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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末代大医陈存仁与《津津有味谭》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一时举国震惊,认为不科学中医,竟能用普通补身食品治愈标榜科学,风靡欧美各国的新人物的绝症。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

  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
  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
  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1.奇人陈存仁其人其事

  我读过的回忆录中有两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老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正、续两编),另一本就是2000年上海出版的香港名医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用流畅文笔记录了清末民初许多趣事。他们所描写的大都是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生活变迁,作者生平及其有关的各色人物之种种遗闻逸事。包天笑的文笔清丽委婉,为读者所熟知;而陈存仁在写作上的成功颇使人意外。老上海都知道他是一代名医,而了解其妙笔生花功夫的确实不多。2000年我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短文,评介过《银元时代生活史》和他的另一本回忆录《抗战时代生活史》。去年也曾向章诒和女士推荐《银元时代生活史》,她读了之后也大加赞赏。

  陈存仁是个奇人,少年丧父,在伯父支持下,也是遵从父亲遗命,就读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门下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毕业时,不到20岁,在从医的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这张报纸,创意新颖,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最老的报纸——《申报》才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于是,陈存仁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中央卫生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办《康健报》的陈存仁自然对此极为敏感。这不仅涉及近百万同行的饭碗,也关系着几亿人民的治病与保健(当时西医人数极少)。为了抗议这种荒谬的主张,陈存仁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十五省、二百四十三县的代表,二百八十一人齐聚上海。这是中医界从未有过的盛事。大会自然对于国民政府卫生部企图废止中医的倾向不满,公举五位代表到首都南京请愿,陈存仁便是这五名代表之一。这次请愿几乎成为一种示威和抗议活动。结果废止中医的提案胎死腹中。代表在谒见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时,于不仅反对废止中医,鉴于当时的卫生部是西医当家,他还主张中医应另设一个机关来管,他说,由西医当家的卫生部来管,好像神父牧师管和尚一样。

  1935年,陈存仁主编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了编纂此书,他遇到许多困难,百折不挠,到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汉口去考察,并到汉口附近的蕲春去拜谒《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墓与祠堂。这部辞典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印过27版。此后他还主编了《皇汉医学丛书》,收录中医著作四百余种。

  40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他陆续编纂了《中医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综合版的特定位置上开辟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他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个专栏一办就是20年。一天千八百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断。这些大多还是在他正业——为人看病之外所做的工作。

  不论行医写作,还是在医学教育方面,陈存仁先生皆倾其全力,做得很有成绩。《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写到教他国学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也懂医道,常常给人开方治病,也常与作者讨论医学。陈氏说:“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儒家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其中也包括救国济民之意。从医是挽救人们生命的大事,自然为儒家所重视。因此懂点医术,不仅能侍奉老亲,也能为周围的人提供帮助。北宋范仲淹就说“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因此就有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近读清末光绪皇帝“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澄斋日记》,他就在做官之余,每日坐着马车在北京的四九城奔走,为人看病,基本上都是尽义务,并无报酬。这些是许多立志学医者的榜样,因此很多医生抱有济人救世的儒者风范,是不奇怪的。

  陈存仁先生大概属于末代儒医了,他读的是中医专科学校,接受的是传统的经典的教育,他拜的老师章太炎、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丁福保和在老师影响下所往来的董康、胡朴安、孟森、叶楚伧、陈冷血、陈布雷等也都是旧学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我们读陈存仁的著作时可以感到作者虽然生长、生活在上海、香港这些很有些殖民地化的地方,许多地方还是流露出神情蔼然的儒者之风。这与他早年所受到的熏染有关。

2.二十年《津津有味谭》

  像20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写作《津津有味谭》,而且不取分文稿费的做法,虽然有为自己做广告之意,但我想直接推动他的还是那种以弘扬传统为己任的儒者情怀。

  中国自古主张药食同源,早就注重食品的补养和保健作用。老百姓平常也爱询问食品的“有益”还是“无益”。这是中国医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陈氏解释养生食品时说:“中国养生食品,要点有三:第一是售价廉,第二是生产便,第三是功效验。几千年来,就在这‘廉、便、验’三个条件下,这些食品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生命。全国人民爱好的廉价食物,往往就是营养最丰富的食品。”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任其埋没呢?他不仅要让中国人知道,也要让洋人理解,所以才不辞辛苦做这种普及工作。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都是介绍植物类食品(除了最后说到的蜂蜜和盐)医疗保健作用的。全书共介绍食品一百三四十种,书后有一个“本卷食品药效索引”(分二十一类)。

  这些食品都是常见的,而它所能起到的疗效和保健作用却是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例如,扁豆是我们常吃的菜,可是谁知道它的治疗胃弱和利便的功能呢?又如,谁都知道番茄营养丰富,但很少有人知道番茄汁涂面可治斑。

  按说这种著作是属于实用类的,只要把每味食品的特性、对何种疾病有效以及如何食用写清楚就可以了。可是陈存仁不满足于这些,他在行文时往往还要加上有关这味食品的故事(包括食品与自己的故事),其笔调轻松活泼,每篇仿佛都是精致的小品文,很有趣味。很普通的一味食品、很平常的小事,由作者写来总是覃覃有余味焉。这可能就是“津津有味谭”能在报端连载20年,而不被主编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其实,过去许多解释名物的文字都写得如同散文小品,这几乎也成为传统,这样的作品很多。例如《埤雅》,解释动物、植物多用传说故事,读之引人入胜。一些药典,如《本草纲目》也是如此。例如李时珍介绍山药(书中称“薯蓣”):“薯蓣入药,野生者为胜;若供馔,则家种者为良。四月生苗延蔓,紫茎绿叶,叶有三尖,似白牵牛而更光润;五六月开花成穗,淡红色;结荚成蔟,荚凡三稜合成,坚而无仁。”这种形象生动的描写,不弱于现代的散文吧?

  《津津有味谭》中在介绍山药时,也有很浓重的小品文意味:“山药产在山崖间,一名薯蓣,怀县出的最佳,故有‘怀山药’之称。它是一种补身的食品,中医用来入药,由来已久。”“山药能治糖尿病……民国九年,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患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肾脏炎。胡氏初由协和医院医治,但经治疗多月,非但未见减退,反而日益严重,全身浮肿,小便有血,院中诸医束手无策。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示意马幼渔教授,介绍北京名医陆仲安氏(现已故)替他医治。陆氏重用黄芪和怀山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势霍然若失。一时全国震惊,认为不科学中医,竟能用中药治愈标榜科学、风靡欧美各国的新人物的绝症。”“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林为了感谢陆氏,特地画了一幅‘秋色研经图’送他。在这张图末,胡适之也写了一段跋文详记陆仲安治愈他病患的经过。跋文甚长。”下面附录了部分的胡适原文(按:这位陆先生,曾被推荐为孙中山先生治疗肝癌。孙先生先是不许,说中医是没有罗盘的航船,虽然有时也能到达彼岸,但他更相信有罗盘的船)。像这类介绍,书中比比皆是,读来兴味盎然。因此,这本书不仅是实用性的,也具有审美价值。还能看到许多食物以外的东西。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32.00元;《津津有味谭·荤食卷》25.00元;《津津有味谭·食疗卷》28.00元,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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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与《津津有味谭》


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读过的回忆录中有两本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另一本则是2000年上海出版的香港名医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用流畅的文笔记录了清末民初许多有趣的事。所描写的大都是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生活变迁,作者生平及其有关的各色人物种种遗闻轶事。包天笑的文笔清丽委婉,为读者所熟知;而陈存仁在写作上的成功颇使人感到意外。

  陈存仁是个奇人,少年丧父,在伯父支持下,也是遵从父亲遗命,就读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就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门下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在从医的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知识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报纸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最老的报纸——《申报》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于是,陈存仁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四十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他陆续编纂了《中医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综合版的特定位置上开辟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个专栏一办就是二十年。这是在他正业——为人看病之外所做的工作。

  中国自古主张药食同源,注重食品的补养和保健作用。老百姓平常也爱询问食品的“有益”还是“无益”,这是中国医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陈氏解释养生食品时说:“中国养生食品,要点有三:第一是售价廉,第二是生产便,第三是功效验。几千年来,就在这‘廉、便、验’三个条件下,这些食品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生命。全国人民爱好的廉价食物,往往就是营养最丰富的食品。”

  《津津有味谭》素食卷主要介绍植物类食品的医疗保健作用,全书共介绍食品一百三四十种,书后有一个“本卷食品药效索引”分二十一类。这些食品都是常见的,而它所能起到的疗效和保健作用却是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例如,扁豆是我们常吃的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它治疗胃弱和利便的功能呢?又如,谁都知道番茄营养丰富,但很少有人知道番茄汁涂面可治雀斑

  按说这种著作是属于实用类的,只要把每味食品的特性、对何种疾病有效、以及如何食用写清楚就可以了。可是陈存仁不满足于这些,他在行文时往往还要写到这味食品的故事包括食品与自己的故事,很普通的一味食品、很平常的小事,由作者写来总是覃覃有余味。

  其实,过去许多解释名物的文字写的如同散文小品,这几乎也成为传统。例如《埤雅》,解释动物、植物多用传说故事,读之引人入胜;一些药典如《本草纲目》也是如此。

  《津津有味谭》也有很浓重的小品文意味,如作者在介绍山药时说:“山药产在山崖间,一名薯蓣,怀县出的最佳,故有‘怀山药’之称。它是一种补身的食品,中医用来入药,由来已久。”“山药能治糖尿病……民国九年,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患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肾脏炎。胡氏初由协和医院医治,但经治疗多月,非但未见减退,反而日益严重……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示意马幼鱼教授,介绍北京名医陆仲安氏现已故替他医治。陆氏重用黄芪和怀山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势霍然若失。”“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林为了感谢陆氏,特地画了一幅‘秋色研经图’送他。在这张图末,胡适之也写了一段跋文详记陆仲安治愈他病患的经过。跋文甚长。”下面附录了部分的胡适原文——像这类介绍书中比比皆是,读来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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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者的课外书之三十一--<<红楼梦人物医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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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帖方知有《津冿有咪潭》,不知如我,井底之
幸有梁知行先生,开我茅塞。
梁先生乃善法布施者,功德无量!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

袁雪芬是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但她也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些书,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

民国要人的中医情结

当时在上海,要做一个出名的医生,必须要有一批出名的病人,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是有意为之,陈存仁的病人中有许多民国政要人物。

“在我印象中,章太炎是父亲去登门拜望后认识的,而吴稚晖、于右任都是父亲无意识间结识,结识后都有了很好的关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他的国文补习老师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陈存仁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

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画家钱化佛每次求章太炎写字,一定带臭咸蛋或者臭菜梗,章太炎一改平时倨傲的样子,有求必应。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

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章太炎知道陈存仁在学中医,所以常常问他一些“时方”,他觉得这些“时方”也很有意思;走江湖的“铃医”也受他重视,他觉得这些铃医的单方很多是经验的产物,多少有些价值。

章太炎后来还帮秦伯末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对于西医,他多少有些调侃,当年著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亡,章太炎邮寄了一副对联,写道: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与吴稚晖的认识,起源于病家介绍,有次吴稚晖拉肚子,他的脾气是从来不看病,也不肯吃药,结果陈存仁熟悉的一个病家把陈拉去,吴稚晖听说医生来,就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结果陈存仁只能说是和他聊天的,不是来看病的。

吴稚晖解释说他10多岁的时候,医生说他得了童子痨,活不过多久,结果他自己每天去爬山,脱光了衣服晒太阳,只喝一点水,吃一点粥,毛病好了,从此再也不相信医生。他对我父亲说,阳光、空气和水确实是治疗肺病的最好方法。陈树桐说:“我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最早学的是西医,所以他一向很注意吸收西医成果,到后来很出名的时候,他都会和病人说,‘这病中医看不了,你去找西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他和吴稚晖有了交谈基础。

因为吴稚晖不肯吃药,所以陈存仁说,不吃药不勉强,吃点山楂石榴总可以?然后就叫人去买山楂炭和石榴皮,及时煲饮,吴稚晖不好意思不喝,结果喝了,拉肚子立刻好了。原来山楂可以消积,石榴皮止泻是最好的,吴稚晖这才笑着说,这东西不碍再吃一次。

两人熟悉后,陈存仁发现,吴稚晖对一切药物,所有补身剂、强壮剂都不沾唇,但水果拿到就吃,从来不洗不清洁,10个手指甲里藏污纳垢,许多食物过期了也不理会,“他专讲心理卫生,从来不注意生理卫生,他的长寿,完全来自于情绪健康和心理卫生”。吴稚晖的头发要3个月才理一次,而且绝对是在街边的小理发摊上了事,长衫也只有几套,棉袄从来不洗,最多只在太阳下晒晒。

但是他心态特别好,有次开会,主席王某大骂吴稚晖是个王八蛋,吴稚晖毫无愠色,站起来说:“他该知道我姓吴,王八蛋该是姓王的祖宗。”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陈存仁和吴稚晖有张合影,上面陈存仁穿长衫,拿扇子,陈树桐说陈存仁19岁就出道,年轻时一是因为病人相信老中医,二是因为要和当时长者名流打交道,“他完全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一概只穿深色长衫,戴瓜皮帽,20岁的人看上去像40多岁。后来到香港,完全改变了装束,全部穿西装,4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反而年轻了。

陈存仁和于右任第一次见面于到南京请愿时,当时请愿书是于右任亲自接的,并对中医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医不该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后来的见面却很神秘,陈存仁有个姓沈的女病人,长得美丽,“光彩照人”。有一天陈存仁晚上在家宴客,沈小姐来了,她告诉陈有个要紧的病人,必须马上治疗,也不管陈拒绝晚上出诊,拉着他就走。到了沈家,才发现沈的绣榻上睡着一个高大男人,人比床还长。定睛看去,才发现就是于右任。于说自己此时得了伤寒,只能看中医,西医不容易看好。经过15天的治疗后,于右任病愈,但他居然没有钱给陈作诊疗费。他告诉陈自己生平没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只拿公务员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常年在外是不带钱的,只能给陈存仁写幅怀素体的千字文为报酬。陈树桐说:“我父亲一听惊喜过望,他一直喜欢名声胜过金钱,于右任的墨宝肯定比金钱更珍贵。”

陈树桐这样评说他父亲,“其实他很知道钱的好处,常常说‘大人不可一日无权,小人不可一日无钱,我是小人,所以不可无钱’。但他知道,在上海,只要你有了名声,钱肯定会跟着来的”。

与三教九流的交际

陈存仁在上海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医,因害怕被绑票,所以只能找一些有势力的人投靠,称为“拜老头子”,杜月笙就是他投靠的对象,陈存仁和一些人拜杜月笙为“先生”,当时报纸上做的标题为“名流拜先生,怕被人绑票”,“他们和帮会里的人拜的仪式不一样,拜见的时候只是三鞠躬,不用点香和磕头,但是一样用粉红色的条子写拜帖,有一套仪式”。

由于杜月笙不识字,所以陈存仁每次去拜访,就把报纸上关于杜的消息念给他听,不管消息好坏,然后再给他讲解。两人交往下来,陈存仁觉得杜月笙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和黄金荣等不可同日而语。而杜月笙也很听他的话,早年喜欢戴钻戒的习惯就是被陈存仁劝说而改掉的。

“当时做医生,病人叫你出诊不能不去。抗日战争时候,有名的杀人魔头吴四宝最喜欢叫我父亲出诊,我父亲害怕得不得了,不敢不去。去了,又害怕因为没诊治好,遭遇吴四宝翻脸不认人的待遇。”第一次上吴四宝宅的故事,成为陈存仁最喜欢给陈树桐讲的传奇——胆战心惊地去那里,结果被吴四宝一把拉住说,“陈医生,我们见过,我是世界书局的司机四宝,开车送过你回家”。早年陈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因销量特别好,很受书局老板重视,叫汽车司机送他回家。但陈存仁给吴四宝或者他家里人看病,还是战战兢兢,“我父亲是正宗的上海人脾气,胆小怕事”。

“有次父亲去给吴家看病,诊治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特别害怕回不来。正好父亲有个姓袁的朋友,也是上海很能混的‘闻人’,他见父亲害怕得要死,就陪他一起去。到吴家看完病,他马上就对我父亲说,正好有人请我们俩吃饭,一起走。”这样逃过了一劫,当时吴四宝确实是杀人不眨眼的。

按照陈树桐的记忆,陈存仁虽然胆小,但对黑社会的种种要求,却知道拒绝,并不是完全忍受,“因为他三教九流认识多了,在这里受了威胁,知道到哪里去找人帮忙”。上海有年流行伤寒病,中上阶层的病者,基本求治于4个有名中医,陈存仁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天要坐汽车去八九家,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因为伤寒主要源于饮食不当,所以得病的人,“资产阶级最少,贫苦人家、警务人员和‘白相人’最多”。当时的白相人就是黑道人物,看这种人的病,看得好会出名,看不好会惹事,“父亲因为对伤寒治疗有把握,所有奔走于各家各户上门治疗,那年他认识了不少黑道人物和他们的家庭”。

在陈树桐看来,陈存仁一生追逐名气,结果做了很多不值得做的事情,例如1948年竞选“国大代表”,也纯粹是虚荣心的表现,当年一共有7个中医当选为“国大代表”,陈存仁在中医中居然票数最高,“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姨父科学家吴有训的缘故父亲票数才高,我姨父和蒋介石关系不错,我父亲从来不求他办事情,因为竞选‘国大代表’,求到姨父那里,结果他一说,父亲以中医里最高票数当选”。

拥有这个头衔的陈丝毫不懂政治,潘汉年借他们家会见吴有训,劝吴有训不要去台湾,“我爸爸坐在旁边,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当然他也不会去汇报”。吴有训后来留下来,成为交大校长,后来又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存仁的“国大代表”头衔没有给他任何好处,1949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反动派’,其实他根本不懂政治,当时就是觉得那头衔响亮吧”。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0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求新异,聘请了两个广东少女当助手,以招徕广东人生意,不像一般的上海人那样守在小圈子里。不久,一位从前在上海的老病人找他看病,一次就给了他40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在香港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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