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从儒而医，在杭州颇负盛名。公旦先生常说：“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在这样的庭训下，何任不但从小就孕育着学医的志趣，并且付诸行动。上学以后，他除了学文化以外，开始诵读《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中医药书籍，而对有关医学德性的文章，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更是拳拳服膺。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鞭策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父亲的教诲和历代名医高尚的医德，为他走向献身于中医事业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７月，他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他规定自己除上课之外，每天要自学一定的时间，不是读自备的参考书，便是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他一面学习中医基础及临床各科理论和一部分西医知识，一面到中医诊所跟名老中医抄方，实习中医内、妇、儿科。

为了掌握一些传染病的知识，他也去西医名医旁侍诊。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下，使他对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厌恶当时的十里洋场，却潜心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学习，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以后不久，父亲公旦先生就逝世了。当时抗日战争尚处于艰苦阶段，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这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中医既是一个严峻考验，又是一个摸索诊治温病规律的难得机会。好在他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跟师（父)侍诊时有过接触，也还能沉着应诊，并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医生涯。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他想为中医事业作些努力，但步履十分艰难。

在为中医事业而奋斗过程中，何任非常重视中医教育，注意培养后继人才。早在１９４７年，他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自己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著作，作为“遥从”学生的教材，开创了浙江函授教育的先声。解放以后，他先主持了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工作，以后又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３０多年来，他亲手为国家培养了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研究生、“西学中”学生数千人。中医教学历来是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的，开办高等中医学校教育，古今中外没有完整的先例和经验，何任从制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教材乃至于授课方法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身先士卒，亲自授课，批改作业和带学生实习，他讲过的课程先后共有１０门之多。他认为中医教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有其共性，但又有自己的个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由于中医古籍汗牛充栋，理论独特，学派众多，而说理又是取类比象，许多问题难以口授，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早临床、多临床，汲取传统师带徒的教学特点，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因此他先后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文章，同时组织全院教师编写《中医学院教学经验和教案》一书，对于中医教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何任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这些对青年学生都很有帮助。他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局限于课堂，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奋发向上，于是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第一卷１８１了《谈治学》一文，在全院师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学生毕业多年以后，还写信提到这篇文章和从中得到的收益。现在，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已成为浙江各地的中医骨干，有的还成为厅局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他为辛勤的汗水换来满园春色，桃李成荫而感到无限欣慰。

“南阳经术蔚人师，今得先生实继之。字字切磋心若发，条条剂释义如丝。岂难到证多成例，且复穷奶直指疵。能溯渊源归一辙，医林长养盛师资”。这首七律条幅是进修学员为何任教授题的，也是对他长期从事中医教学研究工作的中肯评价。

何任学验俱丰，临床以内、妇科为主潜心研究，务求效高治捷。他临证时遇重症大病，常以经方取效；遇杂病、疑难症，则经方、金元医家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对时病急症则经方、江南温热病方兼而取之；对妇科经带胎产，尤其是崩漏及疑难病症治效显著。他热忱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医疗作风，深得群众的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用玉枢丹为主，单纯用中药治愈。对内科杂病常用经方，尤其是善用《金匮》方取效。

如治一脑萎缩的中年妇女，神情呆滞，步履困难，投四逆散加味１４剂后，步履自主，言语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妇科病既继承家学，又多采傅青主“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等，均能运用得当。以脾虚带下为例用完带汤，对该方中主药山药、白术均遵原方本意各用３０克，而柴胡、荆芥、陈皮用量较轻。但他也采用历代女科之长，如治崩漏，根据“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而久崩不愈者则采用补奇经汤以益冲任。他治闭经极少用攻血破血峻猛之品，而是先辨虚实，多以养血活血，行气化郁取效。

他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尤其强调益脾肾，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犯，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如对一些要用培本治法的病（某种白血病、糖尿病、癌肿等)，首先分析其发病机理，正邪情况，虚在何处？认为有些病是因虚而致病，而不是因病而致虚。而虚常先是肾虚；次是脾虚，或先是脾虚，再是肾虚。例如他治一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的患者，历经很多医院治疗无效，他据“久疸不愈当补脾”，用培本法很快予以治愈。

他选方用药，主张以法统方，用药宜少而精灵，反对药杂量重。他认为治病关键在于对证。药若对证，“四两也能拔千斤”。若滥投重剂，不但无效，反能坏事，故临床处方常是九味、十一味而已。对一些慢性疾患一经辨证明确，施治取效，就不轻易更方，略事加减而已，体现了“验不变法，效不更方，随证加减”的治则。他用方存根存据，从不草率凑方。认为患病愈病都有个过程，既已诊断明确，投方见效，就不应轻率改法变方。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等引起的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

何任虽然已是名家，但他不以名医自居，不拘一家之言，他活到老学到老，经常汲取报刊书籍中的经验和信息来更新知识，充实自己。如他善于选用单方、草药治疗疑难重症，如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猫人参、鼠妇、守宫等治疗癌肿，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勤于著述。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中医学术上获得了较高深的造诣，为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１９４７年中国医学函授社出版第一卷１８２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实用中医学》起，几十年来他在教学、医疗和行政事务之余，不断地钻研中医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他“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到１９８８年出版《湛园医话》时止，前后共出版了１０种著作，不少著作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还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１９８４年在他６４岁高龄时，还应邀为《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的“金匮摭记”等栏目撰写文稿，他自己勤于钻研，也鼓励教师著书立说，１９７８年组织老中医编写《老中医医案选》，组织各科教师编写《中医学习参考资料》等。

多年来他兼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委主任，负责终审工作，他悉心修改一丝不苟，使《学报》在中医界享有一定声誉，并向国外发行。１９８３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金匮要略》的整理研究和任《金匮要略》全国函授教材主编，历经数载，已分别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通过鉴定完稿出版，１９９１年又出版了《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

何任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北京“中日《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他代表中方作了《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１９８２年南阳“仲景学说讨论会”，又发表了《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的学术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赏和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赞扬他研究《金匮》的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此后他的这两篇论文都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汉医临床》刊物上。１９８５年他应日本医师东洋医学研究会及日本东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东京讲学，１９８８年又出版了他《金匮要略新解》等著作的日文译本———《金匮要略解说》。由于他学识广博，重视实践，不尚空谈，《新加坡中医学报》黄万源的文章“杏林偶拾”高度评价何任的文章“踏实而有分量，耐得住人们反复阅读和研究”，新加坡、美国等一些刊物通过多种途径要求为其撰稿。

何任在科学面前是一名敢于进取的勇士，但对享受方面却总是止步不前。他身体不好，却长期坚持工作，甚至在他患病手术后第二天，就不顾疼痛，抱病处理研究生的工作。他为中医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在教学、医疗、科研上的卓著成就，深得全院师生员工的爱戴和尊敬。他曾多次被评为基层和省级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浙江日报》以“献身于洁白神圣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１９８４年退居二线。他说：行政方面我退居二线，但在专业上我仍在一线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虽年已古稀，仍壮心不已，他刚开完全国中医学会会议，就向省委递交“关于开创浙江省中医工作新局面和办好中医学院的建议书”。１９９１年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对他５０年来研究《金匮要略》的成果召开鉴定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工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何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后学者做出了榜样。

第一卷１８３

学术精华

一、研究《金匮》的基本成就《金匮要略》简称《金匮》，为东汉医学大师张机（仲景)所著，是中医最早研究杂病的专书，它不仅促进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的形成，而且对杂病的诊治，有典范作用。《金匮》是一部包括中医内科杂病，及外、妇等科的专门医籍，其中蕴藏着中医学术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法则，乃至具体疾病的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何任１９４１年毕业前后即潜心于《金匮》的研究，５０年来，不仅探索《金匮》的沿革、版本、注本、注家，而且对《金匮》的学术思想、治疗法则，立法、制方等各个方面作了研究探索，完成了研究《金匮》的著作１１种，《金匮》的论文数十篇。从普及读物、中级读物、高级读物，乃至《金匮》中２００余方的临床应用，都有不同角度的探索。现将他的研究成就简单介绍于后。

（一)研究专著简介

从４０年代以来，他累积研究《金匮》的理论和临床资料，经分析归纳，完成了“普及性”、“提要性”、“考证性”、“应用性”等适用于学习研究《金匮》的初、中、高、精等系列论著。

１．《金匮要略通俗讲话》（１９５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通俗语言，将《金匮》全书内容作扼要的讲解、分析，以表达原文的精神，并参以历代注家精义，贯彻古为今用之旨。又以临床实践为依归，使读者对于原著得到概括的认识和初步的体会。文字浅显，说理清楚，颇宜初学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者参考阅读。

２．《金匮要略归纳表》（１９６０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为了使学习《金匮》者易于认识和分析其内容、实质，将各篇中所述加以整理编次，分类归纳，列成表格形式的著作。又在经文之前冠以概括性标题，纲举目张，使读者一目了然。

以上两种著作，大体为普及性读物。

３．《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１９７８年浙江中医学院编印)：这是何任５０年来临床应用《金匮》方的医案实录，其为后人应用《金匮》方作了示范，也是临床经验的积累，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４．《金匮要略新解》（１９８２年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按《金匮》各篇原文逐篇逐条注释，将原文及古涩难通之处，以语体文将其各条文之理论、法则、辨证切要、治疗法度、处方组成、用药要点等作了公允、切要的注释，特别在条文方药之后附以他的临证治验医案，使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金匮》的较佳读物。

以上两种，属于提要性著作，便于在短期中掌握《金匮》之内容。更可使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随时查阅、分析、应用。

５．《金匮要略提要便读》（１９８３年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原著各条文作简要夹注列于每篇之前，接着是“提要便读”，将该篇原文所载之病因、症状和治疗等方面加以归纳分第一卷１８４析，提纲挈领，分别主次，使读者易于领会和掌握原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本书最适宜于短期提高进修班或教学课时不多的学习进修之用。

６．《金匮要略讲义》（１９８６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卫生部下达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统一教材。该书历时三年编写完成，通过专家鉴定出版，现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通用教材之一，其特点是有利于自学，深受读者赞许，已多次再版。

７．《湛园医话·金匮燃犀录》（１９８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将《金匮》正文及附篇作深入重点的探讨，究玄钩沉，为《金匮》研究的心得之作，可作为较深入研究《金匮》，探索《金匮》各家注释要义的参考，适合于中、高级中医人员的研读。

以上６、７两种著作，主要是对《金匮》的治病主导思想，诊病法则，应用方药作综合性的、古为今用的实际阐解。读者认为阅读此类著作后，对《金匮》方的应用感受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