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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范文正公留下一个信念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费振钟


千里之外,又起一个话头。

当年范仲淹希文先生,二岁就离开姑苏生身之地,随同母亲一道去了山东淄州。命中的苦孩子出身,从小便知道用功读书,长大好做一番事业。那时,他的名字还叫朱说,还在寒窗苦读之中,也许受了典籍上先贤事迹感染,他预先定出一个理想,将来一定要争取做宰相。这样的话,一般都藏在心里,不太敢对人说出来,有一回范仲淹还是忍不住,就在他读书的山村小庙醴泉寺问了一卦。谁知卦辞上却说他没有这样的机遇,范仲淹不服气,又追问一卦,卦辞仍然如此,这不免让他有几分失望。范仲淹原是一热血少年,想当宰相的愿望,也不单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因自己身世低微,被人耻笑,便感到社会特别不公正,他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谋幸福的。然而,莫非这么一点心愿,老天爷竟不肯成全么?好在范仲淹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浮华少年,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心思一转,便说出了让后世众人特别敬佩,也为后来许多读书人指点了人生路径的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不能做一个最好的宰相,那我就做个最好的医师。这种二者必取其一的思路,是在中国文人“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路上,更进了一步,更有了积极进取的风度。古时候书上有“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话,但范仲淹的说法显然别出心裁更具个人创见,他为中国儒学的用世哲学拓开了一个新理念新境界。真正是有志不在年高了。

到了范仲淹报告皇帝归宗复姓之后,离他做宰相的目标,虽然还有二十多年,但他在政治上已经渐入佳境,理想的实现已非当日的白日梦。这就是说范仲淹终究没有做良医,他的事业始终在边疆、地方与朝堂上的军事与政治,而非民间悬壶。这似乎有点遗憾。现在我只能假设,要是范仲淹真的在草野做一个医人,以他的认真笃实,和他的人民情怀,我不怀疑他会成为一代名医的。他既然能够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刻在滕王阁上,与刻在药葫芦上,我觉得是一样的意义。《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追叙范仲淹的事迹,还是稍稍简略了,其实把范仲淹与两宋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联系起来,或者有另外的发现和意味。两宋文人在政治以外,留心于医事的,实在不少,从宋人笔记里屡屡能见,其中以苏轼与沈括为最。苏东坡热心于方药之技,而且与当时的名医如庞安时多有来往;沈括把医药研究融入他多种科学技术研究之中,贡献显著。直到现在,中国医药典籍中还有《苏沈医方》,可知文人作为政治精英,其在医学一事上对于民瘼之关注,原出于共同的人道传统。济天下的意思中,也含带了民生的各个方面。东坡在他自己的笔记里,就直说他对医药的爱好,主要考虑不是因为他眼睛老生红眼病,而是广大老百姓需要有人关心疾苦。北宋一代能够大规模地开局修方药,未始不是由于苏轼这些文人的推动,其中想来也少不了前辈范仲淹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沈存中的母亲是苏州人,他在血脉上也不妨认为与范仲淹同为吴人。发现这样的家族历史,不免眼前稍稍一亮。有些我们需要寻找和解释的东西,藏匿得真是深啊。所以,要能让我杜撰小说,苏东坡既然决心托命阳羡,也可能在流放归还后到这儿设帐授医;至于沈存中,早已到达南方镇江府,却也不妨走出他的梦溪,过苏州府探探亲戚,顺便继续访一访这儿的民间老医,以使他在医学上获得更多经验,也是活到老学到老。以他们两人为例,做了一回良相,再经历过贬官后,范仲淹若不是因为要孝顺母亲,他晚年也许会在故土东吴呆下来,为他筹画建设的范氏义庄的乡亲们看看病。凭他读得书多,做个医人也不难。有力的证据,记在北宋人方勺的《泊宅编》里,书中说,范仲淹夏天经常淘浚自家院子里的那口老井,然后放入一种叫做青术的中药,一次放好几斤,用来预防瘟疫之气。方勺差不多是晚范仲淹一辈的文人,他的记录有点像亲眼所见,让我深信无疑。

话到此处,且往回收。从宋代以前的医史上,可以看到吴地有上千个医人活动,但从学术专业范围内,我还看不到吴门医学的明显行踪。然而,我不太相信到了明清以来,吴门医学开派立宗,忽然就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翻检明清两代吴地名医有关记录,我发现吴门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成因实在医术之外。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一种很大的人文背景,它远远覆盖在医学之上。元末以后,由明再入清,几百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吴县、常熟、昆山、太仓、松江一带,一时名医辈出,以至早在明代中叶,苏州文人杨循吉在《苏谈》中就敢称“今吴中医称天下”。杨循吉虽说是狂士风格,他的话并非夸张,有理由说他确实了解从吴县的葛应雷父子、昆山的郁氏传人,以及王履这样一批医人在当时的医学地位。现在我不拘生熟,选择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将其家世履历简要排列出来: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1305——1353年,出身世代名医世家,父亲做过元代浙江医学提举,明史上说葛乾孙青年时代倜傥温雅,喜爱击刺之术,后来读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入仕途,转过来继承父辈的医术,成为明初著名医人。

王履,字安德,昆山人,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1332—?年。王履以画名世,是明代文人画的早期代表。但他又以医为业,曾在洪武年间任过秦王府的医正,其医学著作有《医经溯洄集》。

薛已,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人,1487——1559年。薛立斋的父亲原是府学诸生,因医术被征召为太医院院士。薛立斋自己也在1506年补为太医院院士,直到他43岁上从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任上退职,一直都是宫廷医师。薛立斋对医人文化人格的认识,有一句话亦足代表典型的儒学理念:“古人所谓,良医良相,盖兼体矣。”

吴有性,字又可,1561——1661年。说他活到100岁,尚要存疑。但吴有性确是跨明清两朝的老人。作为遗民,他在前朝就已声著杏林,于崇祯十五年写出了原创性的医学著作《瘟疫论》,这是他惟一传世之作,也是中国本土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那时正当中国南方爆发瘟疫,他的著作因时而成,正有其特殊意义。而吴有性名入清史稿艺术类,而不是以前史书中的方伎类,这一点尤有意味。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华亭人,1588——1655年。李中梓博览群书,青年时代读书应举子业,因为自己两个儿子被庸医误治而死,伤痛之下放弃仕途,改研医学,成为明清之际苏州地区一代名医。李中梓的哥哥做过明朝的大理寺评事,他的侄儿李延,亦由世事变更,先是成为江南抗清义士,失败后转而成为名医。

张璐,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苏州人,1637——1699年。张璐的祖父做过明朝的按察使,他自己年习儒兼习医,明亡后,这才放弃了读书仕进,专意医学。而且仍然保持他遗民的身份,隐居在太湖洞庭山十六年,回到苏州,随身携带了一轶医书,总其名《医归》。虽云医著,亦为自己人生归宿的总结。

尤怡,字在泾,又字饮鹤,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长洲人,?——1749年。尤怡青年时代是个穷书生,后来学医,为李士材的再传弟子。他虽然成为名医,但仍然不忘以文人骚客自得。常常写诗赋词,著有《北田吟稿》等诗文集,与当时苏州著名文人如沈归愚等人结为城南之社。死前尚留诗友人:“此后音法都隔绝,新诗哪得到黄泉”。

薛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扫叶老人,吴县人,1681年?——1770年。从他取这么多号,就知道薛雪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所以志书里叙述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工书画,善拳技。他之所以成为名医,则也因母患温热病,为了治好亲人的病,他就努力学习医术,终于技艺精熟。志书上还说,薛雪为人豪迈性淡泊,所以难怪他晚年一副退隐的样子,自号“扫叶老人”了。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吴县人。叶桂的曾祖父在明代是有功名的读书人,祖、父两辈为地方名医。他十二岁随父学医,十四岁父亲去世后,又跟着父亲的门人继续医学,十八岁以后更是广泛师法名医人,据说前后有十七位医人做过他的老师。叶桂的医学才能当日既精且奇,非一般名医所能比,在民间传奇甚多,说他是天医星下凡。温疫之学,到叶天士那里,因他的《温病论》一出,便达成熟之境。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迴溪老人,吴江人,1693——1771年。徐大椿的祖父曾应征博学鸿词,入翰林院,父亲仕途虽未发达,却也是地方名士。本来他完全可以继承家学,无奈不喜科举,甘为隐士。三十岁上,徐大椿因家人多病,便开始致力医学,于此而后竟成一代大家。徐大椿医述丰富,见识深邃,在医学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他的文学写作,却也不同凡俗,他的“道情诗”,连当时文坛领袖袁枚都大力推许。乾隆二十五年和三十五年他被朝廷分别召致京城,本可做一宫廷御医,但他第一回坚辞不就,第二回到京三日就逝世了。留下遗言“满径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也算求仁得仁了。

这十个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医人,作为明清两代吴医的代表人物,不会有太大争议,大概也不会授人以偏概全之柄。从基本的人文层面上,他们的事迹体现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与政治功业相对的医人事业,他们在个人选择上,共同承担了另外一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理想。在这个理想要求下,医术上升到了文化精神之中,并融入到特有的文化传承的历史河流。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家族,通过文化家族的世系传延,他们面对社会需求所作的人生选择,其实是暗中遵从于相同的文化信念的。这个信念其实也就是由一种文化积淀,并通过范仲淹说出来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它经由文化家族长期的教育、传导和影响,而愈加彰显与坚固。我们看到这些成为吴中名医的文化家族的后代们,他们无论在动乱之际,还是承平之时,无论因于国家社会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原因,对这个文化信念都有一种自觉的认同,即使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功名利禄取逃避态度,或者希望做一个隐士式的逍遥人物,但并没放弃“用世”之念,他们身体力行的方向,始终属于社会民生。惟此,从个人来说,名医才有可能,名医的学术才有可能,而通过医学学术汇流成派才有可能。吴门医学依赖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劲的文化信念做支持,才会在一时代蔚为大观。那些曾被研究者许为吴门医学的特征,如擅长撰述,如发明温病之学,相比之下,反而不甚要紧了。

当清代消亡,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逐渐瓦解之际,章太炎先生从排满的革命家,退居苏州授书讲学。想当年,太炎先生出道之时,抱着多么大的志向,革命之后却未能展示他经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但他犹以世医身份在苏州高张其术,其良相与良医之兼于一身,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象征意义,虽然太炎先生是苏州隔壁的余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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