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医的缘份，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最终则是《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的写照。然而虽说是“家传”，但实际上我与父亲几乎是同时接近中医的——因为他这位出身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洋”工程师，是在中年患病后才改弦易辙变成了一位笃信传统医学的“土”中医。所以除了中医书籍外，父亲也让我读朱洗所著《荷尔蒙》之类的近代生命科学著作。

据父亲说，神农采药时总带着一只透明狮子，随时让它吃药并观察体内的变化。而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记得那时家中至少有三个煮药的砂锅，学医不久的父亲一会儿说我们脸红“上火”了，便令每人喝上一杯清热之剂；一会儿又说我们脸变白了是“脾虚”，于是又让每人喝上一杯“四君子汤”。酸的谓之“梅汤”，苦的说是“咖啡”，连哄带逼反正得把药喝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实证”并非近代科学的专利。

不知是自幼当惯了“实验动物”，还是父亲“实证”身教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尝药”的习惯，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出自我笔下的药，没有没亲自吃过的。不仅是乌头、肉桂、大黄、芒硝这些一般医生望而生畏的“将帅之药”，而且我还长期服用过硫磺、偶尔尝过砒霜——因为小时听爸爸讲，冬季入水摸鱼的人之所以不怕冷，是因为常服“能起命门真火”的硫磺；某种口红中掺有砒霜，能延长青春。所以提笔开方时，对于某药吃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多大剂量才能起到作用、这付药会是什么味道等等，皆心中有数。某些胡子一大把，终生只轻飘飘地开过“逍遥散”、“八珍汤”，或是几乎所有的药一律都开“三钱”（10克)的郎中、专家、教授，一看即知缺乏“吃药”的体验。

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当一名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员的机会，并开始接受西医培训。从此头脑中便有了两种医学，并由此造成认识上的第一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那时总要写信问父亲许多问题，例如：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等等。那时对拔牙、开刀、用洋文开张西药处方真的非常迷恋，也觉得比使用针灸、草药更有面子。但到了想靠“一技之长”谋个离开边疆的出路；或是离开边疆、返城当了工人，又想谋个职工医院大夫的岗位时，都还得靠“祖传中医”这张牌，于是便又从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中医的“阵营”。屈指算来，在那八年“无照行医”的岁月中，凭着家传的技艺，也确有不俗的表现：在贵州绥阳，一纸药方治愈十八个小孩的“慢脾风”，使得县医院的院长当场开出接收证明，同意将我从云南兵团调入当地的医院当大夫；曾在安徽某汽车制造厂供销科长身上大施三折肱的妙手，痛快地购得当时极为紧张的汽车配件；致于说那种小小年纪，即备受恭维的享受，就更是经常可以体验一番了。

1977年“文革”结束，使我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校接受正规教育，由此在新的层面上展开了第二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固然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掌握医学基础知识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却成了学习中医、理解中医的障碍。当他们进入学习中医的阶段后，类似前面所言 “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之类的问题，同样会困扰着这些初尝“两种医学体系冲撞”之滋味的中医后学。许多人也许会在从事多年临床治疗后，仍然摆脱不了“西医诊断、中药治疗”模式的束缚。而现代医学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然有过多年中医实践、早已反复体验过“冲撞”滋味的人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只有在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后，我才获得了理解中医何以能治疗某病，中医何以要如此治疗某病的“密钥”。换言之，只有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才能说清中医治病的“所以然”问题。所以在经历了第二次“冲撞与汇通”后，我开始考虑将来著书立说，把“中医”解释得让中医、西医、乃至一般人都明白。并自信能够作到这一点。然而在有了新的经历后，才知道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懂得两种医学体系的“科学”、“技术”成分——理论与技艺，仍是不够的。

大学毕业后，意外地走上了治“科学史”的道路。这一新的经历又意外地使我获得了更多理解中医的契机。概言之，现代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何以能够治病的问题；而历史知识却能告诉我们那些玄妙的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如此高度的概括总结，对于毫无切身经验的人来说，恐怕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讲：“我的口疮一吃辣椒就好。”这确实太让我吃惊与无法理解了，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普通百姓也会说：口疮是因为“上火”，吃些“牛黄解毒丸”败败火就会好的。但吃辣椒无异于火上浇油，怎么口疮反倒好了呢？这个问题伴随我多年，直到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后才找到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即“科学知识”的作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在“无照行医”的年月中，虽然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骄人战绩，但也有“走麦城”的丢人之时。一次，仿效《黄帝内经》中“半夏秫米汤”的意思，为一位失眠的患者处方一纸，次日，当听到患者说：“大夫，我昨晚整夜未闭眼” 时，顿时汗流浃背。但究竟错在何处，乃是在我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黄帝内经》何以要用半夏、秫米治疗失眠的原因后，才认识到的。总之，科学知识可以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历史知识，可以在古今之间铺设沟通的道路，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平面，只有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医”。

小时候，爸爸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你把《黄帝内经》彻底批判了，就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逼近。所有中医的 “忠实”捍卫者一定会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是在挖中医的祖坟！”但我可以轻松地回答说：“不必紧张，因为今日的中医，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旧瓶之中早已换了新酒。”要是不信，就认真看看我在研究论著中是如何说的。
－－－－－－－－－－－“名医”的故事（廖育群)


＊＊某日，同事王女士闲聊道：“前些时候儿子病了，将B中医医院的教授、专家号挂了一
遍也没看好。一生气，花一角钱挂了个小大夫的号，却药到病除。你说怪不怪？”看官，你觉得这事怪吗？以其为“怪”者，自然有“怪”的道理，因为照理说，老专家的经验必定丰富、教授的水平自然应该比“嘴上尚且无毛”的小大夫高，何以沙场老将反不如初出茅庐者？——真是没道理！认为“毫不奇怪”者，一定是生活经验丰富的长者，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中，不符合理性的事情难道还少吗？”——然而这毕竟只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演绎，个中原委还得听业内人士为你细细道来。
　　我也曾在这家B医院学习、工作过两年。当时分管的住院病人中有位患类风湿关节炎的漂亮小姐Z，虽说是我分管的住院病人，但每日却只负责查房、写病历，用不着开方、下医嘱——因为Z小姐的漂亮不仅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而且也迷倒了两位号称专治此病的老专家。他们每周都会不顾鞍马劳顿，以七十多岁的专家之躯亲临榻前为Z小姐把脉处方。
　　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中医所说“痹证”，《黄帝内经》教导我们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本着如此“经训”，老专家的处方自然是温经散寒、除风祛湿——一派燥热之药。
　　光阴荏苒，关节疼痛折磨得Z小姐寝食难安、血沉指标居高不下，而且不时鼻血横流。于是老专家便在“恪守经训”的基础上加入“牛黄2克”，以制其热。日渐消瘦的Z小姐终于对老专家失去了崇拜与信任，抱着“一试”的态度与我签定了为期一月的“治疗合同”，条件是不许吃任何其他的药（因为此类病人通常靠激素控制症状)。很快，Z小姐的血沉降到了“19”（正常值为“20”)，我在美人面前也出尽了风头。
　　Z小姐在这一个月间吃的药方，不过是治疗感冒与肺炎的最常用方剂“麻杏石甘汤”加点银花、连翘之类清热解毒之品而已。如果要问何以会用治肺炎的方子去治关节炎，回答有三：
　　　　1、 因为病人舌红、脉快，是“热证”。
　　　　2、 因为父亲告诉我：这类疾病以及小儿肾炎都先要把嗓子（扁桃腺)“整”好。
　　　　3、 因为这是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躯体免疫（过敏)反映。
　　第一种回答是真正的“中医”——根据实际的临床表现，作出疾病属性（“证”)的判断，据此施以治疗，而不必管它是“什么病”。所谓“辨证施治”，即是此意。“老专家”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遵循这条基本的原则，而是按图索骥地套用《黄帝内经》的“经言”。
　　第二种回答是“家传”，所谓“家传一张纸，师传万卷书”的区别即在于此——当然这里所说的“师传”是指那种学院式的教育。因为这种知识的本质是“经验”，而且未必一定要“家传”，真正会治病的老师同样可以传授这样的经验。再者，有“悟性”的医生即便没有任何传授渠道，也一定可以在临床实际中，沿着 “辨证施治”的路径、在治疗成功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这种“悟性”，就是本书标题“医者意也”的内涵解释。
　　第三种回答是“现代医学”，这类疾病和小儿急性肾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源于咽喉部的慢性炎症所引发的躯体免疫反映，这就是“先要把嗓子整好”经验之谈、以及何以不该墨守教条、何以可用治肺炎感冒之药治疗关节炎的“所以然”。在本书的序言中曾经谈到“只有现代医学知识才能够使你弄明白中医何以能够治病，何以要如此治病”，而此处所言不过是给出一个具体的案例。
　　事后，我曾将这一病例的全过程呈送该院院长大人，并就“名医不明”大发牢骚。老成的院长默然一笑道：“我不捧这些老家伙，又该捧谁呢？只有他们才是医院的招牌。”是啊，没有老专家的医院，就像没有几名“院士”的研究所——缺少招牌；更何况病人永远都会相信“老专家”的魅力，所以人们才会说中医这门职业是“养老不养小”。
　　
　　B医院是名老中医云集之处，随便再给你介绍几位：J教授长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气度不凡。号称专治“男性不育”，于是护士在分诊的时候自然就会将所有要看此类疾病的患者统统发派到J教授的诊室。天长日久，“男性不育专家”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老百姓的格言：“不怕招招会，就怕一招鲜”；“坚持就是胜利”。J教授桌上的玻璃板下，真的压着一张婴儿的照片 ——“看，这是吃了我的药才有的！”但许多年中，我只见过这一张照片。想来或许是其他患者在妻子怀孕生产后，过于高兴而忘了与J教授分享这一喜悦吧。J教授经常对进修大夫、实习学生、乃至漂洋过海去讲授如何治疗“男性不育”，道理很简单：“不育源于精液不足，故必须补阴；若妄用助阳之品，必至性欲亢进，更损其阴”；治疗的方子也很简单：“六味地黄丸”。你能说这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吗？你能说医学与“易学”没有关系吗？
　　J教授的隔壁是一瘸一拐的Z教授，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实习的大夫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嘱咐说：“在病人面前不要叫我老师，彼此皆以‘大夫’相称；拿得准的事不必问我，拿不准的病可一起商量。”沉默寡言的Z教授每天总是最后才去吃饭，因为有很多病人专门在等着他。Z教授的父亲也是一代名医，但爱财，所以导致宝贝儿子在读医科大学时得了脊髓灰质炎，成了小儿麻痹后遗症。据说Z教授的医德与为人，与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医学固然是一种职业，但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靠病人发财会遭报应的说法，也许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我还是希望这种精神约束、对于“天遣”的恐惧，能够起到约束医、药从业人员行为的作用，因为患者已经亲切地将身着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称之为“白狼”了。
　　当代名医G的经历更有意思。据他的老朋友Y讲，当年二人同在一家药店中坐堂应诊，G大哥在楼上，Y小弟居楼下。一日，G大哥对Y小弟说：“你在楼下，可谓近水楼台，把病人都挡住了，所以楼上难免寂寞。”Y小弟一听，忙与大哥调换位置，但从此又呈现出病人舍近求远的景象。五十年代初，政府号召这些私人开业的医生“走社会主义大道”进医院工作，半天上班，月薪72元。许多人觉得赚钱太少，陆续退出；G先生却寻思：我回家开业还挣不到这些钱，便留了下来。后来，“号召”变成了“必须”，重新进医院的大夫们改成整天上班，月薪仍然是 72元；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G先生却因工作时间延长，工资也翻了一番。G先生一生不但会把病人的脉，还特别善于“把时代的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G先生身着长衫上街演讲，并报名参加志愿军；在我还是刚刚听说个人电脑的时候，G先生已然建立了个人的“专家诊治系统”。所以他一直在中医界挂“头牌”也就十分自然了。而他的老朋友Y先生的日子，亦过得别有一番滋味：虽然换了皮鞋，但却从不系鞋带、不穿袜子；吃遍京城的大饭馆，总说“太便宜”，因为认识他的饭店老板最多只收两块钱。
　　
　　长年担任中医学会负责人的某位前辈感叹，真会治病的医生，也许会饿死；能出名的医生，一定有出名的办法：享誉京城的名医S，靠的是多年办教育、与政客文人有密切的交往。我曾见这位名医为身患心脏病的文联主席王某处方“虎睛一对”。虽说是文联主席，但也无法寻得这味药——所以不是我治不好你的病，而是你搞不到治病的药。
　　与之齐名的W先生，出身江浙，靠着一口乡音在“八大胡同”找到了无数的知己。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青楼知己的社会力量，她们绝对可以让W先生闻名遐迩。
　　情商一定很高的K先生，打出了慈善济世的招牌：每日的1—10号免费，于是无数的穷苦百姓为了求得这免费之号，不得不头天夜里就去排队等候。然而开门应诊时，却不为这1—10号先看，必须坐在门口的两排木桩上恭候，因为一旦叫到某号而人不在，即告作废。
　　怀揣锦囊妙计的H先生，向朋友拆借了一百块钱，进了京城。三十块钱包了辆汽车，可以用一个月；三十块钱租了房，挂上“HYP医师到京应诊”的大牌子；三十块钱置办了家具行头，打扮得足够体面；还有十块钱留着吃饭。开张伊始，便时不时坐上汽车出去遛一圈，谓之“出诊”。这派头着实令世人瞠目结舌，很快就获得了预期的宣传效果。
　　这些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我来说，真的只是故事，或许纯属恶意编造亦未可知。就“名医”而言，我还有一点感受，即最终都变得只会开一张方子：
　　
　　据说从太医后裔ZH教授诊室出来的病人，会在相互交流中“诧异”地发现，所有病人手中的药方都差不多。我在跟随八十高龄的妇科专家L教授实习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而且亲耳听到了原因的说明：“如果想了解我的学问，就去读读我年轻时的医案。现在脑子已经不转了，再看我治病没什么意思。”应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自白”，只可怜那些不明此理的患者偏要根据胡子的长短来判定医生水平的高地。从某种意义上讲“返老还童”乃是客观真理，因为青壮年时期全面发育起来的大脑皮层——这个人类智慧的中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已然渐渐失去了活力；他们通常会像孩子一样吃了饭就想更衣，因为大脑皮层对低级中枢的控制作用在不断减弱——作为基本生理活动的“胃肠反射”重新得以表现。记得有一本书名叫《病夫治国》，说的是老年人不该再玩政治；同样，如果你懂得类比，那么就不要再将自己的“至贵之躯”托付给性格、智力都和儿童差不多的“老玩童”去治理。
　　许多并非“老年痴呆”的医生治病时也会出现用药、处方越来越单一化的倾向。这是由于学问在头脑中不断被加工、形成了一个“由博返约”的结果。例如自称“赵子龙”的某位儿科专家中年以后即只开一张方子，谓之“赵子龙一条枪”——不管敌人的兵器如何变化，我赵子龙只用一条枪就全能对付。这是因为一些中医归纳小儿之病皆属“二太”，即“太阳病”（外感)与“太阴病”（伤食)两方面。所以由解表药与消食导滞之品组成的“赵子龙一条枪”确实可以招架儿科门诊的大部分病人。
　　这种情况与号称“金元四大家”的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分别将疾病的属性与原因归结为“火热”、“邪气”、“脾胃损伤”、“阴虚”可谓十分相似。也很像宋明理学家用理、气、太极、阴阳的概念去表述宇宙的终极真理。不同之处在于，理学家可以空谈终极真理；而医学家却必须解决实际问题。中医学到一定的火候，出现“由博返约”（异病同治)的现象的确十分自然，因为临床症状固然千变万化，但疾病的原因也许相同。但同时也不要忘记：相同的症状，有可能源于不同的原因，因此“同病异治”也是家常便饭。两者基于一个同样的道理：根据症状，辨别疾病的属性（证)。这就叫作“辨证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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