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这里曾被仕人们视为畏途，就像清代的宁古塔一样，是朝廷贬谪犯官的蛮荒之地，如今，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这里曾是避难所，为避战乱，大批民众从中原迁徙而来，如今，这里是商海弄潮儿淘金的地方；这里曾经山岚瘴气肆虐，如今，这里是中医发展的“沃土”。
　　在这片土地上，历代医家留下了自己为医学而努力的足迹。罗浮山上，葛洪治病炼丹，《抱朴子》千古流传；越秀山下，鲍姑施术救人，红脚艾活人无数；海阳县里，刘昉著书立说，岭南儿科一脉相承；西樵山下，何梦瑶针碥时弊，《医碥》开一代医风。
　　这里就是祖国南端的岭南地区。这里有独具特色的中医学术流派——岭南医学。
　　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现在的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的一部分。它南临南海，北靠五岭。据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地理》对五岭的介绍，“自越城岭而东，横障南境，与两广分界。最著者曰萌渚岭、越城岭、都庞岭、骑田岭。又东与大庾岭相续，即所谓五岭也”。
　　岭南因重山阻隔，交通不便，与中原交流较少，虽然秦始皇派兵统一百越地区，但是秦将赵佗自立为王，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因此，在短暂的统一之后，岭南，依然“我行我素”地傲立于中央的集权之外。
　　因为有了五岭的屏障，岭南偏安一隅，免去了战乱的纷争，成为中原世界之外的一片“桃花源”。虽然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对于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一种灾难。为了逃难，他们背井离乡，一路向南，带着中原的文化，带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到南蛮之地，来到了有着崇山峻岭庇护的岭南，得以休养生息，也为岭南带来了中原的气息、中原的文化，为岭南医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岭南医学呼之欲出，因为这里有特殊的疾病谱以及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
　　五岭山脉横亘岭南的北部，阻断了北方呼啸而来的寒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湿热天气使山岚瘴气肆虐为害，后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一些独特的岭南草药以及简单治疗方法，这就有了岭南医学的萌芽；再后来，从北方迁徙而来的人们带来了中原的医学，为岭南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源头活水，与当地原有的医疗经验相融合，岭南医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再再后来，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终于成就了中医学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学术流派——岭南医学。
　　岭南医学不仅是岭南地区人民医疗保健的重要方法，也是祖国医学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岭南医学代代相传。
－－－－－－－－－－－□ 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岭南虽偏安于中国南方的一隅，但是，岭南医学并没有因为缺少凛冽的北风而变得脆弱，相反，南方温热潮湿的空气使岭南医学很快就萌芽生根。
　　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镇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的一条裂隙中发现了人类头骨化石，粘接后，计有额骨和部分顶骨、右眼眶及鼻骨的部分，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命名为“马坝人”。 这说明远在13万年前的更新世纪末或晚更新世纪初，广东韶关马坝乡就生存有古人类。从考古挖掘的发现来看，当时的“马坝人”已经懂得用火，即相似于远古传说中“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火能抵御寒冷，将生食转为熟食，驱赶野兽保护自己，这就是最原始的卫生保健活动。也许，当时的人们对火的使用，仅仅是为了驱寒、为了化腥臊，为了免受野兽的侵袭。但是，用火驱寒，减少了外感疾病的发生，用火将生食煮熟，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却是事实。岭南医学的萌芽就以最自然的姿态在这摇曳的火光中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历史的长河依然向前，三皇五帝是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海内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皇帝们并没有忘记在南方海边的交趾之地，于是，尧帝“命曦叔，宅南交”，成为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中央特派员”，打开了岭南和中央的沟通渠道。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权利的渴求终于使“任人唯贤”的禅位制“禅让”于“家天下”的世袭制，也就从此打开了争夺天下的“潘朵拉”之盒。岭南虽是蛮荒之地，却也不再“逍遥”，历代君王不管能不能征服，都希望平定四方，这百越之地的岭南当然也在平定之列，崇山峻岭隔不断浩浩荡荡的军队。
　　商代，汤平定四方，两广地区始名南越。
　　周朝楚国的熊氏伐扬越，越地大部遂为楚所有，楚国立“楚庭”于南海。
　　这时候的岭南已经有了农牧业生产。据光绪《广州府志》卷140记载 ：“周时南海有五仙人，骑五色羊，各持谷穗一茎六出，衣与羊色，各如五方降于楚庭，遗穗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城因以名。”这也是广州别称羊城的由来。现在越秀山上的五羊献穗的雕像仍然是广州的标志性雕像。这个故事虽然是神话传说，但从侧面反映出最迟自周代起，这一带就开始有了农牧业生产。有了劳动就会有发现，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发现了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发现砭石刺病、熨灸裹敷等外治方法。这是原始的医学的雏形。
　　南越王统治期间，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岭南地区的发展较之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尤其在文化卫生医学等方面。秦始皇的众多方士为其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飘洋过海，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三岛，来到广东的罗浮山，并在此修炼，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这就有了“蓬莱仙岛罗浮山”之说。
－－－－－－－－－－－作者：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对于中原的人们来说，岭南是蛮夷之地。偏偏就在这蛮夷之地，横亘着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的罗浮山。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南部，横跨博罗、增城两县，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是秦时传说中的“蓬莱三岛”之一，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中有“蓬莱山三岛，罗浮山其一也”的说法，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名朱明耀真之洞天。又列为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名泉源福地。
　　远在南方交趾之地的罗浮山成为道教名山其实很偶然，但是，这种偶然却推动了岭南医学的发展。
　　秦时东渡扶桑为始皇求仙药的方士们在海上迷了路，顺水漂流到这里，看到这里山川灵秀，似有道家仙气，便误以为到了蓬莱仙岛之一，欢天喜地地在这里炼丹修炼，祈求长生不老。于是，罗浮山便误打误撞地成为了道教仙山，也为岭南地区迎来了第一批友好的“客人”。在秦汉时期，罗浮山云集各地来的方士，他们在罗浮山采药炼丹，服食丸散，以求长生不老。传说安期生在罗浮山采药修炼，在菖蒲涧得道飞升。
　　在秦代之前，岭南地区的人们已有了应用中草药的经验，岭南医学萌芽渐渐显露。到了秦汉时期，尤其是晋代，大量方士在罗浮山隐居，炼丹修炼，朱砂、雄黄等矿物药也开始从丹炉中走出来，应用于治病救人的临床实践中，使岭南医学进一步发展。
　　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葬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中药、捣药工具及装药丸的银盒。中药计有雄黄、硫磺、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石药和羚羊角；捣药工具为铜臼、铜杵、铁杵。装药丸的银盒外形扁圆，盒盖和盒身有蒜瓣形花纹，盖身、口沿饰有精细几何纹，并且鎏金，盒底有铜质圈足，盒上烧焊3个小钮，出土时，盒内盛着半盒中药丸，说明当时的医学发展已经出现了丸药成品。西汉南越王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证实岭南地区医药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之久。
　　对于岭南医学来说，应该感谢秦始皇这一备受非议的劳民伤财的求仙药的举动。随着这些掌握着道家理论和基本医学知识的方士们的到来，罗浮山也就成为了岭南医学的“洞天福地”。
　　在罗浮山上习术炼丹者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我国岭南著名医家、中国化学药的创始人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葛洪晚年居罗浮山，是有史可证的。《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载，葛洪晚年闻交趾产丹砂，遂南下交趾，以便就近采料炼丹。后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罗浮山炼丹”。 葛洪在罗浮山隐居期间曾广泛搜集和整理民间的各种验方秘方，写成了《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等医书，反映了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鲍姑善用红脚艾灸疣，虽然没有留下医学著作，但是，《肘后备急方》及《抱朴子》中的关于艾灸的论述，应该也有葛洪这位贤内助的功劳吧。
　　罗浮山上的长生井、炼丹炉、洗药池，处处留下了葛洪求仙炼丹、治病救人的足迹。遥想葛洪当年，仙风道骨，一锄一篮，跋山涉水，为民采药，治病救人。这池子便是他洗药草的地方。清代诗人丘逢甲为追忆葛洪，在洗药池畔的巨石上镌刻题诗云：“仙人洗药池，时闻药香发；洗药仙人去不还，古池冷浸梅花月。”
　　洗药仙人虽然去不还，但他留下的岭南医术却在岭南地区流传几千年，岭南人深受其惠，世世代代纪念着这对同志同梦、治病救人“羡煞鸳鸯共为仙”的夫妻。
－－－－－－－－－－－作者：李姝淳 刘小斌 　

俗话说：“只羡鸳鸯不羡仙。”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夫妻琴瑟和鸣是不变的追求，甚至在神话传说里，那些寂寞的仙人们不惜代价地追求这种珠联璧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有此福气呢？卓文君的《白头吟》最终也不能唤醒司马相如对《凤求凰》的记忆；马嵬坡上“掩面救不得”的唐明皇心里不知是否想起《霓裳羽衣舞》的曼妙；李香君滴血而成的桃花扇最终也不能回到候朝宗的手中。这一个个凄美的故事流传千古，似乎，美丽的爱情只是劫难之后的回味。
　　然而，在晋代，岭南的罗浮山上，却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同志同梦，共同济世救人，甚至在人们的传说中已经是共同飞升的故事，却是真正的“羡煞鸳鸯共为仙”。
　　这对令人羡慕的夫妻就是在罗浮山上隐居的晋代岭南最著名的医家葛洪及其妻鲍姑。他们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治病救人，甚至民间传说葛洪夫妇在罗浮山修炼成仙，共同飞升，称其夫妇为“小仙翁”和“鲍仙姑”，并建有“葛仙祠”、“鲍仙姑殿”来纪念他们。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世家，适逢“八王之乱”，曾经满怀抱负，希望救国救民于乱世，曾在吴兴太守顾秘麾下任将兵都尉，并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功”，赐爵关内侯。然而，就在这外人看来似乎仕途光明的时候，葛洪却挂印辞官，来到了岭南。
　　其实，岭南并不是葛洪原来的目的地，他要去的地方是交趾，因为他“闻交趾出丹砂”，他还是想去找丹砂，炼仙药。两晋时期，士大夫阶级都喜欢炼丹求仙之术，当时风靡全国的“五石散”就是炼丹家们忽悠士族的一个明证。而葛洪更是一个特例，其从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葛仙翁，专炼其丹，秘术传弟子郑隐，葛洪从郑隐处学炼丹术，悉得其法，为了寻找炼丹所必须的丹砂，他选择了辞官，南下交趾。然而，他并没有到达交趾，而是留在了岭南罗浮山，因为在这里，他碰到了陪伴他终生的人——鲍姑，一个神奇的女子。
　　鲍姑，葛洪之妻，名潜光，上党（今山西长治)人，人称鲍仙姑，晋代岭南针灸名医。其父南海太守鲍玄也是葛洪的老师，教给葛洪炼丹术和医术。鲍玄深重葛洪才学，将女儿鲍姑许配葛洪为妻，两人情好有同画眉，日后共为岭南名医。
　　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擅长灸法，因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灸治赘瘤与赘疣而驰名广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对于鲍姑的神奇医术，史书记载：“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
　　葛洪晚年归隐于罗浮山“冲虚古观”养身修道，行医治病，接触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观察岭南地区的一些急性传染病。他的著述很多，可惜现在仅存的只有《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两部，成为了葛洪为岭南医学留下的印记。
　　葛洪医书中所记载的大部分药物都是山乡易得且行之有效之物。现代学者从葛洪对青蒿治疟的记载中得到启发，采用低温的方法提取了青蒿素，使之成为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疾新药。
　　几百年来，岭南人一直没有忘记葛洪和鲍姑这对济世救人的“神仙眷侣” ，罗浮山上“稚川丹灶”、“洗药池”，越秀山下的“鲍姑井”都是葛洪夫妇当年行医济世的遗迹。
　　宋代方信孺有诗《鲍姑井》：“为觅丹砂到海滨，空山废井已生尘。不将一滴苏焦槁，神艾虚传解活人。”虽然时光已经远去，但是葛洪夫妇这对“神仙眷侣”在岭南地区行医活人、习术飞升的故事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模糊，在人们的心里，他们是真正的“羡煞鸳鸯共为仙”的理想境界。
－－－－－－－－－－－作者：李姝淳 刘小斌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地区始终动荡不安，从晋朝王室的“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的“五胡乱中华”，群雄混战，生灵涂炭，对于中原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种苦难。他们向往平静安宁的生活，为了逃避战乱，他们开始收拾行囊，一路南行，去寻找心中的“桃花源”，于是，来到了南方，翻过了崇山峻岭的五岭山脉，来到这人烟稀少的岭南避乱。宁静的岭南一下子“热闹”起来，南迁的人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南越蛮荒之地得到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医学史上也首次出现了一批著名人物，葛洪鲍姑夫妇在罗浮山上治病救人，支法存、仰道人善于治疗脚气，轩辕述擅治疑难杂症等。
　　支法存，本是胡人，不知道他的父辈是不是在“五胡乱中华”的时候随着征战的部队来到中原、来到岭南的，反正他生长在广州，学习了很多岭南民间的医学经验，加之他天资聪颖，学以致用，善于治疗脚气病和热带寄生虫病等当时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可惜他的《申苏方》已经失传，但是在葛洪、孙思邈等其他人的医著里都有其方药的记载。其中用于治疗脚气的处方，使他成为中国治疗脚气病的先驱者，“防风汤……南方支法存所用多得力，温而不损人，为胜于续命、越婢、风引等汤，罗广州一门南州十人常用，亦治脚弱良方” 。
　　除了治疗脚气，支法存也学习岭南的民间传统疗法并加以改进，以治疗各种疾病。在岭南地区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寄生虫病叫沙虱，就是现代医学所称的恙虫病，在葛洪的《肘后方》中已有记载，在民间常用蒸气疗法治疗溪毒（沙虱)。支法存受到这种方法的启发，既然可以发汗将溪毒逼出，那么其他外邪是否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逼出呢？支法存用来治疗伤寒，即汗解伤寒，也有明显效果。这一治疗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后世医家将这种方法进行改进、提高，成为现今的熏蒸疗法。现在熏蒸疗法的运用，在我国的北方比南方更广泛。
　　支法存是岭南名医，但是在传说中，他的结局并不好。据宋人的读书笔记中记载，支法存医术高明，很快就成了巨富。家里有八九尺长的毛毯，上面织成各种图形，光彩夺目，还有一张八尺长的沉香木板床，居室芳香四溢格外芬馥。普通百姓都知道“财不外露”，可胡人却不懂儒家的“内敛”。相传王琰来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其大儿子王邵之多次向支法存索要上述两件宝贝，支法存既然没有学会“内敛”，当然更不懂得“圆通”，也不知道“民不与官斗”和“破财消灾”。于是，被拒绝的王邵之觉得丢了面子，就诬告支法存豪横放纵，杀了支法存并没收家财。不明不白做了刀下鬼的支法存想不通，冤魂不散，其形体经常在刺史府内出现，一出现就打楼阁下的大鼓，好像要叫冤。如此经过一个月，王琰就得了病，常常看见支法存守着他，没几天就死了。王邵之紧接着回到扬都，也死了。
　　这个故事并没有见于史料，而是载于南朝宋人的《异苑》中，这是一本读书人道听途说的读书笔记，我们姑且听之。关于支法存的史书记载并不多，仅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这是对岭南脚气病治疗史的记载。书中提到的另一个医家仰道人也是当时岭南医界的一个奇人，是当时南迁士族的“救星”，正是有了他们的医学活动，晋代的岭南医学才有了声色，才让五岭以外、中原之地开始注意到岭南医学的发展，岭南医学开始一步步走出五岭，进一步发展起来。
－－－－－－－－－－－作者：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晋代是岭南第一次大规模接受民族南迁，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合。因此岭南医药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葛洪、支法存、仰道人等人的著述，还有两部医药著述。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年～526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泛重溟来抵广州，粤人在广州城西建华林寺，也就是今天的“西来初地”，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达摩著《血脉》一卷，现已失传。当时的广州刺史嵇含著《南方草木状》三卷，是岭南最早的植物志，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志”。
　　历史的长河在跌宕起伏中继续向前，分分合合，终于在多年的战乱之后，强大的唐朝一统天下，使人民看到了休养生息的希望，也使那些忙于应付战争的统治者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社会的千疮百孔。于是，修复的工程开始了，这是文化社会的幸运，尤其对于医学。
　　唐代天下大定，分天下为十道，岭南道为其一。唐代政府重视医政设施，成立太医署，专门管理医疗教育。在全国各道属下的州府，也成立相应的机构来完善医疗教育的管理。
　　据《新唐书·百官四》记载：“道下各州府医学教育，均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都督府、大洲医学生二十人，中小州医学生十人，掌州境巡疗。”因为有了政府的重视，医疗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了很多医学人才。这时期的医学著述颇丰，岭南地区李继皋的《南行方》三卷，李暄的《岭南脚气方论》，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还有一部无著撰人姓名的《岭南备急要方》等。
　　尽管强大的唐朝让世界为之倾倒，以至于现在国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可惜，这种强大也只能在历史的规律中继续向前，天下大事总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强大统一的唐朝只维持了298年，历史又进入群雄混战的五代十国。
　　这个时候的岭南，虽然地势偏远，但是也士人云集，有的为避战乱来到这里安家立业，也有的是被流放的名臣后裔，还有因战乱阻隔而不得北返的任满的地方官。南海王刘隐将这些人笼络起来，为其所用，并派其弟刘岩平定广州的割据势力。刘隐死后，刘岩在广州兴王府称帝，国号南汉，成为了五代十国的一个小国家。至此，岭南不再是“冷眼旁观”五岭以北纷争，开始参与这个时期的混战。然而，这个时期的岭南医学依然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设立医学教育机构之外，还有著名医家轩辕述和他的《宝脏畅微论》。
　　轩辕述，唐末南汉时期岭南医家，著《宝脏畅微论》三卷。据清代梁廷楠《南汉书·列传第八》记载：“轩辕述，乾亨时人，精通岐黄术。”他医术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于是，四方的病人不论远近都来找他（“远近争趋之”)。他尤其喜欢读古人的医书和其他杂书，但并不拘泥于古人已有的结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他很勤奋，“常居孜孜著作，老而不倦”。据史书记载：“先是，青霞君作《宝脏论》三篇。”估计这个青霞君，是个炼丹家，因为他的书里说的是怎么炼石成金（“著变炼金石之诀”)。轩辕述觉得这本书有用，但并不完善，因此就自己进行校对，去掉其中的谬误，而且补充了很多新的内容和见解，写成了《宝脏畅微论》三卷，该书成书时，轩辕述已经90岁了。他死后，所留下的这本书，成为后世医家争相传阅的宝贝（“医家争宝之”)。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轩辕述的惟一的史料记载。令人惋惜的是，《广东通志》卷一百四十医家栏下提到的轩辕述所著的《宝脏畅微论》三卷已经失传，我们已无从读到这部一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了。
－－－－－－－－－－－作者：李姝淳 刘小斌　

元年间，广东籍的张九龄请假回家探望年迈的母亲，因见岭南人民“岭东路废，人苦峻极”， “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 (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因此奏请唐玄宗开凿梅岭古道，从此，南雄珠玑巷成为中原先民南拓进入广东的重要中转站。
　　从晋隋到唐宋元时期，中原地区朝代更迭，纷争不断，中原人民或避战乱、或为生计不断地南迁，或岭南地方官任满而因山路阻隔而定居岭南。因此，后世传闻广东的很多名门望族，多是宋末时随宋帝赵昺的小朝廷逾岭而来或随文天祥经赣、闽、潮汕而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 所以，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文化的融汇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经过晋唐时期大量人口带着科学技术的涌入以及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铺垫，宋元时期的岭南医学出现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元时期，岭南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医著，陈昭遇《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刘昉《幼幼新书》四十卷，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三卷，现均见存。在明清以前，岭南的医家大部分都是流寓占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来到岭南，都为岭南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陈昭遇、刘昉这两位在全国有影响的岭南医家却都在外为官，为岭南医学的思想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昭遇，南海人，出身名医世家，世代行医。宋开宝初年（公元968年)，陈昭遇来到京师，因为“治疾无不效者”而被推荐到翰林医官院，授翰林医官，于是在汴京安家。他起初任温水主薄，后升光禄寺丞，皇帝赐以金带、紫袍。
　　开宝六年（973年)，陈昭遇等9人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修订本草，定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宋太祖亲自写序，国子监刊行。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宋太宗诏翰林医官院各医家献家传经验方万余首，连同太宗亲收千余首，命王怀隐、陈昭遇等人开始编撰，淳化三年（公元992 年)书成，并定名为《太平圣惠方》。是书分1670门，载方16800 多首，内容包括脉法、处方用药、五脏病症、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反映了北宋以前的医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太平圣惠方》中对岭南土地之卑湿、气候之炎热以及湿气之易于伤人等已有论述，指出：“夫岭南土地卑湿，气候不同，夏则炎毒郁蒸，冬则温暖无雪，风湿之气易于伤人。” “或至岭外，久在高原，不经湿气，未伏水土。”指出岭南独特的气候环境与感邪发病的特点。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医家释继洪，是宋元间懂得医术的僧人。他并不是岭南人，也没有定居在岭南，而是年轻的时候云游四方，来到岭南，将两任广州知府——李谬和张致远所著的《瘴疟论》和《瘴症论》合以自己撰写的《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附蛇虺螫匿诸方及集验治蛊毒诸方》，汇成一书。
　　释继洪在书中提到：“继洪南游既久，愈知瘴疾不易用药，故再直述之于兹焉。……淡竹叶，此草惟广州白云后洞及惠州罗浮有之。”由此可见释继洪确曾到广州白云山及广东罗浮山。
　　《岭南卫生方》的下卷为明以后人所增附，收入娄安道八证标类及《东垣药性赋》，书末附日本人山田简志《募原偶记》等。日本人悌谦晋造氏指出：自唐代以来，岭南方书已计六种，除《岭南卫生方》外，而无一部见存于本邦，赖有是书矣，可不宝重？可见，《岭南卫生方》不但是研究岭南地区宋元以前流行传染病的重要文献，而且在国外也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
－－－－－－－－－－－从秦汉至宋元几百年间，岭南医家计25人，医著38种，但著名医家多不是岭南本土居民，而是中原民族带着中原的文化和医学发展迁徙来到岭南的。很多医学著作也已失传，流传下来的在全国有影响的是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宋代刘昉的《幼幼新书》、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这与我国中原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地区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和岭南的历史地理发展相关联的。
　　岭南地区由于山隔水阻，路途艰险，是古代贬谪犯官的地方。古代仕人出入岭南都不堪其苦。韩愈一首《自咏》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仕人们视岭南为畏途的明证：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从五代十国开始，岭南的封闭开始有所改善，开始有人外出做官，甚至祖籍韶关的张九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岭南籍的宰相。岭南医学也开始出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本土医家，陈昭遇、刘昉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刘昉的《幼幼新书》奠定了岭南儿科的基础，是南宋太医的儿科“教科书”。
　　刘昉，字方明，海阳人，汉中山靖王后裔，其家族乃海阳望族，其父刘允是“潮州八贤”之一。
　　宋靖康一年（1126年)，刘昉荣登进士榜，授左从事郎，很快又任龙图阁学士，故又被称为“刘龙图”。因为刘昉为官清廉，为民办事，在潮汕地区都流传着他的神化了的故事：有说他家在海阳，骑竹马上朝，朝赴暮返；有说他亲驾水车、斩妖除魔，为民除害。这些都是经过加工的民间传说。其实，刘龙图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创立了岭南儿科，并集平生所收儿科方药编撰而成的《幼幼新书》。
　　刘昉生平喜好方书，注重儿科，于荆湖南路安抚使任职期间，编撰《幼幼新书》，当时刘昉年事已高，书编到38卷时一病不起，后由徐王寿趣将最后两卷完成，并于绍圣二十年出版，全书共40卷目录1卷，其门人左迪功郎李庾写有序言一篇。
　　《幼幼新书》共分547门，汇集整理宋代以前有关儿科资料而成，取材广博，是目前中医儿科古籍中收方最多的一部方书，参考价值较高。书中记载了儿科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后等，是南宋时太医习业必读的儿科专著，可见其在全国的影响。《幼幼新书》的编撰惠及后世，一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中医儿科的重要书目。其中对于儿科的很多学术思想一直应用至今。例如对儿科诊断，自古以望、闻为主，到了宋代，在望诊中又总结了观察指纹的方法，《幼幼新书》就主张三岁以内小儿以观察指纹代替切脉，记述有虎口三关指纹察验法，该诊法一直沿用至今。
　　明清以前，偏居一隅的岭南并不为朝廷所重视，加之位于南方最远之边陲，与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黄河流域距离甚远，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古代中州人士无不视粤为畏途，所谓“少不入粤，老不入川”，就是畏惧岭南地区的山风瘴气、疫疬麻风，深恐年少不慎易受传染。岭南地区的人们也因为路途艰险，在五岭的屏障下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生活。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为避战乱迁徙而来的人，岭南与中原地区少有交流，社会文化等也必然落后于中原江南等地。但是，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在历经明清两代沿革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岭南的著名医家中，晋唐时期的医家大部分是南岭以北地方的人迁徙而来的，且大部分都是出家之人。葛洪是炼丹的，支法存、仰道人和释继洪都是懂得医术的僧人。方士、僧人大都四海为家，云游四方，这也为他们将学到的中原地区的先进医药技术传播到岭南创造了条件。到了宋代，随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岭南渐渐有了读书人出身的著名医家，陈昭遇是翰林医官，刘昉是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学士。到了这个时候，读书人开始占据岭南医学舞台的正中央。到了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岭南的医学也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大批儒而通医的医家。
　　丘浚（1418～1495年)，字仲深，号琼山，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他同海瑞被称为“海南双璧”，是海南老少皆晓的著名历史人物。丘浚世家泉州，出身于医学世家，其先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后迁至海南琼州。景泰五年（1454年)，丘浚中进士弟，入朝为官，官历掌誉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在海南办琼山县学（琼山书院)，藏书甚富，名曰“石室”，以供读书人学习。
　　丘浚自幼饱读诗书，聪明过人，童年时就有诗名。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曾选入丘浚的诗，并在小传中说，丘浚“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同朝人何乔新把他和唐代的张九龄、宋代的余靖及崔如并称为“岭南四杰”。在文学方面，著有《大学衍义补》、《琼台会集》、《家礼仪节》等，且由于其家学渊源，丘浚是儒而通医，为岭南著名医家，成为了“既为良相，又为良医”的典型。
　　丘浚为医学世家，其祖父丘普为临高医官，其兄丘源是名中医。丘浚本身也是著名医家，著作有《本草格式》、《重刊明堂经络前图》、《重刊明堂经络后图》、《群书抄方》等。其医术传长子丘敦、季子丘京。丘敦，字一成，品励学酷，嗜《素问》，著《医史》，对运气学说与三因学说的解释有独到之处。丘京也是海南名医，琼州大疫时，施送良剂，救治甚众，延续着丘浚济世救人的理想。
　　明代另一位儒而通医的著名医学家是熊宗立。熊宗立(约公元1415年～1487年)，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10岁在刘仁斋门下学习，天资颖敏，书无不读，读无不通，学有师承。因为他自幼多病，所以特别喜欢读医书，所谓久病成医，竟也渐渐识得医术，于是师从刘剡学医，推崇五运六气之说，对古人医学源流及所著方书进行汇编，著述颇丰，医名远播海外，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跟随其学医。
　　熊宗立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共有12部书，共80卷，其代表作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该书署名“鳌峰熊宗立道轩编集”。据考证，鳌峰，又名鳌山，在广东省龙川县，宋时建有鳌峰书院。这本书应该是熊宗立在鳌峰书院讲学时所著。广东《潮州府志·艺文志》将熊宗立另一著作《集医便宜》收入，可以证明，熊宗立曾到龙川鳌峰书院及潮州等地讲学行医，为乡人口碑载道，故能收入地方志。
　　随着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儒生习医而成为著名的医学家，所谓“是为大儒乃大医”。古代儒生博览群书，对医学类书籍的涉猎使他们具备更多的医学知识，也使医学借助这些学者有了进一步发展，迎来了岭南医学发展的一个全盛时期，包括了药学及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于中西医汇通的全面发展。
－－－－－－－－－－－随着人口的逐渐迁入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宋元以后，岭南地区的对外交流逐渐增多，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开始出现了岭南的身影。到了明清两代，僻处南服的广东由于其南临南海，在闭关锁国的当时，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重要的海上贸易港。乾隆年间，清廷一道圣旨使之成为了全国惟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关”。
　　凭借着独特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州逐步成为工商业都市，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大规模通海。当时流传着首歌谣：“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十三行，被称为“帝国洋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华南地区对外贸易通商中心、当时的珠三角，商贾云集，出现百业竞争、花繁柳茂的情景。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推销商品和贩卖鸦片的首选目标。但是，闭关锁国的清廷依然自以为是地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此“不屑一顾”，于是，大量的黄金白银在沿海各省，尤其是最大通商口岸的广东，源源不断地外流。
　　从道光帝开始，国库的渐虚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让皇帝们渐渐清醒，西方列强不是带着贡品来朝觐的“蛮夷之邦”，他们的野心也远不止于简单的商业贸易。于是，广东的政治经济形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过去南选入粤的京官顶多只有五品，如今一品大员、封疆大吏却都走马灯似地南下广东巡抚，从而使广东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为了接待这些官员，广东与南岭以北地区的道路交通也有了改善。在这种改善下，许多有名的学者、医学家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广东，如江苏惠士奇(康熙进士)、浙江陈澧(道光举人)、奉天徐延祚(在广州著有医书四种)、江苏管镇乾(著名骨伤科医家)等等。这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医家，从中原江浙等文化、医学、教育发达地区南下入粤，促进了近代岭南文化事业的建设，使岭南成为人才荟萃的地方，也使明清时代岭南地区出现了不少“儒而通医”的医家。
　　随着经济的发展，岭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亦得到相应提高。据近人刘伯骥《广东书院沿革制度》统计，宋代广东书院据方志可稽查者只有27所，至明代已有168所，到了清代猛增至411所。书院教育与明清两代广东中医的兴起关系极大，前人有云：“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未有不读书而能精医者。”我们曾做过调查，明清两代岭南医家453人，其中进士、举人、生员(秀才)出身即所谓“儒而通医”者达125人，占27％，这反映了明清两代广东中医素质水平是比较高的，具有文史哲医相通的特点。所谓“是为大儒乃大医”。另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岭南医家约953人，其中宋元以前仅占3％，明清以后占97％，历代岭南中医药文献约408部，其中宋元以前占10％，明清以后占90％，可见岭南医学在明清之后的飞速发展。
　　明清的岭南医学除了在内、外、妇、儿各科进一步发展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中西汇通的发展。这和岭南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有关。岭南濒临南海，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广州作为最大的通商口岸和西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大量的西洋文化从海外传入，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中外文化沟通的枢纽，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医学，因此，广东成为了较早接触西洋医学的地区，也出现了一批中西汇通的医家，如邱熺、陈定泰家族、朱沛文等，创造了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学。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医学出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药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等分科。岭南医学的高潮真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