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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先生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位捍卫与发扬中医学的杰出人物，医界称其为“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而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堪称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当时《山西医学杂志》称之为“医书中第一可法之书”，《绍兴医报》称为“医家必读之书”，据《奉天医学杂志》记载，朝鲜人称为“至贵至宝之救命书”，而且当时各省立医校多以此为教材。几十年前，该书不失为站在时代前沿的伟著，时至今日，仍是一本授人以巧的杰作。对于指导临床防病治病、科学研究，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
　　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痒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１８８１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１８９３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１８８５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１９１１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１９０４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１９００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１９０９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５０，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１９１２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１９１８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１９２３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１９２４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１９２６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１９２７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３最后５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５次印刷方满足需求。１９３１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７３岁高龄，于１９３３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１９３９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１９５４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１９５７至１９８５年，河北省４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５０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倡导中西汇通衷中参西思想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１０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１９０９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１８９３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１８９７年，他年近４０，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yin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２００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２００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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