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举国震惊，认为不科学中医，竟能用普通补身食品治愈标榜科学，风靡欧美各国的新人物的绝症。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

　　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
　　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
　　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1.奇人陈存仁其人其事

　　我读过的回忆录中有两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老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正、续两编)，另一本就是2000年上海出版的香港名医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用流畅文笔记录了清末民初许多趣事。他们所描写的大都是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生活变迁，作者生平及其有关的各色人物之种种遗闻逸事。包天笑的文笔清丽委婉，为读者所熟知；而陈存仁在写作上的成功颇使人意外。老上海都知道他是一代名医，而了解其妙笔生花功夫的确实不多。2000年我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短文，评介过《银元时代生活史》和他的另一本回忆录《抗战时代生活史》。去年也曾向章诒和女士推荐《银元时代生活史》，她读了之后也大加赞赏。

　　陈存仁是个奇人，少年丧父，在伯父支持下，也是遵从父亲遗命，就读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门下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毕业时，不到20岁，在从医的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这张报纸，创意新颖，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最老的报纸——《申报》才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于是，陈存仁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中央卫生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办《康健报》的陈存仁自然对此极为敏感。这不仅涉及近百万同行的饭碗，也关系着几亿人民的治病与保健（当时西医人数极少)。为了抗议这种荒谬的主张，陈存仁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十五省、二百四十三县的代表，二百八十一人齐聚上海。这是中医界从未有过的盛事。大会自然对于国民政府卫生部企图废止中医的倾向不满，公举五位代表到首都南京请愿，陈存仁便是这五名代表之一。这次请愿几乎成为一种示威和抗议活动。结果废止中医的提案胎死腹中。代表在谒见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时，于不仅反对废止中医，鉴于当时的卫生部是西医当家，他还主张中医应另设一个机关来管，他说，由西医当家的卫生部来管，好像神父牧师管和尚一样。

　　1935年，陈存仁主编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了编纂此书，他遇到许多困难，百折不挠，到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汉口去考察，并到汉口附近的蕲春去拜谒《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墓与祠堂。这部辞典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印过27版。此后他还主编了《皇汉医学丛书》，收录中医著作四百余种。

　　40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他陆续编纂了《中医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综合版的特定位置上开辟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他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个专栏一办就是20年。一天千八百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断。这些大多还是在他正业——为人看病之外所做的工作。

　　不论行医写作，还是在医学教育方面，陈存仁先生皆倾其全力，做得很有成绩。《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写到教他国学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也懂医道，常常给人开方治病，也常与作者讨论医学。陈氏说：“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儒家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其中也包括救国济民之意。从医是挽救人们生命的大事，自然为儒家所重视。因此懂点医术，不仅能侍奉老亲，也能为周围的人提供帮助。北宋范仲淹就说“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因此就有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近读清末光绪皇帝“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澄斋日记》，他就在做官之余，每日坐着马车在北京的四九城奔走，为人看病，基本上都是尽义务，并无报酬。这些是许多立志学医者的榜样，因此很多医生抱有济人救世的儒者风范，是不奇怪的。

　　陈存仁先生大概属于末代儒医了，他读的是中医专科学校，接受的是传统的经典的教育，他拜的老师章太炎、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丁福保和在老师影响下所往来的董康、胡朴安、孟森、叶楚伧、陈冷血、陈布雷等也都是旧学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我们读陈存仁的著作时可以感到作者虽然生长、生活在上海、香港这些很有些殖民地化的地方，许多地方还是流露出神情蔼然的儒者之风。这与他早年所受到的熏染有关。

2.二十年《津津有味谭》

　　像20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写作《津津有味谭》，而且不取分文稿费的做法，虽然有为自己做广告之意，但我想直接推动他的还是那种以弘扬传统为己任的儒者情怀。

　　中国自古主张药食同源，早就注重食品的补养和保健作用。老百姓平常也爱询问食品的“有益”还是“无益”。这是中国医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陈氏解释养生食品时说：“中国养生食品，要点有三：第一是售价廉，第二是生产便，第三是功效验。几千年来，就在这‘廉、便、验’三个条件下，这些食品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生命。全国人民爱好的廉价食物，往往就是营养最丰富的食品。”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任其埋没呢？他不仅要让中国人知道，也要让洋人理解，所以才不辞辛苦做这种普及工作。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都是介绍植物类食品（除了最后说到的蜂蜜和盐)医疗保健作用的。全书共介绍食品一百三四十种，书后有一个“本卷食品药效索引”（分二十一类)。

　　这些食品都是常见的，而它所能起到的疗效和保健作用却是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例如，扁豆是我们常吃的菜，可是谁知道它的治疗胃弱和利便的功能呢？又如，谁都知道番茄营养丰富，但很少有人知道番茄汁涂面可治雀斑。

　　按说这种著作是属于实用类的，只要把每味食品的特性、对何种疾病有效以及如何食用写清楚就可以了。可是陈存仁不满足于这些，他在行文时往往还要加上有关这味食品的故事（包括食品与自己的故事)，其笔调轻松活泼，每篇仿佛都是精致的小品文，很有趣味。很普通的一味食品、很平常的小事，由作者写来总是覃覃有余味焉。这可能就是“津津有味谭”能在报端连载20年，而不被主编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其实，过去许多解释名物的文字都写得如同散文小品，这几乎也成为传统，这样的作品很多。例如《埤雅》，解释动物、植物多用传说故事，读之引人入胜。一些药典，如《本草纲目》也是如此。例如李时珍介绍山药（书中称“薯蓣”)：“薯蓣入药，野生者为胜；若供馔，则家种者为良。四月生苗延蔓，紫茎绿叶，叶有三尖，似白牵牛而更光润；五六月开花成穗，淡红色；结荚成蔟，荚凡三稜合成，坚而无仁。”这种形象生动的描写，不弱于现代的散文吧？

　　《津津有味谭》中在介绍山药时，也有很浓重的小品文意味：“山药产在山崖间，一名薯蓣，怀县出的最佳，故有‘怀山药’之称。它是一种补身的食品，中医用来入药，由来已久。”“山药能治糖尿病……民国九年，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患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肾脏炎。胡氏初由协和医院医治，但经治疗多月，非但未见减退，反而日益严重，全身浮肿，小便有血，院中诸医束手无策。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示意马幼渔教授，介绍北京名医陆仲安氏（现已故)替他医治。陆氏重用黄芪和怀山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势霍然若失。一时全国震惊，认为不科学中医，竟能用中药治愈标榜科学、风靡欧美各国的新人物的绝症。”“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林为了感谢陆氏，特地画了一幅‘秋色研经图’送他。在这张图末，胡适之也写了一段跋文详记陆仲安治愈他病患的经过。跋文甚长。”下面附录了部分的胡适原文（按：这位陆先生，曾被推荐为孙中山先生治疗肝癌。孙先生先是不许，说中医是没有罗盘的航船，虽然有时也能到达彼岸，但他更相信有罗盘的船)。像这类介绍，书中比比皆是，读来兴味盎然。因此，这本书不仅是实用性的，也具有审美价值。还能看到许多食物以外的东西。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32.00元；《津津有味谭·荤食卷》25.00元；《津津有味谭·食疗卷》28.00元，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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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与《津津有味谭》


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读过的回忆录中有两本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另一本则是2000年上海出版的香港名医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用流畅的文笔记录了清末民初许多有趣的事。所描写的大都是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生活变迁，作者生平及其有关的各色人物种种遗闻轶事。包天笑的文笔清丽委婉，为读者所熟知；而陈存仁在写作上的成功颇使人感到意外。

　　陈存仁是个奇人，少年丧父，在伯父支持下，也是遵从父亲遗命，就读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就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门下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在从医的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知识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报纸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最老的报纸——《申报》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于是，陈存仁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四十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他陆续编纂了《中医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综合版的特定位置上开辟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个专栏一办就是二十年。这是在他正业——为人看病之外所做的工作。

　　中国自古主张药食同源，注重食品的补养和保健作用。老百姓平常也爱询问食品的“有益”还是“无益”，这是中国医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陈氏解释养生食品时说：“中国养生食品，要点有三：第一是售价廉，第二是生产便，第三是功效验。几千年来，就在这‘廉、便、验’三个条件下，这些食品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生命。全国人民爱好的廉价食物，往往就是营养最丰富的食品。”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主要介绍植物类食品的医疗保健作用，全书共介绍食品一百三四十种，书后有一个“本卷食品药效索引”分二十一类。这些食品都是常见的，而它所能起到的疗效和保健作用却是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例如，扁豆是我们常吃的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它治疗胃弱和利便的功能呢？又如，谁都知道番茄营养丰富，但很少有人知道番茄汁涂面可治雀斑。

　　按说这种著作是属于实用类的，只要把每味食品的特性、对何种疾病有效、以及如何食用写清楚就可以了。可是陈存仁不满足于这些，他在行文时往往还要写到这味食品的故事包括食品与自己的故事，很普通的一味食品、很平常的小事，由作者写来总是覃覃有余味。

　　其实，过去许多解释名物的文字写的如同散文小品，这几乎也成为传统。例如《埤雅》，解释动物、植物多用传说故事，读之引人入胜；一些药典如《本草纲目》也是如此。

　　《津津有味谭》也有很浓重的小品文意味，如作者在介绍山药时说：“山药产在山崖间，一名薯蓣，怀县出的最佳，故有‘怀山药’之称。它是一种补身的食品，中医用来入药，由来已久。”“山药能治糖尿病……民国九年，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患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肾脏炎。胡氏初由协和医院医治，但经治疗多月，非但未见减退，反而日益严重……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示意马幼鱼教授，介绍北京名医陆仲安氏现已故替他医治。陆氏重用黄芪和怀山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势霍然若失。”“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林为了感谢陆氏，特地画了一幅‘秋色研经图’送他。在这张图末，胡适之也写了一段跋文详记陆仲安治愈他病患的经过。跋文甚长。”下面附录了部分的胡适原文——像这类介绍书中比比皆是，读来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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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者的课外书之三十一--<<红楼梦人物医事考>>

http://37tcm。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5843&sid=6oRpWt
－－－－－－－－－－－读此帖方知有《津冿有咪潭》，不知如我，井底之蛙。
幸有梁知行先生，开我茅塞。
梁先生乃善法布施者，功德无量！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嫁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

袁雪芬是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但她也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些书，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

民国要人的中医情结

当时在上海，要做一个出名的医生，必须要有一批出名的病人，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是有意为之，陈存仁的病人中有许多民国政要人物。

“在我印象中，章太炎是父亲去登门拜望后认识的，而吴稚晖、于右任都是父亲无意识间结识，结识后都有了很好的关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他的国文补习老师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陈存仁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

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画家钱化佛每次求章太炎写字，一定带臭咸蛋或者臭菜梗，章太炎一改平时倨傲的样子，有求必应。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

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章太炎知道陈存仁在学中医，所以常常问他一些“时方”，他觉得这些“时方”也很有意思;走江湖的“铃医”也受他重视，他觉得这些铃医的单方很多是经验的产物，多少有些价值。

章太炎后来还帮秦伯末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对于西医，他多少有些调侃，当年著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亡，章太炎邮寄了一副对联，写道: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与吴稚晖的认识，起源于病家介绍，有次吴稚晖拉肚子，他的脾气是从来不看病，也不肯吃药，结果陈存仁熟悉的一个病家把陈拉去，吴稚晖听说医生来，就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结果陈存仁只能说是和他聊天的，不是来看病的。

吴稚晖解释说他10多岁的时候，医生说他得了童子痨，活不过多久，结果他自己每天去爬山，脱光了衣服晒太阳，只喝一点水，吃一点粥，毛病好了，从此再也不相信医生。他对我父亲说，阳光、空气和水确实是治疗肺病的最好方法。陈树桐说:“我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最早学的是西医，所以他一向很注意吸收西医成果，到后来很出名的时候，他都会和病人说，‘这病中医看不了，你去找西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他和吴稚晖有了交谈基础。

因为吴稚晖不肯吃药，所以陈存仁说，不吃药不勉强，吃点山楂和石榴总可以？然后就叫人去买山楂炭和石榴皮，及时煲饮，吴稚晖不好意思不喝，结果喝了，拉肚子立刻好了。原来山楂可以消积，石榴皮止泻是最好的，吴稚晖这才笑着说，这东西不碍再吃一次。

两人熟悉后，陈存仁发现，吴稚晖对一切药物，所有补身剂、强壮剂都不沾唇，但水果拿到就吃，从来不洗不清洁，10个手指甲里藏污纳垢，许多食物过期了也不理会，“他专讲心理卫生，从来不注意生理卫生，他的长寿，完全来自于情绪健康和心理卫生”。吴稚晖的头发要3个月才理一次，而且绝对是在街边的小理发摊上了事，长衫也只有几套，棉袄从来不洗，最多只在太阳下晒晒。

但是他心态特别好，有次开会，主席王某大骂吴稚晖是个王八蛋，吴稚晖毫无愠色，站起来说:“他该知道我姓吴，王八蛋该是姓王的祖宗。”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陈存仁和吴稚晖有张合影，上面陈存仁穿长衫，拿扇子，陈树桐说陈存仁19岁就出道，年轻时一是因为病人相信老中医，二是因为要和当时长者名流打交道，“他完全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一概只穿深色长衫，戴瓜皮帽，20岁的人看上去像40多岁。后来到香港，完全改变了装束，全部穿西装，4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反而年轻了。

陈存仁和于右任第一次见面于到南京请愿时，当时请愿书是于右任亲自接的，并对中医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医不该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后来的见面却很神秘，陈存仁有个姓沈的女病人，长得美丽，“光彩照人”。有一天陈存仁晚上在家宴客，沈小姐来了，她告诉陈有个要紧的病人，必须马上治疗，也不管陈拒绝晚上出诊，拉着他就走。到了沈家，才发现沈的绣榻上睡着一个高大男人，人比床还长。定睛看去，才发现就是于右任。于说自己此时得了伤寒，只能看中医，西医不容易看好。经过15天的治疗后，于右任病愈，但他居然没有钱给陈作诊疗费。他告诉陈自己生平没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只拿公务员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常年在外是不带钱的，只能给陈存仁写幅怀素体的千字文为报酬。陈树桐说:“我父亲一听惊喜过望，他一直喜欢名声胜过金钱，于右任的墨宝肯定比金钱更珍贵。”

陈树桐这样评说他父亲，“其实他很知道钱的好处，常常说‘大人不可一日无权，小人不可一日无钱，我是小人，所以不可无钱’。但他知道，在上海，只要你有了名声，钱肯定会跟着来的”。

与三教九流的交际

陈存仁在上海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医，因害怕被绑票，所以只能找一些有势力的人投靠，称为“拜老头子”，杜月笙就是他投靠的对象，陈存仁和一些人拜杜月笙为“先生”，当时报纸上做的标题为“名流拜先生，怕被人绑票”，“他们和帮会里的人拜的仪式不一样，拜见的时候只是三鞠躬，不用点香和磕头，但是一样用粉红色的条子写拜帖，有一套仪式”。

由于杜月笙不识字，所以陈存仁每次去拜访，就把报纸上关于杜的消息念给他听，不管消息好坏，然后再给他讲解。两人交往下来，陈存仁觉得杜月笙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和黄金荣等不可同日而语。而杜月笙也很听他的话，早年喜欢戴钻戒的习惯就是被陈存仁劝说而改掉的。

“当时做医生，病人叫你出诊不能不去。抗日战争时候，有名的杀人魔头吴四宝最喜欢叫我父亲出诊，我父亲害怕得不得了，不敢不去。去了，又害怕因为没诊治好，遭遇吴四宝翻脸不认人的待遇。”第一次上吴四宝宅的故事，成为陈存仁最喜欢给陈树桐讲的传奇——胆战心惊地去那里，结果被吴四宝一把拉住说，“陈医生，我们见过，我是世界书局的司机四宝，开车送过你回家”。早年陈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因销量特别好，很受书局老板重视，叫汽车司机送他回家。但陈存仁给吴四宝或者他家里人看病，还是战战兢兢，“我父亲是正宗的上海人脾气，胆小怕事”。

“有次父亲去给吴家看病，诊治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特别害怕回不来。正好父亲有个姓袁的朋友，也是上海很能混的‘闻人’，他见父亲害怕得要死，就陪他一起去。到吴家看完病，他马上就对我父亲说，正好有人请我们俩吃饭，一起走。”这样逃过了一劫，当时吴四宝确实是杀人不眨眼的。

按照陈树桐的记忆，陈存仁虽然胆小，但对黑社会的种种要求，却知道拒绝，并不是完全忍受，“因为他三教九流认识多了，在这里受了威胁，知道到哪里去找人帮忙”。上海有年流行伤寒病，中上阶层的病者，基本求治于4个有名中医，陈存仁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天要坐汽车去八九家，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因为伤寒主要源于饮食不当，所以得病的人，“资产阶级最少，贫苦人家、警务人员和‘白相人’最多”。当时的白相人就是黑道人物，看这种人的病，看得好会出名，看不好会惹事，“父亲因为对伤寒治疗有把握，所有奔走于各家各户上门治疗，那年他认识了不少黑道人物和他们的家庭”。

在陈树桐看来，陈存仁一生追逐名气，结果做了很多不值得做的事情，例如1948年竞选“国大代表”，也纯粹是虚荣心的表现，当年一共有7个中医当选为“国大代表”，陈存仁在中医中居然票数最高，“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姨父科学家吴有训的缘故父亲票数才高，我姨父和蒋介石关系不错，我父亲从来不求他办事情，因为竞选‘国大代表’，求到姨父那里，结果他一说，父亲以中医里最高票数当选”。

拥有这个头衔的陈丝毫不懂政治，潘汉年借他们家会见吴有训，劝吴有训不要去台湾，“我爸爸坐在旁边，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当然他也不会去汇报”。吴有训后来留下来，成为交大校长，后来又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存仁的“国大代表”头衔没有给他任何好处，1949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反动派’，其实他根本不懂政治，当时就是觉得那头衔响亮吧”。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0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求新异，聘请了两个广东少女当助手，以招徕广东人生意，不像一般的上海人那样守在小圈子里。不久，一位从前在上海的老病人找他看病，一次就给了他40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在香港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