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甫(1870～1936年)，名赓治，字文虎，浙江鄞县西乡人。自幼聪慧好学，才智过人，初习举子业，后无意仕途而弃儒从医。执医四十余年，蜚声杏林，门墙桃李，遍及江浙，为近代著名医学家。因其平时不拘小节，大智若愚，而有“范大糊”之雅号。又因其医理、书法、诗文被申甬士林誉为“三绝”，故又有“医林怪杰”之称。

扶贫济弱

冷相权贵

范文甫之父立足商界，颇有家底，但他素来勤俭，不图虚荣，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慷慨大方，古道热肠，当时甬地中医挂号概收六角，而范氏认为门诊之人，以贫病者为多，故只收四角加6个铜板。若遇特困者，常免费诊疗或解囊相助，如一理发业者，家徒四壁，因劳成疾，范氏获悉后，非但免却其诊金，还授以人参以慰之，令人好生感动。凡邀其出诊者，无论酷暑之日或凛冽之夜，必欣然前往，从不推诿。同时又与药铺约定，赁范氏盖章处方，可向其免费发药，每于端午，中秋，岁末再由药铺直接向范氏结算病家赊欠之费。范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资助贫苦大众，有时竟几乎倾其所有，但他仍不以为意，乐在其中。他曾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医家高尚的医德风范。

范文甫襟怀坦荡，耿直，豪爽，有古侠士之风，对富贵权势，冷眼相待，刚直不阿。时值军阀张宗昌，拥兵数十万，其名显赫，患小疾邀范文甫就诊，范氏察色按脉，遂书一方，张嫌其处方案语简短，药味精少，药价低贱，范氏反讥之：“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四座惊骇，范氏仍旁若无人，谈笑自如。镇海当地有一吝啬巨富，其妻难产，两昼夜未娩，奄奄一息，乃邀范氏急诊，范氏诊后，笑曰：“不妨，我自有良方催产。遂拟方猪肉百斤(须急宰)，取四蹄，大锅煎汁，顿服一大碗。主人照办，果顺产一婴。同去门人问范氏：“活宰猪肉与市售有何区别?”范氏笑曰：“守财奴视钱为命，不如令其破钞，大家享享口福。”肉汤催产，其方出自《王孟英医案》，范氏不仅运用自如，解救危急，同时又贬罚巨富，一举两得，令人捧腹。

博学渊源

乐育英才

范氏博学识广，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所不晓，又擅书画，工诗文，平素喜欢与文学、艺术之士交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诗意隽永，往往有独到之语，读来如行云流水，琅琅上口。

范氏为振兴中医，不遗余力，奔走呼号，组织成立了宁波中医研究会，范氏任会长，研究会所编《中医新刊》杂志，在江浙等地的影响颇大。由于范氏的医誉迭起，慕名求学者接踵而至。范氏遂办起中医学习班，传授中医知识，他非常赞同孙思邈关于学医入门前，先要：“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子”的主张，在授徒五年期间内，不但要求学生，必须熟读《内》、《难》、《伤寒》、《汤头歌诀》等经典著作及基础理论，还聘请慈城杨季眉等文坛宿儒，教授“四书”及古文、经史、书法等课程，并亲自给学生上课。《墓志铭》载有“黎明，先生据案高坐，令诸生徒，背诵所习书文，琅琅满室中，其时病者方环集，先生则为之处方，问寒耶?热耶?众徒伺其后背诵之，或脱漏一、二字，即责其补上，边听边纠，已即又为处方，如是者习以为常。”生动地记录了范氏严格授课督教之情景。当弟子满师之际，范氏还书赠条幅，殷殷寄语：“医道虽小，人命关焉，常存不足之心，自有日进可观。若稍自满，非吾所望于尔焉。”由此如吴涵秋、张百利、江晓楼、虞志瑞等一批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的杰出杏林学士皆在范氏门下脱颖而出。

仁术济世

誉满医林

范氏一生治学严谨，医术高超，力挽重危，治人无算。某年夏秋霍乱流行猖獗，沿户相袭，生灵涂炭。危急关头，范氏挺身而出，办起临时防疫医院，范氏亲任院长，同时又聘请沪上名医祝味菊为副职，率弟子及中医药界义士轮流值班应诊，院内设病房百余张以安置危重患者。范氏置生死于度外，朝夕两次亲临诊察，探视病势疫情，即时处方煎药，同时又亲自制定预防霍乱的协定处方，大力普及预防知识，一时前往索方者不计其数。医院开办了个半月，挽救了无数生命。

范氏好学不倦，尤其是《内经》、《伤寒》等经典医籍，无不穷微极本，因而临床运用取舍自裕，左右逢源。如治一徐姓巨商，苦不寐，甚则终夜难合目。前医迎合富人心理，迭进健脾养心补血之剂，历治罔效。范氏据其述经营棉纱事业，日夜操心，揣测市场行情，观其面色苍白，却神采飞扬，双目隐隐现红丝，舌体胖，脉来两关均弦长。乃谓：“夫子之症，形气有余，脉气亦有余，何可犯实实之戒?《素问·玉机真脏论》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当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遂授血府逐瘀汤去桔梗，加参三七，一服即卧泰然，连进十五剂，乃得深睡。时隔二月，恙又作，复来索原方医治，范氏察其口苦咽干，舌红苔黄，两关尚弦，由此辨证，同为失眠，但缘由有别，此乃肝火旺而魂不入舍，上走空窍不得睡。不泻其龙雷之火，卧岂能宁乎?遂用龙胆泻肝汤，五剂安宁。

范氏不仅善用经方，而且亦好用时方成方，素以组方精炼而著称，他最反对胸无定策，漫无主见，杂药乱投之庸医。主张处方用药灵活应用，应重则重，当轻则轻。如范氏以“越婢汤”治风水、黄疸，麻黄常用至六钱；曾治一小儿麻毒内陷之险症，麻黄竟用至八钱，由于症结洞识，用药果断，故收截断顿挫之效。当时沪上丁甘仁、徐小圃等名医，亦为之叹服。但范氏用小青龙汤治失音案，麻黄、桂枝仅用三分，谓此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其轻而扬之”之旨意也。由此可见，范氏虽好投峻剂，但轻重有度，法有所宗，决非炫人耳目，标新立异。

范氏思路敏捷，诊病识证，细心观察思考，每从其周围环境中寻求病因与病源，如在范氏医案中所载天童一小和尚，忽然暴哑不能言，以手指喉，又指胸腹，作无可奈何状。范氏询问同来和尚，得知小和尚上山管竹笋，喜食山中鲜果、鲜草，由此范氏推知，小和尚为误食生半夏中毒所致，随即处方生姜三钱，白蜜三钱调和，煎汤服之，三服而瘥，其才思过人，可见一斑。范氏众多的医疗轶事，如用向日葵子以阳克阴；闻香果落，用红灵丹以治疗食桃李所致肿胀；诈病诈医等等，合乎医理，饶有风趣，至今仍在甬申之地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