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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资料:简论章太炎对中医文献学之贡献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章太炎(1867~1936年),字枚叔,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国学大师。他学问淹通,于小学、经史、诸子、哲学、佛学等均有颇高造诣,其成就早为世人所仰止,但他在医学上的建树却知者寥寥。其实,太炎先生之祖、父、兄“三门知医”[1],他自幼承嗣家学,并有学医经历。成年后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曾著《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治经,与乃师一样,把一切古书作为考据的工具,在研治文史的同时,泛涉医典。中年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学术上,包括医学,不仅撰写医学论文,创办中医刊物,还组建中医学校,设立伤兵医院等,从事大量医事活动,可以说,医学是太炎先生学术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太炎先生医学著述丰富,一生共撰写各种医论百余篇,悉已被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八卷[2](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其中既包括对医理、医术的探讨,更涉及许多文献考据、训诂、医史方面内容。尤其是后者,由于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熟谙古文献,加之精专的研究方法,太炎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平常人难望其项背的,将这些内容整理研究,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
    文字释诂
    近代史上,章太炎在小学方面的成就极其卓越,他上承清末训诂学的殿军俞樾及孙诒让,又精研音韵文字,与其弟子黄侃开创现代训诂史上著名的“章黄之学”,因而他在解读医经的过程中常运用古文字知识释疑,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有“黔首共馀食”之句,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馀食’作‘饱食’”[3],但未能说明讹字原因,章太炎则指出:“观饱字之误为馀,则知本依古文作■,故识者知为饱,不识者误为馀”。对《素问·生气通天论》“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之“苛”字释道:“《说文》云:小草也。”“《礼记·内则》:疾痛苛痒。苛,疥也。”“《春秋传》称:苛,匿不作。”说明了“苛”字在古书中有“细小”和“疥”二义。
    又如《伤寒论》卷三:“项背强几几”,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二:“几几,音殊,短羽鸟飞几几也。”[4]数百年来几成定论,章太炎重新予以解释:“《毛传》:几几,(纟句)貌。《士冠礼》注:(纟句)之言拘,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履在头(当为‘在履头’)。然则几几者以(纟句)交叉履头,故足指受拘而履不落,项背强几几,正状其牵绊多矣。”指出成氏之误。针对刘宝楠《论语正义》将“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之“达”注为通晓之义,章太炎认为不确:“达,针也,与《春秋·左氏传》‘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能’之达义同。”此乃以医学知识来训经。章太炎曾数度流亡日本,注意到日本人将(月臣)子油称(月卒)脏,疑乃“(月率)”字之误,因为《礼记·郊特牲》有“取(月率)膋燔”, (月率)为肠间脂,故有此误。
    本草钩玄
    关于本草之起源问题,章太炎著《论本草不始于子仪》,揭示郑玄注《天官·疾医》之谬,理由是:“据《说苑》,子仪为扁弟子,扁鹊与赵鞅同时,而《周书·王会篇》已说桴苡宜子,《诗》载许穆夫人已知贝母愈思,《春秋传》载申叔展已知麦曲、山鞠穷愈腹疾”等等,而王会、申叔展诸人均先于子仪,“则识药效,知处方者必不始于子仪。”并进一步说:“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代有增益,至汉遂以郡县附之耳。”为什么说是在商周间,他根据《吕览·遇合篇》“文王嗜菖蒲菹”,因古时无茶,以菖蒲止卧强心,而《神农》草药首列菖蒲,故推断该书为周初医师所集。
    有药物必涉及剂型用法,他注意到,古时治药,或(口父)咀或刀(坐刂),到宋代有了变化,将药物研治为散再煮服,称为煮散之法,因为“五代分裂之际,远方药物致之不易,于是简省其量,而以散煮服之,延及宋时,遂为常法。”评价此法煮之易出,量虽减,“效几相若,此具用之巧也。”
    同时,他明确指出宋代丸散药量不当之处,于平药及常用之悍药皆减轻用量,于至毒之药(如硫磺,水银)则反重,并举《局方》阴阳二胜散和《本事方》破阴丹为例,对此他持反对态度,“纵令治病得愈,亦非常法。”这也提醒我们对待宋代方书,须斟酌用量。
    在章太炎的许多论著中还时常散见有关药物的古文献记载。例如《论惑及疠》载:砒霜宋时始入本草,此前但有雄黄。《论脚气证治》一文记:《淮南子》有地黄质粘,有续骨之功;《周官·天师》有茱萸味酸,有养骨之效。在《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中谈到古代对“桂”的认识:《说文》桂,百药之长。引用《梦溪笔谈》“徐锴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说明桂或有杀菌之功。《论治温者用药之妄》说:今治温家最忌柴胡,而于前胡则轻率用之,这是不对的。因为“《本草》本无前胡,《别录》有焉,陶隐居云:前胡似柴胡而柔软,为疗效欲同。按此知,柴胡、前胡本是一类,土宜小异,呼音渐殊,《秘要》、《崔氏》小柴胡汤直作小前胡汤,其证也。”
    辨异求真
    中医沿革既久,不少概念或病名出现古今异义,章太炎凭借广博的文献学知识予以澄释。例如对于《内》、《难》五脏附五行之说,引用古文《尚书》“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和《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说明“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相似,皆可比拟”。从侧面演示了五行说的演变过程。而对于病名之间的含义变化也进行了区别,举如:
    五劳六极与虚劳:《外台》中二者各列一门,治法各异:其所谓虚劳者,即传尸骨蒸,包括肺痿,《金匮》中虚劳、血痹,《外台》谓五劳六极。
    肠澼与利:古者滞下、洞泄皆称利。《难经》称泄有五:胃泄、脾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实则后三者皆为肠澼,不属泄。《伤寒论》里所谓利者,前五篇指洞泄,厥阴篇则指肠澼、滞下,但亦有例外,“唯《释名·释疾病篇》泄利,言其出漏泄而利也,下重而赤白曰(月带),言厉滞而难也,分别最审。”
    温病与温疫:认为《伤寒论》内有五种伤寒,是广义伤寒,即包括温病,且“证治甚备”,而《外台》分伤寒、天行、温病三类,温病者,以温疫、温毒为主,天行即温病之类。
    其他还有现代传染病与古代病名的对应关系之考证:《集验方》有九瘘,五曰蚍蜉瘘,初得之如伤寒,九曰转脉瘘,始发于颈,如大豆,浮在脉中濯濯,脉转苦惊惕,身如振寒热,认为颇与急性粟粒结核相合。鼠疫:宋世称黄肉随,黑骨温,明后称为纥答温。麻风梅毒与大麻风,甚则鼻柱皆坏,故古人通谓疠,《病源》所说癞病,皆今大麻风候。
    考校医经
    《内经》之著作年代,章太炎说“宋人已知为七国时作”,但作了更深入的论证:《礼记·祭义》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因此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或有所承;加之饱之古字误为馀,故推论出该书“作于周末,始皇并天下前矣”。
    他断定《中藏经》“必是宋人伪造”,论据充分。首先,《隋志》载《华佗方》十卷,撰者吴普;梁有《华佗内事》五卷,并无《中藏经》名目,其次,元化方为《千金》、《外台》及《魏志·华佗传》所引者,均不见于此书,“徒列庸俗方剂”,且何首乌用始唐末,鹅梨名起宋时等等,“其伪可想也。然其书《三因方》已称之,作伪者盖在《局方》以后。”
    章太炎自谓上不取《灵》、《素》,下不举叶、吴,一生所重,“惟其长沙太守”,因此非常重视对《伤寒论》的研究,共写相关文章数十篇,其中在作者、注家之考证、版本沿革和校勘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曾写《王叔和考》及《张仲景事状考》,从《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引高湛(张湛)《养生论》和《千金方》中《河东卫汛记》考证出王叔和名熙,高平人。通过《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与《后汉书·党锢传》、《魏志·王粲传》、《桓阶传》、《刘表传》、《广韵》等书进行互考,从而推论出仲景官长沙和作《伤寒论》的基本年代。以上两文被钱超尘全文附录于其所著《伤寒论文献通考》[5]一书,足见其文献价值。
    他还对《伤寒论》之演革及版本流传情况做了缜密的疏理,他据《隋志》、《唐志》载张仲景方十五卷,后世又出《伤寒论》、《玉函经》、《金匮要略》之名,敏锐地指出“《伤寒论》在其中”,意谓《伤寒论》离析于张仲景方,并说林亿所校《伤寒论》十卷为单行本,而此书明代为赵开美摹刻,但清修《四库》时已不可见,日本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复行于中土。
    对《伤寒论》的古老版本《金匮玉函经》,他亦给予足够重视,指出了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后来马端临、徐镕以及《四库全书》均将其混同于《金匮要略》的错误,通过与《伤寒论》、《千金方》所引、林亿校语等详细比较,证实其书为《伤寒论》之别本,“顾篇第条目方法或少异”,但非叔和所集,因为书中有释典之语,叔和时代佛法未盛,疑为江南诸师所述。
    至于世人有将《金匮要略》误为华佗所著,则指出《抱朴子·杂应篇》记有华佗集《金匮绿囊》一事,故有此误。
    他精于校勘,对清·陈世杰刻本《金匮玉函经》在编次体例、讳字及内容方面校出与《伤寒论》异者八条,与《千金翼方》同者五条,这对研究《伤寒论》历史传系有重大价值。他还指出了陈刻本的妄改之处:其一,改“失气”为“矢气”,阳明篇:转失气、不转失气,《伤寒论》单注本、成注本、《千金翼方》皆同,成注曰,不能宣泄,必转气下失,其义甚明,宋人犹云“失气”,戏做“失气赋”。其二,改“駃”为“驶”,《千金》、《外台》“快”字多作“駃”,无用“驶”者。
    长期以来,成注《伤寒论》比林校单注本流行更广,章太炎经详细勘对,认为单注本多保留叔和按语,例如“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共四条,成注尽删之。单注本常有“明源流、较同异”者,凡七处,成注也多删去,表示出对成注本的批评,同时说:“林之校《伤寒论》,犹大徐之校《说文解字》也,其文简质,缀学者观之欲卧,既读诸家书,则知林校之精绝。”他举出例证:成注本寒实结胸“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但二者方治相反,疑论蜂起,林校则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与《千金翼方》所引相同。
    他还十分重视理校,见《金匮要略》某方剂白术下著“七钱半”,则指出“此必非汉人语也,四分一两之三,汉人但云三分,不云七钱半”,说明该书有宋人所补之处。《伤寒论》有“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林校“用前第一方,一云,用后第四方”[6],第四方即葛根黄芩黄连汤,他认为芩、连为止利要药,而桂、麻但能发表,因此是第四方。
    结  语
    中医文献学精深繁复,非博学者难以企及,章太炎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加之他对传统医学的喜爱和长期钻研,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上所述,仅为一麟半爪。他探古寻源,注重考证,“语必徵实,说必尽理”,在他的医论当中,引用古书实料随处可见,既有医学书籍,包括一些流传不很广的医书,如《博济方》、《集验》等,也有大量文史方面的典籍,如诸子、史志、《周礼》、《尚书》、《说文》、《封禅书》、《同度记》及《楞严经》、《宝积经》等佛经,这显示了他贯通古今、疏通滞义的大家风范。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还曾广泛搜求宋明医书精本和古代验方,共选《小品》、《范汪》、《千金》及仲景、文仲、深师等人方剂三百余首,加以分析注解,对保存、研究古方有一定价值。1930年,他曾为一部不十分有名的医书《金镜台方议》作序,该书为明朝许弘所著,清《四库全书总目》未录,故一般医者鲜见其书,他从友人处先后得到两种刊本,非常重视,认为此书对古方“善于裁别”,并根据一本“弘”字作“宏”,一本不讳,判断二者刊印年代一本在乾隆之前,一本在其后。这些无不说明,章太炎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对中医文献学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熊月之.章太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16.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58.
    [4]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6.
    [5]  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53,69~72.
    [6]  新辑宋本伤寒论[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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