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缪希雍的医学生活，从他患疟疾那天开始。像大多中国文人学者一样，缪希雍对于了解疾病的个人兴趣，大过于疾病给他带来的身体痛苦，当一场不期而遇的疟疾到来时，显然给了缪希雍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把儒学知识应用于身体思考和理解。儒者“修身”之义，这时候从修养道德，转为对于个人身体存在的解读，在从小受过儒学经典严格培养的缪希雍来说，这样的转换完全顺理成章不成障碍。就疟疾而言，中国医学在没有获取它的病原体认识之前，一直主要依据伤寒理论进行医治，张仲景的经典表述是“夏伤于暑秋必疟”。这种自然与身体的认知方式，提供了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同时也预留了更大的思想空间。因此，从新儒学的阴阳观念出发，缪希雍判断自己的身体疾病有着足够的知识条件。依据他学习和掌握的哲学方法，十七岁的缪希雍苦心孤诣，成功找到了他所患疟疾的病理，接下来，如何用药，是参照古方，还是另辟新径重拟新方？已经不费太大力气了。缪希雍很快治好自己的疾病。疟疾痊愈带来的愉悦，同样不只是身体的，而是思想和理论的满足，他很满意个人的知识修为达到某种技艺高度。1563年，在号称古虞的苏州常熟，由疟疾引起的一次医学思考，从而诞生一位“虞山儒医”，这事无须惊讶，纯属必然。
　　
　　
像这样故事，放在西方知识背景下，是不可理解的。一个本来准备读书应试的文章之士成为医人，并非通过专业方面的严格训练，其医学水准和能力不可能受到社会信任，当然更无法获取医师资格。然而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理解这样的故事则完全不成问题。知识的一体化和通约化，使得在学术与科技之间，不同领域几乎不存在疆界。至少医学与哲学与艺术与文章学，根本上被看作一回事。随着宋代新儒学兴起，《易经》作为哲学指导思想，其阴阳学说成为儒学宇宙观的核心，对医学影响巨大。医以儒命名，开启了中国医学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医学的技术价值判断提升到文化价值判断，儒医作为新型的文化形象，其身份更多得到社会认同与尊敬。所以，当缪希雍以儒医活动在明代后期，关于他所有的医学事迹，都不过用来作为反复而必要的文化证明。虞山之下，尚湖之滨，缪希雍的家世，父辈的功名，早丧带来的贫寒生活，以及到本地名宦赵用贤私人图书馆借书苦读等项事迹，被收录地方志书，虽其中尚有误传，亦不详论他为何不去科举仕进的原因，却也不妨碍他首先作为著名医人，载之史志，流存后世。
　　
在缪希雍的个人履历中，万历初期几年的北京之寓和南京之行，值得我们注意。二十七岁前，缪希雍在家乡差不多完成了必要的学习，该当外出游历了。早在嘉靖时期，就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未能取得功名的江南文人，纷纷离开本地，北上寻找机会。在京城的江南籍官员门下，聚集了一批怀着种种目的的文人，他们号为山人，成为重要的门客，参与到了大小政治生活当中。虽然没有证据说明缪希雍属于这等人物，然而受时代风气感染，他到达京城，却也不止于游学和增进医术。尽管有过他在北京施医治病的记述，但更重要的是，据说受当朝首相张居正改革经济的鼓励，缪希雍曾经给工部官员上过一份意见书，其中内容是建议朝廷在北方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生产。这份意见书是否付诸实施，尚无可考，而作为缪希雍在京城的政治活动之一，当首先要通过交结权力者，才会有这种上书之举。还有一件，似乎也须提及，苏州达观和尚（后来改称紫柏老人)这几年也在京城王公大臣之间奔竞，缪希雍这时是否与这个政治和尚交往？从日后缪希雍自称是他的弟子，并且为他牵连到“妖书案”死于京城狱中愤慨伤感，他们的交情极有可能始于这一时间。总之，这大约是万历三四年的事情，再过一年，他的同乡前辈，他曾借读过宋版图书的脉望馆主人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因试图阻止首相张居正夺情，受到严重的杖刑革职，这一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没有资料看到缪希雍是否与闻，但这件事无论如何对缪希雍都可能是一种打击。所以，万历六年缪希雍出现在南京，推想是从政治中心暂时撤退回来。不过南京的重要性亦不能忽略，至少这里有一些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官员，和一些思想文化上十分活跃的士人。缪希雍在南京继续他的交往，有关情况见于他的私人笔记。与常州金坛王肯堂订交，就是其中一件。王肯堂，官宦子弟，祖父王臬和父亲王樵都是进士。肯堂年齿小希雍三岁，青年才俊，跟着在南京太仆寺任上的父亲，读书问学，要不了多久，就会步入仕途。缪希雍与他倾心结交，有着关心时政民生的共同政治语言，更加难得的是王肯堂亦精于医学，这就让缪希雍敬意以外，多添了几分亲切。缪希雍甚至拿出自己研制的“资生丸”，慷慨转赠王肯堂年老体弱的父亲，表明他们彼此已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所以，1579年，缪希雍有移家金坛之举，猜想也是为了依王肯堂而居吧。王肯堂在万历十七年成为进士，与他同时进士的还有松江董其昌，南京焦竑，这样缪希雍与东南政治文化精英们的联系，眼见得越发扩大了。
　　
翻检过这些履历资料，也许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点注意一个医人在专业范围内的工作，审视和研究他在医学技术上的进展和创新，然而你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有关吴中儒医缪希雍的医学记录，仍然是那些与大多数名医没有区别的民间故事，仍然仅限于道德上的急人所难、施贫救穷、慷慨好义，或者遇一疑难杂症妙手回春式的传奇。这使我们终于感到不能满足。查询明史，缪希雍的名字附在药物学家李时珍后面，短短两三行字，泛泛称赞他“医术精深”，提名的著作为《本草单方》，其学术价值亦在于，根据个人经验再次考订药物加以使用。缪希雍除本草学著作外，还有《仲淳医案》、《方药宜忌考》、《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数种，史传皆省略不记付之阕如。想象一下，缪希雍本人会作何感想呢？他对自己一生真正感到骄傲的是什么？
　　
看来，缪希雍即使四十岁以后，在吴中地区以一代名医获致社会声誉，也只是民间未能深察的单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哪里明白时代大局政治风云？哪里知道医人缪希雍当此道德失常、政治动荡时期心中所系？通过缪希雍的个人笔记，我们知道他此时内心正强劲地滋长着为国为民的政治激情。凭借年轻时代在北京、南京的经验和准备，缪希雍在众人不甚理解的目光中走过去，走到十七世纪的政治场景里去了。他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东林。
　　
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地处今日无锡的东林，成为帝国南方的一个文化热点。该年，贬官离职的前朝廷官员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新修复了这里的一座宋代旧书院，邀请江南的学者名宿开坛讲学，自此兴起一场以重振道德文化为旗帜的运动。江南士人云集东林书院，声势壮大，以空前的热情讨论儒学经典。但在中国道德政治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讨论，很快就通过他们强大的道德主义理想诉求，扩大为社会政治活动。对朝廷政策的激烈议论，对当政者的不满与谴责，以及对在权力中心的宦官政治坚决抗拒，使东林中坚分子们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广受舆论推重，以致产生权力渗透和变更、取代之求，同时又让他们必然面对对手的攻击与镇压肃杀，政治处境极其紧张危险。六十岁的缪希雍在这之前与东林运动的学者，本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604年东林运动正式开始，到1626年东林人士遭清洗、东林书院被毁，可说缪希雍与这场道德政治运动相始终。我们不太有可能详细了解缪希雍在东林运动中的角色，也不太清楚他于东林有何重要性，这个仅仅在儒学正统思想和道德领域同气相求的群体，事实上并非专业政党，亦无统一的政治行动纲领，主要靠个人学术和政治、道德声望相互援引，连枝缀叶，结为联盟，对抗另外的权力集团。缪希雍出于自己的政治情怀，以医人身份奔走东林，也不过是一种道德自觉。当然他肯定明白，他与好几位东林重要人物如常州钱一本、金坛于玉立、长兴丁元荐以及本乡钱谦益等人的密切来往，业已让他处身于复杂的政治网络之中。随着万历皇帝去世，新皇帝登位后，帝国权力完全操纵到宦官权力集团手中，东林道德政治联盟与宦官权力集团的冲突达到顶点，流血和死亡既考验着东林士人的道德情操，也宣告了他们的政治失败。这个严重万分时期，一位人物的被捕与死难，对缪希雍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个人物就是缪昌期，缪希雍的同族，小希雍十六岁。
缪昌期万历四十一年才得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检讨。不久，发生宫廷“梃击案”，他指责几个故意混淆案件真相的政府要员，受到排挤，称病离职，从此被正式视为东林一派。到天启初，因东林头面人物于玉立的推荐还朝，任职礼部。天启四年，杨涟、左光斗等人发起对宦官集团首领魏忠贤的弹劾，据人报告，弹劾的奏疏就是缪昌期起草的，受此牵连，缪昌期被迫再次去职。第二年杨涟、左光斗等被魏氏杀害，随即缇提南下捕捉拿问缪昌期，天启六年四月昌期惨死狱中。缪昌期受政治迫害的过程，同时即是缪希雍与东林道德君子们共进退的过程。因为他身份自由，所以在设法疏通、营救缪昌期的行动中，他的活动十分频繁。有记录说，缪希雍为缪昌期事件，在京城与东南一带的要人们之间，通风报信，二三年间，完全一个东林重要的联络员角色。这些说法的可信度，还须更多资料证明，但宦官权力集团，东林的敌人们，注意到了缪希雍的踪迹，亦将他列入网罗拘捕名单，是可以举证的。这些名单有三五种之多，所开历的人员有多有少，增损不同，其中一份由后来江苏巡抚采进的《东林点将录》上，录有缪希雍的名字，他的名头叫做神医安道全。不用说，缪希雍作为政治反对派中一员，如同他的东林同道友人一样，在最黑暗的天启年间，承担了最大的生命风险。1626年，年近八十的缪希雍，受到通缉，在长兴一带过着逃亡生活。他身背药囊行走在太湖草泽山岭里，名副其实的“地下党”，知道他的人都传扬他是一位义侠。时过一年，缪希雍尚在躲避政治迫害，不幸去世，按中国传统的文化口径，他身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超过医学名声的道德名誉。
　　
单从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算起，到天启七年，也已长达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缪希雍医学经验丰盛之年，先不说他该不该，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政治上，势必影响医学专业上的精进。中国士阶级文化传统，在道德与政治的普泛性要求与局限之下，专业科技每多受阻，以医学一道而言，障碍尤重，难怪知堂老人议论说，受中国儒学思想以及科举取士制度下政治取向的影响，中国医人总不能甘心做专业医师，以致医学难有发展。此种情形，非独一人一事，考之缪希雍，亦多感慨吴医文化中的蔽惑与遗憾，明清医学之盛，延及后代，止于名医而已。
－－－－－－－－－－－既为良医，何必再求作良相，抱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