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庆霞


1　关于姜制法的起源
　　
考查历代中医药文献，最早记载用姜汁制药的医药著作是南北朝时期南齐时的《刘涓子鬼遗方》对半夏的炮制：“汤洗七遍，生姜浸一宿，熬过。”简言之，即是多次漂洗处理后，用姜汁浸炒。与其他各种炮制法比较，相对而言形成的时间较晚，已是公元500年左右的时候。
　　
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中半夏毒，以生姜汁、干姜并解之。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方中用半夏的共计31方，配伍生姜用16方，配干姜的有8方，其余7方虽不配姜用，但大都使用别的方法炮制。可知当姜制方法未形成以前，主要是通过与姜配伍应用达到制止半夏毒性的目的。

2　关于姜制法的发展
　　
随着中医药的发展，药物的种类逐渐扩大，医方与日俱增，姜制药物的品种也相应增多。
　　
唐代新增姜制的药物有8种：草乌、白姜蚕、南星(《银海精微》)；鹑、石蜜(《食疗本草》)；生狼毒(《外台秘要》)；厚朴(《经效产宝》)；骨碎补(《仙授理伤续断**》)。
　　
宋代(《包括雷公炮炙论》)计有41种：凝水石、?酱(《雷公炮炙论》)；白附子、牵牛子、大戟(《太平圣惠方》)；附子(《博济方》)；黄连(《旅舍备要方》)；杜仲(《类证活人书》)；龙胆(《重修政和备用本草》)；大黄、蜈蚣、枇杷叶、腊茶、乳香、陈粳米、槲白皮、皂荚英(《圣济总录》)；连皮大腹(《全生指迷方》)；桔梗、罂粟壳、薯蓣、远志(《普济本事方》)；前胡、白扁豆、五加皮、生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干蟾、肉豆蔻、陈粟米(《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黄芩(《三因极病证方论》)；官桂、贝母(川贝，《卫生家宝产科备要》)；诃黎勒(《陈氏小儿痘诊方论》)；全蝎、何首乌、香附子、草豆蔻、虎骨、薄橘红(《类编朱氏集验医方》)；栀子仁(《产宝杂录》)；熟地(《女科百问》)。
　　
金元时期计有2种：五灵脂、白矾(《丹溪心法》)。
　　
明代计有24种：益智仁、天雄、麻黄(《普济方》)；乌头(《奇效良方》)；当归(《本草蒙荃》)；干漆(《医学纲目》)；香薷(《医学入门》)；白术、芍药、苍术、黄芪、菖蒲、紫菀、天花粉、天门冬、麦门冬(《仁术便览》)；萝卜子、青礞石(《鲁府禁方》)；枳实(《证治准绳》)；知母、绿矾(《寿世保元》)；胡黄连(《外科正宗》)；甘草(《医宗必读》)；铜青(《一草亭目科》)。
　　
清代计有21种：杏仁、荆沥(《本草汇》)；五加皮(《本草述》)；山楂(《温热暑疫》)；陈皮(《本草备要》)；薏苡仁、黄柏(《本经逢原》)；砂仁(《嵩崖尊生全书》)；明天麻、白云苓、草果仁(《幼幼集成》)；松香(《串雅内篇》)；川芎(《串雅补》)；旱莲草、天仙藤(《得配本草》)；西洋参(《纲目拾遗》)；巴豆霜(《幼幼释迷》)；木瓜(《类证治裁》)；枣仁、吴茱萸、大枣(《温热经纬》)。
　　
以上历代姜制的药物合计97种，可见姜制法在中药炮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把各个时期姜制药物增加的数量进行比较：宋代＞明代＞清代＞唐代＞金元时期，可知姜制法在宋代发展最快，明代、清代稍次，金元时期最差，宋代为姜制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关于姜制法的理论
　　
统计历代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梁*陶宏景著《本草经集注》：“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②宋*寇宗?著《重刊本草衍义》厚朴：“不以姜制，则棘人喉舌。”③明*陈嘉谟著《本草蒙荃》：“姜制发散。”④明*李延著《医学入门》：“入脾姜制。”⑤清*张仲岩著《修事指南》：“姜制温散。”
　　
可见姜制药物的理论主要是在明代形成的。所用的文字仅八言，是极少的，但言简意赅，是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除《修事指南》把《本草蒙荃》中的“姜制发散”改写成“姜制温散”外，以后，姜制论点都没有什么变化。由于都是各人总结自己的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没有注意综合别人的理论，给人以片面性的认识，结果到如今仍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雏型，不能使后学的人掌握姜制法的核心，更不能对前人的姜制药物深入研究。
　　
从姜制理论形成的先后顺序考查，发现姜制开始主要是制止药物的毒性，消除药物的副作用。这就是以半夏、厚朴为代表的一类药物的姜制。但药性有寒热温凉、升降浮沉、补泻的不同，即所谓药有偏性。“姜制发散(温散)”是指调整药物偏性的经验总结，即对寒凉之性、沉降之性、攻泻之性等药物作用偏性的调节。这就是以竹茹、黄连、草果仁为代表一类药物的姜制。把以上二类药物归一类，总括起来就是对药物偏性的制约。对入脾姜制，可解释为入脾的药物需要姜制或要引经入脾的药物需要姜制。其意是指姜制具有引经作用，能助长或协同药物的疗效，或使药物的治疗作用在这方面更好发挥。
　　
判断一个药物在方中采取姜制法是否合理，在理论上进行分析判断是重要的，应该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不可以仅从一方面考虑。如果只具备一个方面的作用，就不能说是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总结药物的配伍关系共有“七情”，指出“当用相须相使者良；……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其中相畏相杀的配伍关系与药物“姜制温散”的作用应该属同一范畴的概念；相须相使的配伍关系与药物“入脾姜制”的引经作用也应该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把“本经”的理论应用到药物的姜制，就是要求凡是采用姜制的药物既要有调节药物偏性的作用，又要有引经作用。这样姜制产生的药物才有良好的功效。
　　
下面再列举历代医家关于姜制和药性方面的论述，同样可以说明姜制须要具备这两方面的作用。
　　
明*张景岳《本草正》：(关于附子的姜制)“惟姜汁一制颇通第，其以辛助辛，似欠和平，若果直中阴寒等证，欲用其热，此法为良，至若常用，而欲得其补性者，不必用此”。因为仅具备第二个方面相助的作用，不具备第一个方面的相制作用，就不宜作为常用炮制法。
　　
近人冉雪峰《大同药物学》：“干姜以味之辛胜，草果以气之臭胜，一以守为走，一以走为守。古人建中、理中、温中均用干姜，不闻用草果，盖气虚可用干姜，气虚不可用草果，所以然者，草果臭恶，中分剂即吐，除邪较易，伤正亦较易，中气素虚，及久病中气败坏而误用之，必有虚虚除中之危殆。”姜制草果既符合第一方面的制约原则，在药性上又符合第二方面的引经原则，因此，《幼幼集成》姜制草果仁是合理的。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杨士瀛曰：姜助阳，茶助阴，……且一寒一热，调平阴阳。”这是指姜可制约茶的寒凉之性。但生姜散寒除湿，豁痰利窍，去秽气，通神明，又具引经作用。所以，《圣济总录》用姜制腊茶，与生枣仁配伍，治胆风毒气，虚实不调，皆沉多睡，也是合理的。
　　
《本草思辨录》：“橘皮温而苦，能利水谷，为脾肺之散药泄药；生姜辛而微温，为肺胃之散药升药。二物有相须之益，故常用并用。”橘皮性泄降，生姜性升发，配伍又具相须的功效，具备上述二个方面的作用，所以姜制薄橘红(《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姜制陈皮(《本草备要》)同样是合理的。故《本草求真》曰“寒痰姜汁制”。
　　
《本草经疏》：“鳢肠性冷，阴寒之质，虽善凉血，不益脾胃，……孙真人方用姜汁合剂，盖防其冷而不利于肠胃故也。不用姜汁修事，服之者必腹痛作泄，宜详审之。”这是用姜的温散制其阴寒。《本草纲目》：“姜，能引血药入血分，……又能去恶养新，有阳生阴长之意，故血虚者用之。凡人吐血、衄血、下血，有阴无阳者，亦宜用之。”这是姜的引经作用。亦具两个方面的作用，所以姜制旱莲草(《得配本草》)亦是正确的。
　　
其他诸如对姜制洋参、天麻、厚朴、竹茹等多数药物的分析都具备这种相制相成的共性。一般地说，在引经作用成立的条件下，相制作用发挥得越好，该药姜制就越肯定；没有相制作用，该药的姜制就显得没有必要。
　　
李时珍《本草纲目》对姜制黄连的解释是，姜制“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在这里仍然是他最早把《本草蒙荃》与《医学入门》关于姜制的论点综合起来，且文意的顺序与《神农本草经》相一致。因此，有必要把符合这种配伍关系的姜制归属为可用的正确的姜制，不具备这种配伍关系的一般最好是不宜使用。
　　
通过对姜制理论的考查分析，可以得到下列几点启示：①姜制的理论基础是源于《本经》关于药物配伍关系的“七情”，先有药物配伍的理论与实践，而后才有姜制法的产生；②姜制的理论经历了由制止药物毒性到制止药物偏性的漫长的发展过程；③一个药物运用姜制法的一般条件是增强药物的疗效，或是增强某方面的疗效，但决定条件则是要能制止药物的偏性；④与酒制、醋制偏重利用物理化学作用炮制药物不同，姜制主要是通过药物配伍的作用以制止药物的偏性和增强疗效，达到提高药物功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