暝色中的中关村尽收眼底。

  
“冯先生，你多大接触佛教？”明影法师把问题抛给了前座的美国学者冯克强。“在俄勒冈大学读书时，我学习到了禅宗。研究中国历史后又开始研究达摩。”冯克强扭过头来温和笑着。

  于是，他直面我说：“你看，一个1969年到1973年间读大学的美国人，能在大学里很轻松地读到达摩，知道禅宗。中国大学生，包括现在的，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起码在1990年以前，我是不知道佛教的。”

  
我们也来自北大

   明影法师是河北佛学院教务长，柏林禅寺堂主。当年在北大地质系，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没有方向感，成天沉溺于对生命的思考中。“却有独立思想。”他强调。

  
198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政府。他的校友说他生性率直，不太适宜机关里的生活。“我上了11年的班。其实没什么事。我平时就是打坐。只要你不跟别人争什么，他们也不会来管你。”他轻松地说。

  
颇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面上佛学书籍才多了起来，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画《六祖坛经》后，挺郁闷的。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文化，我居然过去一无所知，还以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

  
“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研读经书。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础教育。比如研究地质可以让我的观察力增强，但佛学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在深圳小梅沙的海边，他研读《维摩诘经》，“眼前的每朵浪花后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动。其实，波峰并不比其他浪花多伟大或最出色。大海是整体的生命。”

   他方才释然，在世俗中，一个社会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证明什么。要知道，此前他愿望强烈：出家前，一定要用财富证实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

  
2001年，他在柏林禅寺正式剃度。

  
多年后重返校园，他依旧对北大的外在变化无所感知。但他却对柳智宇出家传闻有话要说：

 
——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网上哗然惊奇？一年几千个北大毕业生，一两个出家算什么？一年有几十个出家人才是正常。

  
——这恰恰是中国人注重物质，精神危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危机。

  
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北大一年十几人、几十人都去出家的话，北大不成了佛学院了？站在出家法师的立场上，我理解他的忧虑。”

  
这时，他在电话那厢想到了明影的师兄——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师。

  
与柳智宇相似的是，北大时期，这位法师热爱哲学，勤于思考——“他极其向往一个理想中的清净家园。”

2003年，明海法师对北大校友们讲解佛法时，谈及自己的出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看了一本介绍弘一大师的书，从而接触到佛教。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他应该说是老师，比我高五届，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认识我师父(净慧法师)，他到广济寺去，向我介绍那里非常清净。我说那你带我去吧，后来我们就到广济寺去。

  
那天进入寺中，我的内心安静平和下来，似乎找到了那个理想的家园。我念阿弥陀佛，念一阵以后，很有感触，身心有很大的感受。以后呢，心态有很大的转变。晚上经常做梦，梦见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从来没见过的和尚，有中国的、有时候有印度的，或者晚上做梦，梦见到寺庙去，所以人的心发生很大的变化……

  
大学毕业后，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学任教。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他盘算过，“我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成个家，给父母生一个儿子之类的。”“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想我要是40岁的话，应该差不多”。而且校内环境安静，教学任务并不妨碍他上完课后，学习与打坐。

“1992年，他24岁那年剃度出家。出家前，他跟随师父净慧法师到柏林禅寺打佛七(一心念佛，不许讲话)。”李向平当年去过正待重建的柏林禅寺。

那里，除了从元朝矗立、业已衰败的赵州禅师舍利塔，徒剩几间破破烂烂的砖瓦房，聊作佛堂、餐厅、宿舍。

“门外一个大垃圾坑，冬天一刮风，满院尽是风沙。非常荒凉。”

“他从那里回来后便与父母商量，他要出家当和尚。虽说他在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可从任何一个角度，他父母都不会同意他的决定。这样，他又等了一年，等到禅寺大殿落成后，他觉得不能等了，瞒着家人先出了家。”

“
释迦牟尼佛出家也没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我们的那个师爷，虚云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动的。后来他们也慢慢被我转化了。现在也都成了佛教徒。”

他最终对李向平诠释：出家，就是回归自己心灵的家园。

出家，各有各的因缘

“寺里‘明’字派的法师，后面那个字都有讲究。明海师，海纳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轮到我，辛苦死了，要学玄奘啊。”明奘法师喜眉笑眼。

“这个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出家，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他正色道。据传，他离开柏林禅寺，在北京怀柔的朝阳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课。在汉传佛教讲经大会上，别人的严谨分析打耳边穿过，他则用他的“电子小玩意”偷看当红的网络小说《阳神》。有人在网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门清规戒律似乎约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们说他用大白话讲解《金刚经》明快了然，招人喜欢。

   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较怪，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我没读几天，便写了退学申请。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

  
递交退学申请时，我找系主任谈，找学生处谈，他们全来劝我。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咱俩不如换个位置。我要是您，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如今想想，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当年的教育体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老子、佛陀从没出现过。等上大学，参加完军训后，我读到了一本《坛经》。读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个和尚。

  
退学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内刊当编辑。精神上、言论上自由许多。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时候，我一人老往庙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观音殿，我帮着干活。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净慧法师)，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师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说，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说好。这就行了。

我怀揣一千元、十本书、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书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别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在寺院里也是这样。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我给他们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弥、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我整天守着他们，从来不问问题。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我说我真没有问题。他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出家。

他说，你肯定能做个和尚，因为你没问题。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

  
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希望他们写一段，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谈。”

他说：“人们往往对于‘出家’有一种隔膜认识，认为出家人全是万念俱灰，生活事业不顺，家庭情感受到重挫。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对北大、清华高才生，或各种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职场或官场价值观看待衡量他们。这与人们对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关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

李向平：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这是很现实的层面，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而是使生命充实。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李向平：按照理论上的说法，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就会对社会有好处。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

人物周刊：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对出家、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是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一互补理念下，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有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选择一种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现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宽泛的。到庙里、进教堂里，求官、求学也是一种信仰，找风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彼此认同的、精神关怀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应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能否相互认同接纳，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