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赐彬文　

　　1992年夏日的一天，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穿云破雾，飞行在北京——法兰克福的航线上。机上坐着一位古稀老人。老人名叫唐步祺，四川成都的一位民间中医。他这次出国，是被德国友好人士邀请去讲学。一个民间中医出国讲学，有的人可能不胜惊讶：民间中医还能讲学?讲“身份”，他确实不高，几十年靠行医挣钱吃饭、养家糊口，至今还是一个只由别人誉称的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评聘的“中医师”的头衔。按标准来讲，这“中医师”只不过是一个中级职称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中医师”，却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却出国讲学了，却正式出版了连一些中医院校的专家学者都叹服的几部著作。唐步祺为民间中医争了光!
　　飞机被上升的气流轻轻抬起，颠簸了几下，似睡非睡的唐老挪动一下身子，望着机舱外波涛一样的云海，心潮起伏难平，不知怎么，他面带着复杂感情，突然笑了……

　　1972年夏天。“文革”中期。唐步祺，这位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知识分子，只身来到北京“避风”。一天，他在前门转悠，突然，身后一人高叫：“唐步祺!老唐!”他回头一看，也不由惊叫起来：“王利器!”三十年代，他们先后考入当时的国立四川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各奔东西。三十年后，想不到竟然会在这样的场合中重逢。
　　二人惊喜之余，互相打听别后情况。唐步祺早就知道，王利器已经是北大著名教授。王利器生性豪爽，在北京几十年，四川人的幽默一点没变。他问：“老唐，你现在做啥子事?”“我行医”。王利器何等聪明!他知道，唐步祺在四川大学所读专业与行医风马牛不相及，不便细问别后详情，于是打趣道：“你是真行医还是假行医?是不是江湖?”唐步祺认真地说：“我真行医。尤其对咳嗽、哮喘有独到的治法。”“那好!”王利器一拍他的肩膀，“老唐，你要真是这样，不愁在北京站不住脚，我为你介绍病人!莫忙，我先试你的手艺：我的孙儿一年四季都咳，也吃了许多人开的药，都没治好，我还真为这事犯愁。”“不是我吹，”唐步祺在老同学面前话也随便起来，“你孙儿的病包我老唐来治好!”
　　第二天，唐步祺来到王利器家。正如唐步祺所言，几剂汤药下来，王利器孙儿的咳嗽病被治好了。在王利器的支持和引荐下，唐步祺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他给许多人看病，治好了他们的咳嗽，支气管炎，肺气肿。

　　唐步祺首先施展才能的便是治这咳嗽。咳嗽，在民间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症。有大学语文底子的他，泛览历代中医典籍，对咳嗽的研究有特别的兴趣，并于此奋斗几十年，悉心体察推求，以历代医家有关论治为指导，建立了他自己的“咳嗽学”。
　　唐步祺认为，咳嗽的病因，病理，祖国医学论述极丰，极详，当为论治者所首先留意，但必须结合病人症状，辩证施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辨明病症之阴阳，尤其于内伤虚症，弄清阴阳，又视病情进展之轻重缓急，标本之所在而提出治则。这样处方用药，往往获得预期效果。1984年，成都晚报社副社长林开甲听说唐步祺善治咳症，找上门来求治。林开甲患慢性支气管炎，长达二十余年而不愈，最后发展到肺气肿。动则气喘吁吁，走上一、二十步，形似翻山越岭一样。唐步祺汤药、丸剂双管齐下，林开甲三月而愈。他十分高兴，找到书法家周浩然为唐步祺写一中堂相赠，称为“大国手”。
　　唐步祺治咳嗽有独到的见解和处方，他想写一部论述咳嗽的专著，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开去。对于他来说，写一部书不难，因为他有理论有实践有文化。但出一部书不易。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过是一位民间中医。如果他是一名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出版社当另眼相看了。唐为此苦苦思索，最后，决定走名人名家推荐之路。

　　1980年，唐步祺将整理的书稿带到北京，请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审阅。任教授为全国著述最多的中医教育家。他见此书，即以极大热情通观全书。任教授称赞唐步祺此书“与余之论有所合、实亦得咳嗽之机要!”他高度评价说：“观其处方用药，既有祖述，亦有化裁，不泥不杂，允执厥中，确是一本论治咳嗽的佳作。”任教授欣然为之作序。
　　唐步祺又找到廖沫沙，请他题写书名，廖沫沙在“文革”后请唐步祺治过病，深知唐步祺的本事，便为他题写了《咳嗽的辨证论治》的书名，又题写了“中医师唐步祺”的匾名相赠。
　　有名人名家的首肯还不够，还得找一定地位的人推荐。他决定去西安拜访同学、西北大学校长郭琦。时值郭琦夫人肖枫患肺气肿，寻医不遇，唐步祺用所长，治好了肖枫的病。郭琦夫妻十分感激，问其回成都的打算，唐步祺如实告知。于是，郭琦将唐老的书稿推荐给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社慧眼识瑛，于1982年将该书出版。
　　《咳嗽之辨证论治》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河南一位读者来信中说“先生这书辩证明晰，容易理解，阐述精辟，所见独到，中肯实用，我用您的处方，治好了我妈多年的咳嗽病。我非常感谢您。”一时，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阴阳及五行学。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学科，成为他们观察事物，分析事物，解释事物的一个基本理论。阴阳及五行学说，有很深的内涵，正确地研究、把握和运用它，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耕耘丰收。
　　唐步祺正是这样一个人。多年的行医经历和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掌握了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认识，研究和运用，就有了一个总纲，就能走上一条正确的民间中医的行医道路。而把他引向这一条正确道路的，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医家。他的名字叫郑钦安。
　　郑钦安在医学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汉代名医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于其医理、医术中。郑钦安在所著三书中这样写道：“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郑钦安还认为，阴阳二气中，阳是占主导地位的，“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以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他以此出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终于建立起以元(真)阴元(真)阳立极并以阳为主导的郑氏“伤寒学”。
　　郑钦安对中医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然而，由于偏于成都，信息闭塞，过去国内知之甚少。著作及后学，也都在四川云南一带。1981年北京召开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及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著《研究伤寒论的流派》，介绍其人其事，并对其学加以阐发后，国内才开始确认他与名医恽铁樵曹颖甫等同为近代最有代表性的伤寒名家，肯定了他在中医史上的地位。
　　唐步祺博览医书数十种，《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典籍常置于案头。但他尤其偏爱郑氏三书。他行医几十年来，始终以此为指导，逐渐有所积累。至晚年，他深谙郑钦安三书精华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行医用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纠正了郑氏三书中的错讹之处，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挥。郑钦安善用姜附等大辛大热之药治病，许多人称他为“姜附先生”、“郑火神”，唐步祺亦效法之，不少人也渐渐以“唐火神”称他。每当遇此，他最爱用郑钦安的话说：“‘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余非爱姜、附而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这是一把金钥匙，你难道不愿意掌握它?”
　　唐步祺熟练运用贯穿于郑氏三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行医用药全在阴阳上打算，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刮目相看。某医科大学教授孟宪钦二十几年前患阵发性心悸，经心电图检查为心房性期前收缩，最初一年发一次病，再后一月二月发一次病，甚至一周、二周发一次病。每次发作，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她曾三次住院作系统检查，没有找到病因。1991年诊断为阵发性、特发性房性心律不齐。她有很好的条件，曾运用现代医疗手段系统地对症控制筛选有效药物，均无效果。她曾被邀请出国讲学，由于身体条件，多次推迟成行。经人介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她找到唐步祺，经三月治疗，唐步祺治好了困扰她多年的疾病。这位用现代医药科技知识培养出来的名牌医科大学教授，用现代医药手段治愈过不少病人，但治不了自己的病。她的同行中不乏现代医药学专家，也对她的病束手无策。然而，一个不起眼的民间中医只用了三个月三十副中药，便治好了她的病，费用也只花了二百元钱。当她向唐步祺请教其中“奥秘”时，唐步祺淡淡一席话，令她对中医药佩服得五体投地。唐步祺说：“你是心脏有病，但引起心脏病的因素不全在心。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五脏肺肾肝心脾的属性分别为金水木火土五行，它们顺位相生，隔位相克。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和脉(诊)，我认为引起你心脏有病的原因在于心肾不相交，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保持一定平衡状态，则病可愈。我用桂、附这大辛大热之药以补真阳，复取蛤粉之咸以补真阴，更加姜、草以调和上下之枢机，故药五味，而取效宏速。主要由于掌握了病之阴阳实据。”
　　唐步祺从郑氏三书中受益不少，他萌发出一个愿望，想把郑氏三书整理，加以阐释出版。唐步祺为了阐释郑氏三书，毅然停了门庭兴旺的诊所，关在家里阐述三书。由于寻他看病的人很多，他又只得每天上午应诊。这可挤占了他宝贵的时间。唐步祺当时已年过古稀，坐的时间久了，双腿发麻，眼睛昏花。他对此全不在意，每天坚持深夜，阐释三书不辍。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今日，唐步祺阐释郑氏《医理真传》《医法园通》《伤寒恒论》已经由巴蜀书社出版。三书均由全国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题写书名。三书的出版，在医界传为佳话。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原副院长侯占元说：“当今像唐老这样连续出版学术著作的个体中医，在全国也不多见，郑氏三书著作精深，未有阐释，所以不为后人所知，想不到一个民间中医竟把这件大事做了。”唐步祺阐释郑氏的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日本医界的重视。日本东洋医学会副会长，汉医专家伊藤良大加赞赏，称填补了日本研究汉医史缺清伤寒学派的空白。日本北里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长、汉医权威矢数道明还将其收入《汉方临床》丛书。



三




　　唐步祺这次出访，是由德籍华人葛宪忠先生从中促成的。葛宪忠在德国用中医针灸按摩给人治病。此外，他也搞中国图书的进出口业务，特别是中医药书籍的进出口。在工作中，他发现不少德国人虽然对中医感兴趣，但对中医药书籍兴趣不大，究其原因，一般的中医药书籍讲体系，大而全，在工作节奏很快的西方，许多人不愿花时间去啃“大部头著作”。一天，他得到由唐步祺阐释的《医理真传》，这是一薄薄的不到300页的小册子，却把中医的主要之点讲透了。这样的书非常符合德国籍中医和一般人士希望了解、学习中医的心理。葛先生急于想结识唐步祺，他通过巴蜀书社，同唐老联系上了。
　　1991年春天，葛先生参加德国中医考察团来到成都，他拜访了唐步祺，葛先生佩服唐老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博学和精湛的医术，他热情邀情唐老到德国、瑞士、荷兰等国讲学，授业传艺并负担一切费用。
　　飞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葛先生等人迎上前来，欢迎来自遥远东方，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国土的老人。在德国、瑞士、荷兰的日子里，葛先生自始至终陪伴着他。
　　德国，十六世纪产生过莱布尼茨这样一位据说得益于中国易经而创立了二进位制的大数学家，许多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极大兴趣。唐步祺发现，德国中医诊所的门上，几乎都有一个太极图。这是德国人认识的中医?还是中国医生或是德籍华人向西方最明白、最形象的宣示中医。太极、太极!有多少人真正窥破了它的奥秘?唐步祺不得而知。对他来说，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同他们相通了。

　　唐步祺在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的柏林、伯尔尼、海牙、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等地讲学，听课的人除了这几国的中医和热爱中医的人士外，还有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的一些同行。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真谛。由于他抓住了阴阳这个总纲，许多外国人一听就懂。经他讲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再也不那么陌生了。他们尊称他为唐老师。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民间中医在国外获得的殊荣!
　　有一天，唐步祺在葛先生开设的林岛康复中心小住。晚上，从另一个城市堡顿湖来了长途电话，一位叫卡尔的学员称她的手臂抬不起来，唐步祺通过葛先生询问病情后说：“开两付姜附茯半汤。吃了准好。”第三天，卡尔从堡顿湖打来电话说，痛症全好了，手臂活动自如，她热情地说：“唐老师太好了，中医实在太好了!”
　　之后，他又曾二度应邀访问德国、瑞士，为那些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的人士讲学、答疑、行医用药示范。一次在瑞士讲学，瑞士全国的传统学校、中医杂志的人都来听他传道、授业、解惑。许多人受益匪浅。如今，听过他讲课的人散居西欧不少国家，他们用从中国传统医药学那里学到的知识，也包括从唐步祺那里学到的郑氏“伤寒学”去行医，治病救人，效果明显。王利器称赞唐步祺整理郑氏三书为“发潜德之幽光，其功为不可没矣”。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前不久，笔者去拜访唐老。回国后他迁居在交大花园广厦小区北苑十栋的底楼。年愈八旬高龄的唐老身体仍然健壮，同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人张赐金女士陪伴着他。我问唐老：“你今后行医的方向是什么?”唐老热情地说：“近年来我着手对癌症、白血症、红斑狼疮等病症进行研究。我仍然遵循郑钦安元阴元阳理论，以阳为主导的指导思想，做探索性的治疗，目前已有突破，取得较好疗效。有生之年，希望在治疗这几种病上为人类作出一点贡献。”听了唐老的这席话，我突然想起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离开唐老时，他送我一册刚出版的《郑钦安医书阐释》。这是《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阐释的合订本。此书由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际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题写书名。这书，是一位民间老中医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对中国传统中医药学的杰出贡献。手捧着它，我觉得很沉很沉。

(《四川画报》1998年第12期)


唐步祺先生生平简介
　　唐步祺医师，生于1917年，卒于2004年，享年87岁。四川省永川县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
　　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于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唐氏幼承庭训，习郑氏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之门，继问难于任应秋氏。行医半个多世纪，精于辨阳虚阴虚症，妙于应用姜、桂、附子，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氏先有《咳嗽之辨证论治》专著问世（1982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晚年历时十五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与《伤寒恒论》。阐释融原著之理法方药与临床运用创新于一体，医理既得真传，医法又极实用。该书出版之后，海内外反应强烈，谓其能自成体系，独立医林。
　　自行医以来，个人或集体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海外弟子还邀请两赴欧洲，一赴新西兰讲学授徒，其门人广布国内及欧、亚、澳洲。

郑钦安简介

郑钦安（1804-1901年)清代医家。名寿全。原籍安徽，其祖游宦四川，遂寓居邛崃。幼习经史，后从刘源学医。道光（1821-1851年)中叶行医于成都。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年)、《医理真传》四卷（1869年)，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弟子甚众，门人卢铸之，颇得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