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不是"文化散文",而是"历史写作"


本报记者金莹

好茶酒,好诗书,闲时练字,无事读书。书架上摆上青花瓷,墙角则放一瓮花雕王,亦坦言曾对中国典籍"很是下过功夫",笔下文字风雅,感慨也多从历史中来,《悬壶外谈》说的是中医故事,《堕落时代》讲的是晚明风致……在一般人眼中,南京学者费振钟该是个"故纸堆"里的人物。但他最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新作《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却又借鉴西方的理论,从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学和政治修辞学的角度出发,以中医为线索和切入角度,串起中国历史中的各个政治、文学和生活事件,为观察和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鲜角度。

"历史写作,就是把你认为熟悉的历史陌生化,使你重新发现新鲜的东西"

费振钟对中医的亲近来源于他的家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的他,在药香和医学典籍中度过了少年时光。至今,他还会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典籍,或许可以说是少年费振钟最初的文学启蒙,开始引起他对中医的兴趣,也引导着他在中学毕业后开始读《黄帝内经》,读张仲景的《伤害杂病论》……这些阅读经验最终启发并引导了他的写作。从《悬壶外谈》开始,他对医学、身体和疾病进行一种历史记忆的写作,至《堕落时代》,再到新著,展现的是他在多年阅读和思考中对中医、对身体与疾病的历史认识。

在新书中,费振钟对中医进行了根源性的梳理,重新发现政治、中医、文学这些概念之间的最初联系:"中医的特殊性在于,它关于身体的观念,不是医学性的,也不是生理性和心理性的,而是政治的。诸如中医的一些主要概念,比如说道,阴阳,气,五行等等,在先秦都是政治概念。""中国最初也没有文学的概念,即使到了西汉,所谓的学术也都是政治学,是王朝政治为了找到它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建设而进行的。"他说。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一书的副标题是"医学的修辞及叙事",在书中,费振钟将医学与修辞、叙事等文学概念联系了起来。而在中国历史中,文学与医学的关系确实盘结交错,一直在政治版图上互为显隐。"比如枚乘的《七发》,以疾病诊断的方式展开关于君主和国家的政治问答,这就是医学的身体政治方式。"

中国文学与医学一直渊源深厚。魏晋人物服用药石,以使身体符合政治"风鉴"要求,成为风流一代;深受疾病困扰的卢照临一直追随孙思邈的踪迹,其《病梨树赋》和《释疾文》借身体疾病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苏东坡与当时名医庞安时交游,还多次讨论伤寒的治疗,"过去,文人和中医之间身份的转换,是一种自觉。很多名医同时也是士大夫和文学人物,一些文人同时也是医生,他们之间的交往很深。但现在,这可能仅仅是某一种兴趣,而非出于共同的知识体系。"宋明理学之后,新儒学介入医学,更是"儒医"现身时代,医文之间纠葛更深,影响深远。

在新书中,费振钟借鉴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政治修辞学的方式,解读着中医具有的概念,颇有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在文学史上,枚乘、卢照临、苏东坡这些人物,你都会读到,对他们的生平也都有了解。但如果换个视角和方式,你就会看到过去可能已经看到,但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你以为熟悉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而历史写作,就是把你认为熟悉的历史陌生化,从而对历史有新鲜的发现。"

"我们要求的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要对我们的现实与记忆产生影响的写作"

相对于"文化大散文"这个称呼,费振钟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历史写作"。"文化是个太大的概念,什么都可以容纳在内。而我的写作,面对的是中医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质和个性的历史对象。"他说。相对于一些文化散文的感叹、悲情,唱一曲文化挽歌,他更希望的是通过写作,"看到过去的历史和记忆中,我们的经验是以哪一种方式存在的"。"如果仅仅只有文化感叹,这种写作就只能成为文化怀旧心理要求之下的一种文体。但我们要求的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要对我们的现实与记忆产生影响的写作。"

于是,他对自己的写作作了如此的界定:这不是文化,而是历史;不是知识,而是经验;也不是概念,而是记忆;不是分析,而是叙事。它不是"文化散文",而是"历史写作"。

费振钟梳理着医学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是生活在医学中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整天和医生打交道,而是说,我们的基本生活模式是在医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对方位重视,睡觉时头对着东方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构成我们的生活,而它们是由医学的理论提供的。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历史和修辞经验,它们逐渐构成了我们的历史经验。"

但在现实中,我们的一些历史经验已然缺失,缺失的结果是个人在现实中的空洞和无力。"我们不可能离开历史经验来理解和界定我们现实的生存。离开历史经验,现实很可能是一个漂浮物,人们就会失去对现实的把握能力。"费振钟的历史写作指向的,就是对历史经验的重构。

"比如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成为回忆的经典?就是因为它在重建记忆,但重建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只是由此来抗击现实对我们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现实产生作用,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就是有意义的。"费振钟如是说。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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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 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1958年1月出生于兴化顾庄。1986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乡村民办教师、高邮师范学校语文教师、 《雨花》杂志社理论编辑、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费振钟1983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发表理论作品二百余万字。上世纪90年代后转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兼写作随笔散文，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主要著述有：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散文随笔集《堕落时代》、《悬壶外谈》、《黑白江南》、《古典的阳光》及《为什么需要狐狸》等。曾获得江苏文学研究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奖，以及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等。
   
近年来，费振钟对不同阶段的历史、人物与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与体悟，以民间的历史观念，大胆挑战传统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既忠于历史精神，又注重主体人格的张扬，以多个系列、极富创见的思想文化随笔，走出了一种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散文新范式。
　　　　
“我小时候是靠河流来辨识方向的，现在不同，高速公路让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高速公路给了我全新的感受，兴化很多新的东西都需要我重新体验。”谈到儿时记忆中的兴化跟今天兴化的不同之处，最近回到故乡的费振钟如是说。
   
记：你老家是里下河地区有名的水乡，当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费：我在19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兴化农村。这里的闭塞在整个七十年代都没有改变。所以我长到19岁，还没有见过汽车，绝不是20世纪的传奇，而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想走出去的愿望，是由1977年的高考刺激产生的。那时候我在我们村庄小学里做一个民办教师，已经安之若素，每个月可以拿到补助工资18元，你能想像得到那是很有满足感的。如果不是时世变动、高考制度恢复，我会将民办教师进行到底。但1977年毕竟意外来临，毕竟让我有了新的希望。我在《1977年顾庄的高考》中曾写到，当小火轮载着我们这批高考中的幸运者向县城驶去时，我们的野心随着汽笛声膨胀起来。我也是这批幸运者中间的一个。
   
关于小火轮，我还要多说几句。这个联结各个主要城镇与村庄关系的交通工具，实在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见证。我在前往某个镇子去看望我父亲时，多次见到一对唱道情的夫妇。他们随船而行，游动在我们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所唱除了民间曲调外，也有政治时尚故事。那时候，这种道情能够在小火轮上演，其实不很容易。总因凭着乘船农民对这种民间艺术的喜爱与同情，使他们能够挣一点谋生的小钱。现在小火轮没有了，道情也就失去了它最后的空间，我们只能在郑板桥那里重温往日生活。
   
记：道情是富有兴化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这种民风的熏陶，对你的学习和工作应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吧？
   
费：说到学习，那当然不只限于读书和学历。我对于学校的认识，只限于有几位好老师。受制于条件，从事学术研究，我却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但它成了我个人努力的一种理由。直至今天，我把我的历史写作，都作为是自我阅读和学习的结果。比如 《堕落时代》一书，甚至专治明史者也认为对于史实的梳理与叙事，显得训练有素。
   
至于工作，实际非常简单。自从1974年做了乡村民办教师后，经过数年师范教育后，继续做教师到1986年，这之后，就以文学为业了。对于把文学当做饭碗，虽说并不高尚，却也满足了内心的梦想与虚荣。直到我在写另一部异类作品 《悬壶外谈》时，才知道做一个空头文学家，恰如鲁迅所告诫的那样，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坐在自家院子里，做个诊病的医生。我曾经读过一些医书，但我做医生的父亲不知为什么执意不让我做医生。1996年后，我开始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我认为让自己到历史现场，以此来弥补丢失的现实感。
   
记：你是由文学评论成名于文学界的，此前有没有其它的文学尝试？你的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在国内享有盛誉，当时是如何起步的？有哪些代表作品？
   
费：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评论的大氛围，使我有了一次选择评论写作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显得相当轻松。几乎一蹴而就，很快就以青年评论家的身份，进入当时新锐评论的行列。记得 《文艺报》曾做过专门介绍。我与我的合作者王干也算是一时声名鹊起。但其实我在文学评论之前，却也如一般文学青年一样，热衷于诗歌和小说，虽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说到具体的文学评论起步，这还与一个人相关。他就是叶橹先生。叶橹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期间就在 《人民文学》发表过 《论抒情诗》这样的重要论文，其时刚从板车队获得平反。我在高邮师范学校语文组遇到安排来这里任教的叶橹先生，从此我们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我的文学评论是在叶橹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起步的。甚至最初的论文，也经过叶橹先生亲手修改。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对文学作品那种良好的直觉把握，对我有更大启发。
   
我的评论作品有两百万字，如果要说代表作品，大概就是 《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了。这部研究性的专著写作，花费了我1993年整整一年时间。
   
记： 《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是你的第一部专著吗？这部专著的选题是怎样产生的？这部专著的出版，对你之后的创作大都为系列或专题性的写作有影响吗？
   
费： 《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的确是我的第一部专著，从文学研究专业来讲，直到现在，也是我的唯一专著。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既失落又怀疑的时期。彷徨无聊中，我的评论家朋友季红真，从北京写信给我，问我能不能为一套中国区域文学文化研究丛书撰稿。她与我当时还没有见过面，但读过我写叶兆言有关秦淮河系列小说的评论，印象很深，所以邀请我参加这套丛书。我要写的主题是，20世纪江苏地区的文学与地域文化。我对写这部书，没有太大把握，作为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研究，属于新课题。然而凭借我的阅读经验，以及我对江南传统士文化的知识，尤其是我对江南的直觉感受，我还是接下了这项写作。尽管这本书成书后，还留有叙述视度和结构上的缺陷，但我在文化影响力上对江南传统士阶级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生活观念如何决定了江苏文学的题材、语言、风格的分析，独有一种说服力。这部书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大学中文系做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生的参考书。我本人对于学院式研究不太感兴趣，不过来自于学院的学术认同和评价，还是会让我高兴。诚如一些书评说，这本书是现代文学研究悄悄的收获，它的阅读和影响也在悄悄进行。为此，我还要感谢16年前季红真的推荐。
   
记：20世纪90年代你转向了散文创作，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作为评论家和作家，感觉有哪些不同？
   
费：20世纪90年代我转向散文写作，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我把我的 《为什么需要狐狸》这本散文集的序——《梦到狐狸也不惊》，放在这里，读者应当能够理解。
   
这部散文集的写作，现在越来越让我意识，寻找和恢复丢失的感性有多重要。1990年后，对我来说，有一种缺憾，渐深渐浓，但我不知道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一种东西，看着它离我远去，而我却无力抓住，无力追踪。也许，从一开始，当我用概念的方式写作时，我并没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缩和丢失为代价。那些曾经让我沉浸其中的理论思考，亦会带来某种满足，可它抵挡不住时时袭来的焦虑。你从你生活的世界里，把你自己拔出来了，你所有那些感性经验，因为缺少土壤和水分，死在你的身体里；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这是你焦虑的真正原因。有时候，你自己目睹那些从手指上出现的文字，它们变得僵硬，面目可憎。这显然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所依赖的那些概念表达，越来越多地流失活力。对写作的怀疑，成为缠绕自身的困境，直至你开始放弃，开始在写作之外重新发现写作，那已是上世纪之末了。
   
我读犹太学者以赛亚·伯林就在这一段日子。感性这个词，从他的书中以不同寻常的意义跳出来，深深触动了我。伯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相信绝对理念，狐狸则依从感性；刺猬自恃有一大知，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导向专制，而狐狸用它眼睛引领着思想的自由。伯林的自由主义哲学深赖于感性的发现，他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与狐狸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写作的天才之处，正是他的狐狸性，由此，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义特质，从一般性的语词阐释中突现出来，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这对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我很感谢伯林关键时刻给我的启发。我甚至想到，基于对伯林的理解，我可以创建感性自由主义这一语词，来表达我的心领神会以及欣悦之意。
   
在此，我不但认识到了感性的现在状态，而且理解了感性的历史生成过程。感性在时间之中存在，并且在时间中生长，追寻失去的时间，在普鲁斯特那里，就是追寻那些时间之中的感性世界。你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就知道早在写作 《驳圣伯夫》时，每天早晨谛听天鹅绒窗帘之外的阳光，他对于时间的幻想和认识，总是与他复活感性的努力联在一起。感性在时间远处，体现了它记忆的长度和历史厚度。一个能够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人，才说得上感性的复活，才有真正的感性。我从伯林那里获得的欣悦之意，事实上经过回到感性历史之中的努力以后，一天比一天得到确认，这使我不只空喜欢一场，而是切实体察到感受在时间中复活的悸动。以前那些焦虑不安，在写作诸如《有一种生活是仪式》这样的短文过程中，亦可以发现它们化如一道安静的流水，宛转而去；而整理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上半部，由细节所构成的叙事，它所依据的个人感性经验，剥离出一种历史，其中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不用说正是对生命的安慰和对自由的憧憬。最新写作 《葬辞》，把感性世界里那些片断连缀在一起的意图，与其说出于对土地和亲人的忆念，不如说它表达了对生命和时间的想象，以及包含在这想象之中隐秘的伤痛和悲悯。最后，我把 《为什么需要狐狸》置于书末，既是前因，亦是后果。自由是风，从感性的原野上，轻轻升起，所过之处，思想也将重新长出绿色。
   
少年时，有读 《聊斋志异》的经历。写得好的是狐狸的世界，那些凭感性化生女子的灵狐们，原与我们不同出没，让我们常常在荒茫之处，因偶然相遇而惊绝。现在却是，懂了无论那种生命，原都可以共生同在，一个空间时间里，相与往还，如此一想，已然梦到狐狸也不惊了。
   
记：你的 《堕落时代》、 《悬壶外谈》以及即将出版的新作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等专题性的写作，都有着自已的独特视角，知识性、趣味性都很强，但它们似乎都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写作，你怎样看待这种写作？我注意到 《堕落时代》1998年出版后，在大陆已出版了三个版本，还有一个台湾版，可见这部书影响很大， 《悬壶外谈》是关于中国医学的随笔集，而即将出版的新作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可以说较 《悬壶外谈》更有历史纵深感，你同意把它们看作 “文化大散文”吗？
   
费： 《堕落时代》是我自 《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后写作上有意转型之作。它虽然用散文随笔的方式写成，但从专题上说，属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研究，从写作方式说，则不是什么大散文。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明确一种新历史主义叙事。与 “文化大散文”那种借一点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大加渲染，大加议论，大加抒情，完全不同。通过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认识，我确定了我的写作的历史性质。我把我1996年以后的写作称为历史写作的原因就在这里。 《堕落时代》即是我的发轫之作，也是我的代表性作品。有人将它放到大散文的名下，恐怕只是误读。
   
至于从 《悬壶外谈》到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有表面上的题材相似性，但后一部书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部书。那是一本文化随笔，而这一本是对中国医学的历史修辞研究，更能表现历史写作的性质。因为这本书将要面世，我可以向读者说明一下它的写作动机以及写作特点。
   
本书校稿时，犹有想将书题定为 “人在疾病中如此之深”的冲动。这句话，来自瑞典当代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原句是， “当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以致他的日子都变成某些闪忽的火花”。走，在这里深具一种语言和历史的叙事性。从诗人关于疾病的修辞里，我感到了一旦深入人的身体内部，所能产生的惊奇和怀疑，以及难以捕捉的破碎。疾病作为身体现象，如此引导我们的目光，走向我们身体的历史。由此激发我们重新寻找和发现那些潜伏已久的身体记忆，这也许正是写作面对人的生存的历史应尽的责任。这本书第二部分，就是通过疾病，描述关于身体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理解那些身体的困扰。那些死亡与求生，那些失败与拯救，那些挣扎与解脱，那些沉迷与拒绝，以及在这一切后面遗留下来的创伤，我要说，这些保存在曾经有过的文字和语境中的身体话语，在今天提供了被我们加以新的阐释和表现的机会。
   
但，这仅仅是本书希望编排的医学史图景的一个小小部分。当我把对医学史的叙事与解释联系起来，而着眼于它的修辞时，无宁说我的文字更接近历史写作的性质。这就使单纯关于疾病的审美主题和文学表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企图 （也许那将是另外一本书)。源于新修辞学的启发，同时也出于历史叙事的需要，在这里，疾病作为身体的道德缺失，只是关于医学与身体政治的历史一个陈述视度。为弥补和修复道德身体而进行的医学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要丰富有趣得多。我们在这种复杂和丰富性中，很难确定哪些是医学史的真实内容，在选取的关于医学史的单个叙述中，读者甚至可能会发现许多真实的欠缺，但我意只在提供合理的组织，以求 “将若干点勾连起来，形成融贯性、统一性的 （医学)历史图景”，而勾连这个图景的是我们业已经陌生的政治。
   
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医学专业书。作者对于医学知识以及现象的描述，只是为了聚集和重述有关医学在过去本身的一些经验。医学理论的创始者，医学人物，医案，医学事件，以及在医学中活动的非医学人员的故事，以其个人性和特在性，构成过去的医学的叙事实体，及其人类文化经验，由此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医学的认识。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但我为这种仿历史写作方式而深感愉快。
   
记：有评论说你近年来的散文创作 “一直追寻着中国‘文人’的生存价值，以及当下的文学写作的意义”，现在你对此有怎样的见解？
   
费：20世纪90年代，大家或多或少对于文学的前途都有惶惑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喜欢将个人建立在某种虚空的价值上，其中文学尤重，这不是一件好事，很容易失脚。怎样在现实环境中，把自己从自视甚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是我们回到生活，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一个起点，一个理由。日常价值、世俗价值，既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之中，也在历史生活经验之中。一种文化追思，正是为了寻找与发现历史生活经验，及其伦理价值。我曾强调说，人文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会什么是生活，懂得什么是生活。非如此，不足以言人文。
记者：袁晓庆 日期：来源：泰州日报
－－－－－－－－－－－在新书中,费振钟对中医进行了根源性的梳理,重新发现政治、中医、文学这些概念之间的最初联系:"中医的特殊性在于,它关于身体的观念,不是医学性的,也不是生理性和心理性的,而是政治的。诸如中医的一些主要概念,比如说道,阴阳,气,五行等等,在先秦都是政治概念。""中国最初也没有文学的概念,即使到了西汉,所谓的学术也都是政治学,是王朝政治为了找到它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建设而进行的。"他说。
_______________他说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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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悬壶名医。到了费振钟这一代，虽然他也自幼翻着《本草纲目》长大，但总归离医途越来越远，终走上写作的道路。在远离草药氤氲味和发黄古旧医书多年之后，费振钟这些年重拾家族“传统”，扎进医学史从事历史文化写作。从几年前的中医文化散文集《悬壶外谈》到即将出版的《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费振钟通过对中医历史文献的梳理，采撷历史中大量的医学人物、医学事件，在这些医学的叙事基础上，解读其背后的隐喻意义。

　　问费振钟在家里受到中医熏染了那么多年，自己是否会替人诊脉下药呢？费振钟说，他像过去的古代文人那样，读了点书可以看一些病，“但我肯定不会像苏东坡那样，对自己的医术太过于自信。苏东坡就是太自信自己的医术，可能把自己都医死了，也害了不少人。文人从医的传统，我是不会轻易地继承的。”不过没有年轻时候对医书的基础性阅读，没有这些医学经验，没有祖父诊病环境的影响，没有小时候阅读《本草纲目》的感觉，“我后来的写作兴趣可能也就不在这里了。”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

　　早报：以身体和疾病作为研究对象，做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西方挺流行的，比如桑塔格写过《疾病的隐喻》，福柯有《临床医学的诞生》，还有你在书里提到的费侠莉的《繁盛之阴》等，你写这本《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是否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费：我当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书我也反复读过。但桑塔格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的医学和身体，他们的研究跟中国语境还是有不同之处，但他们的解读方式对我还是很有启发，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视角，“原来看中国问题也是可以这么来看的”。

　　费侠莉在书里使用了“黄帝身体”的解释模式，试图从中国医学的身体概念对中国医学，特别是女性身体作医学性的梳理与讨论，这个概念对我很有启发。不过费侠莉是从女权、女性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历史上被遮蔽的女性存在，她希望从医学史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些被遮蔽的女性身体和欲望，我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而不是解释模式。

　　早报：关于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的讨论，在书中对《黄帝内经》讨论的那一章最为明显。

　　费：对。我主要想从《黄帝内经》中寻找黄帝在先秦政治语境中的位置，一种叙事对象。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他开篇就写黄帝，这实际上还是包含着政治意图。西汉的学术基本上是政治讨论，它从五经、先秦思想中为西汉政治制度找到理论和制度资源。所以，黄帝是重要对象，司马迁的叙事就从此开始。其实对黄帝的讨论，在先秦就已成为一种政治显学，比如稷下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是黄帝之学。

　　从对黄帝的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特殊性。在我看来，中医这一医学理论不是来自临床，也不是来自对身体的目视，而是来自政治的隐喻，当然在这里，政治概念也是身体概念。先秦的养身观念和道家学派基本观念是，人的身体体现的是道德完整性和政治完整性。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而黄帝是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典范出现的。

　　早报：但我们还是习惯把《黄帝内经》当做一本中医百科全书来读，不知道用《黄帝内经》看病到底有功效吗？

　　费：用《黄帝内经》看病，现在外面宣传得神乎其神。我觉得，对这种怀疑早已有之。《黄帝内经》提供了我们认识身体的方式，这点很重要，但也不能把它神化。事实上，我在书里也写到，中医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宋代以前，中医的主导理论是道家的阴阳学说，医学在解释身体和疾病时依据的是道家思想。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新儒学的出现，知识权力发生迭替，新儒学是对之前道家的反动，它重述儒家的道统。中医因为新儒学的介入，它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黄帝内经》被纳入到儒学知识体系当中，但更重要的是，《易经》地位提高了，《易经》作为儒家宇宙论的一个重要文本，成为医学就天人之际、格物致知的一个主要依据。《易经》既是儒学的一本经典，同时也成了医学经典。新儒医的要求就是读通、读懂《易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很多儒医都精通《易经》，甚至都有关于《易经》的专门著作。虽然儒医还使用《黄帝内经》的五行和阴阳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在新儒学格物致知之下统摄的，对五行和阴阳的解读都被儒学化了。

　　同时，两宋时期，士大夫开始介入医学，不少士大夫都是名医，特别是苏东坡，他可能自己把自己治死了，但他特别相信自己对医学的见解。

　　早报：所以，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费：对。实际上，这种观点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理想选择。他们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本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医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医生的职业化是很弱的，中国的文人会随时随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士大夫一会儿是名医，一会儿是官僚。这种身份转换，在新儒学知识背景当中，是很自然的。

　　“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在你这本书里，一个概念反复出现——“修辞”，政治修辞或文学修辞。

　　费：关于修辞，我受到的最大启发来自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他们在研究西方各种政治理论时，从古希腊古罗马那里找到修辞术，研究这些修辞术是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国家政治和公民政治，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这促使我必须重视中国人的修辞。中国的修辞其实也很发达。比如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你可以把它看做是政治对话，对话是中国最重要的修辞方式，对话体与西方的演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修辞更多是感染你、打动你。医学也是他们对话讨论的对象，医学与政治如此的紧密相关，比如在《庄子》里就有那么多医学的比喻，借一个人的身体说国家政治。在中国古典时代，政治家们就已经很娴熟地把一个疾病当作政治来处理。

　　早报：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扁鹊见蔡桓公》了。

　　费：对。很有意思的是，《扁鹊见蔡桓公》被作为一个政治隐喻事例来出现，但在医学上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很难说中国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是否产生于一个专业医师之手，它更接近福柯这样的写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可能是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理论家写出来的，而且里面用的是对话体。你看到过其他医学理论著作是用对话体的吗？他在讨论各种疾病和现象的时候，没有论证推理，都是比喻，然后借助颜色、气味、声音等来述说一个身体，而使用的中心概念都是先秦反复使用的一些政治概念。所以说，与其把先秦医学当做宇宙论来看，还不如把它当做一门修辞学。宇宙论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表达方式，医学是借助这套政治表达方式反观身体表达医学。

　　早报：你这本书的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医史看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很多中医史著作中，主角往往是方术道士，顶多来一个孙思邈、张仲景，但你这本书的主角是知识分子。

　　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身体时，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知识分子思想史可以体现在各种历史长河和语境之中，医学也可以是这样一条历史长河和特殊语境。知识分子在处理自己身体时，特别能表现他们的思想和特点。比如我写卢照邻，他通过自己疾病的诉求表达政治诉求。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以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结束。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考察和对中国古代中医史的文化考察有何关联呢？

　　费：对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书写是必需的，拿掉这一章给人感觉我只是在研究传统，这个医学传统到了当代就没有了，并非如此。

　　中国医学传统中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自然延伸。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怎样借助中国医学的传统资源，使之当代化。比如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技能主要有两个——针灸和草药，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赤脚医生利用这两个东西才能树立其医学合法性，中国人也很容易信任他们。与此同时，这也是利用中国资源抗拒西方文化的表现，这又跟民族主义有关。在黄帝的传统中，一个帝王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人民，其中一个内容是对人民身体负责。毛泽东很本能地会利用这些传统资源。还比如针刺麻醉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这一技术的疯狂膜拜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诉求。毛泽东喊：针灸万岁呢？他还预言，世界人民会使用。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人物对医学的政治利用。就算到了毛泽东时代，党内的一些内部斗争还在继续使用医学隐喻，比如电影《春苗》，赤脚医生演变成政治隐喻，即所谓“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路线斗争。

　　人物介绍

　　费振钟， 1958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1986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乡村民办教师、高邮师范学校语文教师，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堕落时代》、《悬壶外谈》，新作《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