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医学。以《伤寒论》为例，这是距今1700多年前的一部仅万余字的著作，居然成为历代医学家临床用药的指针，就是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医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一、“一个萝卜一个坑”
——从药证相应谈中医学的严密性
中医学的魅力之一，是其在处方用药上的严密性。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药证相应，丝丝入扣，毫无半点含糊。举例而言，张仲景用人参黄芪，各有指征，人参主治“心下痞硬”，黄芪则主治汗出而肿。所谓心下痞硬，为上腹部不适，而且按之硬，缺乏柔软感和弹性，这种腹证，多见于极度消瘦之人，其诱因或经疾病长期折磨，或呕吐剧烈而脱水，或绝食多日，或久泻，或大汗，或大量失血以后。而黄芪的汗出，或为自汗，或为盗汗，或为局限性出汗，或为动辙汗出；肿，为浮肿，或呈浮肿貌，即肌肉松柔者，所谓虚胖者，也属于此例。这类人即所谓的“尊荣人”，即养尊处优，缺乏运动而且体型肥胖的人。显然，就客观指征来看，人参用于瘦人而失水者，而黄芪用于胖人而有水者，两者的应用指征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找不到人参黄芪合用的处方。同样，枳实与厚朴，虽均为理气药，可除胸腹满，但枳实除坚满，厚朴除胀满，厚朴除满不止痛，枳实除满且治痛。其它如黄连、黄芩、黄柏的区别，不仅仅停留在上中下三焦的区别上，更有它严格的应用指征。这种指征，就是药证。
　　药证具有客观性，这是中医严密性的基础。阴阳五行，脾虚肾虚、元气等等，看不见，摸不着，那不是组成证的要素。个人的喜恶，也不是证的组成要素。只有体型、肤色、肌肉、口、眼、鼻、舌、唇、脉、腹、喉、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现代检查数据，才是构成药证的主要材料。比如说，来诊者酷暑而厚衣，但肤色红润，两眼有神，所说病情无倦容，而且舌红苔腻者，照样可以服用黄连；有四肢冰冷，而胸中烦热，胸胁苦满者，则当用四逆散，而非四逆汤。尤其是中国人大多喜欢吃热的，虽胃中郁热，烦热舌红，照样有喜食沸汤而舒适者。所以，讲究药证可以排除不少假象，增加用药的严密性。
　　药证强调特异性。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味中药一味证”。 如黄连除烦热而心下痞，柴胡除往来寒热而胸胁苦满，麻黄除无汗而肿等，这些特异性的指征，反映了药物的特殊功效，徐灵胎所谓的药性专长或专攻。这些药证，不能简单地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或归经来解释。徐灵胎曾举菟丝子汁去面黑为例，提出发人深醒的疑问：“以其辛散耶？则辛散之药甚多；以其滑泽耶？则滑泽之药亦甚多，何以他药皆不能去，而独菟丝能之？”所以，他说“但显于形质气味者可以推测而知，其深藏于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虽圣人亦必试验而知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强调从实践中发现药物的特性。他认为，作为医生，“终当深知其药专治某病，各有功能，……徒知其气味则终无主见也”（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徐批)。
　　从药证也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用药是否一定能从脉舌上找到用药的依据。有的药，应用时应看脉，有的则不当看脉，如用附子应见脉沉弱；而用黄芪，则不看脉。有的药，应用时应看舌，有的则不需看舌。用黄芪，也不看舌，只要属虚胖者，虽舌苔黄腻，照用不误。只有了解药物的专长，了解其特异性的应用指征，我们的中医学才能变得严密辨证论治才能恢复其活力。

　二、 1＋1=？
——从药物配伍谈中医学的技术性
　　中医的魅力之二，是其极强的技术性。药物的配伍，药物用量的斟酌，煎服法，其中的技术含量极高，中医师水平的高低，也主要反映在这里。下面，仅以配伍与药量为例。
　　先谈配伍。1+1＝？，配伍得法，可能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配伍不得法，则可能等于零，甚至负一，负二。张仲景方中，有许多经典配伍。如细辛、干姜、五味子，主治咳喘上气，痰清稀如水者，为小青龙汤的主药，具有增效的功效。黄连黄芩，主治烦热而心下痞，仲景必用。是有增效功效。附子干姜甘草，主治下利、脉沉的虚寒证，不仅增效，还能解附子毒。人参干姜半夏甘草大枣，主治心下痞、呕吐不食，是养胃的经典配伍，可以矫味，可以增食欲，可以护胃气，是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的重要配伍。桂枝甘草，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则治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治虚悸。同样治悸，配伍不同，则所治之悸也不同。
　　药量：临床用药，剂量上大有文章。比如仲景用药，就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1枚。大黄附子细辛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3枚， 可见附子量越大止痛越好。再如半夏。大剂量（2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复代赭汤、小险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再如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4两；而小量除痞，方如半夏泻心汤，量为1两。大黄大量（4-6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1—2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 中量（3-4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再如厚朴，大量（8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 小量（2-4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柴胡大量（半斤)治疗往来寒热，小量治胸胁苦满。可见，在用量上，中医的技术性也相当强。难怪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

　三、 “人的病”与“病的人”
——从张仲景的辨体用药谈中医学整体性
　　中医学的魅力，在体现在整体性上。这个整体性，就是“人”。如果说，西医是治“人的病”，那么，中医是治“病的人”。这个“人”，就是整体，就是全身。中医没有剖开独自肚子去寻找在器官细胞水平上的病理变化，也无法看到天地间的各种致病的微生物，但我们的先人却能从宏观上把握住集体的变化，寻到消除病痛的办法。清代的伤寒家钱潢说的好，“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这就使中医学的疾病观。这个“发”，是“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全身性反应。中医治病注重整体，注重全身的道理也在这里。那么，如何着眼于“病的人”呢？张仲景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望形。仲景书中的所谓尊荣人、失精家、湿家、强人、羸人等均有明显的外观特征。如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即为缺少运动、肌肉松软，稍动即易汗出伤风的体质类型。失精家则多为男子，面色白、肌肤柔薄，瘦弱，脉大而无力等。而湿家，多面黄而形肿，鼻塞身痛等。
　　二是切脉。脉浮，脉沉、脉微细、脉沉迟等，并不表示某种病，而是患者全身状态的反映。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脉象，主要是用于辨“病的人”，而不是辨“人的病”。
　　三是抓基本症状。张仲景所着眼的，都是一些人体基本生理活动 变化情况，如恶寒与恶热，口渴与口不渴，小便利与不利，不大便与下利不止，能食与不能食、烦还是但欲寐等。
　　以上是张仲景常用的方法，其实，后世的腹诊和舌诊，也是辨“病的人”的重要方法。所以说，辨体，是寻找体质与疾病的易感性，寻找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共同的体质基础。更为实用的，是寻找药物与体质的对应关系，叫作“药人相应，方人相应”。我发现，麻黄类方、桂枝类方、柴胡类方、大黄类方、黄芪类方等，均有相应的体质。辨清体质以后，对提高临床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大黄还是那个大黄”
——从中药谈中医学的自然性
　　中医学的魅力，还体现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药上。中药的特性，一是延续。从神农尝百草到现在，中国人依靠天然药物治病，已经不知多少年。但是，大黄还是哪个大黄，黄连还是哪个黄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化学药物每年要更新和淘汰，但是，天然药物，就像大米、小麦一样，不需要淘汰，仅仅是品种的改良而已。二是亲和。就是这些树皮草根，我们的祖先服用过，所以，我们对中药具有一种天然的、深层的亲和力。那种气味，那种感觉，使您感到熟悉而神秘。三是缓和。这是来自天然的药物，甚至来源于厨房，作用当然是缓和的，平和的，没有或较少副作用。再加上名医的配伍，则更是安全无毒，而且有效。四是道地。天然药物完全是一种自然药物，所以对天地的依赖性极为强烈。所谓的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理。黄芪须内蒙的、枸杞是宁夏的、大黄是西宁的，菊花是安徽的、黄连是四川的……，必须道地。
　　天然的中药，使中医学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并使中医学强化了他的实用性和经验性，以及对自然经济的依赖性。当然，魅力在此，与现代科学的距离也在此。

　五、 孟河名医冠吴中
——从师承授受谈中医学的经验性
　　由于中医学的自然性、严密性、整体性以及技术性，又决定了中医学的经验性。在这里，我想起了孟河名医。这是江苏南部的一个小镇，在清代末期，这里蕴育了一代名医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余听鸿、贺季衡等一批名中医，成为名医的摇篮。当时有“吾吴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说法。孟河没有学校，只有师承授受的传统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非常适合中医学的人才培养。原因何在？就在于中医的经验性极强，这些经验需要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口授心传，通过临床的面授，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较好地传下去。所以，鼓励老中医带徒弟，敦促青年中医虚心向老中医学习，拜师学艺，尤为必要。
　　中医学的经验，除了拜师以外，认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著作，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古典，本是在师徒相授时的教材，最适合于在临床上讲和学。因为，很多讲的是“所当然”，讲的是“是什么”，所以，在临床上抓实例，识证认方，尤为适宜。
经验性强，也使中医学变得内容十分丰富。各家的学说，各家的经验，有的用药峻重，有的处方平正，有的擅用寒凉，有的则擅用温热。这无疑给中医学平添了几分魅力。

　六、 “随俗而变”
——从扁鹊行医谈中医学的社会性及文化性
　　古代名医扁鹊，是善于适应社会需求的典范。他过邯郸时，听说那里重视妇人，他便为带下医；过洛阳，听说那里重视老人，便为耳目医；入咸阳，知秦人爱小儿，便为小儿医。大史学家司马迁将他这种行医原则，称之为“随俗而变”。这正是中医学的社会性及文化性的概括。
　　中医的诊疗范围要适应社会需求，这是随俗而变。中医的理论也必须让社会承认，至少要让现代人听得懂，这也是随俗而变。社会文化变了，中医学必须相应变化。随俗而变，是中医学最具魅力的优良传统。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