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流感疫情给河南禹州的药市带来了波动。作为中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之一，禹州与江西亳州、河北安国等地一样，每3天药材价格排行榜就会有所变动。“这次的病显然没劲儿，所有关联的药材，涨上去还不到10天，就掉下来了。本来我们以为板蓝根又会复制过去的神奇，大批进货，现在都滞住了，没什么大量需求。”回想2003年SARS时期中药材市场的疯狂，老板们都有些复杂的表情，“那时，买家拿钱排着队，所有的药摆到街道上卖，像菜市场一样。我刚喊价80元，就有人喊100元了”。

　　记者◎葛维樱   摄影◎于楚众

　　板蓝根传奇

　　“板蓝根就像温度计，一有疫病的风吹草动，板蓝根就会第一个做出反应。”从2003年“非典”过后，板蓝根这种常年销售的低价大路货，忽然成了药市里最敏感的风向标。“那几个月里，所有药市都盯着板蓝根。”板蓝根本身价位低，产地又广，即使“非典”时期带着恐惧感的预防被热炒到顶点，不过是从每公斤两三元左右上升到每公斤二三十元，10倍的上升量其实不算大。“非典”以前，中药材市场走量最大的不是板蓝根。中药材商都很清楚，库存率最低、常进常销的，都是甘草、大黄、当归这样基础的配药。“板蓝根属于凉性的，药方少而单一，如果不是‘非典’，这个药实在是最不起眼的那种。”

　　但要数和疫情联系最紧密的，板蓝根首当其冲。这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因为单产低、广种薄收的特点，一直不受药农喜欢。这些年随着行情波动，已经从最早的原产地东部的安徽、河南到中部陕西、山西，再到甘肃和东三省，往人烟少的地方散播了。“但是大疫情出现的时候，板蓝根就会一下子变成最热门的。”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全国板蓝根产销稳定增长，虽然出现过短时的紧缺，但没有大起伏。1978年以后，全国板蓝根购销量均大幅度上升，曾出现过两次大起大落。1982年市场供不应求，收购价上涨，致使1983年生产过剩，收购因受资金、仓库的限制，农民销售十分困难。此后到2003年“非典”，板蓝根突然崛起对药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2004年我再去各产地看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大面积扩种了。”王帅乐在禹州医药公司做了30年业务员，现在自己单做药材买卖，“我还劝认识多年的产地收货商，不要这么大种特种，板蓝根又不是万金油，就算是，人对它的认识一清晰，很快就会脱离依赖感。”2005年初板蓝根的价格又回到了近3元钱一公斤。“那时药农都要疯了，收货的老朋友对我说，‘非典’时，种下的种子奇贵，再加上两年辛苦，等于大面积打了水漂。”王帅乐说，2005年春天，正好是粮食等农副产品大幅涨价的时机，中、东部地区的药农又几乎全部弃种板蓝根。

　　“做药材生意，有时候真是靠天吃饭。谁也没想到2005年秋冬，禽流感又开始了。”板蓝根的这一次回冲，价位终于固定在了6.5～7元/公斤。“从2007年起，一直大面积种植板蓝根的甘肃南部、西部，东北的黑龙江大庆等地，终于看到了板蓝根的回报。因为这几年的疫情都连贯起来了，板蓝根终于从低价大路货，成了药价在6元左右、药商们关注的对象。”王帅乐这一次的判断是从5月1日香港地区确诊第一例来自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患者开始。“从5月1日开始，板蓝根就被放在第一位的位置。城里每个人都问，板蓝根怎么样了？我也进了几百斤先放着。因为大家都去进货，四五天时间，进价四五元的板蓝根就走到了18元左右。但是5月11日内地首例确诊以后，板蓝根却明显不再往上爬。从电视上看，流感没有要大面积蔓延扩散的趋势，我心里说，得了，能不赔就不错了。果然，板蓝根在18元挺了3天，就一下子回到了6元左右。”18元的板蓝根在那3天也没让药市里的人赚到钱，“仅仅是喊价，没有人来进货啊，有价无市”。这几天天气不错，在药市里总能看见有人把大堆的板蓝根拿出来晒晒熏熏，“看来短时间是卖不掉了，弄干净点免得生虫子”。

　　药市如股市

　　板蓝根打头，一样曾经出现在被专家推荐的中药防“非典”处方中的贯众从每公斤一两元涨到60元，藿香、芦根、菊花也大涨。而最后导致药商大赚和破产的，则是从每公斤二三十元涨到400元的金银花。无论方子一张一张出，也不管板蓝根如何活跃敏锐，“非典”时，真正摆布药市大局的是金银花，河南方言中的“二花”。和很多药市的老板们说起二花，他们情绪激动甚至有些泪眼汪汪。“‘非典’我赔了20万元有余。”于贵成长吸了一口气，过了一会才说，“好在那时元气足了，赔光家底的还大有人在，我不算什么。”于贵成的记忆是，“我的邻居的老板娘，车子从广西发过来，还没到呢，二花就从400元跌到了100元。我老婆去敲她的门，发现她在门上吊着了。”

　　“非典”时最夸张的传言是，“北京的二花论根卖了，一根一块钱”。市场里每天挤满了人，“全国人都跑禹州、安国、亳州，二花有没有，400块钱收，答案是没有”。于贵成自己本来按常价进了500公斤金银花，全部赚钱。“我30元钱一公斤买来，50元卖给洛阳来的客户，他在洛阳第一天转手的价格100元，第二天200元，第三天300元，此后就乱了。就看见喊价的，没看见货。我们费了多大的心思，绕远路从广西进的140元的货，到了的时候，二花的价格回到了100元。”于贵成说，“‘非典’还没结束，就在这个市场里，多少从广西、山东等等地方来的大货车，一车车的二花，问，老板呢？老板全跑了，货不要了，司机们为了把油钱挣出来，大声地吆喝‘一块钱啦，300元的金银花，卖一块啦’。”

　　“二花就是高价股，你不玩你就挣不了大钱，你玩就得做好上吊的准备。”于贵成说自己现在已经变精了，“这次板蓝根又往上漂，我就挺住了。”和他一样，大部分药市老板变得谨慎起来，“我判断国家能控制，‘非典’几个月把流动人口控制了就行了。有侥幸心理、觉得猪流感还得爆发的人，就亏了”。出货及时就赚，卖得晚倾家荡产，还有人买了舍不得卖，眼看着高了低了。“能在药市混上几年，都和股民差不多。”于贵成拿出手机点点，“给你看我订的药市手机报，3块钱一个月，全国行情都知道”。上面的信息是：“红花，新疆产地，涨幅超过预期，达13%。由于红花有过两三次高价，今年减种明显，多数人持货惜售。”

　　“过去搞药的可没有这个。哪里需要多少药，禹州是个集散市场，80%的药从外地来的，也销往全国。有的药材因为生长分大小年，价格有变，但是涨跌也慢。过去药市是有上下半年之分，因为用药趋势和资金流向不一样，80年代还有上半年看辉县、下半年看樟树的说法。现在完全打乱了，过年、季节、市场需要都不再有决定性了。”于贵成从1983年禹州刚开始允许个体药材经营就入了行。“1988年也有炒药的了，那和股市的势头差不多，忽然有一个山茱萸就莫名其妙涨了上去。那时候我们没见过这个阵式，从几十块涨到了100多块，这个药也没啥金贵的，货源也没断，更没有疫情这种大量需求，谁也说不清为啥会涨。后来我们熟悉了，庄家出现了。”

　　有资金的人把药价炒起来，最近三四年庄家炒药的品种越来越多。“大庄家吃进哪个药，哪个药的价格就上去了。有时候你看着特奇怪的药，和消耗量完全相反，比如三七，去年就经历过大涨，活血的药凭什么涨？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说不会涨，可它就是涨了。庄家多的是，有的还靠银行贷款，去年全国炒三七就是个事实。”一位姓桑的药商说，自己也算是个小庄家，“有钱的靠近钢铁、水泥就炒钢铁、水泥，靠近股票就炒股票，我觉得药材还比股票强些，起码还能看着，找地方放着”。桑先生去年和几个朋友筹资几千万元，“我们也做了市场调查，当归也炒过，别看仅仅一个禹州市场，我们也得不停吃货，拢起货来，价格就能上去。不过要是卖家们手里太多货，我们就拢不住。去年有个浙江人收了1000吨柴胡，这个行内都知道，没拢住，全赔了”。

　　药老头

　　“尊古炮制”被印在每个包装袋上，“旧社会可没听说过庄家，靠亏人赚钱不算本事。只有大资本家。对于禹州药市，药行老板就是大资本家了，他们都是‘大货’买家，只批来整货。药棚再把药行的货拆散，卖给药铺。药材的粗选和加工都在药棚完成，所以有个说法，药不过禹州不灵，其实说的是，来自各地的药材要在禹州炮制加工后，再销往全国”。朱青山今年被评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领域唯一的传承人。他的头发几乎全黑，步履轻快，皮肤是太阳色，“45岁一过，我就每天早上5个鸡蛋”。两周前，他的80岁大寿刚刚被当作地方节日一样庆贺过，“省里市里来了200多位宾客”。

　　老药材师朱青山在禹州的名气之大，人尽皆知。他12岁就进爷爷、父亲都帮工的老字号药棚当伙计。“那时说四大药都，亳州还排不上名次，安国、辉县、樟树，4个都是集散地，河南的炮制手艺是最地道的。”一个槟榔核他能用切刀切成百来片，“机器不过切三四十片。过去当伙计，老板不让使油灯，晚上我都是摸着黑切的”。禹州人对于药材，都有些常年积累的技巧。朱青山说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些，他踢一脚麻袋，就知道药里的水分，听一下杏核就知道杏仁的大小甜苦。“人对于药材，都是靠感觉出来的，中药材都是动植物，有生命的东西千变万化，不是什么现代机器全都能对待的。”

　　药从土里离开，或者死去，对于药商来说就是“个子”。“个子是还没有加工的，买回来第一步是过水。”现在药市里多见用水枪打到药材上，朱青山说，过去叫“润透”，“水一洗一倒掉，药性能掉一半。师傅讲的是‘药透水尽’，用来过水的器具，药放好，水倒进去，不是泡，拿出来的时候水一滴都没有了。以前不讲标准，讲古法，古法说，按照四季气温天气不同，药多长时间就翻动一次。比如当归冬天就要在水里淘一下，夏天则是一喷。”禹州的水也与别处不同，冲在杯子里，有雾一样的水珠升起来，慢慢的，不散，烧开喝起来是稠重的感觉，这样的水土还出钧瓷。

　　“个子”变成“片子”就是药棚的工作，切成适合服用的小片小块。现在不分药行药棚了，“大货”商和零拆商都叫药行。禹州药市场“中华药城”，占地300亩，分为南北各10条街，北部后5条街全部是所谓专卖“大货”的商家，一切字号牌匾都省略了，只是铁闸门外面有一个小黑板，写着“大货”，然后列出名单，以三五吨起算的，行话叫“内字号”。从大货处进来了“个子”，零拆商就得自己炮制。禹州大部分商人是零拆商，但精于炮制手艺的人却越来越少。“看货的眼光这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中药材好在难于作假，大家都买的是个子，土里长啥样就是啥样。不同产地的也好分辨，比如地黄，最好的还是青海北山产的，甘肃、四川就差些，最好的带着齿，吃到嘴里带苦，像吃了一嘴砂，却又嚼不烂嚼不完，不垫牙。”朱青山说他只买到过一次最好的，“倒也不贵，但后来最好的就被挑走让同仁堂包了”。

　　最后消费者买到的还不是片子，而是经过精细挑选、晾晒、炒制等做成的“饮片”。饮片的形状外观更均匀干净，已经可以卖往中医院和中药店。没有经过挑选的叫做“统货”，一旦进入加工过程，不同程序上就可以区分价格，按质量分出级别。朱青山自己的店里只卖自己加工的饮片。他有禹州第一个私营的通过GMP认证的中药材加工厂，然而饮片的销路并不好。“我这个加工成本高，按照古法本来就费时费工，况且原料的地道是做不了假的。禹白芷放在这满屋子香，比四川好得多。”他坚持不降价，使得店里的伙计总得举着3米长的鸡毛掸子，把角落里的灰尘扫掉。“古法卖药，本来就不挣大钱。”他说。

　　禹州十三帮

　　不到1岁的小男孩在一块席子上啃一块杜仲皮，老爷子就乐呵呵地看，“活血清热的东西，正好给他长牙用”。王玉寨83岁，他坐在一个破藤椅里，在自家的“同义成”铺门口坐镇。“禹州火的时候，江西人不过是亳州帮，河北人是祁帮。哪像现在，江西亳州和河北安国的药市简直要大过我们去了。”他自己用毛笔行书写的“同义成药材行”挂在内堂正中，已经落了不少灰。“市场里的房子都太难看了，方方的水泥洞，想弄好看点都不中。”王玉寨祖上数到曾祖父都是药行老板，解放初他成分不好，没有去国营的医药公司，“我一开始把铺子搬到郑州，后来又洛阳，可是1956年全部合营了，我也就不干了”。

　　中药市场上常销的药材有600种左右，除了几家专卖人参鹿茸的“细货行”，大部分都是摆满了敞开口的麻袋。老板们对自家货色都很有信心，却又不愿意评论别人的东西。“我们这里从来都是要竞争的，随便你去哪家看，看货真价实你就买。”王玉寨对板蓝根这样的药并无太多感情，“我最喜欢的是甘草，你尝尝这上等内蒙古甘草，现在甘肃、新疆的都不如这。”接过一嚼，果然清甜。“甘草才是药中之王，我们做药行的，要学会认的第一个药就是甘草。从我做这生意到现在，甘草的价格几乎没有大变动，很多药比起上世纪80年代还要降了不少，因为没有野生的或者药性变了。过去十三帮里，就有甘草帮。”

　　从禹州清乾隆年间兴盛开始，信息不发达的年月里，药材价格变动就不大。“过去价格要浮动得三五年，因为从云南或贵州马拉人驮，来到禹州就一年半载了。为了保护价格，大药市都是来自各省的商人组成不同的帮会控制着，禹州号称十三帮，云南叫三七帮，其实比这个还要多。会馆林立，势力最大的就是山西帮和怀帮，房子盖得最漂亮，说一句话对市场也最有用，比县太爷还有用，因为一个山西帮等于代表一个省说话了。”帮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国调货，还有平衡价格，“货到了先帮会开会，虽然是自由竞争，但买卖双方没有人大赚大亏，大家长期合作，讲究的是互相捧场”。

　　“中医中药哪有抗病毒这一说啊？这都是西药的说法。”王玉寨说，现在倒可以弄个“抗病毒帮”，把板蓝根、连翘、苍茱、金银花等等都归进去，“可是信息传得太快，市场难以被人掌握了，除非是‘非典’时期的专家一个一个方子的出，否则只有钱才能控制市场”。原来有人来进药，王玉寨的习惯是问问这药怎么个用，发到哪里去，“中医院的人来了就说，最近闹痢疾的多啊。中药厂的人来了就说，什么丸丹散最好卖，方子我也不用问，多少年的老方子不就是那样吗？现在我不敢问了，中药西用现在普遍了，我的黄连就是四川来的最好的鸡爪莲，每个爪上还带须子，可是新闻里的双黄连除了口服液还有针剂，又有新闻说这个不达标不合格什么的，我也不明白这和黄连的关系”。

　　“很多老中医的朋友过去长年是我的客户，现在他们说，咋药不灵了，方子一样的，可是却几剂药都没用。”朱青山说，“其实中药掺假很难，因为陈货新货一看一尝便知，川贝和浙贝也差几十倍价格和功效。老天爷造的东西，禹州还见不到假，亳州是有的，在大货里。中药的炮制很讲究的，可是现在为了不生虫子，还有用硫磺熏药的。”药商们却说，“外面卖粉条还用硫磺熏呢”。亳州敬华佗，禹州的药商们店里大多敬着孙思邈的像，禹州西关还有一座据称是他的冢，传说众多。“过去药行伙计请假回来都要给药王叩头，就等于对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了。”像朱青山、王玉寨这样的老人，最爱讲孙思邈如何治好了某权贵或某疑难病症，最后故事的结局大多是，“他什么都不要，就要了一套旧衣服”，“他只要了一只叫花蕊的瑞兽”。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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