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牛黄见证的同仁堂传奇

　　比黄金更贵，外号“乌金”。这就是天然牛黄——牛的胆结石。在我国医药史上，牛黄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同仁堂十大名药中，占据首位的就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则排在第七位。或许可以这么说，同仁堂成就了牛黄，而牛黄则见证了一个医药家族的传奇。

　　记者◎李翊

　　来自清宫的御药

　　在团结湖中路一户普通民宅里，乐家第13代传人、今年75岁的乐崇熙老人拿出一册乾隆年间纸页泛黄的《同仁堂药目》，第一页第一味药就是用正楷书写的“牛黄清心丸”。

　　“牛黄清心丸的处方源远流长，据中医药学家考据，其前身最早为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之薯预圆方，后经宋代名医调整加味，改名为牛黄清心圆，进奉太医局试验有效，依方制药出售。其处方收载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牛黄清心圆方传至清代，又经太医院调整加减为大内使用的宫廷秘方。”乐老1956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为国内著名的药学家，曾担任我国197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部的编写，负责民族医药部分。

　　那么，宫廷秘方是如何传至同仁堂的呢？

　　乐姓原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人，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据乐崇熙介绍，乐家原以串铃走方医为业。清初，四世祖乐尊育当了太医院吏目，毕生致力方药，并亲手制售丸散，在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药室。或许得力于乐尊育在太医院和御药房，牛黄清心丸的宫廷处方和工艺才传至同仁堂。乐尊育去世后，第三子乐凤鸣于康熙41年（1702)将同仁堂药室从自家迁至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始研制各种药剂。乐凤鸣配置的丸散膏丹成药中，最有名的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络丹、参茸卫生丸等。

　　康熙四十五年，乐凤鸣把自己刻意精求的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分门汇集成书，名为《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收载宫廷秘方、古方、家传秘方、民间验方共362则。在该书序言中，乐凤鸣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此话堪称中国最早的质量宣言，也成了此后每个同仁堂人必须信守的“圣经”。

　　再晚一些的配本，品种扩充了很多，并把处方及工艺，按粗料和细料进行了划分。所谓粗料配本是指处方中常用的大宗药材如甘草、当归、党参等;细料配本指的是麝香、虎骨、牛黄、羚羊角、珍珠之类和马钱子、附子、米壳等有毒药材。细料库是同仁堂的重中之重，库内的药品如牛黄、犀角、麝香等，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是同仁堂名牌成药的主要原料。

　　同仁堂开设后，由于名气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间（1723年左右)开始供奉御药房。起初只是供奉药材，据同仁堂文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清廷也没料到，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进而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两百余年。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只好奏请告退官药。乾隆最初允其所请，命都察院出榜招商，结果当时并无其他药铺承办。于是，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乐平泉与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丸出自清代人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辨》，由牛黄、犀角、麝香、黄连、黄芩、生栀子、朱砂、珍珠、冰片、明雄黄、郁金组成，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同仁堂“中药三宝”，主要用于高热昏迷、热入心包、痰迷心窍。在同仁堂的十大名牌药中，安宫牛黄丸排第一，真正将它推陈出新的是乐家第11世乐平泉。

　　在乐家老铺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他经营同仁堂的思想、方式和手段，贯穿于晚清数十年，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

　　乐平泉是乐凤鸣的哥哥乐凤仪的第五代，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到乐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唯一的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式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名义外，每日只有净取字号钱五吊的实力。

　　道光十四年，朱姓做买卖做赔，逃往他乡。于是乐平泉与朱姓之子和铺内人定约，将铺业收回。但收回后，仍不自行经营，又典与满人庆姓名下为业。道光十七年，又租与慎有堂张姓及董启泰二人经营，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抗衡。董启泰在慎有堂张姓于道光十九年病故后，感到独力难支，就与乐平泉订约，将广仁药室关闭，全部倒给同仁堂，而乐平泉自行配制的成药可以在同仁堂代卖。

　　乐松生曾评价说，这是曾祖父在排挤外股、恢复祖业中最厉害的一手。在朱姓逃走后，他所以不自行经营，是因为力量不够。他于是用寄卖丸药的方法，积累了相当资本，来图谋恢复祖业。道光二十三年，董启泰终于支持不下去，不得不退还契约，由乐平泉开张营业。

　　乐平泉很有一套经营管理和筹措资金的手段。首先，同仁堂是前店后厂，乐平泉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于外人，从称药到配药，都要亲自监督;购买药材也要亲自经手;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同仁堂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当铺（赚穷人钱)、饭馆（杀生)，不许开分号（防止假冒伪劣)，成为祖训家规。

　　收回铺务时，同仁堂外债多，资金紧迫。当时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四大药行，乐平泉争取了它们的信任，可以先用货后付款，几千两银子的通融立手可办。京外怀帮杜盛兴的麝香也是随用随取，先用货后结算。乐平泉还兼理钱庄，当时的广通和广亨钱庄是带兵的清朝亲贵发战乱财而开设的，乐平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兼理。在同仁堂文献中，由乐平泉出名的借据最多，但有借有还，笔笔都有着落，这也说明他在金钱交往中信誉可靠。

　　为扩大同仁堂的声誉，他创造了一套对外宣传的办法。清例，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一月。他在四城门开沟的地方立沟灯，让红字大灯笼到处照耀。遇会试时，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人赠送药品。他也做慈善，冬设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此外，在每年4月28“药王生日”时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

　　乐平泉深知，同仁堂本来就是靠承办官药起家，因此他与官府的交往非常广泛，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弁。从残存乐平泉有关信件统计，通信关系有官府18处、大小官员239人。为便于与官府往来，乐平泉又捐了官衔，光绪四年更捐至二品典封。

　　乐平泉在制药业也是行家里手，他研究前人医书，开拓了数百个新品种。用于治热病的家传秘制药紫雪散，处方很独特，需要黄金百两、滑石三斤、石膏二斤、磁石三斤，加清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渣加沉香、升麻、元参等再煎，煮至一斗五升，去渣再加元明粉等用微火煎，用新鲜柳木棍搅拌，至水变墨，最后加入犀角、羚羊角、牛黄等细料，才算制成。乐崇熙认为，黄金入药，柳枝搅拌，并非故弄玄虚，这里有它的科学道理。《本草纲目》说:“食金，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新鲜柳枝则有解热镇痛之效。

　　大宅门里的子孙们

　　乐平泉有子四人，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称为四大房。乐平泉逝世后，妻子许叶芬主持家事铺事达20余年，一切都亲自操作。在她主持下，四大房都能相安无事。期间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同仁堂仍在继续巩固和发展。

　　对于儿时往事，二房的乐崇熙记得很清楚。“曾祖母在世时，四大房都住在前门大栅栏的大宅子里。宅子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足有200多间房。进门东边三四个院子全是药厂，我父亲爱养鸽子，他养鸽子的地方就在制药厂锅炉的空院里，我们这些小孩子老在那儿玩。”从小耳濡目染，乐家孩子对中医药有天然的亲近，“我从初中二年级就立志考北医药学系，是受了十五大爷的孙子乐侠的影响，本来是他要考的。后来他成了地下党员，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上了两三个月，受党委派，退学回到北京搞学运”。

　　乐崇熙住在大宅子里祖先堂的后兆房里，他说:“祖先堂的五间大厅，东边两间是细料库房，存放着麝香、牛黄、冰片等珍贵药材，中间是祖先堂，挂着祖先的‘影’，第四间房是曾祖母的炕。房间的陈设很简单，除了两个榆木茶几，就是四个大方凳，每个凳子可容四人同时坐。第五间房是操作室，女眷们在这里包药裹金。”

　　在乐崇熙看来，曾祖母对乐家最大的贡献有两点:其一是乐家一直以来男丁稀少，曾祖父在四十无子的情况下曾写下“求嗣说”，这种状况一直到娶了曾祖母后大为改观;其二是确立了员工的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这在当时普遍采用计工计件方式的中国手工式作坊里显得相当高明。

　　许氏去世4年后，清朝灭亡，结束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皇差，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大宅门里开始明争暗斗。四大房虽然议定了共管制度，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先由二房管了一个时期，接着由三房管了两年多，最后由大房的乐佑申接管。

　　对几房亲戚，乐崇熙有自己的评价，“大房和四房善于接受先进思想，这两房兄弟最谈得来，但也是斗争最尖锐的;二房没什么特点;三房是最封建最保守的。大多数人都是声色犬马，像十三大爷以‘玩’出名，外号‘乐十三’，喜欢唱京戏，‘花巧’，‘爱占小便宜’”。“有意思的是，十三大爷家的人都比较革命，是国、共两党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他夫人叫李铮，被地下党称为金库主任，为地下党保存资金，还以乐家大奶奶的身份充当地下交通员，接头的地点在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或太庙。李铮的六弟是地下党员，七弟是国民党军官，还得到过‘中正剑’。所以在他们住的东院里，能同时见到普通人打扮的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我既在外书房碰到过一次地下党的聚会，也蹭过国民党的便宜，去他们的滑冰场滑冰。”

　　乐崇熙说:“从情感上说，我最亲的是大房的六大爷，最佩服的是四房的七大爷。”六大爷乐达庄重视教育，乐崇熙小时候就和大房的孩子一起跟他学查字典，听他讲天文。“六大爷去日本游过学，对西学很有研究。有一段时间，他在同仁堂负责回复群众来信。在解释大黄的时候，特意写出大黄的拉丁文Rheum Tangut icumL。他的子女全送到法国学习。而七大爷乐达仁曾游学德国，看不惯家里混乱的局面，自带了5000两银子去上海开设了达仁堂。”

　　但是，乐崇熙指出，这个乐家12代中最有作为的七大爷并非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七老爷白景琦的原型。“白景琦的原型是三房的四大爷乐敬宇，《大宅门》讲的只能说是同仁堂三房的故事，而不是同仁堂的故事。”“乐家三房比较特殊，由于三爷爷有精神病，所以孩子也有遗传。”乐崇熙描述说，四大爷高个子，乐家鼻子，光头，喜穿清朝衣服，“着比”是其口头禅。文化修养不高，“有江湖气，流氓匪气”。“四大爷最有造反精神，乐家祖训不允许开分号，但是曾祖母去世后，四大爷是头一个开分号的，他在济南开了‘宏济堂’，还办了个阿胶厂。”

　　在乐佑申管理的20年中，伯叔昆仲之间极尽钩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祖上寄卖丸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倾轧。四房各自寄卖自己的所谓秘方丸药，例如牛黄清心丸之外又有了加料牛黄清心丸之类，每丸16元，职工也分成了几派。乐佑申只有借重四房乐达义在警察厅的职权派警察看守药库，以免被窃。

　　20世纪30年代初，乐达仁之弟、四房的乐达义卸职在家，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管的严密制度。例如，犀角、牛黄等细料药材，在内宅设库存放，库门上五把锁，四大房各有一把锁，账房大头（第一负责人)有一把锁，只有同时打开五把锁，细料才能出库。同时亲自称重，分量不够不行，不当着他的面研兑混合也不行。

　　在乐家四房子孙中，乐达仁是最精明能干的，他在天津创办的达仁堂也最为成功，完全超越了当时局面混乱的北京同仁堂。京剧名人李少春曾对达仁堂的店员说:“你们牛黄清心丸真是好药。我演《打金砖》，上台之前先吃两服，要不，从地上、椅子上和桌子上平摔三个硬僵尸，我顶得下来吗？”

　　虽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乐达仁已经有了中医药的忧患意识。乐崇熙说：“七大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倘不改革，中药顶多存在20年！’”鸦片战争后，教会办的医院由沿海地区推向全国各地，专门做西药生意的屈臣氏、泰安等大药房开门营业，中医药受到不小冲击。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要不要中医中药的大争论。先是1912年北洋政府改革学制，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紧接着，梁启超、章太炎先后著文批驳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乐达仁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中医药，这是个基本事实，但这么多著名学者都否定，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他决心做中药改进的先行者。

　　据达仁堂老员工回忆，乐达仁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的年轻职工，都要学习英语，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改进中药离不开化学，所以侄子乐肇基中学毕业后，被他送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1925年10月，乐达仁又安排乐肇基到欧洲考察制药工业。90多年前乐达仁就认识到，改进中药，一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二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他在天津的制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库及工人宿舍，在制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此外，他多方设法便利顾客，如汤剂中所需的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药所用的纱布，他都事先准备好，与汤剂一齐出售。每副汤剂抓好后，他又规定售货员、检查员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

　　1913年，乐达仁正雄心勃勃要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德国拜耳药厂来商谈合作。起初乐达仁也认为未尝不可以合作，但商谈的结果，因为名称与地址问题各不相让而作罢。乐达仁主张地址设在天津，名称用达仁堂;拜耳药厂主张地址设在青岛，名称须用拜耳。实质上，这是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乐达仁终以不愿甘居外资控制之下而没有达成协议。

　　1949年后的同仁堂叙事

　　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陷于无人管理状态。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与职工关系融洽，因此，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后，职工代表一致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

　　1954年，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和所有乐家老铺的分号，在改造高潮中实行了定股定息。由于同仁堂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望，带动了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喜报，被毛泽东接见。乐崇熙说，毛主席当时说了三句话，“乐松生先生您好”，“工商业者好”，“同仁堂好”。乐松生非常激动，呆了半晌才说了句，“毛主席健康”。

　　1954年批准公私合营后，乐家四大房每年所得的定息，仍然超过了过去每年各房提取的1.4万元。而乐达仁改进中药的梦想在此时得到初步实现。1951年春天，乐松生参加了北京市长彭真召开的会议，会上，彭真鼓励乐松生试办中药提炼厂改进中药。1952年，乐松生邀请了北大药学系郑启栋教授在达仁堂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1953年，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牛黄上清丸等四种产品试制成功。此后，研制人工牛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牛黄是名贵的中药材，在中成药中使用很广，然而天然资源稀少，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价比黄金贵的牛黄。在国际市场上，经常与日本争购。为减少外汇支出，同仁堂中药提炼厂从创业开始就寻找解决牛黄奇缺的方法，寻找牛黄的代用品。人工牛黄就是依据天然牛黄成分的分析，用现代科学方法，从牛胆汁中提取，人工制造而成。1957年4月，卫生部批准了高级工程师郑启栋等人研制的人工牛黄，处方设计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此种牛黄具有色深，质松，易过筛，有天然牛黄先苦后甜的特点，在当时的广交会上，北京的人工牛黄就开始出口柬埔寨等国。1965年接卫生部指示，将人工牛黄的全部资料赠送给朝鲜、越南。后来，人工牛黄的处方各成分的含量比例几经修改，更加完善。当时同仁堂的提炼厂年产人工牛黄5～6吨，除本厂留用外，还供给北京药材公司所属各药厂配制中成药，是同仁堂中药提炼厂的一大支柱产品。

　　1966年，北京同仁堂厂、店转为国营。而就在此时，“文革”开始，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在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伪战火后，毁于1966年8月20日。从此，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许多传统药品名称，在具有“封资修”色彩的名目下被迫改名。安宫牛黄丸改名为抗热牛黄丸，再造丸改为半身不遂丸，乱改的结果是失去了顾客对同仁堂的信任，当时无论内销和出口的药品均无人问津。乐松生于1967年去世。

　　据现同仁堂集团宣传部的金部长介绍，“文革”后一直到1995年，由于体制落后，同仁堂举步维艰，被银行列为“三B级企业”，不予贷款。1997年，同仁堂争取到A股上市机会后，募集了3.2亿资金，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什么是现代中药，总经理梅群认为，地道的药材，独到的配伍，现代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制作和质量检测认证标准，缺一不可。

　　2000年，同仁堂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又一次上市，募集资金2.4亿元港币。金部长提供了一份数据，1996年同仁堂的营业额徘徊在十三四亿元，2005年则达到54亿元，过去账面上的利润大约为3000万～4000万，“这还是虚的，因为不良资产多”。2005年纯利润为4亿元。1996年同仁堂总资产不到18亿元，到今年上半年，总资产为76亿元。1993年出口创汇196万美元，2005年，这一数字已刷新为2000多万美元，占全国中药出口第一位。梅群说：“对于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同仁堂以现代中药作为核心功能定位。第一个做现代中药，第二发展生命健康领域，第三就是成为国际驰名的中药集团。到目前为止，同仁堂能生产27种剂型的中药，在全世界开了22个分店。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曾是同仁堂伦敦分店的常客，英国华侨惊讶地发现，过去只流行英语和粤语的伦敦唐人街，自从同仁堂来后，开始流行说普通话了。”

　　日益升温的“中药热”，使一些国家正式进口中药以前，甚至发生许多五花八门的中药走私现象，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就是其中一种。日本正式进口牛黄清心丸以前，做过有关方面化验和临床分析，认为疗效很好，很快得到日本厚生省批准为正式进口药物。日本进口商推销第一批北京同仁堂牛黄清心丸4万丸，迅速售卖一空。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安宫牛黄丸，也是商家争相抢购的对象。与同仁堂接触了60多年的著名中药学家金世元说，安宫牛黄丸全国都得上同仁堂这儿买，别的他不信任。据外商说，外国人士普遍认为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对于治疗初期脑血栓、发高烧、昏迷不醒及乙型脑炎等病症有明显的疗效。“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至今仍然用天然牛黄和天然麝香，那牛黄和天然麝香不只是贵点那么简单。国产的牛黄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的牛黄从历史上就进口。以美国为中心，从北美、加拿大，特别是南美的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等国进口。他们卖我们很贵呀，1公斤大概要20万人民币，货源也不稳定。但为了保证安宫牛黄丸的供应，现在国家直接帮助进口。麝香也如是。安宫牛黄必须得用麝香，安宫牛黄的作用是清脾热、化痰、退烧，病人要是昏迷不醒，必须用麝香芳香开窍，苏醒神志。其他的药都能用合成的麝香，只有安宫牛黄丸不能用，它是一种抢救药。”正因为原料难求，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目前市售350元一丸。

　　2002年，安宫牛黄丸曾因为“刘海若”而一度“一丸难求”。据救治刘海若专家小组的重要成员李宗信说，当时刘海若因脑外伤，转到宣武医院时，已经持续昏迷了很长时间，持续高热，抗生素类药物已经使用到了顶级，仍不能退热，于是决定采用中医的手段。经中医会诊，刘海若当时属于高热、神昏，舌红无苔，一派热相，完全符合中医“热入心包”的症状，治疗上需要清热解毒，活血化淤，于是便用了安宫牛黄丸，用水化开，通过鼻饲管送入胃中。刘海若一共使用了7丸，随后的药物以汤药、中成药为主。

　　李宗信认为，安宫牛黄丸在救治海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说是安宫牛黄丸治好了刘海若的病，还是综合治疗手段挽救了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主任李涛介绍，安宫牛黄丸在医院主要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故障，并且只用在最危重的病人身上，比如中风患者、车祸导致的严重的脑外伤病人等。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安宫牛黄丸有促醒功能，但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般来说需要10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让病人苏醒。

　　此外，安宫牛黄丸不能长期使用，一般1天1丸，连续吃以3～7丸为宜。这与药丸里的朱砂等成分不无关系。朱砂含有重金属砷和汞。李涛说，往往是那些有毒成分，有着重要的治疗价值。李宗信也说道，中医从来不忌讳有毒成分，治疗思路之一就是“以毒攻毒”，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

　　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其中绝大多数依然从事着与医药有关的事业。乐崇熙说，他和同仁堂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他是同仁堂的名誉顾问，去同仁堂开一次会给予100元的报酬。几年前，乐崇熙中风半身不遂，只能简单地吐出一两个字。女儿在药品展销会上花高价买了两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给父亲服用，现在，乐崇熙能比较流畅地讲述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右腿有点瘸，行走没大碍。乐崇熙的儿子在美国从事IT行业，已是大公司总裁。乐崇熙说，儿子并不太了解同仁堂的历史，也不愿意向父母打听。偶有人问及，他只是简单回答，我确实姓乐。“他很骄傲。”乐崇熙指着自己的乐家鼻子，“其实我也一样。乐家人内心里都是很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