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故事名人传奇　第四十八期(总第163期)　

　　历史的枢纽　　
　　
　　马民川广州百年中医的活记忆　　
　　
　　如今，广州96岁高龄的名老中医马民川还坚持每个星期到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和西关国医馆上班。他家住黄沙大道，来去有些不便，但这似乎阻碍不了他看门诊的热情。

　　没有因为年老而贪图安逸，在他看来，这些只是“能做的、该做的”而已，老人家想法非常单纯，每天上半天班，“做得了多少做多少”。在这座浮躁的水泥城市里，在都市化生活节奏不断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的今天，如此泰然的心态不禁令人生出感动之心。而这一切的一切，据他自己讲述，都根源于他的家庭，更确切地说，根源于伯父马雨川对他的影响。

　　1912年出生的马民川，3岁就和弟弟马启芬，从“乡下”来到广州，随伯父生活。说起马雨川，马民川就像回忆起自己的亲生父亲。

　　马雨川是民国时期岭南的名老中医，曾随父辈到越南经商。因“不按当地规矩办事”，不久举家回国。之后，他拜当时的名医李文轩为师，学习医学之道，并就读于广州医学实习馆，在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后，在西关独自开设起马雨川医务所，济世行医。

　　可以说，马雨川是马氏家族第一个中医，在他拜名医李文轩为师之前，其家族里只有商人和农民，还没有人从过医。在他的影响下，其子马荫遐和侄子马民川也先后接触了中医。

　　可惜1938年，马荫遐因伤寒病在广州去世。

　　传承家族医术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马民川的肩上。马雨川对兄弟俩视如己出，在中医上更是有意培养马民川，每次门诊都会带上他，给他讲解一些临床病例或是用药情况，并出钱送他进学校学习医学。而在广州复兴中药学校毕业后，马民川留在马雨川医务所帮忙。这个时期，马民川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1949年，马雨川去世，马民川正式接手宝华正街的马雨川医务所。

　　直到1958年，国家进行改革，公私合营。马民川结束自己的诊所生涯，进入医院工作，受聘于当时的荔湾区文昌卫生院，虽然单位的名称不断更改，马民川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至今。

　　马民川幽默、天真。与回忆家族的历史相比，马民川似乎更愿意谈他的养生之道。

　　他说自己经历过了民国时期、蒋介石时代、战争以及解放后的种种，对人生他已经看得很透彻。用他的话来说，要“乖乖地做人，要豁达开朗”，不然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96岁的马民川阅尽了这社会百态，人生冷暖。坐在记者的面前，他不时笑嘻嘻，喜怒哀乐全部溢现于脸庞。

　　有人说，一个近百岁老人，人生经历过起伏跌宕，生老病死，什么感受和体验没有过。不过，对于96岁的马民川来说，估计会比更多人更能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真义。

　　“我的家族没有名气，也没有什么故事”，这几乎成了他每次跟记者见面的口头禅。看得出，他不想成为关注对象，又不忍心拒绝记者的上门请求。

　　想着这位96岁老人每天上班下班的背影，我突然记起了一句古训：“施恩莫望报，望报莫施恩。”　　
　　　
后世访谈　

　　马民川，96岁的广州名老中医。

　　对于解放前的人来说，马民川属于晚婚一族，33岁才结婚。与妻子的结合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妻子黄氏的弟弟就是马雨川的干儿子，两家本来就熟，而马民川与妻子也曾就读于同一所小学，所以早在结婚之前，两人已相识。

　　妻子已在2003年去世了。提及自己的婚姻，马民川显得很甜蜜。据马民川介绍，妻子黄氏是很传统的家庭妇女，帮着他料理家务，让他可以毫无顾虑地工作。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相敬如宾，和和睦睦过了一辈子。聊起他60多岁时踩单车载妻子的事，马民川还洋溢着一脸的幸福。

　　马民川夫妇育有两子一女，长子马显修1946年出生，次子马显齐1950年出生，女儿是1952年出生。提到孩子，马民川这个96岁的老人似乎更加得意，他说，孩子的名字合起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祖上曾在越南经商
　　
　　记者：听说马家祖上曾在越南经商？

　　马民川：我太公曾经在越南经商，做兑税行生意，主要帮那些进出口商品的人家报关。伯父(马雨川)和我父亲(马子光)其实不是亲兄弟，但有堂亲关系，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先后到越南帮忙太公打理生意。

　　记者：后来他们为什么会从越南回来？

　　马民川：由于出门在外，两人又年轻气盛，不懂按照当地的规矩办事，不愿受当地殖民者的欺凌，导致后来在越南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不好，最后全家人只好一起打包回国。事实上，从出去到回国，他们两兄弟在越南待的时间并不长。回国后，太公就在家乡西樵山去世了。

　　记者：你父亲学过医吗？

　　马民川：他没有学过医。他早年曾在乡下私塾读过书。归国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为了养家糊口，他就外出打工，在当时的鹤山一带，帮人卖布。我1912年出生于南海西樵山的时候，父亲还在外打工，我读小学时，他去世了。我母亲(刘瑞娟)是不谙世事的农村妇女，她一直都留在乡下，1938年抗战期间，她生病去世了。

　　记者：听说你很小就跟伯父马雨川一起生活，为什么不跟父母亲在一起？

　　马民川：当时时局比较乱，乡下不但很贫穷，养不活我们，而且还盗贼四起，治安非常乱。为了有个好的成长环境，3岁时我跟弟弟(马启芬)被送到广州，跟随伯父马雨川生活，开始扎根于广州。

　　记者：在这之后你还回去过家乡吗？

　　马民川：母亲去世后，日本鬼子进到村里，将我家本来就破破烂烂的屋子毁掉，没有了祖屋，我就更少回到家乡去。以前，家乡的人都在山顶上居住，现在他们大多搬到山脚下了，家乡早就面目全非。前不久，家乡人建祠堂的时候，我去过一次。
　　
　　马雨川师从岭南名医李文轩
　　
　　记者：马雨川回国后，走的路却与你父亲不同？

　　马民川：从越南回来后，为了有一技之长可以闯荡社会，伯父就拜当时的岭南名医李文轩为师，开始学习中医。同时他就读于广州医学实习馆，并以优等毕业生的资格毕业。毕业后，他就在宝华正街(即如今的长寿西路)租房开诊所，名为马雨川医务所，正式行医济世。

　　记者：听说他的医术在当时西关一带非常出名。

　　马民川：伯父当时看的一般是内科的病。以前，中医对科室的区分很不明显的，主要有内、外、妇、儿。当时，也很少有人去考究一个医生的医术好不好，那时候不讲究这个，只要能医好病人就是好医生。很多时候都是一般的人家来求诊，遇到家境贫寒的，伯父也会施医。我知道伯父是喉科专家，自制“喉症散”，这药在岭南中医史上影响很大。

　　记者：你弟弟和你从小跟随马雨川生活，他也学医？

　　马民川：虽然同随伯父生活，我弟弟学的却是画画。他比我小两岁，因从小一起在广州生活，我们兄弟俩的感情特别好，家里本是有意愿在医学方面培养我们兄弟的。但出于兴趣，弟弟年轻时就拜民国时期的同姓画家马慈行为师，学习画画。他后来从事的也是与画画相关的装饰设计行业，比如药品盒的设计等等，可以说对医药一窍不通。
　　
　　“我继承了伯父的医术”
　　
　　记者：你走上从医之路是受到马雨川的影响吗？

　　马民川：对待我们兄弟俩，伯父视如己出，非常照顾我们。我是在他的培养下，开始接触中医的。在医务所门诊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遇到病人，要怎么看，用什么药等等都会详细地给我讲解。我走上中医的路，当然受他影响比较大，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我本身对中医也有很大兴趣，所以那时会下功夫去学。为了更系统地学习中医，我后来被伯父送到复兴中药学校读书。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忽视对我在中医上的教导。除了平时在门诊帮忙，讲解临床病例之外，伯父还时刻告诫我在学校要用功读书，认真研读医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后来，我继承了伯父的医术。

　　记者：你伯父自己没有后代继承医术？

　　马民川：伯父先后曾结过三次婚，大太太姓刘，没有子女；二太太姓黄，即马荫遐的母亲；二太太去世后，马雨川与三太太曹锦芳结婚，并生有一子一女(马启衔和马宝珠)。比我大六七岁的马荫遐也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医的。他在广州中医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去了香港广华医院工作，之后又折回广州，在惠福东路开设自己的诊所，广州失陷后(30年代)，因伤寒病很快就去世了。

　　记者：资料记载，马雨川也曾经在香港行医，那时你也跟着过去吗？

　　马民川：伯父曾经在香港行医，那是因为当时广州失陷，时局动荡不安，他在慌乱中与家人走散，去了香港。在香港，他也开了诊所，继续行医。因马荫遐去世，马雨川返回广州与家人团聚。1940年，他的第二个儿子马启衔就在广州出生了。
　　
　　伯父是个穷医生，没有大富大贵，只求三餐温饱而已
　　
　　记者：在你的眼中，马雨川是怎样的人？

　　马民川：伯父跟我一样，一生平平淡淡，就是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乖乖地做人，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而且豁达和乐观，就像大肚佛，整天嘻嘻哈哈，心情舒畅。我小时候，就开始跟随伯父，他是穷医生一个，也没有大富大贵，三餐温饱而已。

　　记者：可以说，一个诊所养活了几口人，你有过特别贫困的时候吗？

　　马民川：我自己工作后情况也和伯父之前的日子差不了多少。觉得比较惨淡的就是“文革”时，国家减少口粮，没得吃，生活比较难挨一点。因为我的祖辈都是农民出身，家庭成分比较好，所以“文革”时期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不过那时心里整天都提心吊胆，很怕。医院的工作虽然也还在继续，整天却因为开会开到懵，“文革”时期实行的是“朝请示，晚汇报”，每天都有好多的会要开，精神压力很大。
　　
　　“1958年我结束独立诊所生涯”
　　
　　记者：毕业以后，你直接参加了工作？

　　马民川：我从复兴中药学校毕业后，不像马荫遐自己去香港创业，而是留在马雨川医务所帮伯父的忙。1949年，伯父去世，我正式接手该医务所。

　　记者：这样的医馆生涯持续到什么时候？

　　马民川：1958年公私合营，我结束独立诊所生涯，受聘到医院工作。随之而来的又是国家的特殊时期，为了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端，免除“搞私产”的嫌疑，除了那些没钱到医院看病的亲戚朋友，我已经不再在家里给病人看病。

　　记者：马雨川其他后代的情况怎样？

　　马民川：伯父死后，他的遗孀曹锦芳及其子女靠着伯父的遗产生活，依旧住在西关诊所，当时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我们两家人互相扶持。50年代末，曹锦芳及其子女先后去了香港定居，如今生活在香港。伯父的女儿马宝珠早年曾在广州惠福西路的妇孺医院里学过助产，儿子则没有从事医学。
　　
　　子女并没走上医学之路
　　
　　记者：你能说说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学医的吗？

　　马民川：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人从事与医学方面相关的职业。老大今年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之前从事的是水产行业；老二还在广州市粮食局的车队工作；小女儿之前在商店做店员，也已退休。

　　记者：你的后代为什么没学医？

　　马民川：我的儿女都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文革”)，虽然也读书，但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时环境不好，基本上没什么机会真正读书。记得女儿读高中的时候，到处在搞运动，学校搬到农村去，整天就在农村里砌大砖，起校舍。那是极其混乱的年代，由于社会环境使然，我的儿女们想学医，也没有条件和机会，只能说是生不逢时。

　　记者：你的孙儿们也很大了，也没有人学医吗？

　　马民川：虽然我作为老中医，但我不强求，孙儿们想学什么都是随他们的兴趣。现在他们虽然都大学毕业了，但是所读非所做，做了不对专业的工作。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亲人中再也没有从医的了。　　
　　
　　地理记忆　　
　　
　　马雨川医务所
　　
　　马雨川民国时期曾在宝华正街开设了马雨川医务所。当时诊所并不兼具药房功能，只是一个铺面、一张桌子，诊所后面的屋子就住着马家。

　　马雨川带着马民川兄弟俩一直是住在诊所里，马雨川的行医生涯几乎全在这里度过，这里更是他手把手教授马民川、培养马氏家族新一代中医的地方。

　　事实上，马民川学医毕业后也在此开诊、并于1949年马雨川去世后接手该医务所。可以说，马雨川医务所记录着马家两代行医人的经历和成长。据马民川介绍，该医务所后部分被拆建，用以扩建长寿西路，部分现仍被他人租用在做药材铺，就在西关国医馆的旁边。　　
　　
　　文昌卫生院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在医药领域实行“公司合营”政策，1958年马民川结束了马雨川医务所，受聘进入当时荔湾区文昌卫生院工作。与马民川几十年如一日在该地工作相比，此单位名号不断更改，文昌卫生院曾改为西区儿童医院，1962年又更名为荔湾区妇幼保健院，2001年妇幼医院与荔湾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合并，成立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地处荔湾路35号。　　
　　
　　家族简谱　　
　　
　　马雨川

　　岭南名老中医，生于1877，字汝旋，号泽周，南海县西樵人。年轻时随父到越南经商，回国后拜岭南名医李文轩为师，学习中医，并就读于广州医学实习馆，以优等毕业生资格毕业。后在宝华正街(今长寿西路)开设诊所。擅长内科，也是喉科专家，自制了“喉症散”。1949年去世，育有两男一女。
　　
　　马子光

　　马民川之父，马雨川之堂弟，曾在家乡私塾读书，后在越南经商，归国后，在鹤山一带打工，帮人家卖布，于马民川小学时病逝。
　　
　　马民川

　　1912年生于南海西樵山，3岁至广州跟随伯父马雨川生活，师承马雨川，擅长内科和儿科。在广州复兴中药学校毕业后，留在马雨川医务所帮忙，并在1949年马雨川逝世后接收该医务馆。1979年被授予“广州名老中医”称号，现受聘于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和西关国医馆。
　　
　　马荫遐

　　马雨川长子，在其父影响下学习中医，毕业于广州中医专科学校后，至香港广华医院工作。后返回广州，在惠福东路开设诊所，1938年因伤寒病去世。
　　
　　马启衔

　　马雨川次子，生于1940年。50年代随母曹锦芳迁至香港定居。
　　
　　马宝珠

　　马雨川之女，曾在广州惠福西路的妇孺医院学习助产，上世纪50年代末随母迁至香港定居。
　　
　　马启芬

　　马民川之弟，生于1914年，与马民川一起被送至广州随伯父马雨川生活，年轻时曾拜民国画家马慈行为师，学习画画，后从事装饰设计行业。于1997年去世。　　
　　
　　家族大视野　

　　族谱与家谱的内涵
　　
　　我所生长的老家，是苏中地区一个接近无人知晓的村子，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冯官庄”，建村历史有多久，没有文献记载，活着的人也说不出来，出过的最大的官，我印象中就是不多几位县城里的正科级干部。富于典型意义的，村里姓“冯”的极少，大抵三两户人家。我所说的“户”，是以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人为基准。村里人数最多的，是“李”与“吴”两姓，两者总和，占了村里的90％。从村名来看，他们其实都是后来的“新客家人”。

　　跟姓冯的一样，在村里，我们姓刘的也是小姓，三户。听到长辈说到我们只有“三户”时，我总想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老家的县城昭阳，据说就是当时楚国令尹昭阳的封地，曾经迫害过大纵横家张仪，让他几乎只剩三寸不烂之舌，后来张仪发迹，反过来逼死了昭阳。以成功学的视角来看，我们老家的这位首长，确实不成功。

　　在宗法社会，小姓就意味着人丁单薄，少纳税，怕打架，民国如此，文革也如此，被人欺负是免不了的。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的专利，小时候我就听族人说，以前我们也阔过，村里曾经有条巷叫“刘家巷”，说明当时还挺兴旺的。其实那条巷子也就十来丈，没什么好说的。又听说先人是做粮食生意的，这可是大宗，但后来遇到姓“井”的，亏大发了，从此散了。因此先人有告诫，小心姓“井”的，说是“牛”掉到“井”里就完了。老家属吴方言区，“刘”“牛”不分。

　　我也算走了不少地方，但没做生意，更没遇到过姓井的，我只知道二十八宿里有个“井木犴”，日本的井上靖也不姓井，再说他老人家早不在了。但这类“规训”却很有市场，又比如姓“刘”的不能吃鳜鱼，每吃必被刺。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比起鳜鱼来，鲫鱼刺刺人似乎更多。

　　到了改革开放后，生活和竞争方式变了。最大的变化是考试制度，由于恢复高考，农村人眼睛开始往上看了。但愧对江浙诗礼之乡的古誉，小村的文运实在不是一般的差。30年来，200余户人家，连专科生在内不超过15个，姓“刘”的三户，却出了5个本科以上，威了一把。

　　这时就有族人提议修修族谱，却想起家世模糊。北边几十里远，出了个作家刘仁前，写了一本《香河风情》，说大名鼎鼎的刘熙载是他祖先，但刘大学问回乡认祖归宗，没人敢认。老辈人说了，人家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这伴君如伴虎哪！

　　看看人家多厉害，有显赫的族人，却不去认。我们这寒碜，想认认不着。

　　已经是10年前了，我去台湾见我祖父，他是族里健在的最长辈也是年龄最大的人。我问他有没有族谱这回事，他说即使有也在战争中被毁了，没有印象。我再问他可以记得上几辈的姓名，他居然说只记到他祖父的名字。我很生气，我说我都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他父亲的姓名，那的确是同治年间的人。他不高兴了，他高声说族谱都是后来修起来的，有多少家族当时就有？有也很难保存。他说小家小户要什么族谱，自己好才是真的。我于是无言。

　　最近我父亲告诉我，苏南宜兴那边，有我们迁过去的族人，有一位长辈曾经去寻过，人家也认他，但这位长辈已经不在了，他儿子还有一丝线索。

　　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按说寻根要到真正的祖居才行，怎么本末倒置了。但现在似乎强枝弱干了，名人不认族人甚至从不回乡的，太多，何况人家过去在老家未必得意，得意的话才不会远遁，怨不得人家。

　　一切顺其自然吧！　□刘根勤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　庄旭娜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黄皓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