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地域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时曾讲：“然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醲，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可见地域性因素对河间学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后朱丹溪虽与河间学派联系颇深，但其学术思想却不同于河间之寒凉，而在阴常不足的思想指导下行滋阴降火之法，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否认刘完素与朱丹溪所处地域的不同这个重要因素。
　　文化亦是有其鲜明地域性的。以齐鲁文化为例，鲁多平原，齐多海滨，鲁多儒士，齐多方士，不少学者如梁启超都曾经对地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儒学的地域性特点做过精辟的论述，在此不一一引述。中医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传统文化在其中多有渗透，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医学流派的形成因素时，往往会不加深思，把“地域—文化”作为“接力棒”，轻易得出“文化对中医学流派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的结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常被用来描述理学发展对金元医学流派形成的重要影响，究竟文化对中医学流派的形成影响有几何？现以此句为切入点略述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由此可见，编撰者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并非是为了说明儒学发展演变对中医学的重要影响，“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一句更是表明了编撰者对两者之辨的审慎态度。
　　翻看现在学者由此句来谈论文化对医学流派形成影响的文章著述，从大处讲是“理学之理与中医学之理”，从小处讲是“理学之太极、气化、体用、先天后天等理论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首先，理学之“理”是宋明理学的最高本体范畴，“理”作为虚幻的精神实体成为了宇宙万物的本体，打下了理学妄谈心性的基础。而中医学之“理”除去“肉理”、“腠理”等人体结构之称谓以及作为动词之用的“理”，实则是医学之理，是“理论”、“道理”、“规律”之意。理学之理与中医学之理有着天壤之别，但是，现在好多理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明知两者不同却非要把两者联系起来，盲目联系故弄玄虚于中医发展何益？
　　其次，理学的有关内容如太极、气化、体用、先天后天等虽被加以改造吸收为中医学理论，但至明代以后太极概念方在医学中广泛用，赵献可、张介宾、孙一奎等以太极论命门，高念祖以太极论药性，张志聪以太极论胚胎，赵献可、张介宾、孙一奎等人提出命门是人身之太极，为生命的主宰。
　　不少学者在由“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来谈理学对中医学影响时，考虑到张从正著《儒门事亲》、朱丹溪著《格致余论》，便多从张从正和朱丹溪入手谈论理学对其学术思想构建的作用，谈论理学对攻邪派和滋阴派的影响。现“针锋相对”，亦以此两家为例。
　　张从正《儒门世亲》之书名由来，本无特别值得“发挥”之处，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儒家家国一体观在业医者思想中所打下的烙印而已。宋以前业习中医者之地位并不高，宋代大兴文教，文人做官不得转而习医者亦在此历史背景下大为增加，医者之地位亦由此而有所提高，“儒门事亲”更多地表达了张从正之辈攀慕理学圣学却又业医的无奈、自我安慰之情。张从正之汗吐下理论是上宗《内经》之“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近取刘完素之火热说，亦是“因地因时”之作，可惜，现在学者不了解宋代的历史大背景和张从正之理论渊源，仅由《儒门事亲》之书名便大谈儒学对其影响甚大，未免轻率了。
　　关于朱丹溪的理论，暂且不论以“阳常有余阴长不足”来概括朱丹溪之学术思想本不全面、恰当，单就“阳常有余阴长不足”之建构而言，主要源于中医学一贯的“人与天地相参”的整体观念和对人体生命过程的观察，不能避讳理学对其思想形成有重要作用，但理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应把握好主次，且不可与先秦两汉之时同日而语，把哲学中的某些思想作为是医家立论的基石或模式工具就大错特错了。
　　综上所述，切不可出于己意在“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加上因果相关的链条，大谈文化对中医学流派形成的作用。文化固然对其形成有影响，但多是治学方法或思维方式这个层面上对业医者个体的影响，而不能作为流派得以产生、发展、延续的维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