作《霍乱论》，格霍乱分为时疫霍乱、非时疫霍乱加以鉴别区分。石苇南在《医原》中的操、湿二气之辨对六yin邪气的深入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


    清代中医辨证方面的发展，在杂病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如陈士铎的《辨证录》中开列七百余证，进行详细辨证分析，对于提高辨证水平十分有益。沈金鳖的《杂病源流屡烛》，以脏腑疾病为纲，将每一种疾病的渊源、脉象、症状及方治—一记述，广征博引，内容丰富。林佩琴所著《类证治裁》一书尤重识证、辨证，记载病证均根据其病因病机、病位。脉症加以识辨，对于类证的鉴别也详尽精当，对中医辨证颇有贡献。这一时期，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方面均有发展，对于具体病症的诊断辨别也有深化。如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对肝病记述甚详，扼要地将其归为肝气。肝风。肝火三类，并指出其辨识要点。程国彭在张景岳的“二纲六变”的基础上，提出“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使八纲辨证基本定型。又如魏之对黄疸辨证所创的阴虚黄疸新说，叶桂对脾胃病，尤其是脾阴虚、胃阴虚的辨证，以及吴澄在《不居集》中于虚损之中外损的辩证，均能发先人之未发。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对于瘀血证的辨识。有关瘀血证的认识始于《内经》，《伤寒论》后历代在其治疗方药上虽然丰富，但于辨证诊断方面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直至清代，医家们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了瘀血证的重要意义，有关议论也日益深入。首先在清初，叶桂力倡“久病人络”之说。叶氏认为“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人络”，血瘀证的诊断要点在于“其舌必紫而暗”。其后清代卓而不群的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对瘀血证学说的发展更有着深远的影响。王氏在书中举血瘀证五十余种，并指出瘀血致病，症状万千，但都不出此范围。其中论及瘀血诊断要点，如论疼痛不移是瘀血的特点之一，“疼痛不移动是瘀血”；瘀斑：“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发热：血瘀发热特点是昼轻夜甚；肿块：“坚硬成块，皆血瘀凝结而成”。这些论述皆是现代诊断瘀血证的凭据。在瘀血证的辨证方面，王氏从气血关系入手，尤其强调气虚血瘀。清末唐宗海著《血证论》专论血证，于血瘀证没有专篇，书中唐氏阐述了瘀血证的三焦辨证，”瘀血在上焦，或发脱不生，或刺痛，目不了了”；“瘀血在中焦，则腹痛胁痛，腰脐间刺痛着滞”；“瘀血在下焦，则两胁少腹胀满刺痛，大便黑色”。并解释了瘀血攻心、乘肺、留结经络的转归。


    清代医家重视临床辨证的结果促使中医诊法得到了发展，在四诊法中尤以望诊取得的成就最大。清代产生了中医史上第一部望诊专著——汪宏的《望诊遵经》。该书内容丰富，广集自《内经》、《难经》之后各家著作中有关望诊的内容，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加工整理，详尽阐述了望诊的理论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各项问题。书中望诊包括了眼目、口舌、唇齿、须发、腹背、手足、毫毛、肌肤、脉络、筋骨、爪甲、乳房、外肾、阴茎及血、汗、痰。尿、便等部分，同时尚有对形体、形态、行止动静、坐卧、意态的望法。该书实为对中医望诊法的一次大总结，是望诊学的一次大发展。林之翰著《四诊抉微》，强调了临床上四诊合参的重要性，但认为望诊应居四诊之首，他在《四诊抉微·凡例》中称“四诊为岐黄之首务，而望尤为切紧”。书中设望诊专论，并附儿科诊法。其它如周学海的《形色外诊简摩》、何梦瑶的《四诊韵语》，都有对望诊的精辟论述。


    在望诊法中，清代的舌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舌诊专论而言，有张登的《伤寒舌鉴》载图120幅，分列白、黄、黑、灰、霉酱等五种苔色和红、紫。蓝等三种舌质，末附妊娠伤寒舌苔一种。此前，古人舌诊苔、质不分，本书虽未明确提出察苔，但观其内容，则已把舌质、舌苔分而立论，这的确是舌诊的一大进步。其具体论述中，不仅善于吸收他人经验，而且能“正其错误”，其不少论述更是道前人所未道。梁玉瑜辑成的《舌鉴辨证》载有149个舌苔图。梁氏认为舌诊在伤寒、杂病中均有重要意义，提倡诊舌不应单凭目测，还可刮舌验苔，对舌诊辨证主张“分经辨证”。傅松元著《舌苔统志》，将舌诊由单纯运用于伤寒扩展至杂病，提出“无论外感内伤，以察舌为最有凭”。其书中改前人以苔色分门，而以舌色分门，列枯白、淡白、正红、绛色、紫色、青色、黑色八种舌质。根据舌色辨杂病，而且淡白舌之名也为博氏首提。其他尚有徐灵胎的《舌鉴总论》、刘恒瑞的《察舌辨证新法》等。论舌诊，则清代湿病学派功不可没。温病大家叶桂的《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舌诊内容，通过舌诊辨卫气营血，察津液存亡，以及与目察、扪擦。问诊、切脉相结合的方法，均堪垂法后世。另一湿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则独创以舌诊分辨三焦之法，其舌诊经验也极为丰富，并第一次将“舌胎”改方‘舌苔”。其他如余霖、薛雪、王士雄、陈平伯也都在其著作中对舌诊有过许多论述，丰富充实了中医舌诊学。
清代脉诊的发展较舌诊则大为逊色，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延显的《脉诀汇辨》汇集各家脉学论著，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脉参证，体现了脉诊在诊疗病证上的灵活性。李氏论脉，以浮、沉、迟、数、虚、实六脉为纲，执简驭繁十分实用。并对相类脉、相反脉、兼至脉、真脏脉以及脉象四时常变十分重视。贺升平作《脉要图注详解》，内容翔实。包括了脉学总论、各种脉、运气。络脉。经别、经筋以及身形、脏腑、营卫、颜色、五音、五行等诊法，并附有插图。周学霆在《三指禅》中，改正了古代缓脉既列为正常脉，又列为病脉的旧说，论脉以缓脉为权衡，以浮、沉、迟、数为四纲，列二十七脉，对比鉴别，并将脉、证、病因、病机结合辨析，最切合临床实际，而他的以缓脉为权衡的论述，孕育了脉的标准化思想。沈金鳌著有《脉象统类》、《诸脉主病诗》各一卷。其议论脉理颇为详明，甚是可取。清末周学海撰写《周氏医学丛书脉学四种》，其综合各家之论：纵论脉理、诊脉指法、诸脉之病，以位、数、形、势、微、甚、兼、独八字为诊脉纲领，对比分析二十四脉，于后学颇有裨益。另外，管玉衡的《诊脉三十二辨》对辩脉也有其独到之处。


    清代按诊也有发展，温病学家将按诊引入温热病的范畴进行研究，如戴天章提出瘟疫病的传变有表里两种形式，在辨别里证时需“细按胸胁”。叶天《外感温热病篇》中也有按腹诊察之论。王孟英更直言“凡视温证，心察胸脘”，这里也包括腹按诊。清代伤寒学者对仲景《伤寒论》中的按诊，更是大为发扬，代表者为俞根初。俞氏提出“若欲知脏腑如何，则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诊”，将腹诊推崇为“中医诊断之第四要诀”。他的具体诊法包括按胸腹胁助、按虚里、按腹、按脐间动气等。张振鋆的《厘正按摩要求》一书，则汇辑了明清医家有关胸腹按诊的论述。其他如程钟龄、张璐、周学海等对按诊也都很重视。张璐云：“凡痛，按之痛剧者，血实也；按之痛止者，气虚血燥也；按之痛减，而中有一点不快者，虚中挟实也……按之酸痛者，寒湿在筋也。”何廉臣更认为按胸腹，比诊太溪、跌阳脉尤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