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先生(1884～1955年)名繁棣，字以行，原籍山东曲阜县人，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属于“大宗户”，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至孔伯华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并于同治元年殉难于台湾时，他的儿子孔宪高由台湾回到山东济宁。孔宪高，孔伯华祖父，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先生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先生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遍读家藏善本医书，四处求教，不耻下问，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从而取得较好疗效，远道来求先生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对疑难大病常有奇效。因此在先生三十岁时，就已名噪北京，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举国知名。仅就先生毕生之成就与贡献而言，不愧为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先生性至孝，二十三岁时，母病垂危，先生日夜精心照料，亲自煎药，无微不至，更由于先生平日待人厚笃，故博得邻里和亲友们的称赞。先生在河北易县居住时，听说此间中医前辈梁纯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当地颇享盛誉，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先生的辨证察脉之造悟才度，以及平素的为人和作风，也早有所闻并深为器重，因此倾囊相授，使先生尽得其传。先生之擅于博采和吸取各家之长，类皆如此。
三十一岁时(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所谓官医院，只是当时政府所设唯一的中医机构。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据说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派曹巽轩率医官组成晋绥防疫队前往防治，成绩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房一带虎疫①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闹得人人自危、户户恐慌，一时传为“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队驻于学校内待诊，而前来应诊或邀诊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遂与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缘故，于是决定除留陈伯雅在驻地处理日常工作外，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等均深入村庄，沿户访问，边宣传，边治疗，不辞劳苦，一心赴救。不数日，群众见治疗能有速效，确可挽救危亡，乃竞相求治，全活极多，因此深受欢迎，获得很高评价。事后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 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经验和疗效总结，于是与同行诸人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一书十卷，刊行问世。
1923年，先生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先生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悯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慨解义囊，助其药用或疗养等生活之资。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医集中输入的影响，1927年先后曾有一些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这自然引起广大中医药界的不满，于是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谰言。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随即作出“取缔中 S”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
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当年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界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以先生为首的代表成员据理力争，要求政府取消这项荒谬决议。由于中医中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根源，数千年来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伟大贡献，所以深得人心，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赖和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取缔中医”的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众怒难犯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时，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赢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使得中医学免遭更为严重的摧残。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聘请当时知名中医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如瞿文楼任教儿科，姚季英任教诊断和妇科，周古人任教《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任教《伤寒》，赵树屏任教《医史》，宗吾任教《金匮》，张菊人任教温病，孟庆三任教药物，焦会元任教针灸，孔仲华任教浯文和医古文，等等。唯因经费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先生常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是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因此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
“七七”事变越五年，伪政府企图接管北京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达二年之久，学院曾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独力坚持数年，直至一九四四年，先生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表现出刚直、高尚的民族气节。北京匡医学院共办了十五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先生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倡导启发，主张独立思考。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症，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常告诫门人：医学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的大事，必须因人而异，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门人弟子皆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题其诊室曰“不龟(读徊n)手庐”②尝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词，意谓自己只不过有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然而将见于《庄子》的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于自己的诊室，亦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先生还精于书法，每临诊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简明精要而又具体；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伍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法；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先生不唯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宇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所以先生还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五卅”运动之后，先生热心爱国，为了抵制日货，曾创制了一种“宝丹”药，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颇受欢迎，盛销一时。其药物组成如下：
　　苏合香，麝香，安息香，冰片，薄荷脑，豆灵砂，筚拨，辽细辛。
　　共为细末，装入小盒，鼻闻或口服。
　　先生为了预防感冒，曾研究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常年施送，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颇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称颂。其方之药物组成如下：
　　鲜苇根，通草，薄荷，佩兰，藿香，青茶（绿茶)，竹叶卷心，双花，香薷，荷叶，九节菖蒲叶。
　　每服一袋，煎服或冲水当茶。
　　此外还有一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也是常年施送。
－－－－－－－－－－－先生曾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记了几味药，背过几个方，就冒失地去看病，这就容易误人害人，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妙。还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守不可移易之法规，不知病之所在，模棱两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尽矣。人之有本，犹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睥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先生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果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鉴前人的经验绝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须臾不可脱离客观实际。由此可见，先生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体现了先生之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先生推崇金代著名医家刘河间有鉴于“世态居民有变”之现实，根据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创立的“六气都从火化”的卓论。特别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等经旨的发挥，犹为精辟。先生说，后人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习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是刘氏在于洞察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高论，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朱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谆告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淡，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无谓也。从先生这些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钦佩河间，推祟丹溪的卓见，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靡学”，注重躬亲实践的“实学”之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先生常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所表现之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也；·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处慎勿拘执。要知芩连姜附，尽可起死，参术硝黄，并能回生，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荟萃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非积学有得者，不容易有如此精确的观点。
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在引司病人异论》一篇中的论述，徐氏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9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yin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栈之各异，—‘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常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又具体不过了。为此先生主’张；压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朱丹溪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故先生亦主张先议病；后议药。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广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症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 基于以上所说，具体到治疗方面，先生认为：无论祛牙口与扶正，者p是为了恢复和充足元气；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临证之时参机应变，辨证论治。先生说：邪之与证，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鄂亦即安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i究竟谗先谁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不可先有主见。《内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明训，这就清楚地说明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如果不被劫夺，就不会造成正气的虚；精气．之被劫夺，主要原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时机，及时果断地采取直捣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阴)、这种以祛邪为主的措施，对于广般的初病急病，、确实可以一扫而痊，但是，对于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者，那就必须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必须以扶正为主。总的说来是这样，然而疾病情况复杂多变，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热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热交杂的局面；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有的应该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有的就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攻补兼施；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异，所以必须从灵活处着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这样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不过这是比较难于掌握而又极为重要的环节，非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不可。
先生生平之治验良多，活人无算。论病则切理精详，源流俱澈；·用药则随证化裁，不蹈成方。可见其食古贵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所以才可能奏有奇效，使危急患者转危为安，使疑难沉疴霍然痊愈．尝临大证，诊治不落俗套，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因而与俗见相殊，不同凡响，疗效突出，捷如桴鼓。
先生之善于妙用石膏，亦早为中医界所诚服。讵知其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先生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谓石膏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习而不察，畏如虎狼。先生不惟于外感方面运用石膏得心应手，且于杂病方面亦用当通神，至于所用剂量亦因病情所需而定，少时三、五钱，多至半斤，甚至数斤煎煮代水饮用。对此，先生撰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叙。
解放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写信陈情，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 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周总理对先生非常器重，尤其因先生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所建树，常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曾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与先生在中南海亲切谈话时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纪念展览馆中展出。
先生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之前，常夜阑执笔，有时撰述达旦。此次所整理的大部分学术论述文章(时斋医话)，即斯时所留，虽篇幅不多，但确有独到见解，饱含着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先生古稀之年，身体己衰，终因劳累过度，于1955年3月患病，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此间，先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不仅馈赠生活津贴，还特地从东北送来野山人参，并派抢治小组到家抢救，同年11月23日，先生自知不起，临终遗嘱， 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遂溘然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
先生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总理亲到先生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之培养和教育，并对先生家中的一切事宜做了妥善安排。
先生生前好友，当时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倍切深恸，并洒泪亲提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先生生前历任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