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贫困大学生调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转自佛教天地
2006/05/27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３５０元，我给你４００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４月８日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４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１０００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日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

　　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

　　“你们有没有‘三金’啊？”“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

　　“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 “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

　　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 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先干着，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政府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 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警惕“读书无用论”抬头

　　“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