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枢纽　　

　　“草果二”，最市井的绰号给了最深刻的记忆　　

　　解放前，西关街头流传着一个关于“草果二”的故事：一个叫“草果二”的老婆婆，常担着一担草药在街上卖，人们有什么不舒服，就找到她，说明病情，她就会从草药中，选出一些，让病人回家煎服，效果神奇。

　　实际上，“草果二”不是故事所指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广州市民对一个中医世家的独特称谓。

　　20世纪初，因生活贫困，花县人王照南来到广州谋生，在西华路一带做搬运工，他常上山砍柴、挑到集市上去卖。因缘际会，王照南遇到了一位草药中医，这位中医不仅教会了王照南辨认草药、用药，还亲自指点他给人看病。

　　多年以后，王照南和妻子用甘草等中草药和橄榄混在一起，制成甘草榄等凉果，在西关售卖。这就是“草果二”在西关街头卖凉果的故事。因王照南妻子排行第二，当时人们把王照南夫妇称为“草果二”。

　　20世纪的前三十年，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奇差，市民皮肤易遭细菌感染，长疮流脓，而擅长医治疮疡外科杂症的王照南面对种种恶臭，为人解除病痛，很快就名扬四乡。

　　到了1930年代，王照南患了青光眼，目不能视物，夫妻俩便回到花县养老。而从小跟着王照南上山砍柴、采药的儿子王威继承了“草果二”的名号，他在西华路自己家中开办了“草果二”王威诊所，狭小的客厅里，病人很多，即便到了中午时分，还是没有时间做饭。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王威所持的做人处世原则。对于病者，不论其地位高低贵贱、家境贫裕、关系亲疏，均一视同仁，一些患者在找到王威看病后，没有回家路费，王知道后，不但不收诊金、药费，还解囊相助。有时，有些病人乘小船从珠三角各水乡来到王的住处，往往已半夜三更，但王威都是热情接待，从不拒人于门外。很快，王威和他父母一样，成了一位闻名四乡的中医。

　　在王威的7个子女中，也有不少行医的，儿子王定远曾在一卫生院行医，20多年前已移居巴拿马，据说已转而经商了。女儿王艳珠则一直从事内儿科治疗，她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不少疑难杂病有自己独特的良方。

　　尽管王艳珠没有全部继承父亲在外科方面的医术秘方，但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常有患带状疱疹的病人找到王艳珠，她就开一张药方，让病人自己去拿药。王艳珠说，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主要在用药上，“便宜一点，不一定要用好药。药不分贵贱，能治好病就好”。有时候，病人开玩笑地对王艳珠说，“王医生，我的挂号费还贵过你的药费呢”。

　　如今的王艳珠已经退休，但每周还会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和西关国医馆坐诊。为了让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荔湾区卫生局和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让年轻的主治医师邓建华拜王艳珠为师，学习其宝贵的中医理论和诊疗经验。现在，邓建华的中医诊疗技术得到很大提高。

　　王艳珠说，在她刚当医生那阵子，父亲王威就告诫她：“你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什么病人，你的对象是治病，你要把他当作自己人，做医生好不好不是你自己说的，而是病人和群众说了算的”。诚挚朴实的几句话，成为了一个中医世家行医用药的准则，这样的家训，折射出的是一个中医世家宽广的济世胸怀。　　

后世访谈　　

　　王艳珠，王威之女，62岁，主治中医师，擅长内儿科。曾长期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现退休返聘，继续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和西关国医馆坐诊。王艳珠擅长治疗外感热病、慢性支气管炎、胃病、高血压、水痘等。2000年，荔湾区政府授予王艳珠“荔湾区名中医”称号。　　

　　1　爷爷的医术是上山打柴时跟一位草药中医学的　　

　　记者：你爷爷王照南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王艳珠：我们祖辈是住花县，因为家里较穷，我爷爷来到广州打散工，做一些搬运之类的活。爷爷也常去白云山砍柴。听爸爸讲，他小时候就常跟爷爷上山砍柴。砍柴的时候，爷爷认识了一位老草药医生，这位中医就教爷爷如何辨认草药，什么药治什么病。爷爷记性很好，他就记住了。慢慢的，爷爷也自己开始看病，那位中医也过来看着爷爷，并给一些指导。后来，爷爷就能自己独立看病了。爷爷慢慢在实践中摸索，他也看了《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一些中医的书，把老师讲过的、自己总结的看病的经验方法专门抄写下来，留给我们一箱子这种手抄书，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我妈妈烧掉了。

　　记者：“草果二”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王艳珠：我爷爷刚开始看病的时候，是一边看病，一边打散工。他把中草药的有关知识用在制作凉果上，用橄榄、山楂、甘草等放在一起熬，然后晒干，做成一个一个的青榄、甘草榄之类的凉果，不但清香爽口，还有清热润喉的作用。买凉果的人就叫我爷爷“草果佬”。我奶奶罗坤元，在家里排行第二，和爷爷一起卖凉果，因为她人缘好，别人都叫她二婶，叫我爷爷二叔。后来人们就叫我爷爷奶奶为“草果二”。

　　当时，奶奶也会看病，不过她没有文化，都是凭经验。一开始爷爷看病时，都是自己去白云山、帽峰山采药，回来把一部分药材制成凉果，后来看病的人多了，就不去上山采药了，去药粉店买。那时，我们家里生活很艰难，父亲很小就跟爷爷上山采药，当童工，做各种事情，很辛苦。　　

　　2　爷爷有本手抄秘方，可惜烧了　　

　　记者：你印象中爷爷是什么样子？

　　王艳珠：我们都叫他老好人，没脾气，街坊邻居找他看病，他很耐心，有时会说找我爸爸。1938年，日本人炸掉海珠桥，那一年我爷爷回到老家花县，当时他已经患了青光眼，看不见了，1960年代初期我爷爷过世，活了80多岁。在乡下看不见什么，他就念一些佛经打发时光。

　　记者：你爷爷留下了一些书？

　　王艳珠：那是他平时积累抄写的治疗秘方、医案经验，写在草纸上，用线订好的。爷爷的字写得也很好。听爸爸说，我爷爷深度近视，戴的眼镜很厚的，晚上爷爷就写东西、抄书，可能是把眼睛累坏了。老中医给他的书，他就抄下来了，都是他心血，很可惜。文革期间破四旧，我妈妈担心这些旧书会引来麻烦，于是没有和爸爸商量就烧了。后来，我爸爸找这些书才知道被烧掉。爸爸说，“这些书很好的，很多在临床都是很好的，很可惜。你妈妈没文化就烧了。我爷爷还在书上画了图”。

　　记者：你小时候看过那些书么？

　　王艳珠，我小时候根本不关心那些书的。　　

　　3　爸妈一天接待上百病人，中午都没时间做饭　　

　　记者：当年你爸妈就在家里看病？

　　王艳珠：我们家在西华路彩虹桥新华里15号。1934年爸爸开设“草果二”王威诊所。我们家总共才39平方米大，就在厅里开诊所，很小的地方，而且在小巷最里面。爸妈看病很忙，每天有100多病人。中午都没时间做饭，给我零钱，自己去外面吃。1毛钱可以买5条猪肠粉，用酱油一捞，就这样吃。

　　记者：晚饭怎么办？

　　王艳珠：我们晚上八九点才吃饭，晚上爸妈下班后，赶紧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做。病人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看病。有时半夜有人敲门，住番禺的病人坐船趁涨潮时来看病，看完赶紧走。所以我那时不想当医生。

　　记者：你爸和谁来往比较多？

　　王艳珠：和钟玉池、古淑庄、杜蔚文、罗广荫、何汝湛、吴粤昌等人。他们常聊天。我爸爸喜欢抽烟，没有其他爱好，一直很忙，也没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玩。记得有一次，我央求爸爸带我和弟弟去河南玩，爸爸说，河南有什么好玩，房子和河北的还不一样。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爸爸带我们去过一次海幢公园，这好像是唯一一次带我们出去玩。　　

　　4　你给我报名可以，但我不干你这外科杂症，太脏了　　

　　记者：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学医的？

　　王艳珠：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叫我写单，说中学生没用的，你要学习看病。我就给他抄处方单写单。后来搞联合诊所的时候，家里就不做诊所了，病人来了就给开单子，让他去买药，我爸爸让我写，然后去外面拿药。后来爸爸说，你要学习看病，不是治别人，而是要会给自己看。我说，以后再说。后来荔湾区开了中医班，专门教中医的子弟。有关领导问我父亲，王医生你有没有子女来学习啊，他说，我有个女儿，就替我报了名。我心里还不情愿，说你给我报名可以，但我不干你这外科杂症，太脏了。我爸爸说，你不干可以，那就学内科吧。我比较喜欢内科儿科。后来，荔湾区为了抢救老中医的医术，让我跟着爸爸学了一年。

　　在那一年，下班后，我从头洗到脚，那个药粉味道很大的。我说，以后打死也不干了，太脏了。后来，卫生局把我弟弟王定远从农村中召回来，跟我父亲学习中医。　　

　　5　爸妈晚上常讨论患者病情，用药如何　　

　　记者：其他孩子不学吗？他们在做什么呢？

　　王艳珠：我姐姐在林业厅做统计工作。我妹妹在道路公司，后来去了照相馆。我二妹在珠江航道局工作。我小妹在巴拿马。

　　记者：当时你妈妈也看病？

　　王艳珠：我妈妈也看病，但是她不认字，就让我写处方单。我很佩服我妈妈，她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她记忆力强，变通也好，经验也好。比如我妈看病比较细心，湿疹病发炎的时候，皮肤肿得比较胖的，药要加重一点，我爸爸就按老规矩，用药小一点，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他们晚上经常讨论的，那个病人如何，用药如何。有时我爸爸看书，对妈妈说，你想的真周到。我做了医生才体会到，互相交流很重要。

　　记者：你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如何当医生？

　　王艳珠：他主要讲要熟悉病情有什么特点，是如何引起的，了解病因才能下药。内科、外科都是这样，要吃透这个病。当我做医生的时候，爸爸说，你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什么病人，你的对象是治病，你一定要把他当作自己人，一定体贴病人，要有医德，不能乱来。你做医生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而是病人群众说的。

　　记者：找你爸爸看病的人都是什么人？

　　王艳珠：一般四乡比较多，比如番禺、黄埔的人等，还有来自香港、澳门、新加坡的，由病人家属带着来看的。以前有香港的病人对我说，我小时候啊，你爸爸给我看病的。那时你很小的。还有个病人给我讲了很多父亲的事情。他说我爸爸人很好的，别人没钱了，会贴车费给别人。这个我父亲没有讲过。

　　记者：你爸爸的药方传给你了吗？

　　王艳珠：我没有干，我小弟会。

　　记者：草药能辨认么？

　　王艳珠：我不用辨认草药，自己也不太喜欢。文革时要采草药，当时我正怀孕，没有上山，我爸爸给我讲，我说不喜欢听。

　　记者：听说你父亲带了两个徒弟？

　　王艳珠：是有两个人跟父亲学过，但不能算正式的徒弟。一个男徒弟跟我爸爸学习过，上的是学徒班，卫生部门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好像是这个徒弟在班上谈恋爱，领导劝他退学了。还有一个女的，帮我爸爸挂号，后来说是我爸爸的女儿、媳妇啊。爸爸死后，某卫生院把她扶起来，打着我爸爸的旗号。我后来找到卫生局说，我爸爸没有这样的徒弟。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正式的徒弟。曾经有病人讲给我爸爸听这个学生的事情，他说，这样的徒弟我不要的，败坏我名声。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爸爸在家里没说。　　

　　6　药不一定要贵，能治好病就好　　

　　记者：你觉得你爸爸治病的特色在哪里？

　　王艳珠：他用药的特点就是少花钱，治好病，先用便宜药，治好就好，治不好的就用好点的药，比如犀角等。中草药比较便宜。那时看一次只要五毛钱、三毛钱，后来五毛钱、一块钱。治疗带状疱疹就要用大黄花粉、芙蓉粉、银花粉、黄连粉、薄荷粉等混合在一起，然后用浓茶做成薄饼一样，放在油纸上，敷在伤口处。生蛆了可以用陈醋开药，他用最简单的方法治病，如用白醋、白开水治疗皮肤病，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患皮肤病的人很多，涂药很辛苦，好大的味道，如醋，大黄，把药粉打开，味道很大。

　　这个影响到我，药不一定要贵，能治好病就好。有时候病人的父母说，王医生，我的挂号费还贵过你的药费呢。

　　记者：每天找你爸爸看病的人多吗？

　　王艳珠：多。爸爸很开朗的，也不会抱怨。后来我当医生了，说干这行很辛苦，他说，有什么辛苦的，我一边看病还要一边抓药，你拿一支笔还辛苦？！他体格比较健壮，生活也比较节俭，上班一般只穿木屐，很随便，如果去开会，见什么人的时候，就会穿得正式一点。　　

　　7　积攒的金银被政府收购　　

　　记者：你爸爸看病赚钱多不多？

　　王艳珠：不多。他比较俭省，积攒了一点黄金和白银，打算为以后养老做储备。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时候，我爸爸被扣以搞私藏之名送进了学习班，在里面吃不好、睡不好。经过审问，我爸爸承认了自己藏有黄金白银，随后就去我们家抄家，没收了105两黄金和白银，说是上交国库。爸爸在学习班待了10余天，出来后脸都浮肿了，很惨的样子。两个月后，区里还举办了“一打三反”成果展览。此事对我爸爸打击很大，他想不通，身体一落千丈。1974年落实政策，按照有关文件，以90元一两的价格进行补偿，本来应补偿我们家1.1万多元，但后来被扣除私诊费2600多元，最后只给了我们8600元。

　　记者：当时爸爸有没有在别的事情上教导过你们？

　　王艳珠：我爸爸很简单的，说死后要火葬，你妈要土葬，她最怕烧，最后按照这样做。我爸爸过世后100天妈妈也去了，他们感情很好。　　

　　家族故事　　

　　医技免去病人截肢之苦

　　一位新加坡华侨，患了“鹤膝疽”，到处求医，当地医院认为，要截肢才有希望。这位华侨不忍就此失去双腿，他抱着一试的心情找到王威，王威仔细察看后，采用药疗与食疗相结合的方法治愈了他的病，免除了他的截肢之苦。

　　医德侠义心胸轻钱财

　　有一中年男子背上长了个大疮，为治病花尽家财，背上的疮反而越来越大。患者家属听说“草果二”能医各种奇难杂症，于是把家中惟一值钱的猪卖掉，把患者送到“草果二”家中。

　　王威揭开患者染满脓血的衣服，背上露出一个碗口大的脓疮，血液外流，臭味难闻，里面还有白色小虫。王威先点燃一把香，靠近患者背部，把小虫熏出，后不避恶臭，为病人洗伤口敷药膏。病人家属要付钱，王威坚决不收，还叮嘱家属给病人买些营养品补身。　　

　　族谱辞典　　

　　王照南，广东花县人，1960年代初期过世，享年80多岁。擅长中医疮疡外科杂症，名闻四乡，因用草药、橄榄等制作凉果卖，被人们称为“草果二”。

　　王威(1909－1986)，王照南之子，继承王照南医术。1934年，在西华路开办了“草果二”王威诊所，后一直在荔湾区担任医生。王威注重临床实践，认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用药审慎，力求“简、廉”；医术精湛，1979年被评为广州市名老中医。

　　王艳珠，王威之女，1945年生，长期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现已退休返聘。擅长内儿科、慢性支气管炎、胃病、高血压、水痘等。2000年，被荔湾区政府授予“荔湾区名中医”称号。　　

　　王威全家福。摄于1980年代初。第二排，左起王威的儿子王定安、王威的夫人刘印、王威、王威的儿子王定远；第三排，左起王威的女儿王惠群，王惠新、王惠莲、王艳珠、王艳芳、王定远夫人。　图由王艳珠提供　　
　　家族大视野　　

　　吃过见过

　　近读杨联陞先生《侈靡论》，其中讲到一个“倒吃甘蔗”的故事。故事引自《世说新语》“排调”篇：“顾长康噉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顾长康即东晋时期名画家顾恺之。说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部向中间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杨先生将其解读为一个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的心理方面的个人事件，“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

　　我从这则小故事中没看出与节俭和奢靡有何关系，倒联想到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大凡出身贫寒，童年时衣食匮乏者，长大后吃好东西时常会战战兢兢，倍加珍惜。吃苹果先从青的一面吃起，吃饭把肉留在碗底最后享用。此是经验之谈。本人出身贫寒，兄弟又多，常觉食物匮乏，每得美食，猫狗护食一般，衔至一边，由苦至甘，慢慢享用。此等上不得台面的独食方式，至今犹保留着，常遭人嘲笑。我只能以“出身论”相搪塞，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古人将顾长康此例列入“排调”，大概也有排遣调笑之意。想那顾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还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应是吃过见过之人，竟还有如此“由俭入奢”之本能，实堪排调。

　　什么叫吃过见过？曹雪芹写得出《红楼梦》，赵树理就不可能写得出，他只能写他的李有才和小二黑。你连大观园都没进过，连贾府里的那些甜食都没尝过，怎么可能写得出？看那刘姥姥进大观园，待贾母领着她领略了大观园的庭院流水，见过了元妃的省亲别墅，品过了栊翠庵尼姑妙玉亲手泡的清茶，听过了大观园专用艺人文官演奏的戏，欣赏了众女子们漂亮装扮和才艺，享用了大观园的无数美食之后，刘姥姥已经彻底晕掉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连声默念“阿弥陀佛”。

　　什么叫吃过见过？西方贵族之家，做衣服都有最高级的私人裁缝。若做男裤，裁缝会问：先生是左边还是右边？啥意思？那是问你的生殖器自然垂落在左裤管还是右裤管。这点些微的细节都要照顾到。这叫品位。贵族。我们小民的衣服是不尊重你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一律标准化服务。

　　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四十年前，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屡屡被拒于大学门外的青年学徒工遇罗克，愤而写出雄文《出身论》，坚信人生而平等，人的权利和地位应由个人行为而非血统决定，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更坚决。”四十年前的那个“出身论”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区分敌友的政治的棍子，自然应予反驳。而不承认“出身”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家，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一个农村孩子首先想的是如何变作一个“城里人”，这是第一步。而城里的孩子因起步高，视野开阔，心态也自不一样，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全然不同。每每看到王朔、阿城那帮大院子弟侃侃而谈，高谈阔论，只能自叹弗如。人家那境界，那做派，那格调，那是“大院”才能培养出来的。巴尔扎克说三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贵族，我们这里是“三代才能培养个贵族”。依我看，三代也只能是培养个真正的“城里人”。　□朵渔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翻拍(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邹卫

　　感谢荔湾区卫生局中医科毕清提供帮助。　　


来源:南方都市报
－－－－－－－－－－－很赞同阁下说的那种出身与见地相关的说法。气派什么的不是有钱就能打造的，要长久地熏陶，要自己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