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在这样一个自我标榜、自我展览的时代里,书写传记已成为一件十分流行的个性生存行为,书店热销榜上,传记从来就没冷落过,其中尤以政治家的传记最抢眼球,挨下来数文人学者,娱乐明星、大腕们的矫情传记也层出不穷。相形之下,科学家的传记不好写,也不好卖,还不好读,医学家的传记更是凤毛麟角。
悉心收罗,如今所见的医学家传记不过十来种,排列开来还是洋人的多,如美国人托马斯·刘易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卢里亚的《老虎机与破试管》、杰拉西的《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比罗的《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德国人史怀哲的《非洲丛林60年》,以及后来的《史怀哲传》。记述中国医生生活的传记少得可怜,能显耀当时,又潜入历史的更少,仅见沪上名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血液病专家郁知非先生的社会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他的自传《飞鸿》内容质朴感人,精气神昭然纸上,出版后因推广不力,在读者中影响较小。而社会知名度极高的林巧稚、吴阶平、钟南山,他们的传记却写得像劳模功德谱。倒是由病人或家属撰写的患病经历记事与病榻传记很受读者欢迎,如史铁生的《病隙随笔》,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陈冬芹的《命若悬丝——我的病房日记》等等。叩问原因,在于作者有真实的体验,笔端饱蘸着生命的忐忑,人性的落差,包含着人们对疾病、苦难这些生命母题的呼唤、审视与反思。
医学家的传记不好写,或者写不好的理由很多,但肯定不是医生们不会写好文章,或没有时间写好文章,因为中外文坛由医学出发进入文学殿堂,继而成为文豪的人太多,且不去追索古代的医文相通,现当代作家序列里就很有阵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鲁迅、郭沫若,当下的有毕淑敏、池莉、余华、止庵。他们从容的职业“转身”揭示一个道理,那就是医学与文学“同属于人学”,共同关注鲜活的人,从生老病死的世俗节目中洞察人性与人道的意义。但是,当代医学的技术主义思潮在无情地销蚀、分离这份共同的价值,这就是为何一些人跑出医学,进入文坛就文采飞扬,留下来的却思绪刻板、文辞干瘪的原因。一部精彩的传记并不取决于文辞的流畅优雅,而更多地取决于精神境界的高度与厚度。同时又饱含世俗的深刻,譬如贝塔朗菲的自传定位为“学术与精神搬家史”。刘易斯的自传中宣称他的一生见证了医学的激荡进步,但它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敬畏之心必须长存。杰拉西的自传定格为“智力重婚史”,一个心智由“硬”转“软”的蜕变史——这也是百年来专业技术人士迈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如果在笔端融入人文意义的追求,传记就会超然于技术生活的平直叙事,传记写作本身也会升华为一次人文主义的心智陶冶,医务生涯就不再只是技术功利的积累,而是一次次人性的相遇,心志的拓展,智力的攀岩。
当下医患关系紧张,道德空洞越来越大,医务界的新闻面孔高度分裂,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纯粹,圣人般的道德献身,一方面是奸商般的贪婪、卑鄙的攫取,前者在百姓眼中不免有些虚幻,后者却细节确凿,不容分说,而且报道的数量上严重失衡。加之新闻的商业化,媒体需要获得社会公信力与道德优越感,需要争夺百姓注意力,有些媒体惟恐医院不出乱子,遇事也未必公正客观,不惜渲染夸耀细节,赚取同情心,在公众道德天平上,医学、医院、医生的职业形象正在急剧恶化,应该承认制度上、管理上、教育上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在许多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里医务生活被大大地妖魔化了。要跳出新闻的角力场,传记是一种好形式,让大众通过阅读来共同探讨医学的价值归依、职业追求,洞悉医务生活中技术与人性的角力与平衡,流淌在大师职业生活中的宗教般虔诚、献身传统。好的传记文本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传记片,像美国电视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写赵雪娥大夫的《一个医生的故事》,都曾感动过许多人,为重塑医学的社会与道德形象作出过贡献。这也算是倡导医学家传记创作与阅读的一点现实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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