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学发展概述暨著名医家及论述

      在近代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中医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医疗实践又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清代的温病学说。而且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此外，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如在外伤科的诊疗中，注重运用内科理论指导，采用大量内科方药诊治外伤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西医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色。临证各科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妇、儿、针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当进展，刊行了大批的专科医著。总之，临床医学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核心。本章仅就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1．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
　　
      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最大。《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2、对温病的治疗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近代浙江名医。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对传染病的认识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
　　
      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
　　
      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明清以来，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引柯氏语)，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唐宗海(1846～1897)，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围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七卷(1890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九卷（1893年)。
　　
      陈伯坛(字英畦1863～1938)，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读过金匮》(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颖甫(1866～1937)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通过此书，使学者和《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二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
　　
      包识生，（约1874～1934年)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仲景学说。
　　
      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1923年)、《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予，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说，“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分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侯，亦不出五段范围”，“署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
　　
      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别邪却一分”。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陆渊雷撰《伤寒论今释》八卷(1930年)，即其所谓“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者。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即在于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自然疗能，发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通过自学对中西医都有涉猎，曾在香港任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撰有《伤寒论评志》(1935年)。
　　
      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谂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1936年)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正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作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余无言(1900～1963)，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仲景学说。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余氏治西医较深。有关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1939年)，《(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等。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三、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
　　
      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
　　
      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寒温融合学说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叶。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776年)，吴贞(坤安)的《伤寒指掌》等书，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通俗伤寒论》初稿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绍兴陶里村，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他认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因当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传，王叔和整理此书混名以《伤寒论》而不名为“四时感证”。因此，俞氏伤寒是包括四时感证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吴贞、俞震等认为伤寒是热病的总名，而风温等因六yin兼气或非时之戾气所发的为“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俞氏在《伤寒指掌》卷二“六经本病”中增入“太阳新法”、“阳明新法”、“少阳新法”等。后来何廉臣重订《伤寒指掌》时即径将书名改为《感证宝筏》。这里既指出了风温等与伤寒的区别，又以“类伤寒”之名说明它们和伤寒的联系。杨栗山则说：“温病与伤寒初病散表，前一节治病虽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节治法原无大异。”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蒋宝素(1785～1873)，号问斋，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一说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yin门十三卷。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三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署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此其一。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因肾不虚，寒邪不能入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仲景伤寒治法。此其二。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此其三。关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蒋宝素：《医略十王篇》卷三，“伤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蒋宝素对伏邪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入阳明赤即为温病。在治疗方面，陆氏控治温热，善用经方。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柳宝诒主张外感应以六经为辨证的总纲。他对叶吴学派废六经的做法曾有批评。
　　
      莫文泉(1862～1933)《研经言》认为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吏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药以温之。”（莫枚士：研经言·伤寒温热证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历史上的绍兴为江浙重镇，地处卑下，病多湿阻，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伤寒发病的特点。历代医家，因地制宜，创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法则并积累了独特的医疗经验。绍派伤寒之学说可上溯于《内经》、仲景及明代张景岳。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学术理论基础。稍后于俞氏有任凤波，为任越安之孙，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传，精于伤寒，在嘉道咸同年间颇负盛名。越安著《伤寒法祖》，纠柯韵伯《伤寒论翼》传刻之误。凤波绳之，若《医学心源》四卷，《何氏简易方》一卷。予广生承家业，光绪间办有盛名，四世皆精伤寒，与俞根初学术思想先后辉映。与任凤波同时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对俞氏《通俗伤寒论》进行系统研究。他将俞书分条分段备如按语，作了阐发补正。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编著重订了许多伤寒名著。他初尚叶派，后经多年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乃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椎卫气营血学说，1916年对《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证，加以发挥，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容，堪称此派之中坚。如俞氏“六经形层”一节，把六经假定作机体方面的六个层次，即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又以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这样，就把六经和三焦联系起来，故何秀山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廉臣勘语则更进一步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并说：“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
　　
      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角辨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王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可谓不薄今人厚古人。综观绍派伤寒，其辨析诸证颜为明晰，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实有将伤寒、温病以及重要内科杂病专妇儿分科病证融于一炉之慨，而无偏主一格之弊。
　　
      同时有傅懒园(1861～1931)，字菎笙，亦绍兴人。其学术思想大抵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用六经辨时病，二为辨证重视湿，施治主张化，用药朴实稳健，注意邪有出路，亦为绍派伤寒的骨干。
　　
      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病方面，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辨证论治中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黄文东：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经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恽铁樵反对温病病因为温热的说法，认为伤寒为温病之原。“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他说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不同名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人体惟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温病明理，上海：新中国医学出版社铅印本，1949)。
　　
      时逸人(1896～1996)，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著《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如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末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四、杂病治疗的进步
　　近代医家在杂病论治方面承袭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财产，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论更为公允、全面、准确。
　　
      1．中风
　　
      费伯雄主张本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正气一虚，外风乘间伺隙，由表入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费伯雄：《医醇剩义·卷一》“中风”，引自：孟河四家医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以此来决定治疗方法。
　　
      清末民初，对于中风病因证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对于脑功能的重新认识。周学海(1856～1906)在《读医随笔》中强调阴虚阳虚为中风两大关键，而“真之与类正无庸琐琐也”。在治法上主张阳虚注重气之辛，阴虚注重味之酸，而总须重佐以活血，因阳虚血必凝，阴虚血必滞。并说：“西医谓病此者脑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阳虚而水凌也；死血者，阴虚而血沸也。皆中气暴乱，激之以至脑也”（周学海：读医随笔，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卷4，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王仲奇(1881～1945)特别重视脑的功能与病变，并以此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根据其脉案可知，他认为脑为髓海，神之所舍，心肾精神荟萃于脑。心主元神，肾主骨髓，肝脉据循巅上入络脑。脑虚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脉失养，肾阴不能镇其下，肝阳乘隙越诸上，以致腰部酸痛，头眩耳鸣处舟车，怠惰欲眠，手颤足酸，写字则一塌糊涂，举步则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渐。或因性情躁急，肝气自盛，肝亢阳升，脑筋震动，引起偏瘫。在临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脑”的治疗方法，可谓开风气之先。（王蕙娱等：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王仲奇医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诲的弟子张士骧(字伯龙)，重视实证，于“类中”一病多所研究。曾参西医之说，以锥伤二兔之前后脑，观察动物的脑与知觉运动的关系。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张士骧：《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中说：“西医以中风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生物的知觉运动“专由于脑”的说法。从而得出“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的结论。认为《内经》所裁诸风，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谓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风，是《内经》的“厥证”，也就是《素问·调经论》的“大厥”。在病机方面，他推崇河间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及立斋养葵主真水枯竭之论。由于水虚不能涵木制火，肝风内动，因而血并于上，冲击脑筋，与西医之说相验。治疗主张此时切不可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风愈动，必将导致气不返而死。应使用养阴熄风，潜阳镇摄法，药宜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等。认为若用小续命汤及附子四逆汤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若遵东垣气虚说，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扬之血凝滞，朽坏脑筋则成瘫痪。
　　
      张氏对于类中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的阐发，对其后及现代治疗中风病有很大影响。《类中秘旨》是第一本详细论述中风病的专题著作。兰溪名医张山雷(1873～1934)在张土骧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撰有《中风斠诠》(1922年)三卷（张山雷：《中风斠诠·卷一》，引自：近代中医珍本集·内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卷一为中风总论，卷二为内风暴动的脉因证治，卷三列古方平议。他对中风一病，于张伯龙《类中秘旨》服膺最挚。认为西医对于中风脑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张伯龙据《亲问·调经论》一节参用西学，谓由肝火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既能申明《素问》气血并走于上的真义，复能阐发西学血冲脑经的原由，使新发明的学理与旧说遥相呼应。其《中风斠诠》一书，推崇张伯龙之说，就其《类中秘旨》逐段详加阐析评论，有赞扬也有批评，指出其用镇肝滋肾不分次序之误，主张应以潜镇开痰为主。初起于肾虚之本非惟不暇兼顾，亦且必不能兼顾，必至气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浊不升，脉来和缓，然后徐图培本，不应早用二地阿胶滋腻之品。《中风斠诠》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佳作，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在专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张锡纯(1860～1933)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他曾读过《中风斠诠》，对二张之说深有同感，张氏并指出，中风有充血性者缺血性两种。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对于此病专以气虚立论，设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至四两。张氏认为，若遇脉虚而无力的，用之可以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证属脑充血重用甘温升补之黄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见，不可不慎。关于脑出血与知觉运动受损的关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左边运动之神经也”（张锡纯：医学哀申参西录·三·医论·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进西医知识方面较前人进了一步。在治疗和用药方面，他吸取友人朱钵文经验，主张：“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自拟建瓴汤如大黄和镇肝熄风汤为时人所赏用。张氏重视本病的早期发现，认为中风朕兆较他病尤为显著，出现也早。
　　
      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识病角度对疾病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虚劳
　　
      费伯雄认为，劳是五脓积劳，伤乃七情受伤。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又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伯雄孙费绳甫继承家学，擅治杂病，尤以虚劳、调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不可偏废。对虚劳病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但避免应用苦寒伤阳之药。遇有脾胃虚弱的，则用培土生金法，宗东坦补土学说，但慎用升提燥烈伤阴药。费绳甫并认为，东坦虽重脾胃但偏于阳，清初医家吴师朗补脾补阴法，实能补东垣不足。丹溪虽补阴，尤重在补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他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惟必须胃气调和，因胃关系人分身气血，至关重要，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螮，温补脾阳反劫胃阴。因此，见有胃阴虚的即养胃阴，胃气阴并虚的，养胃阴兼益胃气。正是由于他继承了李朱二家及吴师朗、费伯雄的学术主张，在虚劳方面以清滑润平稳为主。能独树一帜，取得较好疗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孟河费绳甫先生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当时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今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1914年葛廉夫、葛荫春合著)、《痨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1936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
　　
      3．血证
　　
      唐氏在《血证论》中以阴阳学说为纲，对水火气血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血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证论·卷一·阴阳水火气血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对于血证的治则，唐氏以抑气降逆为指导思想，主张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说，血家最忌是动气亡阴，发汗则气发泄而血随气溢；吐法则助其逆势而气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同时，血证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窝“上者抑之”，“急下存阴”之意，攻之即补之。当然，如实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泻，则只可清润降利，不宜峻下。至于和法，尤为治血证第一良法，使其阴阳表里寒热气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补法，当根据血证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体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则，也是通治血证的大纲。凡血证骤作，奔涌不止，此时惟以止血为当务之急，止血之法虽多，而以降气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血既止之后，其经脉中已动之血不能复还故道。留着于躯体四肢经络肌腠，壅塞气机，久则生变，且经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复增吐溢的危险，故以消瘀为第二法。血止瘀消后，又恐血再潮动，故以宁血为第三法。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气之不安，宁气即是宁血。最后用补血法，因去血既多则明必虚，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则阳随而亡。故以补血法疗虚补损，修复创伤。不仅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虚，故使邪速去。用止血药往往兼顾消瘀，消瘀实寓有宁血的作用。宁血能消除或减少重复出血的危险，也蕴有止血和补血的含义。这样四法参合运用于各种血证的不同阶段，围绕止血复正这一原则，终始贯穿，前后呼应，使血证的治疗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另外，在血证中归纳出“血上千”证治十四条。“血外渗”证治七条，“血下泄”证治六条，“血中瘀”证治五条，及“失血兼见诸证”四十条。并解析古今方治二百余首，对于血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肝病
　　
      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人体某系统疾病及某系统单个脏器或相关脏器病变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对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关专著与论述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杂病研究的特点之一。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苏无锡人，善治杂病。所撰《西溪书星夜话录》(1897年)“肝症论治篇”有治肝卅法，为其毕生功力所聚，对肝病证治颇有心得。他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因肝主藏血，体阴用阳，全赖肾水以涵之，营血以濡之，肺金请肃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气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条达疏泄之性。故他脏病变皆可以影响肝脏而发生肝气、肝风、肝火等疾患。并以此为纲，分别论治。如肝气证治条列疏肝理气、疏肝通络等八法；肝风证治列举熄风和阳、熄风潜阳等五法，肝火证治则举出清肝、泻肝等七法。各法分别指出适应证与当用药物。肝气肝风肝火既有不同表现，但在疾病过程中又往往交错互见，相互影响。因此，除上述诸法外，又立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补阴补阳、补气补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为全面。
　　
      费伯雄十分重视对肝脏的调治，他认为肝脏和营血有者密切的关系。而营血的不足是肝脏病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针对肝脏本身的，也有结合其他脏腑的治法，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肝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趋势。费氏治肝方剂均来自医疗实践，配伍严密，值得探讨。丁甘仁擅治杂病，对治肝素有研究。后人整理他的医案，将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药归纳为十法。计有养肝熄风、柔肝养血、凉肝涤痰、滋肝潜阳、清肝滋肾、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风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湿等。1931年赵树屏撰《肝病论》，浅近易懂。
－－－－－－－－－－－一、外科名家与医著
　　此期外科名家辈出，较著名的有马培之、余景和、高思敬、张山雷等。
　　马培之(1820～l898)，字文植。江苏武进孟河人，精于外科，对内科、喉科也有很深造诣。光绪六年（1880年)进京为慈禧治病，由此医名显赫。他将自己平生常用验方、外用药，以及膏药的配制法，有关分科器械的使用等，总结写成《外科传薪集》(1892年)，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又撰《马培之外科医案》(1893年)，记载四十二种外科病症治法，介绍临证经验。所著《医略存真》(1896年)则“但取经言不详，前哲不道，创为论说”。全书一卷，首列其祖父马省三外科专论十六则，继为本人数十年临证心得。书中所论以外科为主，兼融众科，并收裁了不少马氏创制的效方。此外，又对当时广为流行，且被疡医奉为枕秘的《外科证治全生集》作评注、补充及修正，对后世影响较深。余景和(1847～1907，字听鸿)，内外科造诣精深。他主张外科医生要熟悉脉诊和方药，内科医生也要学习刀针手法。这样，当遇到内外兼证时，医生可以始终一贯地调治，不必更换其他科医生，患者从而受益。著有《外证医案汇编》（1891年)，合青浦陈学山等外证医案七百二十六首，以及余氏自己的部分医案。研辑方案以内外两科兼症者居多。治法精当，示人以法。高思敬，于内外两科研究皆深，本内科之理，治外科之症。光绪十三年(1887年)主持天津养病医院外科医事。将日常所治诸疹以及有效方药别类分门，著为《外科医镜》12卷(1900年)。
　　张山雷，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初学内科二年，后从同邑黄墙朱阆仙氏学外科。朱氏五世业医，颇负声望，山雷为其得意弟子。弦氏著述颇丰，其外科代表作《疡科纲要》(19l7年)说理透彻，融会中西，所述方药皆切实可用，对后世影响颇深。《疡科纲要》共二卷。分四章。第一章总论，详述外疡的不同症状和脓血滋水形质的辨别。第二章为脉状，论述各种脉象与外疡的关系，合理进行辨证论治。第三章为治疡药剂，既论内服，又述外治，退消、行气、治痰、清热、理湿、温养、补益、提托、养胃等法均有论述。第四章膏丹丸散，介绍敷帖吹掺及内服方凡66则。张氏在书中试以西医理论阐释病机。书中所裁“锌氧油膏”、“樟丹油膏”，“水杨油膏”，既用西药锌氧粉、水杨酸及软膏基础剂凡士林等，亦用中药东丹。梅冰之属。此外如碘酊、石炭酸等西药均收载入书。在“洗涤诸方”中对消毒灭菌亦颇重视。
　　梁希曾：治颈疠尤擅。著《疠科全书》（1909年)凡一卷。全书对疠证辨治系统全面内外结合，治法独到。尤其外治法中多为经验秘方。是书为治专著，颇有影响。许半龙(1898～1939)著《中国外科学大纲》（1926年)，分上下卷。此外，刘吉人著《外科学讲义》，对一般外科病及梅毒加以论述，并对当时好用轻粉等劫药治疗梅毒的弊病给予有力批判。
　　皮肤病、性病著作，如恽铁樵的《梅疮见垣录》，陆清洁的《皮肤科》，《性病科花柳科》，茹十眉的《皮肤病》、《性病》，秦伯未《花柳科学》，朱振声《淋浊自疗法》，俞慎初的《中国麻风病学》等。
　　近代时期中医痔瘘逐步发展晚为专科，如江苏痔科专家丁泽民，从高祖丁锦楠，祖父三祝，父辅廷，几代行医。（1914～1974)，丁择民悬壶扬州、南京，秉承家技，治疗痔瘘，疗效显著。后又对传统的外用含砒枯痔激进行改进。痔科名医林墨园（1898～1974)浙江平湖世医，少随父习痔科，先悬壶于乡邑，后转至沪上开业。精于痔科，医治痔瘘以传统或线疗当为主，早年即采用西药局麻醉，改进手术方法，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名噪一时。认为根治肛瘘，关键在于找到内口，并加以正确处理。以上诸家的研究，均为所论各病的进一步专科化，打下了一定基础。
　　此外，邹汉璜的《疮疡》，曾懿的《外科纂要》。顾鸣盛的《中西合纂外科大全》，邹岳《外科真铨》，凌晓五《外科方外奇方》。邹存淦《外科寿世方》。余无言的《实用混合外科总论》及《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等，均有一定影响。

　　二、外治法与外科手术法的丰富
　　这一时期外治法有重在发展，对内病外治作了大胆尝试。吴师机《理瀹骈文》(1864年)对清以前处治法作了一次系统总结，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外治专著敷贴膏药广泛应用，使得膏药研制更为精良，从而促进外科诊疗水平提高。
　　外科手术疗法较前也有进步，从有关施行手术案例记述来看，近代中医外科手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余听鸿氏《诊余集·外科医案》“截臂”节详细记载了手术截肢一案。随着手术进步，手术器械亦有发展。
　　在诸多医家努力下，这一时期外科有长足进步。虽面临医外科挑战，但其丰富的内外治法，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近代骨伤学的发展，受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除在其原有体系中不断进步，产生一批著名医家与医著外，同时开始吸收西方医学长处，融于传统骨伤科医学体系之中。临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传统中医骨伤科的进步
　　近代中医骨伤科理论的发展，以唐宗海倡导的治骨伤血证的止血补气，祛瘀生血和消瘀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影响最大。
　　在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列强之欺侮。伴随着反抗斗争和保存发扬光大国术的需要，习练武术成为时尚，出现了一批武术大家，而武术与正骨手法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伤科专家杜自明即自幼习武，宗少林派武功，以猴拳见长，得家传伤科秘方，二十六岁即悬壶济世，所愈跌打损伤者难计其数，尤以手法治疗筋伤最为擅长，名震天府之国。武术大师王子平(1811～l973)不仅堪称武林泰斗，亦为北方武林伤科流派之一支。他6岁习武，精通各门拳术对伤科正骨也广采博收。在手法治伤中熔擒拿手法和正骨手法于一炉，并将导引与武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倡导手法与练功的有机结合，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王氏正骨手法的特点是：重视经穴，注意点面线相结合，邻近取穴和循经取穴相结合，突出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的原则。在具体手法的施用上，王氏强调武术中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要求达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的境界，主张用寸劲、巧劲，反对用拙力和暴力，使力的应用如“似棉裹铁”一般渗透到患部的深层。至于对关节的“拔伸”、“捺正”、“项”的手法，王氏则擅长以拳谚中的“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来施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西医学在骨伤科的融合
　　合信氏的《全体新论》就受到中医骨伤科医师的重视，尤其是其中关于肌肉、韧带等知识，更直接为一些开明医生所吸牧。如王子平就很重视西医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韧带的有关知识，他所倡导的手法治疗要重视点、面、线的结合，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点及韧带的有关知识。他认为，只有广泛吸取新的知识，才能发展中医伤科学。
　　进入20世纪，诸如X线等物理诊断技术的传入，引起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医骨伤医生，都尽可能的吸取X线诊断知识，利用X光拍片来诊断疾病，大大提高了骨伤病诊断的准确性。同时传统的诊断技术仍有着广泛的实用性；正如20年代即悬壶上海的十五世伤科传人魏指薪（1894～1984)所言“X线摄片是重要的，必须的，但不能完全依赖它。有的骨裂或骨错缝，在X线片上由于摄片时的体位关系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而魏指薪则能结合丰富的临证经验用触摸的方法予以诊断。可见，中西医在骨伤学内的碰撞是和缓的，中医既注意吸取西医之长，同时也注重发挥中医骨伤学几千年丰富经验之优势，这样和缓而理智的碰撞，为以后骨伤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伤科名医与名著
　　近代是中医骨伤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代，一方面是骨伤名医辈出，一方面是骨伤专著增多。如江考卿的《伤科方书》（1840)，赵濂的《伤科大成》（1875)，赵廷海的《救伤秘旨》(1852)，徐英的《接骨全书》（1883)黄虎臣传述的《黄氏青曩全集秘旨》，刘泽一的《正骨秘法》(1922)，季爱人的《中医伤科病理学》（1922)，董志仁的《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1935)等，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既有对中医骨伤理论的整理与发展，也有对世传伤科治疗经验的继承和宏扬，对中医骨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赵廷海（1821～1861)，字兰亭，浙江天台县人。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击之良者，必上而请教焉，同时注意收集关于治疗跌打损伤的民间经验秘方。《救伤秘旨》内容丰富，有拳击伤、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剂，包括各种伤损重症的鉴别诊断，以及开放性创伤的处理和近20个部位骨折的整复固定方法，还有34个大穴伤损的治疗方药，治疗创伤骨折的验方14首，“十二对气血流注歌”以及前人“王瑞伯损伤用药论”等。特别对整复后固定论述最详，颇多新见，如：对于颈椎骨折脱位损伤者，用“绢兜牵引复位固定”治疗；在对足踝关节损伤整复后的固定中，赵氏使用了超关节固定法，所谓超关节固定法，其具体做法是；“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伸屈。”赵氏还十分重视早期的功能活动锻炼，指出：骨伤后“要对常屈伸……渐渐习试，方是活动原归”。就是重视早期功能煅炼的具体体现。赵氏还讨论了筋骨骨折是否需要复位的问题，他认为“两助筋骨断者，不必夹缚”，这是由于肋骨骨折即使有明显移位，但在复位后既无法获得有效的外固定，又无必要采用内固定，因此肋骨骨折的复位在多数情况下则为多余，故赵氏不主张对肋骨骨折复位是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救伤秘旨》中论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骨折治疗方法，不仅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提高，而且对于今天的骨伤科学也很有启示意义。此外，对于骨伤的用药，赵氏主张：在整复固定前用麻醉镇痛药物，如消风散、住痛散，甚则可加痹药（指贝乌、草乌等镇痛麻醉药)。整复固定后用活血住通散等活血通络，以促进骨伤的早日愈合。
　　石氏伤科是江南伤科的一大流派；肇始于石蓝田(江苏无锡人)，奠基于石荣宗（字晓山，1859～1928)。大约于1870年由无锡迁至上海，不久即闻名遐迩。作为石氏伤科的奠基人石晓山，自幼得父所传，兼习针灸、外科，19l2年内战发生之时，这救护总队长，治伤活人不计其数，还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特别委员。晓山最服膺薛已“十三科一理贯之”之说，并进而从一般理论书籍及各科专著中，寻其一贯之理用之于伤科，擅长于伤科内治，每起沉疴，形成了石氏伤科一大特色。石筱山（1902～1964)秉承家学，侍诊于父亲石晓山先生案侧。l924年正式悬壶。筱山总结其治骨伤手法概为“十二字诀”；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操摇转。他主张“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夹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并强调理伤宜气血兼顾，却以气为主的观点。其擅长治疗脑震荡，就是贯彻了这一观点而取效。石筱山认为：脑震荡乃头部内伤为多，多以内治，筱山经验，早期以柴胡细辛汤升清降浊，化瘀宁神；中期用天麻钩藤汤合川芎茶调散，平肿息风，活血养神；未期视体质强弱，与补中益气汤冀其恢复。筱山晚年，除诊务外，潜心整理文献，研究理论，并对伤科的史略、病因、证治等深加探讨，发表《从医史中认识祖国伤科的成果》，《祖国伤科内伤的研究》、《脑震伤在理论探讨》等论文10多篇，不仅对石氏伤科流派的发展，亦为中医伤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晚清医家有关妇科病的论述
　　包岩(字蘅村)，浙江湖州人，于1903年著《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包氏对当时妇女所受形体之苦深表同情以经脉循行营运的原理说明缠足对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并从强国强种的意义与高度呼吁对妇女进行保护。他所编撰的《女科一百十七症发明》原书是竹林寺女科著作系统的一个刊本。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萧山县竹林寺僧撰写的女科著作，自清初以来流传甚广，形成近代一大女科著作系统，并和绍兴钱氏女科、嘉兴陈氏女科、宁波宋氏女科合称“浙江女科四大家”。包氏在本书中详细阐明妇科辨证用药的机理，凡有心得，则在症下列“发明”一节以作论述，多能曲畅旁通。1909年陈莲舫（秉钧)纂《女科秘诀大全》，一名《女科实验秘本》，共分经脉（包括经带病)、胎前、临产、产后、杂证五卷。每病先引经典或前人论说，备述妇女病原，继参按语，殿以方药，次序井然，理法方药咸备。此书虽述而不作，但作即在述中。搜罗全面而又精萃，且贯穿着莲舫本人的学术见解，有益于后学。

　　二、民国妇科医家与著作
　　近代医家顾鸣盛，字滨秋，江苏无锡人。曾问业于丁福保，通中西医学，在发起组织医学团体及主编医学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8年)一书，共七卷，分调经、杂证、胎前、产后四门，予目一百七十余节。每节详论病源，分列“中医学说”、“西医学说”，二者比勘并观，颇能互相启发。严鸿志，辑著女科三种：《女科精华》、《女科证治约旨》、《女科医案选粹》、合《感证辑要》为《退思庐医书四种》，刊刻于1921年。其《女科证治约旨》凡四卷，在妇科诊断方面较他书为详。作者认为妇女每多隐疾，羞愧讳言，非神乎四诊，不能得到其病源。因此在妇科问诊方面，一问口渴，二问二便，三问经带，四问胎孕，五问产后；此外，如按脐间动气以诊冲任脉等，都体现了妇科特色。他主张“医药固须对证，而手术亦不可少。此产科学之所以宜兼讲手术也”。
　　清末民初医家陈稚泉(约1860～l930)对于妇科疾病因根据不同性格、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方面较前人更为重视。如他在所著《妇科心得》(1924年)调经门“不及期而经先期”项下，将该证按“赋性温和”、“性急躁多怒多妒”等不同心理类型，“形瘦”、“形胖”等不同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并兼顾既往近代西医书刊的出版和医药学术团体病证用药情况。
　　朱南山（1872～1938)晚年致力于妇科，重视妇女婚孕育产和经带肿瘤等方面的保健防治及有关的胸腹诊断。曾手订妇科要诀以为门人法式；“一问年月二问经，及笄详察婚与亲；三审寒热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头痛腰酸多带下，味嗅辨色更须清；五重孕育胎产门，崩漏注意肿瘤症；六yin七情括三因，八纲九候祖先问；本病杂症弄清楚，十全诊治方得准”。他和严鸿志一样，认为胸是“虚里”的所在，欲辨别宗气的虚实，是必须诊察的；腹是冲任所在地，欲辨别孕育和瘕的病症，确定腹中胎儿生长的情况，也必须触按。为了准确地了解病情，得其究竟，他能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必要时从事胸腹的切诊。此外，在女子肝气郁结诊治方面，重视以乳胀为主要征象。陈筱宝(1872～1937)专长妇科，对宋代名医陈素庵《妇科医要》深有研究，诊病亦注重根据妇女特点进行四诊。善于体念病者精神所苦，劝喻譬解，以精神劝慰与药物治疗两者结合，多获良效。其学术见解，强调病人以元气为本，元气充沛，人体自能调节却病。妇科以调治血分为主，杂病以调肝为中心环节。滋血宜取流畅，行瘀宜取和化，顺气应取疏达。清不可寒凉。温不宜辛燥。这些都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结合临床的经验之谈。对于崩漏，主以塞流、澄源、复旧三法次第治之。张锡纯一生治验中有关妇科方面的案例颇多。后人从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辑出《女科要旨》三卷，涵括了女科医论、医话、医方、医案多方面内容。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作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后经多次印行，并于1934年重加厘订。
　　单以产科鸣世者以下几家。
　　《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据一九五一年《鄞县通志·文献志》甲上《人物》—《艺术纪略·宋氏女科》：“宋氏本鄞世家，前清有北川者，始以女科为名，著书一，颇出入《济阴纲目)。其后入曰紫清者，删繁就简，别有《秘录》，均未刊行”。《宁波府志》也说“宋北川，清代浙江宁波府人，精女科，有名于时”(浙江方言，博、北同音)。民国慈溪名医冯绍蘧于业师陈虬处得《宋氏博川产科全书》，而陈虬又得之甬江范文甫。后经冯氏编纂重订，共分四卷。卷一是宋氏产证论，卷二是宋氏方目，卷三是冯氏所著宋氏方评，卷四乃冯氏增辑的摩劳及产后效方。冯氏病时入袭西医之皮毛，昧中医之神髓。他虽然佩服西式产医器械的精良和手术术敏捷，但又称赞中医产科祟尚自然，顺应天地造化与人体天赋之本能。认为宋氏产科对于难产及产后各病莫不条分缕述，靡然无遗。他说当时西医产科分娩后，将产妇中恶露挤压殆尽，复以药水涤之，绷带扎之。产后虽无脐腹攻痛及恶露上冲之患，担身体赢弱的产妇，每因去血过多而难以康复或发生变证。不如中医产后用生化汤祛瘀化新，并能顺应血行之路以杜绝贼风细茵外侵产户。本书主要论述产后诸病，即以加减生化汤为主，因此方“视病加减，竭尽生化变化增损之能事，宜其收十全之效也”（近代中医珍本集·妇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张曜孙著有《产孕集》二卷，共十三篇。在具体孕期保健方面，既重视先天也重视后天因素，并指出孕期不可太逸，不可太劳，冬毋太温，夏毋太凉，食毋过饱，饮毋过多等原则（“孕忌第四”)。重视产后精神护理方面，重视产后调摄，提倡母乳喂养。曜孙的这些论述对于优生优育、围产期保健及减少难产等方面，有一定指导意义。包诚补遗，增加了治法方药。
　　近代时期妇产科有名医家及有影响的著作尚有寄湘渔父《达生保赤编》(1886年)、程门雪《妇科学讲义》、恽铁樵《妇科大略》、秦伯未《妇科学》、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等。

一、婴幼儿调护与疾病治疗
　　关于断脐，在古代医家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因而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基础上，近代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如吴克潜并主用枯矾末、松花等掺脐上包裹，中西结合，十分妥贴。对脐风原因，吴氏认识到是因断脐不慎，水湿寒气入侵；或手术不洁，包扎不慎，微生物侵入。治法推崇灯火（火焦)法，认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气以温通杀菌”，颇为适用。
　　此外，张振鋆编撰的《鬻婴提要说》(1889年)是论小儿调护的专著。

　　二、痧痘
　　痧痘即麻疹与天花，或作痘疹，对人体尤其是小儿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中医对这两种急性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尤其达到顶蜂。其观察之细致，经验之老到，洵属千余年乃至数千年功力的积聚，也是中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对此二病，近代除儿科著作中多有论述外，一般综合性医书也每涉及，此外，仅这方面的专著即有120余种，多数是痘疹合论，也有部分是专论痘疮或专论麻疹的；可见医家对此之重视。
　　1、麻疹
　　又称痧疹，或名瘄子。关于本病的专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桥撰述的《经验麻科》，江苏扬州叶霖撰写的《痧疹辑要》等。沈望桥精儿科，对麻疹尤为擅长。此书内容丰富，虽然在理论上发挥不多，但经验确切，是一本临床心得之作，如他将治疗药物分别为升降两种趋势，“麻疹未出，升发为先”，“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误降者，则不治也”，具一定指导意义。叶氏《痧症辑要》以“痧疹”为名，为记述小儿麻疹的专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并论，且引进西医新知。这一时期对麻疹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钱今阳对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古人有将其分为胎毒蕴于肺脾，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等三种。钱氏在肯定本病均属热性传染病的同时，认为第一种为正痧；第二种为风疹，有别于麻疹；第三种属疫痧，当指麻疹中发热较重，传染较烈的一种类型。并将麻疹与伤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红热等病分别作了鉴别比较。吴克潜认为麻疹与痘疹的区别在于“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痧喜清凉、痘喜温暖”在辨证论治方面，钱今阳结合中西医认识，将本病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痧期、衰退期、恢复期五期。对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机理之阐发，治则方药之运用，险逆并症之处置等一气贯通，融合无间。秦伯未则将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后三期，每期症治后附以总结性的“杂论”，为前人理论与经验的积淀。观察细致，应变多方，均反映了此期临床的新水平。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年)主要叙述痧疹与惊风二病。他认为痧子病状初期以咳嗽、发热、心里难受为主要症状。其逆证有三：一为气急鼻扇，是气管、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炎症，治疗当驱逐风寒。二为高热无汗，鼻旁口唇发青，手足冷。为表闭，正气不能胜邪，病毒内攻。三为热毒内陷，大便泄泻。此时当区分寒热予以不同治疗。恽氏因子女夭折而发愤学医，他在研究儿科疾病时有很多切身体会，所论也较通俗易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处。
　　预防麻疹方面，在传统的解胎毒等方法外，叶霖提倡用《泰西方鉴》介绍的种疹法。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或贴于皮肤；或以患者贴身衣物遍摩种者之身。谓可将命门伏毒由脏腑而引出肌肉，达到预防目的。其法实际是从中国人痘术脱胎而来。
　　2、痘
　　关于痘疮即天花的病因学，吴克潜不废旧说，仍主以膝毒与时行结合。“考痘证之原，由于先天，盖当成胎之时，父母欲火之遗毒蕴藏于胎儿骨髓深处，触于岁时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发”。故母体胎教很重要，遵守与否可减轻或如重痘症发作时的病情。
　　钱今阳一方面吸取西医知识，认为天花病因为一种病原体，并将天花传播途径归于空气、接触、胎盘血行；另一方面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主张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而以感风感寒为诱因。
　　此期关于痘证的诊治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高水平。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学讲》将痘疮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对本病的进程、症状、治疗、救逆等作了规律性探索。吴克潜认识到痘证证情凶险，变化多端，治痘应根据不同时期，随机应变。并指出治痘有常有变，不可执一而论。总之不论痘证证情如何复杂曲折，变化如何迅捷多端，中医都有成法可依，为人类疾病治疗积累了宝贵财富。中医不但发明了人接种痘术，而且在牛痘的宣传普及、传播推广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总之，引毒外出，是这一时期医家对种痘以及牛痘机理的普遍认识。此外，对选苗、蓄苗、适种时间、种后调摄以及顾及余毒等方面，都通过亲身实践，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儿科特色医著
　　何廉臣《小儿诊法要义》是小儿病诊断学的专著。此书内容广博，立论精要，对小儿疾病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理论研究，都具较高指导意义。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
　　杨鹤龄(1875～1954)，广东省大埔县人。其父杨继香业医，任职广东省城各善堂及育婴堂官医生。鹤龄自幼研读医书，17岁考取医官，并于1907年其父殁后接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民国后自设诊所。日诊幼儿二三百人，晚年整理临床心得，写成《儿科经验述要》(1949年)一书。
　　其书继承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证十八。辨证方面以精确为要，注重实效。如咳嗽一证，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湿温一类，既考虑湿温特点，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而主加入平肝退热之品。
　　在具体治法方面，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莲花、腊梅花诸花药，取其芳香轻透，协同诸药使邪从内达外，又无苦寒攻伐之弊。还常用广东土药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甘蔗节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丝等，既符合地方特点，又有简便廉验的效果。
　　杨氏在育婴堂任职六年，其间留医病婴多属危笃重证，对于婴儿病期各种表现和药效有深切体认，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于在医院抢救患儿。他重视医案总结，虽存案不多，但弥足珍贵，其实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件都是由中医承担的。杨氏在这方面的经验，反映了中医抢救治疗危笃重证的成就。
－－－－－－－－－－－自1822年清太医院取消针灸一科后，针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阻碍，但由于针灸本身具有廉、简、便、捷、验等优点，因此很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不仅能保存于民间，同时能有所发展。如“太乙神针”法，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针法”发展而成，初现于康熙年间，有韩贻丰著《太乙神针心论》(17l7)，惜书中未载组方和制针方法，故流传不广，至雍正年间(1723～1735)经范培兰努力推广颇具疗效，得以流传。咸丰年(1851)之后，不断有新法创用，如面碗灸、银盏灸，使药力更集中、应用更安全、疗效更可靠。并对后世器皿灸的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维翻了清朝统治，旧的禁令被解除，针灸学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拙著名针灸学家及百余部针灸专著，创办了针灸教育和针灸研究的学术团体，普及针灸知识，推广针灸技术。

　　一、著名针灸学家
　　赵熙(1877～1938)，字辑庵，山西代县人。临证治疗针药并用，被誉为“三晋名医”。1923年刊行《针灸传真》8卷，成为辛亥革命后刊行的第一部针灸巨著。
　　朱琏(1909～1978)，十七岁时学习西医。抗战中进入解放区从事医疗工作，1944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号召，在延安拜著名针灸医师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并首先运用唯物辨证法，结合西医理论加以整理研究，于1948年著成《针灸学讲义》，使用于华北卫校。此书后来被修订为《新针灸学》刊行。是运用最新科学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技术与科学原理的重要著作，先后被译为朝文和俄文，影响较大。

　　二、针灸著作
　　《针灸集成》作者廖润鸿，撰于1874年。该书主要特点：作者以求实态度，引录了《内经》、《甲乙经》、《千金要方》、《资生经》等古代医籍中关于针灸论述的精华，并在《铜人经》的基础上，对穴位作了审慎的考证。
　　《刺疗捷法》作者张镜，撰于1876年。是书详明经络各穴，绘以总图、治法，并编成歌诀。治疗者，按经循络，取穴刺之，于临证治疗十分便利。是以针刺疗法治外科疾病的一部专著。
　　《中国针灸治疗学》作者承淡安，初版于1931年，该书分四篇，第一篇“总论”，讨论了针灸术的沿革，针灸在治疗上的价值以及关于针灸的治疗和奇经八脉的研究；第二篇“经穴之考证”，讨论了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术”，叙述了针具的制造及其施针的手法，尤其强调了针刺并泻手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针灸手术名称虽多，除补泻手法外，余不足取；第四篇“治疗”，分别介绍了伤寒、温热病、暑病、霍乱、中风、惊风、癫狂、疟疾等42种病症的病因、征象、治疗、助治及其预后。为精确指示穴位，不仅用西医解剖部位予以解释，还用点穴后的人体照片予以影印，较之绘图更富有真实感，并在每个穴位都编写上号码，使人一目了然，有利于初学者。承氏以对学术极其负责的精神，不断予以修订，至1937年5月，短短六年中，该书连出八版，内容不断丰富，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成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
　　《新著中国针灸外科学》作者罗兆琚，刊于1936年。该书是补承氏《中因针灸治疗学》所不及，将外科病证，分门别类，罗列靡遗，并注明其病因症状，继则示以针灸疗治之法，《针灸秘籍纲要》作者赵尔康，撰于l937年。赵氏曾协助承淡安共同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杜、《针灸杂志》等，任代理总务、教授。学术上受承氏影响颇多。是书体例即仿《中国针灸治疗学》，但在“治疗篇”中，将84种疾病按西医系统划分为急性传染病、新陈代谢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环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经系统病、泌尿生殖器病和运动器病等九类，列病比较合理，颇适合西医学习针灸和临证参考。

　　三、学术研究
　　自承淡安于I929年在江苏望亭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针灸研究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后，就以函授通讯研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发展社员，并创为《针灸杂志》作为学术探讨之园地。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针灸临证研究的基地，该社在1936年创办针灸疗养院，设病房、门诊接待需针灸治疗的患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南北各地针灸研究组织纷纷成立，相互呼应，相互切磋，如：北京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上海新中国针灸研究社、哈尔滨大成祥针灸学研究社、重庆科学针灸研究社、沈阳同善堂针灸社、宜昌国医针灸学社等等。这些针灸研究组织虽均为民间学术团体，但其声势、其工作成绩，使清末濒于消沉的针灸学再次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包括西医的重视，加速了针灸知识的普及和针灸人才培养的步伐，有利于针灸学的研究。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始用近代医学和科学技术来探讨针灸的原理，并提出一些较新颖的见解。
　　在与近代科学技术结合方面，唐世丞首开先河。1934年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电针手术及学理》、《电针学之研究》等数篇有关电针学的论著，以实验研究为依据，介绍了电针的发明及电流对人体皮肤、神经、血管、感觉器官等不同组织的不同作用结果，探讨了电针的治疗原理在于：刺激作用、镇静作用、变质作用、流集作用、分析作用。这虽然很不完备，但唐氏创造性的研究设计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对当时电针疗法的传播和发展，对电针原理的进一步探讨，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间，中医事业虽倍受挫折，但中医眼科仍有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医眼科医籍由博返约的整理和归纳以及中西医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等方面。

　　一、中医眼科的持续深入发展
　　近代眼科医家多将重点放在对眼科医理的整理和归纳上，以期达到提纲撮要，由博返约的目的。如《眼科金镜》卷首开篇即以简洁的文字将五轮分属五脏，八廓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及病因学说作了简短、精辟的总结，在各论中对每证的辨证论治则详加介绍。《眼科菁华录》在格局上已接近现代讲义的形式。内容较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眼科诊断也进行了类似的整理，如白内障病，古书有圆翳、横翳、热翳、水翳、淬翳、沉翳。甚或顺逆垂帘、偃月、聚星等多种病名。《眼科六要》则统一为“内障”一证，人们通过反复的观察实践，逐渐对疾病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眼科病种逐渐趋向缩减，至近代约简为四、五十种或十数门类。如《眼科切要》以歌赋形式撮简为五十余种常见病，《眼科六要》则概括合并为四十种眼病，《眼科菁华录》分作十七门类，《眼科金镜》更分内、外障两大门类再列病种，症状描述均较以往准确简练，辨证清晰明确。此外，黄岩所著《秘传眼科纂要》记载了前代未见的新病种，如眼瘤、黑白混视、白仁黄赤色外障等病名，对眼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中西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
　　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洋医学的渗透和传入，中医书籍中不断出现有关西医眼科知识的记载。如早期中西汇通医家陈定泰，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曾在广州传教士诊所亲自目睹了西医眼科手术，他在《医谈传真》中记载了一例青光眼减压术，书中记述了作者观察手术的整个过程。
　　近代眼科中西汇通医家较突出者，当属陈滋(1678～1927)。陈滋出身今医世家，曾留日学医，19l2年归国，长期从事眼科医疗实践。著有《中西眼科汇通》（1936年刊行)，收载近百种眼科病，每病都冠以中西病名，并列中西两法治疗。他采集整理了大量的中西眼科医籍资料，并进行了比较研究，“窃谓我国医术为五行所误，其理论不足取，推辨证授药则已积四五千年之经验，所得颇多……”（陈滋《中西眼科汇通》，自序，1936年上海眼科医院版)，而西医病已有特效药者不及十之一，药之奏效不确者，不知凡几，有病无药者，更不知凡几……。”陈氏在今医跟科药方整理上也做出一定贡献，他披阅历代眼科医书，收集整理了眼科药方一千多个，为历代眼科医书载方最多者，药方收集种类也很齐全，有外用药、内服药、外洗药、外敷药，丸散膏丹，剂型十分丰富。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医眼科诊所或医院，他们试图在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经验。如上海的陆南山、范新孚，四川的陈达夫，广别的李藻云，浙江的韦文贵、姚和清等。这些中医眼科学家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进行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医疗实践活动了。较为突出者当属上海的陆南山。
　　总之，民国时期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依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出现了由博返约的整理阶段。同时它又较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出现了中西眼科汇通派，尽管汇通并不成功，但为现代眼科的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经验教训。

十八世纪中期，中医喉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相当成熟，曾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喉科专著，如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郑梅涧(约1727～1787)《重楼玉钥》、《喉症全科紫珍集》等，这几本书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喉科各种疾病的诊法及治疗，使喉科辨证论治大法日趋丰富。近代几种可怕的喉科传染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努力，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经过一百多年的临床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诊疗大法。这一实践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一、近代喉科传染病的流行及喉科专著的涌现
　　喉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轻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烂喉痧(或称痧喉，即猩红热)。近代名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近代时期曾涌现出大量的喉科专著、疫喉专书。以新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自古至l840年以前，现存喉科著作大约有三、四十种。自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喉科专著猛增至三百余种，尤其是疫喉专书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在医学史上也较为少见，仅白喉专书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时疫白喉捷要》问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间共出版白喉专著五十余种，烂喉痧专书二十余种。这说明中医界在诊疗疫喉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辨证施治，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喉科著作。

　　二、诊治法的进步
　　1． 对传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认识
　　《重楼五钥》(郑梅涧著)，其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可说是我国最早关于白喉确切记裁，郑氏制定的“养阴清肺汤”创立了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
　　烂喉痧一证的详细记载可见于金保三《烂喉丹痧辑要》(1867年)一书，书中记录了叶天士医案一则，“雍正癸丑年间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标，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绵纹，咽喉疼痛肿烂……”。
　　2.对传染性喉科证认识的逐步深化及诊疗法则的不断发展。
　　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沓踏而至。其中对白喉病因认识较有见地的当属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总结多年临诊心得，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温燥之品，治宜清肺养阴。其后又有李伦青(纪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该书诊治细腻，以寒热为纲，再分轻重虚实论治，共分九大证类，对寒热错杂证及误治坏证的治法颇有特色。主张内服药与吹药并用，效果好。
　　烂喉痧专书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耕道(继宣)《疫莎草》(1801年)，陈氏首次将烂喉痧病从诸斑疹中摘出。后世夏春农《疫喉浅论》(1875年)，对《疫痧草》作了发挥，对诸多变证灵活施治，条理清晰，治法较前完备。
　　由于白喉、烂喉痧均为急性传染性热病，来势凶猛，瞬息万变，并且初期多伴有表证，对此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医理，有认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药均在禁忌之列。有认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有认为痧属寒湿齐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仅需慎用。关于白喉忌表、宜表的论争最为激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于1891年，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作者鉴于医家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危侯。特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后世医家张采田、朱铁山等经过临床实践，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张采田(孟劬)著《白喉证治通考》(1901年)，纠其偏差，认为表散不可与升表相提并论。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由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医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求索，疫喉的辨证论治思想逐渐清晰明确起来，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
　　3．近代喉证诊疗大法已臻成熟完善
　　二十世纪前后，有关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基本完备。
　　《喉痧正义》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张醴泉撰于1889年。书中汇集了百余年间29位著名医家有关疫喉的论述，其中不乏大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论疫；张绍修论白喉；在每篇医论后都缀以按语，详如分折，当褒者褒，当贬者贬。其曰：“多读自如……务获真诠，自能胸有把握”。
　　在综述疫喉论诒的专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近代名医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1936年)。丁氏论治喉痧主张分初、中、末三期，订立疏表、清凉、下达数法。考古证今，用药审镇，其所列药方效果极好。曹炳章对白喉痧喉两大病种，以比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绍，条分缕晰，一目了然。尤其治法总结的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法与外治手术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吹喉药等。并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

一、推拿流派
　　正是从民间到皇宫对推拿的需求，促进了推拿一法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1．脏腑点穴流派（略)
　　2．一指禅推拿流派
　　现在广泛流传的一指禅推拿，相传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由河南擅长于一指掸推拿的“太医”李鉴臣客居扬州时所传。李鉴臣传一指禅推拿与丁凤山(道名，原名丁永春，约1842～1915)江苏扬州西门人。丁氏善骑马射箭，并考取武秀才，颇得李氏真传，在江浙二省极负盛名，有传人20余名。丁氏一指禅推拿尤擅长治疗脾胃疾患，先行医于江都，继开业于上海，就诊者踮趾相接。为使一指禅推拿不断光大，丁凤山之徒王松山(道名，原玉涟，1873～1963，扬州西门人)在1920年聚丁氏传人10余名在上海成立了推拿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同道每月讨论一次，重在交流临床心得和手法应用的体会，并聘有书记员担任记录。王松山的一指禅推拿经验由其徒王子宗整理成《一指定禅》，为一指禅推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丁凤山之侄孙丁秀蜂，更在继承祖传一指禅推拿的基础，于40年代独创了滚法推拿，为一指掸推拿流派又添新技。到1949年，一指掸推拿医师已有40余人，是江浙乃至全国的一支比较有影响的推拿队伍。
　　一指禅推拿强调手法以柔和为贵，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操作时动作连贯细腻，雅而不俗，法之所施，使患者不分所苦。操作中，遵循“推穴道，走经络”，以通调脏腑气血，扶正祛邪。为此，一指禅推拿十分注意功法锻炼，不仅要求学者习练内功“易筋经十二势”，还要求刻苦习练各种手法，达到“持久、柔和、有力、均匀”的境界。
　　3．内功推拿流派（略)


　　二、推拿著作
　　《推拿指南》
　　作者唐元瑞，刊于l905年。是书7卷，前六卷乃辑前人各家所说，唯第七卷最具特色，详论了61种眼疾的推拿手法。如：“凡眼不能远视者，水盛而火衰也。宜补心经，补脾土，掐离宫，清肾经，掐肾节。”是我国推拿按摩史上以推拿手法治疗眼病比较早的记载，并由此开辟了用推拿手法治疗眼科疾病。
　　《黄氏医话》　　
　　作者黄汉如，刊于1915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部推拿医话，记载了作者本人数十年运用一指禅推拿治病的验案和心得，介绍了一指掸推拿的来源和特点，对于后人学习一指禅推拿来有启迪。

　　三、气功养生
　　在近百年气功养生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叶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静坐养生热潮，出现了讲静坐的专著若干种，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蒋维乔的《因是予静坐法》。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自幼练习气功（静功)，对气功有精深造诣。1914年，蒋维乔得知日本流行“冈田式静坐法”，很有感触，认为这是我国固有的养生法，于是根据自身的练功体验，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分为“原理篇”、“方法篇”和“经验篇”。“原理篇”中，蒋氏运用西医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对静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论述了人体的重心及静字的真谛；“方法篇”中介绍了练功的要求、姿式、时间和呼吸等，提出自然呼吸(腹式呼吸)和正呼吸(逆呼吸)两种呼吸形式，并专门论述了练功的反应(静坐时腹内之震动)；在“经验篇”中介绍了作者自己从幼年、青年至中年长达20余年的练功经验和研究心得，记有“二十余年之研究”、“静坐宜知忘字诀”、“静坐不可求速效”、“震动与成效无关系”、“静坐方睡眠之关系”、“静坐与食物之关系”等l0节。书中介绍的静坐方法，主要是内丹系统中的意守丹田法（着重下丹田)与调息法，但他未用铅汞、坎离等内丹田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17年再次出版，在国内流传很广，使传习静坐法的人与日俱增，遍及全国及南洋各地。
　　1915年，蒋维乔在北京开始研究佛学，曾习密宗，又根据《童蒙止观》、《释禅波罗密次弟法门》的内容撰写《因是予静坐法续编》一书，该书在内容上吸收了佛教气功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有了新的阐发，成为因是予静坐派气功的中坚。其核心是：系统发挥了数息观法，这对诱导入静和调息锻炼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总的看来，蒋氏所言静坐之内容，包括了内丹术、止观法门以及各种藏密的静功功种。所以其实质与静功一般无二，正如他自己在《因是予静坐卫生实验谈》一书的绪言中所道：“静坐这两个字很响亮，通俗易解，我也就取用了这个名词。”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蒋维乔的挚友。于1921年编纂出版了《静坐法精义》。

　　四、其他
　　此期讲静坐法的还有：陈乾明《静的修养法》、杨中一的《指道真谛》、童白梅《无为静坐法》等等。另外，由蒋维乔倡导并组织的静坐法研究团体以及上海崇道联谊社等群众社团组织，更是为静坐法的普及、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静坐养生外，还有采用其他功法养生的专家和专著。如潘蔚的《卫生要求》(1858)。该书选材精要而实用，无冗繁之论述，篇幅较小而易于传播。书中所辑入的功法，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气功方法，以“十二段锦”、“分行外功”、“内功”为全书主体，辅以“易筋经十二势”等。清人李九华的《调气圭臬图说》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气功养生著作。书中所介绍的气功方法新颖，是历代气功文献中未见记载的一套吐纳、导引与自我按摩相结合的功法，据作者所述，此套功法源出武术，似与《易筋经》有一定溯源关系。书中叙述的呼吸吐纳方法也别具一格，不是以呼吸配合导引运动，而是以导引运动来调节呼吸，尤其强调呼吸自然，其呼吸幅度之大，甚至类似瑜珈术的所谓“完全呼吸”。
　　由此可见，通过肢体导引运动来“自然”调节的呼吸锻练是本套功法的核心，故书名为《调气圭臬》。据称，此套功法“无论有病无病皆宜，有病者不必服药，以功代药。虽风劳鼓膈等症，行功之后，无不痊愈。若筋络牵痛、肝气胀疼，尤易见效。”“妇人行此，可免难产之患。”此并汇集前代气功养生法之大全的有《内外功图说辑要》，件者席锡藩，字裕康，号慰根，别号抱仁子，生于清末，卒年不详。该书成于1918年，系作者“钻研道味，十余年……复致力于修养一端，研求内外功用，身体力行，寒署罔间”（《内外功图辑要·陈亮熙序》)，是书集历代动功、静功的理论与方法共二十八类，有图123幅，分上、下两集。上集辑录《万寿仙书》、《摄生消息论》、《性命圭旨》、《保生心鉴》等前人气功文献之精华，内容包括“二十四气坐功图”、“五禽戏”、“四照图”、“八卦周天”，“诸仙导引图”、“四季摄生论”等等。下集杂取《备急千金要方》、《圣济总录》、《内功图说》、《活人心法》、《奇经八脉考》等前代医学及气功文献精华，包括“八段锦导引图”、“天竺按法”、“婆罗门导引法”、“易筋以十二势”、“长生十六字诀”、“分行外功法”、“外功龙虎诀”、“调息内功诀”、“丹成九转”等，确实达到了“精华荟苹”，但编辑缺少系统及层次，较少有作者个人论述及对各种不同功法的评价，读者观之，虽目不瑕接，然却无所适从，是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