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在中医药方中，有“民间方”一说，大概从宋朝开始吧。宋朝对中医中药特别重视，从医药管理机构到医学人才培训机构及研究机构，都较前代齐全。以药方来说，汉代的张仲景、唐代的孙思邈，都曾在他们的个人医学著作中作过比较完整的记述和研究，但与宋朝时期专门化、系统化的整理还是不能相比。宋代开局修方，其中规模宏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至淳化三年，由医官王怀隐、副使王祜等人编修出方书《太平圣惠方》，长达一百卷，书中载方一万六千余种；另一次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又编修出一部长达两百卷的《圣济总录》，收载医方两万余种。这两次修方，都是官方医药机构组织的，特别是《圣济总录》成书，宋徽宗亲自写序，从中更能看出强大的官方意识和统摄能力。既然有了官定的药方，那么自然也就有了局方和民间方的区别。本来中药药方的形成和使用，其根据都在民间经验，官定的药方，无疑来源于民间应用药方的广泛征集，差不多就像汉代乐府的歌辞出自民间传唱歌谣一样，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民间自然性、自发性转化为正统性、经典性的过程。局方既然确定了中医治疗的用药范本(比如从民间所献药方基础上所确定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人们便把局方以外的民间方看作偏方或草头方，它们得不到所谓名医的重视，被看作是一般草泽医人的专利，或者江湖郎中的伎俩。但民间方并不会因此消失，它对人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间方的神秘性。民间方在其流传于民间的特定环境下，往往被读解为秘方。只要有谁粗粗涉猎中医这个领域，那他一定会听到过不少关于秘方的故事。所有那些出自民间之口的秘方故事，都叙述了一个共同主题，即“医在民间”。人们始终相信，每一种神验非常的民间方药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扁鹊式的神医，他们踪迹飘逸，神龙首尾，但他们的确身在民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与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疾苦息息相关，并且由于他们善用奇方异术治病救人而得到民间社会的普遍尊崇。事实上，通过秘方的传言，你可以感到一种对中医的民间信仰，这样的信仰是难以用理性的概念来表达的，它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原始观点和认识方式。也许，秘方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成为一种对中医的民间价值富有魅力的解说。
　　
正经的医药史会不会注意和积极评价这种民间价值，也许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似可不论，因为民间方的吸引力始终引起另外一种目光的关注，这就是中国文人对它的偏爱，其中的意味也许更值得咀嚼。中国文人笔记中，记录民间方药，仿佛也从宋朝开始，可见文人们对于民间方药的兴趣，即在局方刊行之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大了。检阅两宋期间著名文人几十部笔记，前如苏东坡后如叶梦得，有关民间方药的记述不仅间有所见，而且还直接可读到他们对民间方药的见解。至于宋以后的文人，我所知道更有花功夫搜罗民间方药而成专篇和专著者，比如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高濂。他的养生著作《遵生八笺》中就为方药辟专章，名“灵秘丹药笺”，著者明白告诉我们：“自家居客游，路逢方士，靡不稽首倾囊，以索奇方秘药，至今篇篇盈盈卷帙矣” 。那种得意于民间秘方的文人意绪，表露无遗。而明末文人张岱更为超出，他在治文、治诗、治艺、治史之外，还热衷方书，在自编的《陶庵肘后方》序言中，张岱生动地介绍了他用心于民间方药的前因后果，是一篇关于民间方药的意味深长的文章。
　　
《陶庵肘后方》序里写他父亲得了伤寒，诸名医用消导药治疗，十八天勺水不入口，最后气喘舌短，胡须手一碰就断，眼看人已将死，这些名医一个个都溜了。这时来了一位民间老医人吴竹庭，诊断后出语奇诡，他说，我的医法可是很奇特的呀，别人根本不懂，就是把天下所有的医人都集中得来，他们也没有谁懂我的医法。你要不认为你的父亲死定了，我是不医的；我要不看你父亲死定了，我自己也是断断不医的。既然这样，死马当作活马医，那就让吴竹庭出手吧。他的医治方法果然奇特(如何奇特，请读原文)，经过一天一夜，波澜起伏，病人居然真的起死回生了。吴竹庭名声大著，不减当年神医扁鹊。序中接着借吴氏之口，写张岱对民间医人和民间方药的揄扬：
　　
曾记竹庭与余说，一日，梦中喧嚷杂沓，说上帝宴天医，多人赴宴，竹庭与焉。及在席，衣冠者三四人，而内多缁衣黄冠、乞儿贫子、鹑衣百结、提囊负笈之辈。盖草泽医人，其以丹方草头药活人为多，故天宴亦多此辈也。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推祟备至的态度。所以张岱才不惜花费30年时间，专意在丹方草头药，“凡见父老长者，高僧羽士，辄卑心请问，及目及诸病人有服药得奇效者，辄登记之……遂得四卷，收之奚囊。邂逅旅次，出以救人，抵掌称快”。张岱是十分相信“良医用药，多以意造”的，而草泽医人用草头药，正是这种“意造”的最佳表现，若要追问为什么，张岱云：“此中实有至理，殆未易一二为俗人道也” 。
　　
张岱及张岱一类的中国文人，原是深知“道在江湖”的道理的，以这等见识来看民间方，宜有见道之语，而非仅仅限于医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