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振钟
在古代政治话语中,仕进正途与技艺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个矛盾从医学被正统的历史撰写者列入“方”类就已存在,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
帝国最后时期的一份宫廷医药档案中,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与太医院众医官的名字同时记录其中。其薛福辰是以地方官员身份,特召进入太医院的推荐人的理由是他精通医学。
清光绪六年,西宫皇太后叶赫拉那氏身患疾病,而且病得不轻,太医已有的医师,看来有点束手无策,所以下了旨意,命令大臣举荐可靠的医学之士进宫会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暨湖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同保荐了薛福辰。与薛福辰同时受保荐的还有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他是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属官。这两位江南学问之士,当然不能推辞新的命,即时入宫,担任叶赫拉那氏的专门医师。他们此去虽说身负医学重任,却也不知与晚清帝国政治局面关系极大。叶赫拉那氏从同治以来即掌控政权,然而名分和地位毕竟在另一位健在的孝贞皇太后钮祜禄氏之下,如果她这时候病重不治,死在钮祜禄氏前面,那么政治变局几乎不可避免,很难帝国前景是什么样子,以后晚清史上那些内政外交大事,也许都不会出现了。
当日,叶赫拉那氏所患何病,以至于太医院的医学高手都不能有效施治?根据大学、军机大臣、皇帝的老师翁同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披露,这位四十五岁的皇太后的病是骨蒸。中医认为的骨蒸那时是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其表现为,
发热似自骨髓蒸蒸而出。中医典籍《外台秘要》卷十三说:“骨髓中热,称为骨蒸。”《诸病源候论·
虚劳骨蒸候》分析:“蒸病有五。一曰骨蒸,其根在肾,且起体凉,日晚即热,烦躁,寝不能安,食无味,小便赤黄,忽忽烦乱,细喘无力,腰疼,两足逆冷,手心热,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藏。”并常见有
盗汗、
遗精、
梦交,或月经失调等症。由阴虚内热所致,治宜养阴清热,用
秦艽鳖甲散、柴前梅连散等方。后代医学把骨蒸叫做痨瘵。《病广要·骨蒸》说:“蒸即后世所称痨瘵是也。”正在盛年的西太后,患此慢性疾病,已有很长时间了。她的身体损耗显然很大,这对她处理纷纭的政治事务极为不利,何况新立的皇帝才九岁,国家经过太平天国之乱以及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兴大业似还遥遥无期,即便她是个强劲的政治家,也是任重道远。既然太医院医师们没有能力恢复她的健康,让叶赫拉那氏有一个好身体,那么“诏各省保举医”,正是当务之急,而地方要员也一定意识到把“保举名医”当着政治大事来完成。李鸿章和曾国荃都是帝国重臣,深受西太后信任,所以比起其他地方的督抚,表现得更加积极认真。
叶赫拉那氏骨蒸之疾,是由薛福辰加以确诊的。薛福辰以候补道身份,进入宫廷叶赫拉那氏治此复杂的病症,亦非然。薛福辰出身江南无锡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做到浔州知府,与已逝的曾国藩关系密切。作为家中长子,薛福辰与他几个弟弟都留意经济,志在仕进。咸丰五年,福辰已经以举人身份到工部任职,但因为父亲病死,他归丧回乡,又逢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他又要奉母避难,在仕途上不能即时进步,等到他重新回任工部行走后,在低级职位上居一做六七年。这样的下僚工作,实在无聊,于是薛福辰开始研习医学。他在青年时代已经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现在进入医学领域,自然驾轻就熟宋明以后的儒医都要求通晓中国哲学如《易经》这样的知识体系,这是医学的思想基础和技术依据,否则他的医学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怀疑,这是中国医学特有的要求,薛福辰之所以敢于研习医学,并在京城公开他的医学事业,也就是依靠这一知识体系给予他的支持。或者简单地说,薛福辰不过像明清以来所有那些由儒入医的江南文士一样,通持一种“隐于医”的人生思路,暂时用医学来替代个人的政治诉求。无论怎样,这位朝廷六品工部员外郎,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医学上面,结果如愿以偿成为名医。但真正让他名声卓著,还要等到他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以及凭借幕僚工作得的成绩,补知府,再改治河道员,再改候补道台,等一系列宦涯之后,即1880年薛福辰四十九岁,他在宦途淹滞时,恰逢掌握帝国权力的西太后病重难治,机会才来临。
李鸿章等大员的有力举荐,让薛福辰通过医学接近权力中枢,这是他政治失望时研习医学所没有预料到的。一旦进入太医院,担当起与他兼济天下的用世才能不尽相同的医学责任,薛福辰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有点忐忑不安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医治叶赫拉那氏沉疴的过程中一展身手,越过太医院的权威成为首席医师。在内廷三年时间,薛的表现,认真而倔强,充分显示出一个饱学儒医的医学性格。他不仅敢于否定太医院的医疗方案,即使同获举荐的汪守正,他亦独持己见,毫不相让。徐一士《一士类稿》中记述:
(福辰)每制一方,覃思孤往,凑集渊微,或与同值诸医官龊龇争辩,必得当乃已。一日辩声甚厉,皇太后在内闻之,问曰:“此薛福辰耶,何憨也!”而薛福辰身受这一切,却非完全的个人原因。医师薛福辰受命入宫,他的医学身份与他的对象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叶赫拉那氏不仅仅是一个疾病的身体,而是帝国权力的代表时,薛福辰的医学行为,具有很强的国家政治意味,他个人的医学能力也外化为一种强劲的政治功用。回溯中国医学历史,医学技术的合法性是由宫廷认可和建立的,最早的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中,通过假托黄帝与歧伯、雷公的医学对话,实际上就已确定了医学最大的政治目标。当君主的身体与天下的治理联系在一起时,王朝设立医学的目的,君主赋予医学的职责,便达成了医学与政治的终极关联。发生在宋帝国时期一个有趣的医学例子,证明了这个关联的指导作用。宋仁宗曾患疾病,一位宫廷医师采用针法,治好仁宗的病,结果仁宗身体上某个受到针刺的穴位,被命名为“兴龙穴”,这个有别于人体脉络固定概念的奇怪命名,显然更具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医学政治的这种关联性,在历代王朝都没有改变,宫廷医人的重要,以及他们的进退荣辱 与之相关。因此,薛福成治愈叶赫拉那氏,被视为“功在天下”,这是一个合法的政治理由,也因此,他所享受的超规格封赏,被认为完全恰当。当然,薛福成并非个案,前代王朝中不乏同样受赏的例子。从相反方面说,如果医疗中发生问题,或者竟使皇帝病情加重,甚至死亡,那么惩处则加倍可怕,因为它常常与宫廷阴谋牵连在一起,视同政治上的弑逆,必然要用杀头这类极刑才能加以平衡。比起如此不幸的遭遇,薛福成又格外显得幸运了。
1884年,光绪九年,薛福成离开太医院,到通永道履行实职,重返仕途,给他的政治希望不算小也不算大。其实他几年间累官至监司,在职衔上仅为中等,并没有达到他期许的目标。看来医学才能仍然限于虚誉,并不能真正得到政治实惠,相反倒有可能妨碍政治上的开展。他在1884年后,数年来据说治行尤异,他个人感觉也十分良好,看好和支持他的李鸿章和丁宝祯等朝廷大臣,则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皇帝举荐,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进一步重视。事情就是这样被一些枝节纠缠住了。光绪十二年,在京尹任上,薛福辰因“玉粒纳仓”未能准时到达参加仪式,被御史魏乃参劾。说他误时“玩视大典”,也不过夸大了错误,参劾的文本中还有嘲讽的语言,要求皇帝将薛福辰改官太医院,这就严重伤害了薛福辰的感情和尊严。尽管西太后看到魏的奏章,极为恼怒,斥为“大胆妄言”,下部议 ,官降三级,同时问明薛福辰迟到原因,即时将薛迁职宗人府府丞,在职级上为大三品卿,比原先的京尹在班次上要高一等,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释薛福辰内心的悲伤和失意。
为什么?这就是政治话语中,仕进正途与技艺之间的矛盾在暗中起作用了。这个矛盾从医学被正统的历史撰写者列入“方技”类就已存在,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即使宋代以后,医学借重儒学经典而进入道统的认知范围内,出身儒学的士大夫如范仲淹也把良相与良医并举,然而政治有政治的制度和规则习俗,医学与政治有某种隐喻关系,但在政治游戏的原则下,医学仍然是边缘性,其价值评判、医学身份低于政治身份。当日,薛福辰进入宫廷,出于信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能力并获致成功,但成功的另一面却授人以柄,以为这不过是靠技艺邀宠图进,士大夫虽然羡慕薛受到的赏赐和奖励,心里却看不起,现在他受到魏的攻击,不过代表了士大夫们的真实看法。太医院医师因治疗之功,被超常任用为朝廷大臣的事例,不必说前朝常见,本朝雍正时期就有多次。御医刘声芳曾一度从专业医官提升到户部侍郎,但于雍正九年又以“于部务茫无知识”,“居心巧诈,深负朕恩”,革职回太医院效力赎罪行走。医学之士凭借技艺进身而受困于政治,说到底是中国政治传统所使然,薛福辰越是意识到这一点,越是深感羞耻。他其实也用士大夫们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情形不同之处还在于,他自己政治上并非平庸,亦非有意靠医术希宠进身,但因擅医术而遭人误解,内心的困境可能更甚于他人。十余年前,出于失望之感而“隐于医”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错误。
1890年,薛福辰死于家乡无锡,年五十八岁。前不久,他在朝中的官职升了一级,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因为中风不能履行政务,请求退休获准,从北方回到江南家中,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去世了。《一士类稿》的作者认为薛福辰病死的原因是长期心情抑郁。
薛福辰在光绪7年5月21日,主拟一方,名保元固本膏。 其时叶赫拉那氏的身体已经大为好转,保元固本膏脾肾双补,阴阳同治,这里可以看出薛福辰的医学思路,其实并无奇特之处,仅仅中规中矩,符合《内经》所指示的标准。药方如下:
党参、
白术炒、
鹿角、
当归、
香附各一两五钱,
川芎、
附子灸、
独活、干
姜、
川椒、
杜仲、鳖甲、
荜拨、
草果仁、
白芍各一两,生芪一两五钱,用
麻油三斤,将药炸枯,去渣,再熬至滴水成珠,入飞净
黄丹一斤二两,再入后药,
肉桂、
沉香、
丁香各三钱,共研细末,候油冷,加入搅匀成,重四五两,候去火气,三日后方可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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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08/3/2 16:38 编辑 www.lindalemus.com/w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