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

　一、我们家的诊所
　　我出生前四五年，诊所是我们的家。为什么不说成我们家就是诊所呢?这是有道理的。我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是乡村里的私业医师，那时我们家当然就是诊所，但20世纪50年代初不允许了，医师要走集体化道路，诊所归公，这样我们家就随诊所而安，诊所到哪儿，家就在哪儿，等我出生后，诊所为家已经有好几处了。
　　在我童年时，诊所和我们的家就比较固定了。它在苏北一个铺着麻条石的老镇子上，一条又宽又直的青砖巷子的尽头，前后两进青瓦房，前面三间用来作诊所，后面三间住着我们全家，前后有一个圆门，我们跨过圆门，就走到诊所里去了。诊所里，总是有很多人，说话声，病人的咳喘声、呻吟声，不时地传到后面我们的家里来，从声音就能够知道诊所有多少病人，哪些是重病人。家里人一般是不往前面诊所去的，常从圆门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就是我一个，每天好像我最忙，却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无非是在药房抢着帮祖父拉开药橱上的抽屉，忽然又想起祖父要吸烟了，跑到后屋给他拿水烟袋。但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那就是一到午饭时分，必定要去牵祖父的衣角，也不顾祖父面前有多少病人，说，不看了不看了，要吃饭了。病人不好意思，笑道，先生，您老先吃饭。祖父也陪笑道，得罪得罪。由着我把他从病人那儿牵走，一直牵过圆门，牵到饭桌上。祖父吃饭很快，一吃完饭就又坐到诊案前了。
　　其实我对诊所里大人的事记得并不清楚，恍恍惚惚、混混沌沌。但有一点却不会弄错，那就是祖父对诊所的爱惜。在祖父心里，这个诊所不用说是他自己的，换成我现在的口气，就是我们家的。虽然名义上诊所已经公有，但那不过是化私为公罢了。诊所里，那四只高高顶到山墙横梁的中药橱，是我们家的；那只长一丈二尺的药案，是我们家的；那只红木做成的诊案，是我们家的；还有那些青花药瓶、黑铁碾子、紫铜药臼，也都是我们家的。所有这些，都经过我祖父几十年的手泽，如今并不因为诊所改了名换了姓，它们就再也不属于我们家所有了。我祖父相信不会，我从懂事的那天开始，也相信不会。我们一家都很爱惜它们，因爱惜它们兼爱惜诊所，这便成了爱乌及屋。
　　最值得记忆的是一张藤躺椅。这张藤椅还在我祖父独自行医时，就专门给病人用的。它既可供病人休息，也可作治病的病榻。诊所里没有专设的医疗床，也不需要，有一张藤躺椅，足够了。藤椅放在作诊室的堂屋中间，夏天用凉水拭拂得干干净净，冬天拿一张棉垫垫着，这样病人舒服。我在诊所和祖父生活了近十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祖父自己躺到这张椅子上过。夏日午长，病人少，有时候诊所闲静下来，祖父宁可坐在他的医案前打很长的瞌睡，身子前仰后合，也不到藤椅上小憩一回。倒是诊所里有一位比我父亲稍大些的小外科医师，常常翘腿躺在藤椅上，非常惬意的样子。他是个没脾气的好人，单身在诊所工作，喜欢与孩子闹着玩。每次他躺着，就叫我过来，把腿搁在我的肩上，让我使劲扛。他腿往下压，我憋着气往上扛，扛着扛着藤椅发出吱吱的声音，祖父抬起身朝这边看看，也不说什么。那位小外科医师，瞧见了，就停下来，脸上有点讪讪地，对我说，小孩儿，力气大。以后还是照样躺到藤椅上，照样让我扛他的腿。藤椅用的时间长了，有几处藤条断开来，祖父修过好几回，一直到祖父带着我离开这个诊所，还在用着。
　　诊所虽然天天断不了求医的病人，但诊所里的气氛始终清清和和，甚至还多了一点家居生活的温暖感。祖父白天坐诊、开药方、配药，晚上歇下来，烫一壶酒，就一两样小菜，慢慢地喝。喝完酒，坐到窗前，翻几页医书，有时候用朱笔在书的空处写几行字，大约白天诊病遇到了疑问，读书时心有所动吧。窗外一架栝楼，有几根藤蔓顺着窗棂爬上去，月亮出来了，二更天，祖父熄了灯就寝，月光就把栝楼翠羽一样的叶，安安静静地映照在窗纸上。
　　但不知不觉间，诊所变了。有几年，忽然增加了好几名新人员，其中有一个长着麻脸的年轻男医生和一个生得有些妖娆的女医生，两个人一进来就一副不省事的模样，诊所里一天天不安分起来。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到了，果然由这两个男女领头造反，成立“白求恩战斗队”，斗争对象是我祖父。他们先封闭了圆门，将我们家与诊所隔开来，然后在诊所墙壁上张贴起白纸黑字大标语，声讨我祖父的“反革命罪行”。白天不让祖父回来吃饭，晚上也不让他回来睡觉。我们不知道前面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诊所里两个男女不停高呼“打倒！打倒！”的口号。有一个深夜，声音变了，变成了木板打击人身体沉闷的啪啪声，随后又夹杂着我祖父凄楚的哀求声，声音很低，但一个字一个字传到我耳里，清晰得恐怖，我躲进被子里，声音还是往里面钻。我在惊恐中整整听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祖父被人拉回后面来，他脸色黑黄，眼窝凹得很深，一回屋就倒在床上不住地呻吟，他身上多处受伤，最严重的是一只胳膊被打折了。
　　祖父被彻底斗倒，还不仅在他的肉体上，他被剥夺了诊病的权利。诊所后面的房子，也不给我们住了，我们搬到镇外一座草屋暂时存身。祖父每天按时到诊所“监督劳动”，每周照例要挂着一块木牌参加全镇的“牛鬼蛇神”集体游街，祖父低着头，举着双手，走在大街上，夏天的太阳晒着他的光头，汗水一串串从他的胡子上往下流。他原本是镇上受人尊敬的老医师，现在沦落到这般模样，真有点生不如死。惟一能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我还在他身边，陪伴着他。他是不能像过去那样安闲地喝酒了，但他晚上吸水烟袋时，让我给他吹纸捻儿，不声不响地，祖父和我就在火光明灭间度过了一个落寞凄清的黄昏。  
　　我和祖父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诊所，是在第二年春天。祖父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走时没有带走诊所里任何一样原本属于他、属于我们家的东西，甚至包括那只宝贵的藤躺椅。我们完全失去了诊所。临走时，我问祖父，我们到哪儿去？祖父没有说一句话，他把伤心藏在深深的缄默中。

　二、药气
　　我从小多病，身子弱，祖父呵护得厉害。起先父亲与祖父在一起，后来父亲调到另外一处诊所，也带走了我，但没过几天，祖父便赶去，对我父母说，让他跟着我吧。这样我从三岁起，就与祖父形影不离，一直到长大成人。
　　在祖父的诊所里，我度过了往昔生活中最温和的童年时代，其间也许没有多少可以炫耀的幸福，但对我来说，却有着别的孩子很难得到的体验。我敢说，把我未来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加起来，也没有从它那儿受惠之多之深。我可以不了解我后来的三十年，但我却从记忆犹新的童年体验中，清楚地知道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常常抑制不住地在内心里自我叙说往事，这种可笑的自恋，使我深深沉溺不能自拔，时深日久，我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怀旧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保守理想主义者”。如果这样说，显得太过于概念化，那么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是一个身上散发着药气的人，这药气因为经过最初在我祖父药房浓重的熏染和日后长时间的窨窖，在我的身体里已经盘踞得坚固异常，无法驱遣了。
　　也许因为生性懦弱，我不喜欢到外面去。外面孩子们有他们的乐园，这是我得不到的，但我也有我的乐园，乐园就在祖父的中药房里。我在药房里做着我自己的游戏，祖父当我的配角，病人当我的观众。我每天做一样的游戏，观众却每天都不同，所以我的游戏做得一点儿也不厌倦。药房天地非常小，也就十来平方米吧，可那是一个有着无穷兴味的世界。单说那一排药橱就气势非凡，高高的上层放着成百个青花瓷瓶，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一律吐着幽幽的蓝光。这些瓷瓶并不宝贵，但它们里面的丸与散，在我眼睛里都是些灵丹妙药，否则为什么祖父给病人配药总是倒出那么一点点呢?有时候我还把它们想像成为童话故事里的宝葫芦，那里面藏着神仙用来救人的仙药。药橱下面一层，是方方正正的药屉，我反复数过，一共六十四只，每一只都贴着药名签，签上药名楷书小字，两味或者三味、四味不等。我只能认识上面极少数的药名，即使这样，也有十多种，还有一些是从祖父嘴里知道的，加起来就不算少了。但认识不认识药名，都算不上重要，重要的是看祖父把哪几味药从药屉里仔细抓出来，猜想它们一定是能够治好病人的好药。祖父抓药时那副慎重严肃的神情，以及病人接过药时流露出来的信任和希望，都使我产生了一些与年龄实在不相称的感想，无端觉得药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药橱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药案，药案很旧了，擦得很干净，可以看得见细细的木纹。上面有几样配药用的什物：一杆称药的牙骨戥子，一个紫铜捣药臼，一只研药的瓷钵，一面药筛，一叠包药用的黄皮纸。祖父站在药案后面，我呢，站在祖父身边，药案挡住了我的身子，只能看到一撮马盖顶，踮了脚也不过露出两只滴滴溜溜的眼珠。病人都知道，这是老先生的孙子，他们说，老先生，你孙子多懂事，小小的人，就晓得帮你拿药哩。长大了，笃定了要做个好先生。
　　其实也就是祖父任着我乱拉药屉，他会特意报出几个药名，而我就从上到下，拉开一溜抽屉。祖父抓好了药，我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推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拉药屉有这么大的兴趣，也许毫无理由，只觉得好玩，也许我以为将来长大作一个医师，就是要能够熟练地抓药，它会给病人一种你是个好先生的印象。当然，也许我还有一点孩子气的想法，以为病人吃这服药病好了，这药可是从我拉开的药屉里拿去的呀。虽然我还小，但我关心这些生病的人们，至少我已经从我祖父那里知道了要关心他们。在祖父的药房里，我喜欢做的事还有捣药。不用说，那只紫铜药臼，是我最喜爱的玩具。它用紫铜精铸而成，主体部分呈抛物状，类似一只小一点的橄榄球截去一端，表面镏金花纹薄薄地染上了一层铜锈，显得古意盎然。上面是一只半球形的盖子，盖上有一个铜板大的圆孔，捣药时铜捣子穿过圆孔与盖子合在一起，由于手的反复摩挲，盖子多了一圈光泽。这样的药臼，大概只有祖父的药房才会有，我在别处见到的全没有它好看，特别是前几年在一家私人诊所里，看见一只药臼居然是铁皮的，不由得暗笑，嘿，这样的药臼也能叫药臼吗?且不说它的粗鄙，它能够发出我童年的那只紫铜药臼美妙的声音么?那只紫铜药臼的声音，长年旋悬在祖父的药房里，朴实而优雅，浑厚而明朗，苍劲而绵长，我敢说，没有这种声音的药房，是没有资格叫做药房的。那时候，与其说我喜欢捣药，不如说我喜欢捣药时铜臼的声音，那声音，对于我有说不尽的魅力。我的个头矮小，站到鹤凳上，然后整个身子就伏到了药臼上，样子真有点像传说中那只捣药的兔子。祖父说，把药捣到七成松。为什么不说“碎”而说“松”?“松”就是不碎而碎。不知我能不能符合祖父的要求，反正就是像祖父平时那样，不重不轻，不疾不徐，到时候，祖父自然说，好了，那就好了。但捣药需要随药方而定，有时候一天也没有几味药要捣，我实在耐不住，也会趴到药案上，将药臼乱捣一气，里面没有药物，但镗铛之音却更清脆动人了。
　　我说过自己童年体弱多病，可是每天在祖父身边，仿佛连祖父都忘记了。这绝不因为是他忙着给别人看病而疏忽了我，他只是不愿意给我用药。我后来知道了医家的一些常识，医师一般是不给自己和家人看病下药的，自己或家人生病，往往请别的医师，这中间是否带有某种禁忌，或者含有别的什么道理，我也讲不清楚。我依稀听人问祖父，为什么不给孩子用点好药?祖父说，不必。当时祖父说得这么坚定，他是否相信别有什么机缘呢?现在猜度祖父的心意，我意识到是由于我的童年生活在药房里这个事实。我在那里得到的不单单是乐趣，也不单单是祖父对我的宽爱，我还享受到了药气的滋养，它无形而有质，渗入我的身体，起着潜化作用。不错，我多少次拉开药屉，多少次捣药，正是那些党参、黄芪、茯苓、天门冬，甚至还有另外一类香、烈药物的气息，调和了我的荣卫，强健了我的脾胃，培养了我生命的根柢。对此，我越来越坚信不疑。以我的羸弱之身，我青年生活最初也是最艰难的那几个年头，能够安然度过，这并非什么奇迹，实在是药气熏陶的结果。甚至还可以说，我在世事烦扰中能够有一种平和健全的心理，也因缘于药气的固本之用。祖父是对的，他让我从小跟着他，何其先见之明。
　　现在我女儿已长到与我当时一般大小的年龄，她从不知道中药房是什么样子，但她像我一样喜欢中药的气味，生命的延传，才真是一个奇迹。

三、老先生
　　记得跟祖父回来的那天，傍晚我们来到一条大河边等候渡船。我依着祖父，坐在河沿，面对平静流淌的河水，落日在我们身后。祖父从怀里掏出一瓶酒，仰头喝了一口，余辉照着他晚风中飘动的白头发白胡子，也许这时候我已经能够知道祖父是一位老人。仔细算起来，祖父那年六十五岁，做乡村中医已有四十多个年头。
　　祖父是个很平常的中医，像他这样名不经传的医师，过去乡村与城镇里很多。但不论怎样，祖父在全镇受到相当的尊敬。到诊所看病的病人叫他老先生，走在街上，大家也同样要尊一声老先生。祖父的医道，究竟有多高明，这我不清楚，但是乡村里的风俗，原是相信“医师要老才高明”这种古久的说法的。虽然不大知书识礼的乡下老百姓未必晓得什么“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旧训，然而凭他们自己的体会，相信姜还是老的辣，医师自然也是老的会治病。而且那时节乡村里三四十岁以上年纪的人还是比较固执地信赖中医，他们世世代代都吃中药，心理上对中医亲近，因而大部分人对西医有点敬而远之。所以，在诊所里祖父一天下来处方总是最多，有时候忙，照顾不过来，但来诊病的人宁肯在那儿等上很长时间也不想把自己的病交到西医手里看。每在这时候，听到病人叫祖父“老先生”，从他们恭敬的口气中，我能觉察到其中的信任度有多高，心里居然也会添几分欣喜，几分得意。
　　祖父的确是值得信任的，说他是一个好医师，我想凡经他的手看过病的人，肯定没有谁会反对。祖父也许不具备名医们那么大的名头，他的医术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他有一点却是我知道的，那就是对于治病的用心。“用心”两个字，可以当作一种传统的医德看，然而在我祖父身上却体现了他的心地善良和对于别人生命的爱护和尊重。他是那类受中国儒学的“仁”、“爱”信念影响的乡村知识分子，他选择行医，一方面是职业，另方面也包含了一种“爱人”的意识。遥想祖父坐在诊案前面对病人时的形象，其色也平，其言也温，蔼蔼然确乎有醇儒的品格。我从来没有看到祖父对病人疾言厉色过，多少年来，他用不变的平和对待他的病人，不用说，这是一种修为，一种中国医人最典型也最容易体现中医本色的精神风度。而这样的精神风度，则是仁爱之心长期培养出来的。有了它，为人治病也才可以真正做到“用心”。在我的眼里，祖父的“用心”集中地表现在给病人诊脉上。望，闻、问、切四法中，“切”最重要，切脉能反映出医者那种极为精细的感知能力。祖父切脉时，两眼微瞑，敛神静气，他用两根手指，细致探测着人体经络运行时气息的微小变化，当真达到了一种神游物外的境界。周围不管病人是多是少，祖父诊脉的过程中，都静悄悄地无有声息，直到祖父长长嘘出一口气，病人才会问自己得了哪样毛病，然后听祖父轻声慢语徐徐道来。病人每每说，老先生脉性好，这便是对祖父诊脉断病准确性的惟祟了。我并不懂脉性和其中的奥妙，曾问过祖父为什么两根手指就能够诊断疾病，记得祖父这样回答，不是用手，是要用心，若不用心，为自欺，为欺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不敢欺人，也就是爱人。良医之道，不单单靠所谓的“术”，首要的是存心之真、用心之专。
　　还有一处，亦能看出祖父为医的“用心”。闲暇时跟祖父上街，祖父看到街上有药渣，总要停下来，习惯地用脚尖拨拨，甚至还会弯身细加分辨。祖父说，这是从前的风俗，病家把药渣倒在当路，意思就是希望得到高明人指点正误，做医师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也都把察看药渣当成自己的一份义务。祖父说的不错，我读过一些名医传奇，也偶然翻查过几部名医医案，常常见到名医出于他们高度的责任心，从街头药渣中发现问题，因而主动出手，起人沉疴，救人性命。这些故事，我并不认为是他们的夸名或炫技，它最大限度地表明了中医关爱人类的人道传统。那么祖父对于药渣的认真态度，是否也出于这种传统中的人道情怀呢?现在已无从去询问他了，我只能在心里作肯定。其实，在那个小镇上，大多数药渣原药都是从祖父手里抓出来的，他察看药渣的目的有两条，一条是知道病人是不是按他的方子和方法煎药服药，一条是再想想自己用药上有没有不足或过分之处。也有病人到别处求医的，那么祖父对别的医师怎样处方，就更加留心。他虽然不敢比照从前那些名医，也不想创造什么奇迹，但从药渣中可以看出别人用药的特点，也好给自己做个借鉴。良医除了自家临证施治时能够独出心意外，尤须博采众长，汲取别人的长处和经验，我想祖父是懂得这一层道理的吧。
　　也许因为祖父为医用心，他在处方用药上一生都极其谨慎。我跟随祖父在小镇诊所的十年间，从来没有一个病家由于用药之误或别的医疗事故来找祖父，这也是他在方圆百里的乡村颇有声誉的原因。中医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朴实保守，谨遵古道，大抵用药温和平安；一类敢于从医理中自出创见，用药喜欢走奇诡极端一路。谁优谁劣，很难定论。但后一类人往往容易出奇制胜，所谓走红的名医，常常是这一类人。这就带来一些弊端，有些医师并不想钻研医学，也不具备良医的根柢，但为了出名走红，不惜大用狠、毒药物以邀其功，这样一来便不是以药治人，而是以药试人，他们的出名走红，是拿病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这显然有违医家仁义之心，所以我祖父不取此道，亦不敢取此道。他晚年罢医在家，常对我说起的一句话就是：五十年间执此医术，然知学问能力之限，只求尽心，而不求显名，聊可自慰者，余未尝有一日妄作而使病人身遭不测。我不知道有多少医人能够说出这样让自己一生放心的话。曾经读到过古人论医的一段话，记不得是否出自傅青主的口中：“医术仅能医病人，不能医医人，惟医书则能医医人，医人不解书，不谨于医道，其为医，死于病者十仅一二，死于医者十有七八。”这段话是很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医能活人，亦能杀人，宁不慎乎?从这儿想回去，我祖父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医中贤人，虽然他这样的平常，平常得仅仅是一个小诊所里的老先生。
　　祖父去世前，我陪着他度过了阴郁的晚年生活。去世后，我也不曾继承他的医术，而是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谋生去了。听说，祖父去世后的好几年里，还有人从远乡一回回跑来寻老先生诊脉，再以后，祖父坟头上的草木都可以牧牛放羊了，这类让我感动的事也就不再发生了。别人是不必记住小镇上的诊所，记住诊所里的老先生的，只有我，增添了越扯越多的思绪。我很想作一个中医，静静地坐在自己家的诊所里。

[ Last edited by 梁知行 on 2006/11/14 at 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