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外公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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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外公施今墨
祝肇刚
离别逾九载 回京见外公
1956年冬，我刚12岁，便随父亲从昆明回到北京。我三岁时父亲为谋生计，携
全家离开北京去昆明，当时我还不记事。在回京路上听父亲讲：解放前我家在昆明
生活很困难，外公常寄钱接济我们；去年（1955年)周总理请外公推荐学贯中西的
医生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外公提出了我父亲，总理下了三次调令才将父亲调回北京。
我听别人讲：外公是“四大名医”之一，曾受到毛主席接见，还给周总理看过病呢。
心想外公该是多么伟大的样子啊！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天色已晚，三轮车将我们
送到东绒线胡同路南的一座四合院门口。许多舅舅、姨迎出来，帮我们提行李，把
我们安顿在大北房的西耳房内，我迫不及待地要父亲快些带我去拜见外公。进了大
北房，屋里暖融融的。灯光下，一位中等个头，胖胖的，穿蓝色长衫黑色坎肩的老
人，笑容满面地站在八仙桌旁迎接我们。父亲说：“快鞠躬，叫外公。”“外公？！”
我边鞠躬边想：这就是外公？明明是位慈祥可亲的老爷爷嘛，和想象的“名医”、
“伟大”一点儿也对不上号啊。外公将我拉到膝前，一边抚我的头，一边问长问短。
外公的手，软软的，暖暖的，透着温馨，透着慈爱。我好奇地抬头看着外公的脸，
看着他那宽大的额头和眼镜片后面微笑的眼睛，我也笑了，这就是我的外公！
以后我们就住在外公家，那是个三套的四合院，北边这套最大，外公、外婆住
北屋，我们在西耳房。东厢住着舅舅、西厢住着姨，南屋很大，是诊室，放着许多
张桌子。院中有两大株海棠，几个大鱼缸里种着睡莲，四周栽满了花草，两只比我
岁数还大的花猫常在廊檐下的木栏上睡觉。我和小表弟常在院中嬉闹，外婆常用糖
果使我们安静下来，保持庭院的宁静。第二年，母亲也回到北京。父亲和母亲给我
讲了许多外公的往事。
坎坷经历壮志难酬
外公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囗黔，因外公的祖父在云南为官，赴任经贵州时
正值外公出生，故名“黔”。外公年幼时，其母多病，他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
—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看其聪颖，从他13岁即教他学习中医，并常对他说：良田
千亩，不如薄技在身。所以外公学医刻苦，20岁左右即已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
行医了。但外公的父亲认为为官才是正途，就送他进了山西大学堂。在那里，外公
接触进步思潮，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
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以后便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北平
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
了革命生涯。他以行医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
满清封建王朝。外公做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
并做为客卿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
《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外公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
外公应湖南督军谭延间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正忙于混战，根本无
人过问教育，外公壮志难酬，便转而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
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外公想把香山慈幼院办成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让孤儿们
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
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熊希龄太太的骄横，使外公的理想难以实现，愤
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1921年，外公自己改名“今墨”，取意有三：其一，纪念
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
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
意)。外公在法政学堂时，在参加同盟会革命时，在从政时，都经常为人诊病并小
有名气，一旦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
191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外公亦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
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
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
信誉好的医生负责，外公和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
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为民请命挽救中医
1927年后，西医之势渐旺，中医受压。1928年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
29年，余云峋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国民党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的生存，
发发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为挽救中医，外公奔走南北，连结同业，成立中
医公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
派为取消中医最力者，经他们推波助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巧汪精卫的
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每药愈重，行将无望，有人建议请外公诊治。汪精卫无奈，
同意试试。外公抚脉，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
时外公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
然服数剂后，果如外公之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不再提取消
中医之辞。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
任命外公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实际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兴医办学中西结合
我问过父母，外公的医术为什么这么神？父母讲：“你外公并不神，除本身很
聪明外，你外公善于吸收百家之长，善于总结经验。”为了振兴中医，他办过医院，
开过药厂，最终都失败了。外公终于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
人才，必须办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为更多的人所掌握，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
展。1931年，外公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对学生讲：我以为中医的改进方法，
可借用西医的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
为主，教《内经》、《伤寒》、《金匮》、《难经》、《温病条辨》等；以西医基
础理论为辅，设置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外公听说上海名医了甘仁医
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观察了甘仁诊病过程，得到很多启发，
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有参考价值，就安排丁甘仁的医
案为教材并亲自讲授。在带学生实习时，外公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并经
常和西医专家姜泅长等共磋医疗方法，所以外公的学生思路都比较宽。外公对学生
说：“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
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
其有厌学图便者，只趸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学生对验
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
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在外公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
毕业学生六百余人，现在都是中医界的骨干。
在外公家大北房我见过外公看病。外公坐在八仙桌一侧，病人坐在另一侧，外
公用手抚着病人的脉，认真地听病人诉说，不时问几句，有时也简单回答几句，脸
却始终是慈祥的。平静的，使人信任，使人感到安全。然后取毛笔在处方笺上开方，
交给病人时再嘱咐几句，像对我一样亲切，病人总是捧着药方，千恩万谢地告辞出
来。我问父亲：“外公这么大年岁还给人家看病，不累吗？怎么对病人像对我一样
和气？”父亲说：“当年我和你李伯伯（李介鸣)一起随你外公学医时，一上午挂
一百号，你外公一直看到过午，然后在汽车上，边匆匆吃午饭，边赶去人家出诊，
一下午总有七八家呢。有时外公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我们说，不要将远来的病
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的领进来我给看看。你外公对病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时
我听完父亲的话，还不明白医生对病人有什么感情，等到我高中毕业后随父学医，
才慢慢体会到这种感情，像演员对观众，像老师对学生，这种感情凝聚着医生的责
任、医生的品德、医生的良知、医生的爱心！现在，我越来越了解外公了。
辛勤师与徒 对药源源出
父亲常给我讲：“你外公说过，看一个医生医术高低，不是看他会背多少经典，
而是看他的理论与临床疗效是否相符，临床治疗才是检验医生理论的依据。”父亲
在随外公学医时，外公请著名的周介人老先生讲《内经》、《难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周老先生讲书极好，医古文、古医理解释得清清楚楚，分析经
方头头是道，但临床经验不足。一次适外公外出，有人来求治，同学们都说施先生
不在，请周老先生给看一看。周先生摸脉、问病、开方一如施先生，病人刚一出门
周先生却让同学急忙把病人叫回，改一两味药，病人方走，又让同学喊回再添一两
味药，病人复出，周先生又派人将病人追回再改一两味药。如是者三，最后周老先
生告诉病人：你还是等施先生回来再开方吧。
外公读书极多，可以说学富五车，博通古今，但外公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
是读而不死，融会贯通，师古而不泥古，讲起医理皆是古人精华而又具有自己的新
意。比如流传于世的《施今墨药对》。父亲在随外公学医时，发现外公处方时往往
双药并书。“白茅根、白苇根”、“桑叶、菊花”、“车前草、旱莲草”……于是
父亲就留心收集，整理了一百多对药，请教于外公。外公说他在阅读古方书时，发
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
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非常符合中医理论“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
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写者无心，读者有意，外公自己默默记下来，验之于临
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的用药特点。父亲发现了外
公用药特点后，就刻意收集整理成为《施今墨药对》。这件事使外公对他极为满意，
认为那么多学生中惟独这个学生肯于钻研，可以继承自己的学术思想，以后就收为
门婿了。父亲也未辜负外公厚望，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向同学们介绍了
《施今墨药对》，同学们纷纷传抄。学生吕景山毕业后将《施今墨药对》又加工整
理， 1985年出版了《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作为对外公的纪念。
巧思治病 妙手回春
我学医后，开始阅读外公医案，常为外公临症的巧思而惊叹。1938年初春，外
公曾应邀至天津出诊。患者五十多岁，住张园附近。当时已高烧十余日，西医诊为
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外公诊视时，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
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床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外公索前医所诊
方剂视之：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
施；所用药味，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
遍选。考虑不算不周，处理也未为不当，而病势日重，其原因何在？外公反复考虑，
又从头详尽辨析，终于发现前医施治药虽对证，但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
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反助邪，屡成助邪伤
正之势，反复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正气衰微。外公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
祛邪，大力扶正。于是嘱用大校西洋参三钱（约10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九。
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会灭。外公凭自己数十
年功力，遣方用药，到底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经外公救治，复发勃机。
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烧退眠安，神识已清，饮食
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父亲给我解析：
局方至宝丹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并称中医三宝，紫雪长于解热通便，安宫长于退
热止痉，而局方至宝丹长于化痰、醒脑退热。外公的临床体会是，局方至宝丹还兼
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
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故能起死回生。父亲还讲：你
外公在用参、认参方面，堪称专家，一枝人参在手，掂掂分量，嗅嗅气味，看看色
泽，即可说出这参的产地、品级、药效等。父亲还给我讲了外公用参的往事。
妙用人参 巧治“猪仔”
那是民国初年，曹锟贿选总统，他玩弄权术，捞取选票，收买傀儡议员，故人
称议员为“猪仔议员”。有一广东议员，因在议会上与人争执，笔砚横飞，大打出
手而致暴怒吐血，回至金台旅馆延医诊治，服药后不但吐血未止，复加便血，几经
更医，不能复起。一日延请外公到西河沿金台旅馆出诊。家人引至病人房中，待外
公进屋后家人将门从外反锁，告诉外公：此人救活则放你出来，治死则要你同葬！
蛮横之极！外公先是气愤，后想还是先看病人。进到里间，见床、帐、被、褥尽是
血渍，病人仰卧，头歪向一旁，面无血色，双目紧闭，气息奄奄，呼之不应，口边
仍有血沫随呼吸漾出。抚脉细如游丝，似有似无。据家人讲前时上喷血下便血，故
床帐、被褥、衣裤皆染血迹。外公思忖：血自上出宜降，血自下出宜升，现在上下
皆出血，升、降都不适宜，只有固守中州，而固中州唯有人参最良。遂命家人，急
取老山参一枝（约30克)浓煎频频灌服，一时许，病人不再吐血，脉复出。又嘱再
取一支老山参合人前技中再炖，再频频灌服，此次服完，病人已有呻吟，眼可微睁，
颔首示谢，已复生机。家人表示歉意并要重谢，外公拂袖而去。事后谈起，外公告
诉学生：人参中以野（老)山参最佳，别植参次之，高丽参多为别植参；至于红参、
白参，为人工培植，有燥性，不甚好用。西洋参亦名花旗参，性柔润，不伤阴，仍
是野生为上品。外公还讲：“我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止血药、
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血亦渗出，人皆束手，便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
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因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
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
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
当与不当，在于辨证。外公认证准，也为病人着想，处方时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
尽量选价廉的药物，以减轻患者负担。但解放前有些达官贵人，认为便宜的药不是
好药，对于这些人，外公处方时就加一些珍珠粉，既对疾病无关紧要，又使药价提
高，使那些人满意而去。他们一直以为药效在珍珠粉上，以致有的医生听信其言，
照此仿效，认为这就是外公用药特点，岂不大谬。
清解按比例 创制“感冒丹”
西医治病，讲究定位、定性，用药定时、定量，有的中医认为太机械、太死板，
外公却认为有可取之处。清末河北名医张锡纯的“阿斯匹林加石膏汤”，有人认为
荒诞不经，但外公却注意到它确有临床疗效。在治外感上，中医传统认识是分为外
感风寒、风热、风湿。外公认为：“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不论其为传染
性或非传染性，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六yin、疫疠之邪皆为外因，若单纯外
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传染性颇高，传播最为广泛，然而流行
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这病。又如夏日酷暑，温热蕴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确为至理名言。”又说：“外感热
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邪，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
须恰当。”于是外公创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寓西医之定量、定性，寓张锡
纯之清热、解表于其中。谓之“七解三清”（解表药味与清里药味之比例为7：3，
余此类推)、“六解四清”、“五解五清”、“四解六清”、“三解七清”。在临
床中示明表里关系，非常实用。用外公这个理论，就可以解释治温病初起的“银翘
散”中一派清凉药为什么独加一味性温的芥穗，其作用就是加强解表力量。以后外
公创制了“感冒丹”（由于是外公献给国家的秘方，怨我不公开它的药物组成)，
在临床中有很好疗效。国内人不以感冒为事，而在国外，尤其在西方，机感冒为洪
水猛兽，谈虎色变。所以外公的“感冒丹”行销东南亚以至西欧，疗效显著，为广
大华侨所喜爱。“感冒丹”的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不因感
冒病毒的变异而减低效力。我们在国内运用外公的这个理论遣方用药，尤对单纯感
冒发烧，往往两三剂药，应手而愈。
单方小药矢矢中的
“感冒丹”方中，用药数十种。平时外公诊治的多为疑难怪症或久治不愈的顽
症，所以为加强药力，照顾全面，外公的处方往往药味较多。这样有人就说：施今
墨用药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又说是：“漫天撒网——这头不着，那头着”。
其实外公不但认症准确，而且善于组方，精于配伍。外公说：“临症如临阵，用药
如用兵，必须明辨症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症不明无从
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外公讲究无论病轻与重，用药多与少，必须要
有法度。这在外公临床中，每每得以体现。清末外公曾治满蒙王族妇人，其患关节
痛、发热，前医屡进“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越服疼痛愈甚，以至日夜
号叫、痛苦万分，发热也一直不退。外公出诊时见其面色红赤、唇舌焦裂、目睛血
丝，脉象洪数。痛不安卧于床上，辗转反侧凄声哀叫。外公诊后便断为热疒卑，知
是前医不识热疒卑之理，屡进辛燥祛风之药，致使火势日播，血气沸腾。于是外公
处方：紫雪散一钱（3克)顿服。服后须臾疼痛少止，稍能安卧，外公遂处方：每日
二次，每服紫雪散一钱。二日后号叫渐歇，发热亦见退降。此时有他医言：疒卑症
为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致病，紫雪散为寒药，再服下去，必将转重，而且寒药服
多令人痴。患者家人害怕，停服紫雪散，请此医改处他方。不料服后疼痛再重，发
热又起，只好再请外公诊视。外公处方是：紫雪散一钱，日服二次，以后每次增加
一钱。随服药量增多，病痛锐减。数日间共服紫雪散达二两之多，发热、疼痛均愈，
神色恢复常态。以后改处活血理气之药调养善后。外公说：胆欲大，心欲细。经云：
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如果仅知疒卑从风、寒、湿来，不知其化热之理，此病安能
治愈？再则所用紫雪散中含有麝香，其通窜之力最雄，血气因火热煎熬凝涩不通而
致痛，以麝香之力行之通则不痛，故能治愈。从以上可能看出，人参治血、紫雪通
痹，外公不仅善用大方攻除顽疾，而且善用小方治疗重病，关键在认症准确，用药
精当。忆昔有人患风湿性心脏病，多方求医，皆日不治，后求医于外公，外公并未
处方，仅嘱其购买松子一麻袋，每日三次每次一捧，取松子仁嚼至白乳状方咽下。
待一麻袋松子食完，其心脏病若失。再至原医院复查，惊日奇迹。还有一青年患腰
椎骨质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经外公诊治四次，定为
肾虚所致，即命其回家，每日服枸杞子一两，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两个
月后，健如常人。十数年后再遇，言腰痛再未复发，盛赞外公医术高明，外公自己
说：惟认症准，用药中的耳。
谦和待人 君子之风
外公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外公评论，外
公总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
天津曾传闻外公巧改药方的事：1944年，外公到天津出诊，遇金姓富商，邀请
至其家。观其人面白体丰但乏神彩，闻其声气短言低，望其舌淡而少苔，切其脉细
缓无力，询其症：“乏力身倦，食不甘味，便下稀搪”。又言：“前时服天津名医
陈方舟处方三帖，无大效，故改请施先生处方。”外公索陈先生方阅之，乃“四君
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正合己意。金氏之症是气虚，用“四君子汤”
补之可谓药症相合，但因其久虚，需长服方可，不会短期取效。外公说：“此方切
中贵恙，照服数剂可愈。”但金氏认为已服过无大效，执意要外公重新处方，外公
只好让取来笔砚，即处一方：鬼益三钱。杨(木包)三钱、松腴五钱、国老三钱，嘱
连服两周。金氏见药方已改，遂安心服药，二周后病体果愈。金甚喜，派人带礼物
来京酬谢，外公推却道：“不应谢我，应谢陈方舟先生，我不过是为他抄方而已。”
原来人参又名鬼益，白术又名杨(木包)，茯苓又名松腴，甘草又名国老，外公所写，
仍是四君子汤原方。此系传闻，实际外公用药习惯，不会单用四味药，可能传闻不
确，不过从此也可看出外公谦恭待人之一斑。外公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
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
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有些医生胡乱
吹嘘，沽名钓誉，草营人命，面对外公，应该汗颜。
外公医术 后继有人
我初学医时，曾于临诊遇有患者病症与外公医案记载相似，就按外公原方抄录
给患者，结果效如桴鼓，令人心服口服。不仅如此，曾有一位唐山医生特地来京向
外公道谢。他说自己原在药房拉药斗，有时也看些小病，后来得到一本《祝选施今
墨医案》（1940年家父为外公整理出版)，在遇到疑难病症自己束手无策时，就翻
阅《祝选施今墨医案》，按其中相似的处方一诊、二诊、三诊顺序抄录给患者，而
患者竟和医案记载一样，一步步好起来，随之医名日起，所以前来感谢。由此体会，
学医初起父亲要求我学习外公，先要“形似”，后再“神仿”，确实精当。父亲要
我先学外公现成套路，即外公对于各种疾病自己拟的首选方、次选方、特殊方等，
他对各种疾病都有独到见解、特殊处方。比如治疗糖尿病，外公认为“以虚证、热
证为多，尤为虚热之证最为常见”。强调“糖尿病人，大多具有气短神疲、不耐劳
累、虚胖无力、正气虚弱的症状。”就选用两组对药“黄芪、山药”和“苍术、元
参”。用前一对降尿糖，用后一对降血糖。糖尿病患者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属
于伤阴证，苍术性燥，用于伤阴之证，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所以历来没有
人敢用苍术治疗糖尿病。外公从古医书中见到明代周慎斋用药体会：脾阴不足，重
用山药。和宋代杨士瀛所言：“苍术敛牌精不禁，治小便漏浊不止。”便以生黄芪
补脾气，配山药补脾阴，用苍术敛牌精，配元参以润制燥，形成独特风格，取得良
好疗效。通过现代药理研究，这两个药对都有降血糖尿糖作用，足见外公用药的准
确。
我随父亲参加整理《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的工作，使我更好地体会到外公用药
特点。1962年，父亲已将外公自建国后诊治的数万病历整理挑选出数百例，按系统
编印成册，分发给各专家审阅，但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原来收集的资料，散失
殆尽。1969年，外公在病榻上曾说：“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
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70年时我们手头仅存
六七万字的初稿，经过各种寻借残存初稿，抄录、核对，最后才复原成30万字、13
章的初稿，几经修改，最后才由父亲和翟伯伯（翟济生)、小舅（施小墨)、小姨
（施如瑜)定稿，交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施今墨临床经验集》。
总理重良医 良医爱总理
外公热爱周总理，周总理敬重外公，他们有着深厚的情谊。1949年，外公拒绝
国民党政府赴台亡命的“敦请”，和其他三十几位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
上，毅然发表声明，“虔诚接受中共领导”。当外公从南京回到北京时，周总理派
傅连障同志前去看望。傅代表总理问候外公，并表示希望提出对发展祖国医学事业
的建议。1953年4月，总理又在中南海接见了外公，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您
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外公说：“总理您太
客气了，今墨不过一介草药医生。”总理说：“您是专家，搞事业不听专家意见，
不懂装懂，独断专行那是要吃亏的，我今天是虚心求教，请千万不要过谦。”外公
被总理的真诚深深感动了，向总理倾吐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
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建议提高中医地位……总理认真
地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
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
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总理的信任，使外公激动不已。在以后的一次中
医中药展览会上，外公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
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总理得知后非常高兴地说：“好！中医打开门
户之见，团结合作，才更有希望！”后来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
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为成药，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换
汇上百万美元。“文革”期间，药盒上印的“名医施今墨处方”被当做“四旧”破
掉了，结果外商不买，说是假药，虽工作人员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据说最后还是
请示总理，把“名医施今墨处方”字样补印上，外商才继续购买。由于外公的贡献，
外公的名望，外公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对
外公说：“我年轻时期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
事业多做贡献。”后来，外公又献出上百个验方，都为国家所收藏。总理多次请外
公看病，每次都要问候外公身体、工作、生活等情况，很关心中医、中药方面的问
题。1964年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时，还嘱咐邓大姐前去看望外公。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冲击到了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宁静小院，小院失去了
往日的安宁。抄家批斗后，“造反派”还勒令限期“滚出”这个小院。八十多岁的
外公禁不起这样的折腾，病倒了。小姨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诉说了降临的灾
难。总理立刻派人把外公全家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幢高楼上保护起来，并安排
解决医疗费、生活费等问题。外公知道事情经过后感动得热泪横流，说小姨：“你
们小啊！不懂！他太忙了，麻烦他，不应该啊！太不应该啊！”外公自从搬到这幢
楼上就再未下过楼，直到去世。1969年病重时，外公写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首
五言律诗：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
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
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同年8月外公病危，总理身缠国事脱不开身，就派人来看临床医案的整理出版十
分关心，曾指示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我们看到良相与良医，公仆与名医之
间的关系，是多么坦诚，又多么亲切！
外公离开我们20年了。他临终时说：“十年后就不会有人再记起施今墨是谁了。”
当时父亲说：“您有功于人民，人民不会忘记您，我们大家不会忘记您！”当时正
值“文革”时期，是非颠倒使外公寒心了。外公没想到，现在施今墨的名字，随着
留给人们的“气管炎丸”而名扬海外，随着留给人们的“抗老延年丸”、“防衰益
寿丸”而家喻户晓。1987年，以父亲（祝湛予)、翟伯伯（翟济生)、李伯伯（李
介鸣)、小姨（施如瑜)、小舅（施小墨)及其他学生发起组织的“施今墨医药学
术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心将致力于开发外公的验方、秘方，弘扬外公的学术思想，
实现外公“死后仍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外公医功盖世，施今墨永垂不朽！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38辑，1990年出版)
－－－－－－－－－－－施老一直是我崇敬的老师。唯有学好中医，用好中医，才能回报老一辈于万一。
－－－－－－－－－－－没看出来施老有多么高深，基本理论全错，连王正龙也说抛弃了他的理论，最讨厌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学院派的空洞。
－－－－－－－－－－－太阳星有性格、我喜欢。顶、顶、顶~~~~！
－－－－－－－－－－－任他狂吹烂捧，狂写狂放屁，名医名案名人名师名校名徒名典，不分一元阴阳六经，一律都是垃圾！！！！
－－－－－－－－－－－。总理多次请外公看病    总理膀胱癌发生与此公之阴柔之剂帮助不无关系
－－－－－－－－－－－感觉很多时候受误导，曾经在不同的介绍资料中都把干祖望捧为中医泰斗，于是满心期望地买了干祖望医书三种，翻来翻去，里面大骂什么五运六气，气功，还有很多小品文之类的文章，再加上耳鼻喉科的一些经验，被列为干祖望的临床经验文选。实在有些失望，那么厚一本书，远远不如看皮沙士的良方十贴学到的东西多，这样的中医就能称为中医泰斗，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到底谁是大陆的中医泰斗？

[ Last edited by 道法自然 on 2006/6/20 at 20:43 ]
－－－－－－－－－－－"外公反复考虑，又从头详尽辨析，终于发现前医施治药虽对证，但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反助邪，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反复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正气衰微。外公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于是嘱用大校西洋参三钱（约10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九。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会灭。外公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到底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经外公救治，复发勃机”


施老因证论治，值得后人学习。也许是立意和角度的不同，但“善者果而已”我认为治病还是要看效果的。我们后辈晚生，重道要先尊师，不要因学术观点的差异而忽略了大医的根本－－德行。
－－－－－－－－－－－

支持！！！


楼上有些朋友的言论，我看不符合民间中医的精神！！！
－－－－－－－－－－－施今墨这样的临症大家都成了垃圾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