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

朱良春  李树仁  姚守诚  章鸿慈

　　章次公先生(1903～1959年)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革新家，曾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职。章次公先生治学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和“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主张，为研索中医、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疗效，培育中医人才，整理医史文献，弘扬中医药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创新精神，更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
　　章次公先生，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1903年7月28日。其父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做了许多有益之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其父返回故乡，郁郁去世。
　　章先生幼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长，遵守父训，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又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后改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用药泼辣的风格，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次公先生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丁师是江苏孟河人，和他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在清代，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从孟河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毕业后，又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心细，这些对章次公影响很深，但他并不为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
　　章次公先生随后离开广益中医院，于1928年2月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于1937年开始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
　　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
　　章次公先生一生不好名利，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在民族危难之际傲骨峥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维艰，他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不得治的痛苦，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
　　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滩成了美国人的天下。此时由于欧美文化的渗透，恐洋、祟洋之风甚浓，在很多人的想法里，既然月亮都是外国的圆，那么药丸更是西方的灵了，国民党当局歧视中医，不扶持中医，反而采用了消灭中医的政策。国民党政治腐败，先生对黑暗统治深恶痛绝，因而他常在家里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中医如亡亦无天理”。
　　解放后，章次公先生在经营私人诊所同时，参加了公家工作，任上海市卫生局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生，并兼任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参加了华东高级干部保健工作。1955年应召赴京工作，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还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担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章次公先生先后曾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刘伯承等中央首长看过病，还多次为毛主席诊病并与其谈论中医工作。先生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读书又博，所以广采百家，融会贯通，明辨真伪，见识超人。1956年毛主席曾两次约其畅谈中医学终宵，主席博古通今，看过较多的中医书籍，提了不少疑问，先生均能对答如流，主席高兴的说：“难得之高士也”。
　　他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使林老呃逆很快被控制，病情平稳下来。从此以后，找先生会诊的病人日益增多，整日乏暇，连礼拜天门前小车也排成队，在京的学生都去帮助抄方记录，认为是极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在京期间，章次公先生曾留心搜集善本医书，原拟修订我国《历代医籍考》，校勘《内经》，他曾说：“《内经》论针灸，阐扬经络；《甲乙经》第三卷侧重于在体表上标用穴位，后世亦有人宗之。而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讲求经络，与《内经》一致”。在他读过的《内经》木刻本上，还遗留了一些札记。他曾准备积极总结疾病防治规律，为振兴中医事业作更多贡献，但终日忙于应诊，无暇实现，实为憾事。
　　先生常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遇冬季即发。1958年冬，咳嗽加剧，并感腿痛，后经检查确诊为肺癌骨转移。1959年4月，抱病参加了全国第三届政协会议，会后即入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他密切配合治疗，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全身广泛转移所引起的病痛，毫不流露痼疾之痛苦，他说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意志，所以神情还是很安样的。使经治医生、护士深为感动。虽经多方医治，终因无效于1959年11月6日不幸逝世。
　　章次公先生主要学术思想和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学严谨  祟尚实际   章次公先生一生，他成长为一代名医，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为关键的是他的治学方法。他治学祟尚实际，反对不着边际的空谈。不盲从，不迷信，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他曾说：“吾人生当科学昌明之世，但问其学说之是非，不问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苟仲景学说有背科学，则其罪当与庸医同科；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述，则亦位与仲景同等，当以科学之尺度衡量之，然后始有持平之论”。可见其胸中毫无成见，纯以事实为根据。
　　二、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章先生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取，提出对祖国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他对五行学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祖国医学自有他的精深独到的地方，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但中医的长处不是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
　　章先生所处的年代，正值欧风东渐，中医界前途茫茫，祟古者固步自封，求新者标奇立异，中西医相互抵梧。他挺身其间，早年就曾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主张，认为只有中西医团结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打破中西医的界限，力求二者的沟通，才能更好地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早在三十年代末，他就邀请留德的医学博士在自己的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等，开创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的风气。在临证时，遇有疑难病例，常请西医会诊，或进一步作放射、化验检查，以明确诊断。他还常将中西医学理论在医案中合并讨论，对中西医理论进行印证与沟通，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如谓：“大叶性肺炎，痰有铁锈色，系肺循环郁血故也”，进而推论：“麻黄所以为此症之主药，即因其能亢进血压，消失郁血之故也”。“月经之生理虽在卵巢，亦受神经之支配，古人调经多用疏肝，意在调节神经”。诸如此类，在《章次公医案》一书中俯拾可见。
　　三、寒温统一  经时交融   章次公先生敢于打破寒温的界限，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做到寒温统一，经时交融。章次公先生认为寒温乃是完整的体系，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延伸与发展，不应当割裂开来，这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过去所谓“经方”、“时方”之争，他颇不以为然。可见先生治学，无门户之见，无派别之争，博采众长，力避其短。章次公先生对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丰富，风格独特，不少同道都知道，他治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也多有良效，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
　　四、热心教育  培育人才   章次公先生除治病救人外，还热心中医教育事业，培育人才。毕业后即在母校任教，随后在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许半龙、谢观等创设中国医学院，1929年又与陆渊雷、徐衡之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教学主张。先生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敢于推翻陈腐之论，新奇大胆，动人心魄，引人入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所以学生最喜欢听他讲课，得益也最多，往往予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灵慧。章次公除讲药物学以外，常选前人之医案，加以分析点评，作补充教材，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可作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章次公对门人教导殷切，爱护备至，常言章氏家风，朴实无华，要养其志，无暴其气，要敏于事，而慎其言。门人朱良春学成返南通悬壶，先生赠印一方，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作为临床实践座右铭。在先生春风化雨下，今桃李成行，先生虽去世已四十四年，但门人感先生之德，尊师、爱师、念师之心，无时或释。
　　五、重视医德  淡泊名利   章次公先生秉性耿直，坦率真诚，敦厚处世，淡泊名利，从不为名利而争，但为学术、为真理，却常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事后从不存任何介蒂。尤其在京任职时，仍能保持其独特的性格。章次公先生富有同情心，对于贫困者不收诊金，并免费给药。对患重病不能起床的贫民，邀之即去，章次公先生常低头弯腰进小阁楼、亭子间。人们称赞他“是一位诚朴质直，胸中毫无欺诈城府的大学问家”。
　　章次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在先生百岁诞辰之际，谨以此文缅怀、纪念他弘扬振兴中医学的伟大业绩，他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革新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百年回味章次公

诸国本

　　章次公先生（公元1903～1959年)是我父辈的人，我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仰慕和敬佩之情。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纠正原卫生部领导歧视中医的错误，全面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筹建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等四所中医高校，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著名中医学家进京，他们主要来自四川和上海两地，四川如王文鼎、蒲辅周，上海如秦伯未、章次公。其中秦伯未和章次公都当了卫生部中医顾问。只因为章次公先生雄年早逝，56岁去世，至今已隔44年，似乎离得我们很远了，使一些年青中医对章先生了解甚少。但对整个中医界来说，章次公先生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颜德馨先生称章次公“高瞻远瞩，百年来第一人”。我们回顾一下中医近代史，全面衡量上一个世纪灿若群星的中医前辈，从人品、文品、艺品各个方面估量，颜老的评语是有道理的。
　　1979年，章次公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时候，中医界同仁在上海玉佛寺举办了纪念活动。1999年，章次公先生逝世40周年，中医界同仁又在上海明东大酒店召开了纪念会。2001年4月，江苏省中医医史文献学术交流会在苏州召开了章次公学术思想研讨会。2002年1月，章先生的子女发出了“纪念先父章次公先生百岁诞辰征集资料函”。今天我们又在这里隆重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一个现代中医学家，对他的纪念和研究如此频繁和紧凑，好像登一座大山，越爬越有兴味，越高越见意境。这是非常值得中医界研究和回味的。
　　章次公先生是一个继往开来、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中医临床家。他一方面顺应潮流，勤于学习，融会新知；同时又切实地“发皇古义”，卓然自立，成为中医学术造诣极高的现代中医学家。我们读《章次公医术经验集》，读他的《乡居治验录》片断，不得不为他的辨治精到和医案凝炼所倾倒。他的德识才学特别是人格魅力具有极大的感召作用。
　　章次公先生是一个现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双重优势相结合的中医教育家，是从传统的中医教育出来又主持当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吕炳奎老局长多次跟我说：“要认真总结上海石皮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改称中医学院)的经验，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黄文东，培养一个，成功一个。”后来我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的《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总觉得过于简略，这一段珍贵的中医教育史，需要我们继续认真总结。
　　章次公先生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独立人格、独特见解、胆识超群的中医先哲。他富有侠士心肠和名士风度，是一个真正的悬壶济世的“平民医生”，有一副在寒天里脱下长袍相助朋友急难的侠肝义胆。毛泽东说他是“难得之高士也”。何时希称他“外狂内谨”，“是一位诚朴质直，胸中毫无欺诈城府的大学问家”。
　　我特别感谢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和上海中医药学会，感谢章次公先生的家属，他们费了很大的心血筹办此次纪念活动。他们重版的《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和新编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岁诞辰纪念集》，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纪念章次公先生就是要认真学习章先生的道德文章，促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多年来，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的确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医学术的西化和淡化是当前中医医院的突出矛盾。章次公先生是主张融合新知的，但他首先是“发皇古义”，提出“欲求融会，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从他的医案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双重诊断，一重治疗”，他的立足点是中医，一切知识都是为我所用，他的方药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今天，非典型肺炎闹得沸沸扬扬。“闻鼙鼓而思良将”，我们多么希望蒲辅周、章次公先生还在，他们肯定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同时，中医的学术讨论，一定要提倡百家争鸣，对学术问题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而且不急于做统一的结论。章次公先生是正统的中医学继承者，但他对五行学说有不同看法。他主张中医也要作微观的探索，并善于利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知识。对温病学派内部的分歧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是一个学者学术范围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章次公先生既通中学，又通西学；既精经方，又擅时方；既笃伤寒，又重温病，而最后又归结到“融合新知，发皇古义，卓然自立”上来。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物，我们无法禁锢他的学术思想，也没有必要去“规范”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领域，是不能以蠡测海，以一孔之见去观测一位大师的。（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召开的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