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 俊

曾有人说，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弃儿。那么，西医西药，俨然就是这个科学昌明时代的宠儿了。它们看似二元对立，却也和光同尘。西医治不了的，不妨试试中医。越是行到水穷处，临时抱佛脚的时候，这个平时不承指望的“弃儿”，越能突显出惊人的异禀来。寻个老郎中，觅张古偏方，几帖草头药下去，死马还真医活了。是奇迹？是神话？还是迷信？中医，它就和许许多多古老的东方文明一样，总显得云雾缭绕，它与所谓的现代文明更是若即若离。

前两年，ＳＡＲＳ（非典)横行，西医在临床治疗中普遍应用抗病毒药和糖皮质激素，非但未能完全奏效，而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副作用。危难之中，中医再显身手，运用温病学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取得了显著疗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由衷感叹传统中医中药的神奇，同时也向世界宣布，中西药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并且是最具潜在效益的。

ＳＡＲＳ潮退不久，禽流感又席卷而至。科学实验证明，１９１８年在欧洲暴发蔓延的那场瘟疫，起因就是一种禽流感病毒，它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夺取了五千万人的生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医学能够拯救生命，但它拯救不了世界！许多问题早已不再是医学的范畴，譬如关于人与自然，道德与利益，贫穷与掠夺……似乎说得远了。

有意思的是，每次出现流行病，总有几种中草药会畅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听说市面上八角茴香紧俏，就和“非典”时期的金银花，板蓝根一样。茴香治疗禽流感究竟功效如何，姑且慢论。在很多人眼里，茴香只是一种极普通的烹饪调料，苏州人做红烧肉都爱往里面放几粒。而把它和治病联系起来，则完全是一种道地的中国式思维。我们不如就借茴香作个引子，为这个“弃儿”号个脉，一道来开帖方子，有病治病，无病健身。闻着煎药的香味，再来谈谈吴门医派，心里也感觉踏实多了。

一
以前，苏州人家三伏天熬绿豆汤，总忘不了放点薄荷粉，清凉解暑。薄荷粉哪里去买，自然是药材店。那时候，药材店的百眼橱就像是连着寻常人家厨房的，茴香、桂皮不必说，吃剩的甲鱼壳、橘子皮也都是往药店里去的。苏州药材店的薄荷粉又数良利堂的最地道，他们的原料来自盘门外的小叶黄种薄荷，收购时讲明必须是“二刀”，通过精心加工研磨，不但药性好，而且色香味俱佳。于是，不仅病家、食客趋之若鹜，就连采芝斋、稻香村、黄天源等名店都竞相采购，用作糖果糕团的加工原料。“药食不分”、“药食同源”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仅如此，药食之事还另有政治的寓意。有本关于中药的最早方书叫《伊尹汤液》，写这书的伊尹本身就是烹饪高手，他不但有本事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还懂得如何减轻病痛，延长生命，凭着这手艺，伊尹一直做到了商朝的宰相。有人问他，治理好一个国家想必很难吧？伊尹淡然一笑，不难，做宰相就如同“和羹调鼎”而已。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智慧。要是有人能考证出，吴语里的“和调”与这“和羹调鼎”还有些关联，那就更有点意思了。

再说远些，甲骨文写法，医字从“巫”，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巫医混同的时代。古人对很多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流于迷信，使巫术、占卜、星象等所谓的玄学大行其道，至今在中医史料里还常能见到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医与巫的逐渐分离，是科学与迷信斗争的结果，也是医学的胜利。

谈论中医，离不开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

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受儒、道、释等多种学术思想的影响，相互渗透交融。构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如元气论、五运六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五脏六腑藏象理论以及辩证论治的方法论莫不闪耀着中国哲学思想的光芒。中医学的发展亦如黄河奔腾，泥沙俱下。虽说瑕不掩瑜，但它的局限性，随着同现代科技文明的步步交汇，也愈加显露，近百年来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对比，上个世纪初，中国尚有八十万中医，那时全国人口约四亿。现在，全国人口十三亿，而中医师却还不到三十万。这不到三十万的中医师里，真正临床经验丰富的，据说还不足十分之一。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使中医有最终沦为文化遗存，进入博物馆供人瞻仰的可能。中国医学研究院有位专家对此痛心疾首，叹道：“百年来中医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

中医的式微，原因错综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们索性先跳过这令人沮丧的一百年，把目光聚焦于传统中医文化的杰出代表吴门医派，在那里或许能够找回曾经的荣光与精彩。岁月的流逝非但没有使它黯然褪色，相反更加璀璨夺目。这该是一帖恢复信心，益气补元的良方吧。

说吴门医派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代表，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翻开苏州医药史，你便会领略到，何谓浩瀚，何谓渊博，何谓精致，“吴中医学甲天下”信非虚言。苏州有史料记载的名医就有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又以世医、御医、儒医居多。他们不仅悬壶济世，还勤于著述立说，历代留下的医书古籍达五百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卫生部下达全国中医古籍整理计划，吴医古籍就占了全部书目的十分之一。明清时期，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缪遵义、王孟英等一批吴中名医，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温病学说。此前医家多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圭臬，而温病学说明确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从理论到治法上都拓出了一条新路，温病学说的创立是对中国医学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而今，运用温病学理论，治疗非典和禽流感的独到疗效，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苏州这个城市，还有着许多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中国第一家以“医院”命名的医疗机构就出现在苏州，我们现在还能在南宋绍定二年（１２２９)绘刻的《平江图》上找到它的踪影。中国第一本医学刊物也创办于苏州，那就是清代苏州医官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从１７９２年一直出到１８０３年。甚至有出版学者认为，《吴医汇讲》还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期刊。“吴医”作为一个门派名称真正盛行天下，与《吴医汇讲》的刊行不无关系。前几年，景德路苏州中医院隔壁，明代首辅申时行旧宅“春晖堂”里成立了一家中医博物馆，据说也是全国第一家。

马可·波罗大约在十三世纪下叶到过一次苏州。他在游记中不仅提到“苏州城漂亮得惊人”，还说苏州医士众多，“他们中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善于探出病根，对症下药”。让人不禁猜想，这个意大利人会不会是来美丽的苏州城疗伤治病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奇缘。马可·波罗继续用他西方式的语言讲述着苏州的医生：“……有些人是以学识渊博著称的教授，或者如我们应该称呼他们的那样是哲学家，还有一些人或许可以称做魔术师或者巫师……”

中国的职业医生在一个外国人眼里，竟然被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这显然是一种感性的描述。或许，那个年代本身就是感性的，它更适合诗意的理解。明清时期是吴门医派最鼎盛的年代，如果用文艺的视角，对那段历史作一番观照，又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呢？

二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苏州可谓家喻户晓。虽说是戏话，在老百姓心里，这位明代吴门才子风流倜傥，能诗善画的形象却是活生生的。然而，要说唐伯虎还是位中医圣手，恐怕就很少人知道了。当时的另一位苏州大才子祝允明与唐伯虎交情不错，五十岁那年在家里摆下寿筵，邀请唐伯虎来聚会。唐伯虎知道祝允明的儿子患有小便癃闭的毛病，赴宴那天便顺带着给他儿子开了张方子，这药果然灵验，一帖下去立马奏效，多年缠身的毛病竟然给治好了。

其实，文人通医，在以前是很平常的事。曹雪芹、蒲松龄都是通医的，《红楼梦》里关于中医中药的描述多达六万多字，现在还有人作为中医学资料进行研究。号称“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的苏州状元王鏊著有《本草单方》八卷传世。比王鏊稍后，还有位昆山的状元宰相顾鼎臣，他对眼病颇有研究，著有《医眼方论》和《经验方》。清末经学家俞曲园，在讲学之余，写下了《素问按语》、《内经辨言》、《枕上三字诀》等多种医学论著。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医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孙中山的失眠症，据说就是他给医好的。章太炎寓居苏州时，受聘为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亲自编写了多种授课教材。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到底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先生笑答，我是医学第一。

究其根源，这该是一种传统。北宋范文正公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此间的仁人之心和济世情怀，正是典型的儒学思想体现，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读书人能够仕进做官，自然是最好的出路。如果入仕无门，或者官场失意，悬壶济世也还是文人本色，即便是在“官本位”的时代，“医”的地位也历来是高于“儒”的。于是杏林之间精英云集，很多中医在当时都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正是这个群体的智力和知识优势，成就了中医学的辉煌。

中医讲究师承，“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自有它的道理。讲求的不仅是经验的积累，还有医德医道的传承。苏州医士多，世医自然也多。如昆山郑氏妇科、阊门金氏儿科、小日晖桥的尢氏针灸……都是口碑甚著的。名医多，世医多，历代御医出吴中也就不奇怪了。据统计，有明一代，苏州就出了七十多位御医。其中的郁震和匡愚曾经跟随郑和的船队三下西洋，他们将异域见闻绘成地理图志，还将西洋诸国的一些药材医书带回中国。

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赋予了中医儒雅冲和的气质，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时光流过了数百年，在苏州随口提起几个老郎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们的风雅和道骨。

清初的吴江人徐灵胎一生行医，活人无数，曾两次被召入京治病。在他的好友袁子才的眼里，徐灵胎是有着透视功能的奇人。“……每视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使鬼没，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这简直就是神笔写神医。比徐灵胎年长一折的薛生白，也是位苏州名医，同样与袁子才交善。他对这位神笔说的话更神：“我之医，如君之诗，纯以神行，所谓人在屋中，我来天外也。”

有一点可留意的，这些昔日的“神医”们，他们的学识并不仅囿于医，个个多才多艺，这也是传统中医身上一个鲜明的特点。譬如徐灵胎精通水利，吴江境内开河筑坝，引流泄洪之事，当局都要请他来商议筹谋。他文笔奇佳，会唱道情，当时有“北有郑板桥，南有徐灵胎”的说法。他留下的《洄溪道情》里有一首针砭八股时弊，流传最广，现在读来仍觉得痛快解气。

薛生白也是个饱学之士，著有《扫叶山房诗存》、《一瓢诗话》、《一瓢诗存》等数十卷，他画的墨兰也是当时一绝。他还精通易理，《四库全书》录有其《周易粹义》五卷。

再往前说，以《十药神书》传世的元代苏州名医葛乾孙出身世家，从小膂力过人，有豪杰之气，还擅长击刺战阵之法，苏州城遭遇外侵时，这位郎中亲自带兵讨贼。如果以葛乾孙的故事作脚本，完全能写本武侠书出来。沧浪亭五百名贤祠里供奉着他的遗像。在苏州历史上，这种例子真是太多了。就近里看，中医博物馆里那一张张老中医留下的药方，上面的毛笔字无不卷气飘逸，字里行间透出的学养，也是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么多的名医为何偏偏都集中在那个时代，而且还挤在了那么小的苏州城，令人不禁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同行多，难免有冤家。名医叶天士和薛生白就是死对头，据说在当时如果找叶天士看过的病家，薛生白是不会收治的。反之亦然。然而，就是这两个冤家，一个写了《温热论》，一个著有《湿热论》，这两部书却成为后世研究温病学必读的姐妹篇。

温病学派处方用药注重实效，素有“轻、清、灵、巧”之称，这似乎既可以用来说吴门医派，也可以说吴门画派，说到底，讲的还是苏州。

苏州水网密布，地处卑湿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吴中多温病的自然条件。明清以来苏州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各路名医提供了舞台。众多医家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又营造了一个百家争鸣，各展所长的学术氛围。就在这不断的实践和不断的创新之中，吴医终于突破传统医论的重围，创立了温病学说，从而奠定了吴门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的独有地位。

三
说到医，不能不说药。

苏州名医荟萃，药业自然兴盛。据《宋平江城坊考》称，宋代苏州城不仅有多家官办药局，民间药业也已经初具规模。苏城西南隅有药市，各地药材聚集于此，当时叫药士街，就是今天金阊区学士街的前身。因“花石纲”暴发的朱?之父朱冲，最早就在那里开过药铺。

明代以后，苏州的药业中心移至阊门，依托发达的水运，阊门内外和七里山塘一带成为中药材集散地。阊门外上津桥堍现在还有一块石碑，上书六个大字：“郝将军卖药处”，很多人不解，一个将军怎么沦落到在河边上卖药呢？说来话长，这郝将军是明末遗臣，名叫郝太极，云南人，清兵入关之后，便隐姓埋名流落到苏州以卖药为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看来不光是文人的风骨，还有武夫的气节。其实，人逢乱世，本就命如草芥。谁又知道，上津桥上到底走过多少身世飘零的卖药人呢。

到了清代中叶，吴门药业为一时之冠，并且已经逐渐分化出传统药材和饮片加工两类经营方向。现在苏城不少百年老店，大多是那个时期创办的。这种繁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西学东渐以及当局的医政使中药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说起那些老字号药店，老苏州能扳起指头，一个个地跟你说上几天几夜，宁远堂，沐泰山，雷允上，童葆春，王鸿翥，良利堂……讲的仿佛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沙锅里熬药的味道留在了曾经的岁月里，也留在了这些老人们的记忆里。

开药店，首先讲究的是信誉，药材道地是关键。卖出来的药吃不好毛病，甚至吃坏了人，在苏州这样强手如林的码头肯定是立不住脚的。商家们为显示自家药材的正宗动足了脑筋，比如沐泰山药店，每年春天都会在店堂门口表演活杀甲鱼，上千只甲鱼聚在一起，倒也颇造声势，引来不少过路人围观。大家亲眼看到沐泰山堂不惜成本，用了那么多野生甲鱼制药，自然对之多了几分信赖。沐泰山的鳖甲煎丸也因之销量大增。

医生开药方时，也往往会叮嘱病人，抓药要拣信誉好的药材店。尤其是名医更是讲究，常亲自指定某家某号药材店。长此以往，名医与名店构成了一种互相依托，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一些信誉不佳，实力不强的药行便在激烈的竞争中被陆续淘汰。

以前吃中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药渣要倒在路中间。凡有郎中或者药师走过，便会用脚尖轻轻拨开，看看用的是哪几味药，治的大概是什么毛病，药用得是重了还是轻了，如果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就会告知病人。这据说是古训，有了药渣为证，医生开方子至少会谨慎些，药材店配起药来也不敢马虎，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这规矩还让人感受到传统中医的坦荡和仁心。

除了药材道地，信誉良好，开药店还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和特色服务。苏州的老字号药店都是身怀绝技，各有各的看家本事。雷允上的创始人雷大升精通丸散膏丹的炼制，清雍正年间便以选料上乘，药效灵验闻名吴中，这门手艺作为家传秘技被世代传承。一百多年以后，另一张祖传秘方的出现，与雷氏家传有了天作之合，被视为国宝的中成药“六神丸”就此诞生。１９２２年，雷允上就为“六神丸”注册了“九芝图牌”商标，开创了中医药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先河。

同样，沐泰山在搜求民间验方，不断加工摸索的基础上，研制出不少名牌产品，比如“金匮鳖鱼煎丸”、“退云散眼药”、“虎骨木瓜酒”，在当时都十分畅销。再有王鸿翥的“首乌延寿丹”，童葆春的“全鹿丸”，潘资一的“清麟丸”等等都是独树一帜享有盛誉的优秀中成药。

良利堂的优势侧重中药饮片加工，当时与沐泰山不相上下。药工一把刀简直出神入化，有“槟榔一百零八片，附子也能飞上天”的美誉。一个槟榔能切出百余片，附子能切出薄如蝉翼的亮光片，全靠的手上功夫，当真了得。良利堂不仅炮制工艺好，而且选用药材把关极其严格。苏州民间有“请了名医要良药，撮药要去良利堂”的说法。

这些老字号药店的管理也十分严格，长幼师承的规矩也非常讲究。培养一个合格的药工，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学徒三年一般不允许回家，吃住都在店里，发现有沾染不良恶习的一律开除。因此，药行职员整体的素质要高于其他行业。

据说，以前药行的学徒最喜欢听评弹《白蛇传》，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许仙和白娘娘就是开药铺的。生意冷清的时候，小伙计托着下巴在柜台上发呆，说不定就在想，刚才走过的那个衣袂飘飘的女子，会不会是小青青呢……

明清时期的苏州，空气中该有种草药的气息，它和老郎中留在方子上的墨香永远地交缠在了一起。

四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传统中医对于我们，就好比曾经飞过窗前的旧燕。这一百年，是中医失落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失落的一百年。而失落得最多的是信心。

这一百年，却是西医发展最快的一百年。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发明创造，比如显微镜。这些都为十九世纪末细菌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１９２８年英国人发现青霉素起，一批抗生素相继在西方的实验室里诞生，这在人类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几乎每次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会推动西医的进步。西医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划上了等号。

同样的一百年，还是中国敞开大门，接受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一百年。在代表科学的西医面前，中医的地位江河日下。鲁迅反对中医，傅斯年宁死也不请教中医，国民党政府要废止中医，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中医不科学。为什么说中医不科学？中医对症下药全凭经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把草，一根针，用西医的显微镜观照不出任何名堂。中医的理论与讲求实证的西方科学观更是格格不入。

如果仅以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无疑是给中医判了死刑。但是，西医的科学观，难道是唯一正确的吗？所谓的“科学”又是基于一个怎样的价值评判体系呢？有个古代寓言叫瞎子摸象，大家都知道。那些瞎子们摸到什么就说像什么，其实他们没有错。至少在没有能力见到全相的条件下，所作的局部判断完全正确。事实上，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同样是个渐进的过程，西医有自信的理由，中医为什么没有？这大象既然还得摸下去，中医也必须重拾信心。

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分歧不在于科学，而是哲学和文化。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使它们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认知自然。用西医的模式思维解读不了中医，反过来，用中医逻辑去理解西医也会出问题。就比如说茴香，瑞士罗氏公司在中国大量收购茴香是为了从中提取莽草酸，再经过多道复杂的化学合成工艺，制作成防治禽流感的特效药“达菲”。而普通老百姓也跟着抢购茴香，回家是当中药熬着吃，这不但防不了禽流感，服用过量还有可能中毒。

回到现实，中医的处境的确令人尴尬。有专家说：我们花了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中医学博士能看懂拉丁文，却读不通医古文；那么多的科研院所花了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医是有道理的，仅此而已；到中医院来看病的不少是因为西医西药太贵，负担不起；有些中医师下处方的根据不是望闻问切，而是Ｘ光片和化验报告……话是有点偏激，却也反映了部分现状。

一位苏州老药工说，即便是叶天士，徐灵胎活转来，开得出方子，也不一定配得出药了。过去吃个两三帖就能好的毛病，现在十帖八帖下去也不管用。中药材资源匮乏，质量下降，品种混乱，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又一个瓶颈。就连最常用的甘草，现在也成了紧缺资源。冬虫夏草、天麻、人参、鹿茸、麝香、番红花等名贵药材，更是假冒伪劣品泛滥。

中医要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当务之急是恢复信心，直面科学，回归传统。振兴中医不是句口号，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孕育了吴门医派的苏州，能再次突破重围吗？在今天，这已不仅仅是中医的突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突围。

苏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是传统而温和的，对于中医的感情从来没有衰减。苏州中医博物馆建馆之初，几个西山农民天没亮就赶到景德路，静静地坐在馆前等开门。他们的包袱里有几本发黄的古医书，还有一些上了年头的药罐头，东西都是上代人做“赤脚医生”辰光留下的，现在老人不在了，家里也没人懂得医道，前几日听人说，苏州开了家中医博物馆，就赶紧送了过来。他们的淳朴让人觉得感动，至少在苏州，你忍心看着中医就这样消亡吗？

吴门医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良方，苏州民间还流传着不少祖传秘方和民间偏方，比如雷允上的“蟾酥丸”，艾步蟾的“膏药”，专治小儿腹胀的沈氏流荫堂“珍珠丸”，来凤桥下塘周氏的“首乌粉”等等，这在史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能够运用现代药物加工技术，将它们挖掘利用以造福人类，善莫大焉。十多年前曾成功研制出“香菊感冒冲剂”的苏州中医院，最近又从几百多种经验方剂中，精选出“山黄胶囊”、“骨折合剂”与“内消片”三种，进行“二次开发”。这三种苏州地产中成药的面世，对于吴门医派的弘扬和传承具有实际的意义。

可喜的是，苏州一些民营资本，也纷纷加入到振兴传统中医的事业中来。比如同泰堂药业。同泰堂国药号最早是由杭州方氏家族于清光绪年间创办的，起这个名字是取“普济众生，天下同泰”的意思，鼎盛时同泰堂分号遍设大江南北，后经人世沧桑，体制嬗变，解放后逐渐湮没无闻。近年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几位苏州企业家重擎大旗，共同出资组建了同泰堂药业有限公司。去年，他们投资一亿元在苏州新区建立了一个中药材现代化加工厂。项目完成后，这将成为华东地区技术程度最高的中药饮片生产基地，年产量将超过一万吨，他们还将与南京中医药大学联建省级技术工程中心。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希望通过规模化，产业化运作，为苏州的中药饮片业打造出一片新的天地。同泰堂有句口号：科技诠释传统。有这种高度认识，有这份对传统文化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吴门药业必将重塑辉煌。

不管是中医的回归，还是西医的创新，最终体现出来都是对生命的人性关怀，殊途而同归。近年来，现代医学越来越认识到对疾病的治疗不仅是肉体上的或是某个局部的，而是整个身心系统的。这与传统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谋而合。

六十七年前，苏州国医医院的院刊创刊号上，有这么几行宣言，我想将它作为文章的结尾。

我们的宗旨：研究实用医学和治疗技术，注意临床的证候诊断，及方剂药物之功用，绝对不愿作玄学的研究、空洞的理论。因为吾国医学虽然积了数千年的历史，并且的确能愈病，但是依旧不能站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缘故，多是受到这玄学的所赐。我们应当认清目标，向古医学中淘取实质，勿迷恋五行气化等虚文。

说到底，中医的突围还是要靠科学实践。

资料：

吴门医派

据方志记载，历代苏州名医有１２００余人。自元代葛应雷、葛应泽发扬于前，戴思恭、葛乾孙光大于后，吴医名闻天下。明清温病学派崛起，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等各以医学实践著书立说，形成吴门医学流派。清唐大烈集编成《吴医汇讲》，在中医史上确立了吴医的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苏州中医成药

依据疗效显著的秘方和验方配制，药材选料考究，加工工艺精湛。据史料记载，古有回生丹、胎产金丹、戈制半夏、先天益气丸、珍珠丸、铁屑丸、蟾酥丸、冯了性药酒、狮子酒、首乌粉、肺露、白玉膏、百花膏等。但大多失传，仅存六神丸、行军散、玉枢丹、辟瘟丹、金银花露等。今苏州中药业依据古验方研究开发，又恢复传统成药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