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英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和出版家，也是一位以民族气节称誉天下的颇负盛名的儒医。清代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称他为“一代豪杰之胤*”。吕留良从32岁起，拜“浙中二高”之一名医高鼓峰为师，研习医药学，尽得其传，至46岁结束悬壶生涯，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许多珍闻轶事。

　　吕留良，初名光轮，僧名耐可，字用晦，又字床生、号晚村，又称东庄，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少读举子业，为邑诸生，抱有民族气节。31岁由黄宗炎（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之弟)介绍，在杭州孤山认识浙江抗清运动的领导黄宗羲和高鼓峰。高鼓峰，四明（今浙江勤县)人。习儒精医，治学张介宾、赵献可，是中医易水学派的代表医家之一。他临证强调脉、证、时三者互参，对儿科麻痘惊疳、妇科胎前产后亦多治验，撰有《医家心法》三卷、《四明医案》一卷传于世。清代医家胡念庵称高氏“所言多奇论，治病多奇中”。顺治17年（公元1660年)，吕留良患病，卧床不起，高鼓峰至语溪为他诊脉疗疾。吕留良病愈后，曾以“村醪有味天然淡、野菊无名分外香”的诗句相赠。吕氏钦佩高氏之气节与医术，遂结为知己。是年秋天，高鼓峰也寓居崇德，行医施药，吕留良遂投其门下，学习医理药性。“医废终年学，书堆满屋贫，生惭室甫谧，犹得读经旬”便是他读典研药书的笔录。《何求老人集?与高旦中书》有“某凡百如故，家口亦粗安……医未尝不行，而医理亦无新得，此地待老兄者甚多，不得已来属弟者，皆不足以慰其邀，每至技穷，未有不思鼓峰在，当别有解治也”。可见吕氏对高氏的推崇。吕与高氏交谊之深，还可从《赠勤中高旦中诗三首》中看出，兹录一首如下：“病中惊寤鼓峰来，伏枕呼儿候百回，真是君过消息大，非关人静梦魂开；不离老友成奇迹，偶论医方见异材，坐计耦耕犹未得，卖文乞食总堪哀。”（《晚村诗集》)。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高鼓峰病逝，吕留良亲赴宁波，料理他的丧事，表明他对这位医友学长的深情。

　　“愿随正叔长论易，真为云翁更学医。”吕留良虽学习高氏，亦适承张景岳、赵献可的学术思想，推崇温补法。他主张随证论治，师古不泥古，立法处方颇有特色。《东庄医案》录集其临证治验的30个医案，多用人参和地黄，反映了他的辨证思维和用药风格。吕氏曾治一名久患下血的病人，忽滞下，口渴不饮，继而体热，脉淡数。吕留良先用白术、茯苓、山药、丹皮等，以解其积郁之热，然后用熟地、当归、芍药等以复其阴，使病人痊愈。纵观其脉案、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窥吕留良补温学派学术思想之一斑。

　　吕留良因不愿出仕清廷，隐避于崇德南阳村（今桐乡县留良公社)行医、讲学，一度自设刻局、刊印书籍，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所著八十多部书进行校勘刻印，并分别撰了作者小传。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在理学大师张履祥劝说下，加之吕留良忙于著述，讲学和经营“天盖楼”刻局，停止行医。他在《复翁卫公书》中说：“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医，并叩关谒医者，一概固辞。”结束了14年的岐黄生活。吕留良一生著作颇丰，有《吕晚村文集》等50多部著作，在医学著作方面有《医贯评》、《东庄医案》等，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珍籍。吕留良在他的诗作中，亦描写自己卖文卖药的隐居生活，如“系门邻借撑农具，出港人从写药方”等，都有医学史料价值。吕留良在《致韩希一书》中自称“弟处自开刻局，有二十许人”，“向以方药糊口，卖所刻文字，颇足支吾”，可见其规模不小。在此时期，吕氏曾授邑人沈孟泽以医理。嗣后，吕氏因拒绝“博学鸿儒科”推荐出来做官，乃避居于妙山风雨庵（今吴兴县埭溪)为僧，当时已52岁。故吕氏僧装像为此时容前颜。

　　1728年，吕留良案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案。他所著的诗文和日记中有强烈的拒清怀明的思想。可吕留良已经死了。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到城里考试，见到吕留良的诗文，深受他的思想影响，于是，列举了雍正9条罪状，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岳氏把这事上告了朝庭。结果把吕留良家属、师徒一律治罪。曾、张在狱中的审答词和雍正的谕旨，都被公布出来。雍正把它叫做《大义觉迷录》，叫曾、张亲自到各省去宣讲，当众认错，以清除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这两人直到乾隆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