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32.00元。
作者：吴飞    □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


　　品味普通中国人生活


　　正当社会文化人类学日益迷失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漩涡中的二十世纪末期，医学人类学却异军突起，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够突破它作为分支人类学的地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和魅力，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的这本《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以下简称《根源》)，而这本书碰巧又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凯博文教授年轻的时候，没有选择到越南战场上去当军医，而是去了台湾研究中国。随着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浓的兴趣，他写出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语境中的病人与医生》（以下简称《语境》)，提出了医学人类学的很多重要概念，成为当代医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就在第一本书尚未付梓的时候，他欣喜地得知，中国大陆准备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终于能够进入中国文化的腹地研究中国了。于是，他和夫人凯博艺（JoanKleinman)来到了湖南长沙，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到中国大陆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之一。


　　不过，他踏上湖南土地的时候，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台湾社会那些中医诊所、巫师乩童，而是“文革”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和一个个在抑郁中渴望新生活的中国人。凯博文决定把他面前的这些神经衰弱患者当做新的研究对象，把“社会苦难”（socialsuffering)当做他追问的主题。于是，他不再走访中医和道观，而是静静地坐在医院的诊室里，与一个个来访的病人聊天，在完成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的同时，也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品味着这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故事。


　　看到中国人的“社会苦难”


　　《根源》这本很薄的书堪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整个研究结构极为清晰，所要回答的问题非常具体和明确，即：中国的神经衰弱是不是就是抑郁症。不过，此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为中国医学界澄清了这个具体的医学问题而已，而是有着极为深邃的人文关怀。


　　凯博文教授是医学博士，在人类学专业只有一个硕士学位。但他的人文修养远非很多文科专业博士能比。这本著作中始终贯穿着现象学家和哲学人类学家普莱斯纳的巨大影响：“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正是身体体验的可以调节的本质；身体过程是通过我们把它们理解为我们生活中富有含义的事件和关系而被调节的；那种理解变成了病痛本身的身体过程的组成部分。”他在此书中提出“躯体化”（somatization)这一核心概念的时候，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语境》中的文化体系，而触及到了文化人类学久已遗忘的人类学根本问题：人性是什么。


　　对凯博文而言，人性不是空洞的哲学说教和冥想，而是体现在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体验的反应、塑造和赋义当中，或者用他近几年喜欢的概念，就是“道德体验”（moralexperience)。因此，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历，都可能进入他对具体病痛的理解中，这种理解往往未必是言词式的，而反映在躯体的表现当中。当一个人无法用言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某次灾难，甚至头脑未必还记得清楚的时候，那件事的痕迹却可能深深地烙在他的躯体上，形成身体的某种习惯或疾病。他的躯体仍然在记忆。因此，刚刚经历过“文革”的那些病人未必会向医生诉说“文革”中的种种不公，甚至未必记得他的每次遭遇，但他的疾病却会呈现出他在过去十多年中的日常生活。当医生简单地把这当成神经衰弱的时候，那沉甸甸的记忆，可能就在他们的处方笺下滑过了。


　　不过，凯博文的医学人类学并不是对普莱斯纳的哲学人类学的简单应用。作为社会人类学家，凯博文的视野中始终存在社会理论中的固有前提：社会的在场。因此，他在描述和分析那些病人的个体创痛的时候，始终不会仅仅把他们当做互不相干的个体。在那个简陋的诊室里，当他面对那些操着湖南口音的病人的时候，凯博文试图看到中国人的“社会苦难”，而不只是倾听那些个体的呢喃。而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哪怕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凯博文都没有像很多西方人那样，将中国社会中个体的苦痛简单当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控诉书。他清楚地知道，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都是复杂的，任何个体和社会的灾难也都是微妙的，更何况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文明。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问题，而可能反映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正像凯博文不断强调的，身心的苦痛一定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那些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和疾病是不确定的，哪怕是能预测的疾病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体验”是不确定的。一个爱感冒的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今年冬天必然感冒；一个容易过敏的人也可能早就知道，花开时节必然过敏。但在疾病真的来临之后，身体的种种痛苦都是崭新的、敏锐的、需要承担的不确定性。同样，哪怕明知亲人即将去世，等到噩耗真的来临，他的悲伤都是不确定的袭击。


　　个人身心的不确定性当然未必都是社会原因导致的。我们不能幼稚地认为，自己的一场感冒、任何亲人的去世、任何一场灾难都要有一个社会原因来负责。灾难可能完全来自命运。“社会苦难”概念的意义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于，当现代社会日益理性化的时候，苦难就越来越变成社会事件。各种现代制度在把越来越多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把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集合到同一个抽象社会之中，即使社会机器变得空前复杂，也使生活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就如同越来越复杂的电脑，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可怕的病毒。古代的一场地震，会被当做一种灾异，皇帝也许会反躬罪己，更加敬天爱民，最多也就救济一下灾民而已。现代社会的一场地震，却充满了社会意义，从预防、报道、救援，到哀悼，都成了全社会的事。个人的苦难，变成了社会的，而社会的稳定与否，也可能取决于某些个体的苦难。因此，对凯博文笔下的那些病人而言，“文革”并不只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生活事件，而是持续了十年的一种社会性的生活状态。


　　在道德体验中成就尊严


　　建立在这个关怀之上的医学人类学，也就不再只是对医学体系的文化研究，而成为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一种追问。由于现代医学的日益专业化，这种追问往往会基于对某种疾病或医学制度的研究，比如保罗·法默对艾滋病的研究，保罗·拉宾诺对生物技术的研究。但很多医学人类学家的视角已经超出了狭义的医学研究，比如南希·舍珀-胡芙对巴西儿童死亡的研究，维依娜·达斯对印度暴乱和毒气泄漏的研究。不论医学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问题，他们最关心的都是，在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人如何理解自身的生活。


　　以现代医学制度为代表的整个现代治理术，在趋向严格的理性和专业化的同时，也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风险和灾难。有大规模的化学工业生产，也会产生毒气泄漏的可能；有全民化的社会动员，也有制造全民族不公的可能；将整个民族国家的福祉担当在自己肩上的现代政府，甚至也必须面对毫无缘由的自然灾害。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完全幸免。使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不是能否防止这些灾难，而是能否成功地处理灾难，甚至不只是以现代技术减少这些灾难所带来的危害，而且要积极地提升人民的幸福。


　　走出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中国人，并没有免于集体灾难；相反，我们身边发生着越来越多史无前例的事件。面对“文革”灾难的凯博文，也没有简单地以此否定现代中国的历史，反而在灾难中看到了她的力量。时至今日，凯博文教授正在与疾病缠身的凯博艺相濡以沫，而中国，也再次承受着一个史无前例。大洋两岸遥遥相对，都在各自的道德体验中成就着自己的尊严。


　　（本文作者曾在哈佛大学跟随凯博文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著有《自杀与美好生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等。)
－－－－－－－－－－－●背景

社会限制成为疾病根源


作者：罗豫


   


　　作为在人类学和医学学科交叉领域贡献最大的学者，凯博文在精神病与社会文化关系方面著述颇丰。他对中国的深入关注也是他重要的学术特色。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的重量》今年年初译介到中国时，开阔的眼界和强烈的道德感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凯博文就在湖南医学院进行了长期的精神病研究和调查，重点关注了精神疾病和工作、家庭、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凯博文看来，与充斥暴力、贩毒和酗酒等问题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严密的和广泛扩散的社会控制系统造成的，这个系统严重限制了个体权利”。凯博文在八十年代调查的病人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限制常常成为他们的疾病根源：由于阶级成分不好而遇到的严重失意和挫折，由于工作单位对个人生活的全面管制导致事业理想无法实现、隐私遭到侵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中国文化中对集体和责任的强调、“家丑不外扬”的心理和对精神疾病的鄙夷，让当时的不少病人不愿意承认所谓的“精神问题”，使得精神困境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暴发出来，而“神经衰弱”等概念成了方便的标签。凯博文指出，中国文化对神经衰弱自有其与医学事实无关的观念———“受神经衰弱影响的个体过于虚弱和疲惫，因为他们的神经功能太虚弱，以至于无法履行正常家庭、学校、政治或工作活动”。


　　凯博文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取向，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渗透着神经衰弱的病痛体验”，“神经衰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凯博文给出的原因（中国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对食疗的强烈关注等)或有商榷余地，但这一观点足以成为医学人类学领域相当吸引人的命题。


　　凯博文的研究距今已二十多年。“文革”曾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精神创伤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正如凯博文在分析“文革”创伤案例时所言：“中国似乎已经把这‘失落的一代’抹掉了，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一代的学生上，期望他们在教育和精神上更好地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勇敢地强调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向。”


　　“失落的一代”带着他们精神和身体上难言的隐痛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凯博文所说的那一代学生，如今渐次走入社会，其中不少已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中国的精神病学领域，也亟待有人像凯博文这样，沟通医学和人类学，为当前一代的精神问题提供一个融合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