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授业与行医】
授业方式 武汉中医学术的延续,多袭用祖传、师授、自学等方式。
1. 祖传 以家学授受,祖传孙、父传子世代沿袭;对秘方、绝技有传子、传媳不传女的陋习。武汉医家传代较长、医名较著的首推杨氏,其第一代始于清初杨世泰,第二至五代均继医业,唯事迹不详。其第六代为“朝”字派,第七代“政”字派,第八代“德”字派,第九代“明”字派,第十代“永”字派。杨氏医家自永字派的杨永清(亦名杨燮)始负盛名(曾任太平天国军医官),此后代有名医,如第十二代的杨彤阶、杨闻川,第十三代的杨小阶、杨小川,声誉尤著。现在武汉市国棉四厂担任中医的杨长定,仍继祖业,杨氏医门历传15代,凡300余年,为武汉中医界所罕见。此外,武昌原王府口(今紫阳路)的雷致穌家传8代。以祖传著称的还有罗立本传罗恕之,段缓青传段惠民,陆韵琴传陆梦班、陆继韩,单厚生传单苍桂,李兰亭传李慕融,王瑞卿传王永生,刘止安传刘绍安等,但多传代不久即易业。
2.师授 有两种,一是拜师学技,一般3年,期满随师侍诊1年,始得悬牌行医,世称入门弟子。二是投帖拜师,其本人已经执业,拜师以求深造,遇疑难病患赖以指拨;也有借师名招揽病人的,俗称门人或门生。武汉近代的杨恭甫,当代的杨树千、陆真翘、黄寿人、熊济川等,均是拜师学医的著名代表,他们分别师从费绳甫、丁甘仁、许慕韩、孙少培和冉雪峰,他们的医术、医德如同各自名师,均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解放后,传统的拜师带徒发展为个人带徒、集中授课、政府考核的形式。1957年,市卫生局制订了《武汉市中医带徒试行方案》。1957—1960年,市中医药学会及中医进修学校开办中医学徒集体学习班,108
人参加,50余人获结业证书。1962—1966年,市第四医院举办中医学徒班,108人参加,79人结业。1970年7月,市卫生局委托市第一医院开办中药学徒班,学制1年,50人参加。1980—1982年,市中医院开办在职中医学徒学习班,41人获结业证书。1962年和1985年,市卫生局先后举行两次全市性中医中药学徒出师考试。
3. 自学 多出儒门,以学养有素,淡于仕途,或官场失意,自学中医以全己济世而成医的。当代名医冉雪峰、蒋树人、刘式莹等是自学成医的杰出代表。冉雪峰原从事新闻及辛亥武昌首义军事工作,后因故牵连入狱,在狱中奋攻中医典籍,颇有成就。出狱后即悬壶问世而操医业,治绩显著,名扬三镇。蒋树人出身天门县名儒之家,自幼多病,乃立志习医而成名。1960年任湖北省中医学院副院长。刘式莹为小学教师,业余自学中医,1959年任湖北省中医学院教师,翌年担任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著有《妇科实践录》、《妇科医案选评》等书。 80年代,汉阳区第二门诊部青年中医张觉人勤奋好学,曾在全国性医药刊物上发表多篇
老年医学论文,引起专家和社会关注,被选为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和汉阳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是当今自学成医的表率。
行医方式 武汉中医素以走方游医、医寓、坐堂等3种行医方式为主。
1. 走方游医 是中医最古老的行医方式,医者手持
串铃摇动作响,亦称“串医”。他们走街穿巷,送医上门,凭脉处方,兼售自制的丹、散等药。武汉史载的名游医是明末叶文机,驰名全国的叶开泰药店即是他的后裔经营发展的。1920年,山东徐占奎来汉串医定居,他治疗跌打损伤疗效颇著,后在汉口友益街设医寓,1959年任红旗卫生院医师。走方游医中,除方脉外,草医居多。草医包括武术家、药农或僧、道,他们擅长采集草药,自炼膏丹,身怀一技,常在武昌蛇山旧黄鹤楼、汉阳门、汉口集家嘴、华景街、大智门,汉阳
鹦鹉洲等人烟稠密处摆摊搭棚,鸣锣集众,俗称“点棚”(即打场子);表演一阵武术后,即售草药或膏药。有的将草药摆在地上,问病售药。一般声称专治接骨斗损,五痨七伤,一切杂症。他们易接近码头工人、船民、渔民等重体力劳动者, 对腰闪、臂扭、
骨折、脱臼等疾病,经其治疗、服药多有痊愈者。少数草医业务发展后,则在市、郊开店,悬壶行医,经营草药、药酒、膏药。清末,李金刚在满春路口开设李福堂;宣统二年(191O年),朱子云在武昌东郊九峰招徒传艺,授武行医。民国初年,李占奎开设忠源堂;抗战胜利后,李德顺开设永盛堂;河南孙明翰在汉口三民路开设老提名堂等,都为病家所信赖。
名草医邵森林于1918年继承其父栋臣之医术,在武昌悬招应市。抗战时,他颠沛流离,沿途治病,得救者甚众。1961年,市中医医院成立草药科,由邵森林负责。邵于1980年辞世,其子德石继承父业,在该院任中医师。
走方游医社会地位低微,人称“江湖医生”。其中有身怀绝技、真才实学之医,也有不学无术、推销陶药假药、以骗钱财之徒,鱼龙混杂,
玉石莫辨;多数浪迹天涯,管理不易,事绩难考。1949年后,走方游医锐减,但街头巷尾仍时有所见。1981 年后,游医在三镇闹市街头义又日趋增多。
2.医寓 是医生居家挂牌,坐候病人临诊,医生大多在一方之内享有声誉。较高级的医师在清末时有自备坐轿,在民国年间有人拉的小包车用于出诊。武汉史载的早期医寓是武昌“杨燮医寓”,当时四乡八岭来杨氏医寓求诊的不绝于途。杨燮之孙杨闻川民国初年在汉口楚善里另辟医寓。杨闻川治病立方严谨,药味精练,人称“杨八味”(指用药在八味上下);学术上推崇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时人又称他为
湿温病专家。其医术颇为官僚富绅所重,每次门诊金银圆2元,出诊加倍。杨闻川子侄杨小川设医寓于汉口汉润里;杨小阶原在武昌故寓执业,后迁汉口汉安里应诊,日门诊40—50人,出诊8—9家;杨秉三设医寓于汉口三德里64号,但为兼顾武昌病人,每天仍返贡院街故居应诊,后再回汉口医寓执业,风雨无间,未有虚日。
同时代与杨闻川齐名的儒医陆韵琴设医寓于武昌乌鱼池(现先贤街附近),多为士子(知识分子)治病,收费甚微;世医罗恕之设医寓于武昌中营街,为贫民治病多免费义诊。此3人时誉“杏林三鼎甲”。
名医杨恭甫1890年在汉口汉润里设医寓,上午在寓看病,下午外出义诊。
名医冉雪峰1915年先设医寓于武昌中和里,后迁汉口中山大道永康里,1946年设医寓于汉口肇元里。1955年应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一级教授。
著名医寓还有武昌玉带街方亮甫医寓,吉祥巷方济清医寓,游家巷徐子安医寓,斗级营杨树千医寓,后长街胡书城医寓,三道街蒋玉伯医寓;汉口洪益巷黄稷丞医寓,生成里叶小秋医寓,巴黎街(现黄兴路)魏廷兰医寓等。据《汉口指南》1920年记载,仅汉口一地名医寓达105家。1928年前后,三镇设医寓的著名中医有王和安、范筱村、罗谈园、汪雨阶、赵朴荪、李幼安、董其章、曾少达、王玉田、李绍陵、熊化凡等。抗战时期,各医寓先后撤离武汉。抗战胜利后,1946年三镇设医寓的名中医有陆真翘、曾少达、黄坚白、陆继韩、黄寿人、黄云樵、徐相恒、熊济川、蒋玉伯、孙惠卿、蒋洁尘、高省身、魏玉泉等38家。
1949年5月,上述名医除少数谢世外,余均在武汉迎接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中医先后走出医寓,加入集体,组织联合诊所。1952年后,部分名老中医参加国家卫生机构任职。
1985年,市区有开业中医201人。
3.坐堂 医生在药店应诊和善堂施诊,世称 “坐堂”。药店坐堂最早者是明崇祯十年(1637年)在汉口大码头鲍家巷口叶开泰药室坐堂行医的叶文机。百年后,1736年江西吴氏开设至德堂药店,1845年广东林姓开设保和堂药店,均设有坐堂医生。 1908年后,三镇大、中、小药店多数无坐堂医生,只有知名药店保滋堂、刘天保、香山堂、叶开泰、致中和、达仁堂、同德和 、吴寿康、祝九芝、万鹤龄等20余家中药店设有坐堂医生;民国初年,陈远超医生在汉口清芬路开设仁德堂,本人坐堂看病,当时
麻疹流行,经其医治,多能痊愈,名驰三镇;晚年著有《麻疹验方集锦》。民国时期三镇知名的坐堂医生还有徐济安(陈天保药店)、胡济武、黄纯古、董铸康(先后在初开堂药店)、黄云樵(寿尔康药店)、王玉田(仁寿堂药店)、毛鹤峰(永安堂药店)、胡敬臣(胡天和药店)等。
市郊有18名中医分布在九峰、永丰、姑嫂树、十里铺等地坐堂。其中名中医郑寿彭、郑尧翟四代在郑家大湾开设保元堂药局,以医售药。其后裔子芳、子林、德永解放后在市一医院、长航职工医院任中医师。1880年,九峰儒医谭汉卿在王家店开药铺坐堂行医,主治内科,兼治杂症,临床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处方用药阐述周详,费时较多,人赠雅号“ 谭(谈)半天”。1886年,九峰出生的刘大香在王家店太和春药店坐堂行医,医德医术为人乐道。
坐堂医生应诊时间多为全日,也有半天。其诊金晚清时铜元6枚,民国时则为2、3、5角不等,诊金归己。有的药店按医生处方多寡,按月、季或五(端午节)、八(中秋节)、腊(年终)致酬。个别名医有药徒侍候,店主供应烟、茶。
解放前,武汉中药店坐堂医生无确切统计。1955年10月,汉口初开堂药店率先公私合营,设有坐堂医生1人。此后,市区93家中药店公私合营时,坐堂行医者多数转入各联合诊所。1961年,市区坐堂医生6工人,其中21人是药店职工,余为个体开业医生。1985年,市区坐堂医生24人。汉口解放大道的“武汉中草药店”设红医站,以草药治病,日接待100余病人。
善堂坐堂始于1847年。三镇各善堂以送诊施药作为善事之一。1918年善堂多达136所,后迭有兴废。1929年,三镇善堂送诊施药的有55家,占善堂总数的75%。其中汉口慈善会和济生、培心等善堂日门诊达100—300人次。善堂内设中药房,药材多为“善士”捐献,其中也有少数“脚药”或“次药”,质量逊于市面药店的饮片。坐堂医生为善堂聘请,应聘医生乐为义举,不计报酬,只接受车马费。一般每月银元10—15元。个别有30元的。医生施诊并不拒自愿酬谢。施诊时间多在上午半天,下午医生回寓所执业。在善堂行医声誉较著的医生,有曾少达、许晴喧、蒋洁尘、徐相恒等。
善堂另一诊病方式,是扶乩请神,为患者处方(病人服药也有痊愈的)。扶乩多为庸医,借“神灵”招揽病人。1929年,汉口市社会局对于《各善堂例办事业应改良》中第十九条规定,“施医以延聘经政府审查合格之中、西医生为主,尤以施诊能惠及真正贫民为原则,多备药料,概不取资”,但各善堂却未认真执行。
1949年后,善堂坐堂行医逐步消失。
以上医疗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新中国建立伊始,门诊、住院等方式已为中医普遍应用。50年代,为配合防汛救灾,曾以巡回医疗方式为灾民治病。60年代以后,逐步开展专科门诊,除针灸、正骨、肛肠等专科外,还增设胃病、肝病、肾病、不孕
不育症等专科门诊。70年代,
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展急症治疗。80年代,市中医医院建立“急诊室”,各综合医院中医科亦相继开展“急症”治疗。1985年,汉口、武昌相继开办名老中医咨询门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