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江阴夏先生生平经历，不是很清楚，直到他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经过写中国小说史的鲁迅点评，学术界大约才引起注意。赵景深搜寻《江阴县志》，确知夏先生名敬渠，字懋修，号二铭，出生于扬子江下游小城江阴的夏氏望族。少年读书，学成后却不能仕进，就做了一个东奔西走的幕僚。他从事的工作，主要在官宦之家教导他们的孩子读书，虽然日子不至于清贫，但久居西席，其实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里面郁结，总有一种雄才大略不能实现的遗憾和感慨。像所有那些落拓的江南文人一样，夏敬渠对他自己的人生处境并不甘心，也许这是他一直在外面游历，不肯安居故乡的原因，他在燕、晋、秦、陇，以及黔、岭、湘、汉之间出没，长达数十年的漂泊中，渴望寻找机会，而这个承平时代却实在太吝啬，并没有给予他一点希望，所以直到暮年，也未能改变潦倒风尘的个人命运。岁月是那样的冗长，光是乾隆在位就有六十年，夏敬渠跟着这位长命皇帝的统治，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无聊和最失望的时光。他是在江阴老家故去的，他死后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文字当然是他的小说《野叟曝言》。
　　
这部长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百数万言的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笔写作，无确切记载，写成以后，据说夏敬渠已七十五岁。当时南方书业十分发达，而《野叟曝言》却没有及时刻印，只藏之于箧簏，有很少几册手抄本在熟悉的朋友间流传，其原因有两个说法。夏敬渠在自己的一首诗里，透露了他当时经济困难，不能付出多达千金的刻印资费；但小说后来的刻印者在序言里，转述他高祖的话，说夏敬渠告诉过这位老朋友，他之所以不愿公开出版这部作品，是因为小说中“言多不祥”，不能在“盛世”表达。我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一原因。因为小说内容写前朝故事，当时江南文字狱，还没有停止，甚至更严厉，士人出于政治禁忌，对文字的控制与迫害，不能不格外小心警惕。迟至道光年间，这部尚在手抄本阶段的小说，仍被江苏地方政府上奏列为朝廷禁书，理由是yin秽，检照小说，这个理由实际上多少掩饰了它政治上的非法。直到光绪七年正式付梓，《野叟曝言》才首次成为公开读物，加上第二年上海申报馆排印发行，这部小说终于进入文学史视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对《野叟曝言》都有深入的看法，鲁迅说夏氏创作，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周作人说，从这部小说中，可以了解明清中国文人的思想和心理。无论怎样，得此评论，夏敬渠的这部小说是不会淹没无闻了。所以，它在后人的看法里，得以列为清初四大才学小说之首。这或许让夏敬渠有点始料未及，却也部分满足了夏氏的心愿。

然而，2006年一本出自美国女性学者之手的著作，把《野叟曝言》当作中华帝国末期儒学思想理念和哲学理想的解读，使夏敬渠的写作有了另外的文化意义，由此我也产生了有关医学的新联想。一部小说，在政治学的范畴内，通过虚拟和寓言，可以将医学上升到多高的政治目标？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文化读本。
　　
《江阴县志》的作者告诉我们，夏敬渠二十岁时已经获得了作为文化精英必备的知识和学问。这些学问包括儒学经典，以及诸子百家，还有礼、乐、兵、刑、天文算学、农学医学等各门技艺。显然，夏敬渠坚持相信，假如能够顺利进入仕途，他是可以凭借这些丰富的知识，来辅助施行他的儒学价值，从而经济天下的。像所有中国文人一样，夏敬渠治学目的，是要将知识用来管理社会，完成新儒学设定的政治目标，一个阳刚健全，阴阳和谐的儒学王国。可惜各种原因，特别这个时代文化价值已经腐败，造成了现实的困境，以及个人理想的不合时宜，夏敬渠无法达成这个既定目标，因此他的那些知识失去了应用于政治的可能。怎么办？按照通常思路，夏敬渠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是做一个医人。因为，医学对于政治仕途上失意的士子来说，是最接近于儒学道德的合理选择。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夏敬渠将之付诸实际吗？
　　
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可以说是吴中医学的黄金时代，除世医以外，一批从仕途经济转向医学的文人，亦以学者身份成为医学中人。他们的加入，不仅从学术和技术意义上增强了吴中医学的权威性，而且也使这一时期的吴中医学更具有一种道德理想光彩。也就是说，医学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社会，其所获得的信任，更进一步表达了儒学在世俗生活中的价值指归。当然，意味深长之处，还在于当薛雪和徐大椿等人，宣布以医为隐，表示他们对政治的有意退避时，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带着江南文人精神阴影，发生在不久前一个接一个的文化清洗，杀头与流放的残酷处罚，其实余痛还在，这就迫使他们不能不回到中国文人的历史思路中。与经学与文字训诂之学的兴起一样，由薛徐二人代表的吴中医学之盛，背后有一样的政治背景，亦体现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同构。不用说，由儒入医的吴中士子，从医学的道德与人生价值上得到了文化代偿，心安理得的同时，他们会把训练有素的知识和个人才智，倾力用于医学理论和医术实践。于是，成为当时名医甚至耀眼的医学大师，对他们来说正是名至实归。
　　
江阴离苏州不远，扬子江边的这座小城，虽说蕞尔之地，但与周边的常熟昆山太仓等地区一样，也覆盖在吴中医学的氛围当中。当著名儒医薛雪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极力推许，徐大椿受到当朝皇帝召见而名动京师，饱学之士夏敬渠在想什么呢？他的出身和家族背景以及作为学者的经历，几乎与薛徐二人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夏敬渠的政治情结比他们浓厚。然而，推想夏敬渠有关个人生存的选择，说他亦动过做一个医人的念头，绝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其实哪里只是动过念头，江阴夏先生甚至早已是一个医学家了。根据就在他的著作。除了一部小说，以及若干种史论和诗文集外，夏敬渠还有一部医学著作《医学发蒙》。由于可供查阅的资料，通常限于他的小说家身份，我没有找到夏敬渠做职业医人的记录，但在中国医学史尤其是吴中医家的序列中，夏敬渠厕身其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认为，以夏敬渠对于个人知识和技艺的自信，他一定会有具体的医学实践，比如兴之所至，或者受人之请，为人诊治疾病。中国文人骨子里向来存有医学冲动，这在两宋以后，特别受新儒学熏染后，文人的好言医已成传统。这么说吧，业余医学家夏先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吴中医学文化中，是一个有特殊意味的人，他的医学表达和医术目标，是吴中医学的另外一种文化可能。
　　
于是，我们又要回到小说《野叟曝言》了。
　　
在写作时间和长度上，可与《红楼梦》相提并论的这部《野叟曝言》，被认为是一部奇怪的虚构作品。作者的命名，首先表明了他的叙事立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野叟其人，大致上为一个隐居乡村无所事事的人，正是晚年回到江阴闲居的夏敬渠本人身份的自况。小说序中说，“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可一个晒晒太阳的老人，他那旷日持久的讲述里，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兴致和思路。在冗长的清谈中，他展开一个夸诞奇异故事，并用这个故事，重构出一整套中国士大夫文人医人治国的政治意图。
　　
小说借助儒学创始人孔子的“素王”称号，虚构了一个叫文素臣的正统儒生。他生活的时间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那时候，天地间阴阳失衡，阳刚之气消失，阴气不正当地占据了权力和社会的位置，国家和人民像一个病人一样，处在严重的疾患之中。年轻的文素臣应运而生，他带着儒学阳刚之气，施展技能，上在朝廷除奸祛邪，下在民间救死扶伤，通过远方的征讨和内部安抚，阴邪皆灭，正气成为统治的正面健康力量。最后在重新理顺和恢复了阴阳秩序的世界里，国家和人民，包括他自己有众多女人和儿孙的大家庭都获得了幸福。
　　
从这个简要的概括，我们看到野叟即夏敬渠虚拟的这个故事，通过政治与医学的文化同构性，把儒家哲学的普世性理想发挥到超常完美的极致。由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夏敬渠是十八世纪最大限度在“疾病的社会性隐喻”上使用想象力的作者，另一方面还可以说，夏敬渠是吴中医学中最大胆地把医学作为“文化复兴”的政治医学家。小说有一些“女科”方面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男主人公文素臣凭借他匪夷所思的医术，用自己的身体治好石女的细节，再好不过地说明医学在日常政治中的作用。因为女性的阴性身体，亦关乎于世界的正常与否，“天荒石女通”的医学传奇，不只涉及到阴阳的正常联系的恢复，而且暗示男性权力如何通过女性得到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亦是医学与政治及家庭国家隐喻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素臣的家庭作为国家的体现，在阳刚之权力占据正当统治，女人顺从其位生育繁衍的稳固秩序下，展现了它的兴旺强盛，即是有力的说明。美国当代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名著《疾病的隐喻》里列举了欧洲文学中种种关于疾病的隐喻方式，如果她读到中国十八世纪中期这部《野叟曝言》，一定会惊讶，中国文人在医学与政治关系上的隐喻性，是多么强大，其折射的思想观念又是多么持久和超常，远远超过那些欧美文学之士。
　　
我要说，这部以夸诞的人物情节为主体，包含了大量谈经论史、说教劝惩，以及策略机谋和生存技艺的小说，其阅读的奇特之处，恰恰不在于他不顾艺术要求炫耀才学，叫读者眼花缭乱，而在于作品中“医学启蒙”的独特题旨。在此前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哪部小说，这样以文学方式全面整合医学政治，说夏敬渠独持创见也不为过。而以小说为医，夏敬渠在吴医谱系中则可以说真正独此一家了。我有理由推想，当夏敬渠在他的江阴故居结撰《野叟曝言》时，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医学发蒙》作为作品内在的思想基石和构架，尽管他是如此迂腐和冥顽。因此，这本医学著作，理应不能忽略，其“发蒙”之意味，无疑超出本书专业以外。

1780年左右，夏先生或野叟的故事，全面地经典地表达了“下医医人，上医医国”的中国士阶级文化观念，成为吴中医学文化的另类传奇与另类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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