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李占江一直忙活着一件事情，他计划成立一个民间自杀预防协会，拟定了协会的具体章程之后，他向当地民政局提交了申请报告，但至今没有回复。据说，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问他，“这样的组织，我们国家有几个啊？河北省有没有？”
难产的“自杀干预小组”
   
老中医出身的李占江在河北省保定市小有名气，早在1978年，李占江便率先创办了振兴精神卫生诊所，这个诊所的工作，就是向出现自杀倾向的人提供服务，2003年11月，作为河北省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李占江获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自杀研究和预防研讨会，其创立的振兴精神卫生诊所加入“中国国家自杀预防计划”。同年12月，李占江建立了一个只有7名成员的组织———河北省第一个“自杀干预小组”，2004年4月正式运营，部分成员也都来自诊所，这个小组的主要工作，是向社会免费提供与预防自杀有关的社会服务，包括向公众宣传“干预预防自杀”的知识，救助自杀者等。诊所每年提供10万元的运营资金，其中5万元用于救助自杀者，另外5万元用于宣传工作。
   
李占江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90%不知道精神卫生是干什么的，另外10%的人认为精神卫生方面有问题就是精神病。在最初向卫生局申请医疗卫生许可证的时候，李占江就曾多次遭遇同样的事情，卫生局不知道什么叫做“精神卫生”，每次更换营业执照，“精神卫生诊所”都会被误认为是“精神病诊所”。
   
而此次申办“民间自杀预防协会”，李占江遭遇的却是“没人管”的尴尬，按照民政局的有关条例，申办协会必须要有合法的主管单位，李占江与当地公安局、卫生局和司法局等单位均取得联系，但得到的回复如出一辙———自杀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后，李占江与当地红十字会和疾病控制中心也取得联系，但这些机构本身却不具备主管资格。后来，市政府办公厅也多次为之斡旋，但此事仍没有任何明确答复。李占江曾带领着“自杀干预小组”的几名成员到当地某大学分发自杀干预的宣传资料，结果被轰了出来，而类似的事情已多次发生。李占江说，“自杀干预小组”和诊所都属于商业机构，因此很难进行宣传活动，只有成立了民间自杀预防协会，才能合法地进行宣传，以及更好地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联系。

“在死之前，你必须先跟我报个到”
   
在此之前的一件事情让李占江印象深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患了抑郁症，自杀后被救活，出院之后，老太太的家人与李占江取得了联系，李占江要求老太太在诊所住15天，加以看护，但家人没有同意。老太太回家后不过一个星期，就再度自杀了。更为严重的是，老太太的死对所有的亲属都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李占江便将这些亲属都组织起来，进行了一次心理咨询。李占江计划成立自杀者亲友会，以帮助消除亲人自杀带来的心理阴影。
   “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级自杀预防计划，对于自杀的社会关注度不够，这是预防自杀事业的最大障碍。”李占江说。据资料显示，早在1906年，美国就成立了第一个专业自杀防治机构———美国全国救命联盟，目前，自杀预防中心的设置在国外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在我国，目前仅北京和杭州成立了类似的官方组织，这两个组织同时面临着资金紧张、人手少的困境。李占江曾听说过一件事情，令他非常震惊，一个女孩在自杀之前给北京的这家组织连续拨了17个电话，但仅有的两部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打通，这个女孩最后选择了自杀。
   除此之外，国内的自杀干预机构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救助能力。李占江说，相比国外相对完善的干预机制，国内热线还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缺乏行动上的强制抢救手段。正因如此，“自杀预防小组”里还配备了救护车和一切必备的医疗设备，除了用传统的电话、网络和信件等方式提供心理咨询之外，李占江提倡的是现场干预，而这种方式大大的降低了自杀干预的有效性。
   “选择自杀是你的权利，但在死之前，你必须先跟我报个到”———李占江给每一个救助者定下了这个近乎专制的规矩。李占江说，事实上大部分的自杀者在采取自杀行为之前，都会预先表达出自杀的意念或求援的征象；而大多数自杀未遂者会再度尝试自杀行为。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自杀者发出的信号，这对阻止自杀行为最为有效。
   
自杀者的自杀意念通常是外显的，只要稍加留心，就能发现自杀者情绪上的征兆，最普遍的是忧郁，典型忧郁的症状是失眠、体重减轻、食欲不振、沮丧、社交退缩、凡事漠不关心、失去兴趣、身体疲惫以及严重的无助感。想自杀的人可能会在自杀前数天、数星期或数月有以下的征状：
   
1、表示自己一事无成、没有希望或感到绝望
   
2、感到极度挫败、羞耻或内疚
   
3、曾经写出或说出想自杀
   
4、谈到死亡话题
   
5、将至爱的物品送走
   
6、避开朋友或亲人、不想和人沟通或希望独处
   
7、性格或仪容剧变
   8、作出一些失去理性或怪异的行为
   
9、情绪反复不定，由沮丧变得异常平静
   
有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的自杀未遂行为属于冲动性行为，50%的自杀未遂者考虑自杀的时间小于或等于2小时，37%的自杀未遂者在采取行动之前考虑的时间仅仅不到10分钟。
   
李占江说，这些自杀者在自杀前都曾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些信号，加以开解，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自杀不是一种病
   
在李占江看来，自杀与社会制度无关，自杀也不是一种病，但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由生物、遗传、社会、心理、文化及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发。以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为例，有统计称，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曾有人将此归结为城乡差距，李占江否认了这一说法，事实上，已有调查指出，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自杀率相当。他说，农村死亡率高某种程度上与环境因素相关，即周围自杀的工具的方便性，农村地区服用农药自杀的自杀病人比城市更为常见，而如果控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给他们以考虑的时间，也会减低自杀行为的发生。“如果国家不再允许生产农药，自杀率会立刻降低。”李占江说。
   
2002年，李占江撰写了《精神卫生手册》，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精神卫生的书，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而《实用精神卫生学》一书也即将出版。李占江说，预防自杀的最好方法就是宣传教育，改变民众对心理卫生和精神卫生的误解和歧视。其中，媒体应扮演最为重要的作用。
   
媒体对自杀的报道会引发自杀热的事情并不鲜见。香港曾有过一起“烧碳”自杀事件，就是烧出一氧化碳自杀，媒体报道了两个孩子烧碳自杀，登出了两个孩子烧碳自杀死后的面部照片，非常甜美，以此表示他们死得十分安详，随后香港就有很多人模仿他们烧碳自杀。李占江说，媒体如何报道自杀事件事实上非常重要，一篇好的报道文章能够打消许多人的自杀念头，反之亦然，因此，就应该要求，不能报道自杀的具体过程，不能报道遗体情况，也不能报道自杀成功。
－－－－－－－－－－－连卫生局都不知道精神卫生是什么，可见专业水平和责任心如何。民间有此善举，钦佩之极。国家应该重视才对，让个人办，岂不觉得有点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