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中彦
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中有汝州“四知堂”，
三堂鼎立，神州国药飘香，何其风流、辉煌！
我站在古城汝州的老十字街口，思索着明末到清朝及民国时期这有趣的中国医药文化现象。这是公元2005年初夏的一天，阳光并不炽烈。闭目吮吸，被古韵濡染的街道仿佛到处飘溢着酒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千年的华夏文化穿越时空的阻隔，电影特写影头般飞逝而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堂风悠来，古训犹在，药酒飘香中，巍巍四知堂悠然惠临——
巍巍四知堂——悠久的文化传承
考察当年三堂鼎立的医药文化现象，我们不得不触及数千年华夏文化传承的话题。北京同仁堂于1669年由乐显扬先生创办，距今虽然只有330多年的历史，但他却秉承了“同修仁德、亲和敬业、共献仁术、济世养生”的5000多年华夏文化之精髓。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于1874年创建的胡庆余堂，虽然只有130多年的历史，但秉宗的“是乃仁术”、“真不二价”经营理念却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的“诚信”之精华。汝州“四知堂”1627年由杨其贤先生创建，虽然只有近400年的历史，但他恪守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堂训，却具有近200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四知堂”蕴含着数千年的中国廉政文化，传承着儒家文化中亘古千秋的诚信为本，货真价实之内核。
“四知”是中国官吏廉政自律的千古美谈。《后汉书》记载：杨震曾任荆州刺史，后调任东莱太守。当他前往上任时，路经昌邑，县令王密原是他保荐的荆州茂才。王密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以重金相赠，杨拒收之。县令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厉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为无知？”县令羞愧难言，携金而走。
杨震以“四知”为由夜半却金的故事流传甚广。自汉至今二千年来，杨氏后裔无不以杨震为荣耀，无不为“四知”而自豪。多少名流雅士，多少达官贵人，多以“四知”自诩，标榜自己为一代廉吏。公元1627年，“四知堂药酒”的创始人——杨震第59代孙杨其贤（安徽亳州人)把“四知”廉政文化与医药文化有机地融汇在了一起。杨其贤身膺朝中命官，兼通医术。其府
中使用有家郎、院公、仆人等，有人患了风湿性关节炎，痛苦难忍。为解除他们的痛苦，杨其贤广收民间治疗秘方，在一次外出中，偶得一药酒方，即让贴心人专门按方配制，让患病家佣服用后，果然效果良好。杨其贤为了炫宗耀祖，张扬先人廉政为官的品德，就把自己用秘方制作的药酒定为“四知堂”药酒。意在这药酒秘方只有“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并立下了世代口授儿子而不传姑娘的祖训。为了保证“四知堂”药酒的恒远质量，操守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美德，杨其贤手书：“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条幅作为堂训警示后人。自此，廉政文化与医药文化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传承。
扶贫济危，悬壶治病。“四知堂”药酒从府中传诸于世，其先人遵崇的是：只能用药酒来传名、修身、彰德，而不得当作商品出售、谋利，收取分文。施舍乡里，救助苍生，造福社会——“四知堂”药酒成为中国儒文化忠诚的传播者。
诞生：你这曾经辉煌的汝州四知堂
从安徽亳州到河南汝州，“四知堂”走过了一段堪坷曲折的历史。
“四知堂”药酒在安徽亳州盛名远播，德行于世，时人赞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药酒传至第四代杨天一时，亳州突发大水，加之朝政有变，天灾水祸猝临。家道中衰，苦于生计，杨天一不得不考虑把药酒作为商品用于交换和出售。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杨天一在作出这一无奈抉择时痛不欲生、羞恨交加的心境。祖上钦定的施舍品——“四知堂”药酒，到了他的这一代上不得不变成了商品，对于三百多年前的杨氏先人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阵痛。
阵痛之中的杨天一终于把“四知堂”药酒推向了市场。
为了谋生，杨天一携妇将雏，置药酒到西安开拓市场。一路行走，一路卖药酒。行至汝州时，药酒告罄。然而，慕名而来买药酒者还成群拉溜。杨天一想：若能就地刨来草药配制药酒，既可立马解除病人痛苦，又可解决生计困难。他于是到中岳嵩山采集号称“中华第一毒”的
乌头。乌头是“四知堂”药酒配方中的君药，采来了合适的乌头才能保证配制药酒。由于当时病人求药心切，时间催逼很紧，杨天一就改传统的冷浸法制药为高温法。冷浸法取
丁香制成粗粉，其它切片加工，装入布袋浸入610白酒中密封浸泡，夏季30天，冬季45天，春秋季节40天，浸泡期间每十天搅拌一次。热浸法：取丁香制成粗粉，其它切片加工，装入布袋内浸入610粮食酒中密封，水浴加热，使温度达到摄氏670，密封24小时，降至室温，轧榨、过滤残渣，合并滤液，同时取红糖适量炒至棕色，味苦，加入浸泡过的药酒内搅匀，静置沉淀5－7天，过滤，澄清液体即为药酒。
杨天一用嵩山乌头和高温法快速做出了药酒，满足了汝州病人的需要。这种方法配制的药酒疗效往往不佳，但用嵩山乌头采用传统冷浸法做出的药酒疗效神奇，药到病除。中药最讲究地道，因此杨天一和儿子杨太和就用不同产地的药材配伍进行实验，反复十数年，终于认同嵩山地产
草乌乃药材中上品。长期的业务往来，杨天一父子不但同登封的药农、汝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而且也深深地爱上了汝州这块厚土。1870年（清乾隆50年)前后，杨太和年事已高，父子再三酝酿权衡，终于作出抉择：举家迁出亳州，定居汝州。
安徽“四知堂”药酒从此落户汝州，汝州“四知堂”药酒应运而生，并自此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进尔走向了全国各地。
大槐树下的“金字招牌”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杨太和已在汝州定居二十个春秋，由于时局动荡，社会不稳，民不聊生，汝州“四知堂”药酒在杨太和手里并没有大的起色。杨家辛苦一年，只能勉强糊口。
1890年春，怡人的春光里迎来了汝州“四知堂”真正的春天。“州官
嫁女四知堂”——为四知堂的经营罩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时为州官的汝州知府师爷（知府副手)张忆绍（浙江绍兴人)将千金张录嫁于杨太和之子杨凤旺。宦官之女入柴扉，杨太和倍感荣耀无比，设宴广邀亲朋故里，焚香祭祖，将四知堂大业传于杨凤旺。时年杨凤旺35岁，张录17岁。
杨凤旺接管四知堂十一年间，在贤妻扶助之下，在州官大人的关爱之下，不负众望，潜心经营，使汝州四知堂名声
雀起，生意兴隆。
天道难测，1901年46岁的杨凤仙病逝，刚怀身孕的杨张氏从丈夫手里接过了四知堂家业，开始了险此中断的传承。在焦灼的企盼中，7个月过去了，杨张氏分娩了：又一个四知堂的传人——杨德新（第六代传人)呱呱坠地。
四知堂笑了！
杨张氏笑了！
张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不遗余力地继续开始了四知堂药酒的经营，昭彰堂风，重振堂声，再兴堂业——弱女子柔肩承大业。
虽然丈夫病危期间把验方秘术传诸于她，虽然她已掌握了制作的工艺，但由于药酒的制作异常保密，不但是在夜暮中独屋闭门掩窗操作，翌晨休止，药酒残渣及时掩埋，而且药酒原料也要分散攫取，不在一处，特别是药酒的主要原料乌头，则要亲自到嵩山深处收购。而张录一则“坐月子”身体虚弱不能亲自去购药，二则最重要的是家庭突然变故后，分家时她只继承了地产，在特定条件下方能经营药酒生意。因此，药酒经营由杨德新的哥（同父异母)经营。这期间药酒兴衰交替，最终因质量问题出现了危机，销路受阻，盛名下降。
1930年，在药酒经营跌入低谷之时，杨德新继承父业，在母亲言传身教下开始制作药酒，号“老四知堂”。母子二人严遵古训，特别是在中草药购进、炮制和泡制上，讲究货出地道，如法精细炮制和泡制，一点都不得马虎。草乌必用嵩山之阳石缝中或其它背阴之处产的“母子娃”嫩药，毒性小，疗效大，并且采集有特定的时间，泡制、存放有特殊的要求。
当归必用陕西潞州产的，良
姜要用台湾产的，丁香必用进口的南非产品。由于由来已久的供销关系，杨家世代与嵩
山药农形成了深情厚意，药农们攀崖爬壁采集草乌供货，才保证了药酒质量。
在母子二人精心合作和苦心经营下，四知堂药酒重新焕发了生机。到1940年左右，“老四知堂”药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46年至1956年，这10年间，如日中天，四知堂药酒步入了鼎盛时期，声名显赫，生意红极一时。产品销往东至哈尔滨，西至乌鲁木齐、拉萨，北至
呼和浩特，南至南宁、广州、海南岛，辐射全国，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在传媒闭塞，交通不便 的条件下，四知堂药酒年平均销售量达几十万瓶，外地商贩来汝州购药酒者也陡然增多。他们把这些药酒买出汝州后，成三至五倍地高价出售。在暴利驱使下，洛阳、开封、郑州等地的“老汝州四知堂药酒”冒牌药店出现了，汝州模仿者也随之而起。当时汝州城内就有7家生产销售四知堂药酒的门店。一些模仿生产的冒牌经营者为牟取暴利，四处张扬，一时药酒市场真假难辨。
面对不正当竞争，张录坐堂不乱，严守药酒信誉。坚持遵古炮制，严把配制质量。每年农历九月末至十月半仍到嵩山深处向药农购买乌头，以地道的草药，严谨的堂风，师古的炮制和泡制方法，货真价实的经营理念，维系着药酒的质量。
此时的杨德新已能独挡一面，张录也由一个青春女子变成了一个“麻脸老太婆”。张录年幼时患
天花，故脸上有麻点，“老四知堂”门前有棵三人方能合抱的大槐树，春来
槐花飘香，夏来浓荫匝地，巨冠如伞，庇荫世人。老年的张录常坐在大槐树下，看人来车往，日出日落，春去秋来；听叫卖声声，尘世喧嚣；闻药酒馨香；叹韶华疾逝；嚼沧桑岁月，品五味人生……一双昏花的老眼洞穿闹市，紧盯着四知堂古老的堂风条幅……
人间自有公论。由于“老四知堂”恪守质量第一的堂规，配制的药酒疗效神奇，为世人赞道，外地的药酒商贩到汝州，非大槐树下“麻脸老婆”家的药酒不要。作为遗腹子的杨德新，父亲去世后一直由母亲张录加工制作并经营药酒。母亲坚守信誉，久久为功，外地商贩就以她脸上的麻点为记，到她的店内购药。
大槐树下的“麻脸老婆”——成了那个时代“老四知堂”药酒响当当的“金字牌号”。
张录仙逝于1961年，享年88岁。斯时，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
四知堂身后那一串串神奇的故事
四知堂走过了近四百年的风雨里程，如今已逝去了那曾有的辉煌。然而，漫步的汝州十字街口，我似乎又嗅到了那悠然飘来的酒香。汝州人仿佛还沉浸在那段足以津津乐道的历史之中。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村头，从要员雅士到商贩村妇，人们还在引以为豪地叙说着四知堂药酒那一串串神奇的故事——
传奇之一：陈州知府悬椅
清末时期，四知堂药酒盛名远扬，外地一些经营四知堂药酒的店铺竟伪造药酒，冒充牌号，非法谋利。而真正笃守信誉，经营汝州正宗四知堂药酒的唯陈州（今淮阳县)的宋长嵩、宋长有，山西省绛县的曹发章等。陈州知府以包公为楷模，为官清政廉洁，百姓有口皆碑。然而，他的独生子从小患半身不遂，年满8岁，尚躺在座椅里。知府遍求名医诊治，均无疗效。后获悉宋家兄弟经营汝州四知堂药酒，专治半身不遂，周身麻木，就买了两瓶试用。州官没有想到一瓶经用完后，小孩麻痹部位开始
发热，并会活动，两瓶药用完后，儿子已能下地走路，和正常的儿童一样疾步如飞。知府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就亲自把自己大堂内的座椅悬挂在宋氏兄弟的药铺店内，并当场手书：“此椅在，本人在”，署名加印，制匾悬挂。州官悬椅宋氏兄药店，下令任何人不得无故打扰生意。这举动哄动了全城，一时街谈巷议，汝州四知堂药酒也不径而走。宋氏兄弟把药店更名为“四知堂”中药店。宋氏兄弟以座椅为记、为荣、为励，诚信经营，生意愈发兴隆，遂成陈州殷富。1952年，四知堂药酒第七代传人宋长年随父到淮阳（陈州)县城送药酒，见座椅仍然悬挂如初。文革中座椅被当做“四旧”被红卫兵毁坏。
传奇之二：煮瓶求医
1941年（民国31年)秋，汝州大旱，庄稼颗粒未收。为讨荒求生，这年初冬，胡宝随母亲南行乞讨。一天傍晚，走到湖北枣阳城北郊六、七华里处，饥寒交迫，一双小腿像灌了
铅再也走不动了，母亲只好让停下求宿。胡宝用瘦小发黄的小手敲开了村西头一家柴门朝南的人家。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面容慈善的老大娘。她问明来意，便把胡宝母子二人让进了屋里，坐定后，当她得知胡宝母子二人是汝州人时，眼睛发亮，即时安排晚饭。正吃饭男主人回来了，50多岁，身板硬朗。男主人说：“真是天不转人转，汝州大恩人到家了，我得好好谢谢！”
主人热情款待，如坠十里烟雾的胡宝母子坐卧不安。饭毕，主人说明了原委，男主人姓李，名仁义，20多岁时夏天在麦场席地过夜，得了关节炎病。疼痛难忍，日益严重。30多岁上又因吃冷食患了胃病，发作起来，疼得变脸缩色。后来，一位亲戚来家见状说，前几年汝州友人来访，送给我两瓶“四知堂”药酒，说治疗风湿病很管用，你不妨试试看。不过，不知这药酒是否对胃病有效。李仁义得到四知堂药酒后，如获至宝倍加珍惜，每天按时服用，六、七天后患处发热，但疼痛却加剧了。坚持用药半个月后，身体感到舒服了。
一瓶酒用了50天，胳膊、腿、腰等关节患处都不疼了，而且胃病也好了，李仁义感到四知堂药酒疗效神奇，遂置买礼品到给药酒的亲戚家，亲自口述，亲戚代笔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往生产汝州四知堂药酒的杨家。李仁义身体恢复健康，和常人一样下田劳作。谁知第二年冬天，胃病复发，疼痛的呻吟中，李仁义说：“若还有四知堂药酒就好了”。老伴急中生智，在四知堂药瓶里灌满了水，然后放进滚水锅里煮，像熬中药一样煮了半个时辰，老伴把经过煮沸的瓶水倒进碗里放凉后，让李仁义日服二次，三天服完后，胃不疼了。李仁义逢人就夸四知堂药酒的神奇。次年春，李仁义又感胃部隐隐作疼，到汝州去买药酒，路途遥远，且家境贫寒没钱购药，老伴是个聪明人，就把瓶盖（软木塞)找出来，放进滚水里煮沸，然后让丈夫把汤喝了。从此，李仁义的胃痛再也没有犯过，李仁义到处大讲特讲四知堂药酒的神效。邓县一个中药铺主听说后专程到汝州联系进货，后在邓县专卖四知堂药酒，名声很大，成为富户……
胡宝母子听后，方知主人盛情款待，原是家乡四知堂药酒治病救人的缘由……
传奇之三：千里谢恩
1995年8月8日上午，北京电影制片厂学生陈际阳赶往汝州四知堂药酒厂，献上锦旗一面，上写：“灵丹妙药四知堂，千里迢迢救我娘。世代铭记恩人情，遥祝贵厂永流芳”。
陈际阳家居北京，1993年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认识一河南同学，无意中谈及四知堂药酒，引起了陈际阳的注意，其母患风湿病，膝部关节常年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常年遭受病魔煎熬和折磨。其母遍寻北京名医良药诊治，只见轻而不能根治。陈际阳听河南同学说及四知堂药酒后，立马和厂方联系邮寄药品。其母用药十天后患部发热，可疼痛加重。陈际阳知道这是药物有效反应，在继续吃药的情况下，还兼以外用，半月后疼痛减轻，用药两瓶就能正常行走，五瓶用完后，病根全除，人好如初，邻里传奇，全家高兴。陈际阳代表全家写来了感谢信，并建议厂方在北京设立销售点。其母康复，为全家带来了欢乐，陈际阳在其母的催促下，做锦旗一面亲赴汝州谢恩……
传奇之四：海南奇遇
1950年冬，张纪西随四野解放海南岛后住在海口市郊一农户家中。一天晚上，军民共聚闲谈。当张纪西说自己是河南汝州人时，房东就说：你们汝州的四知堂药酒太神了，十多年前，我父患风湿病常年吃药不好，后来朋友送来一瓶四知堂药酒，父亲用后疼痛明显减轻，但海南到汝州千里迢迢，没法再弄到药酒，直到两年前才又得到一瓶四知堂药酒，彻底医好了父亲的风湿病……
张纪西听后，就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一瓶四知堂药酒赠送给房东。渡江前夕，家乡政府慰问部队，给汝州籍战士每人送一瓶药酒，以备
伤寒或扭伤时使用。房东视四知堂药酒为神药，接药后千恩万谢，并设宴酬报张纪西。从此二人结为知己。
后经房东推荐，海口市医药局专程到汝州进药，自此四知堂药酒在海南岛盛名不衰。1965年前后，每年在海南销售几万瓶。文革开始后企业停产。1967年，药酒厂财务人员含泪从银行退回海南购药酒款26万元……
说不尽的杏林佳话，诉不完的四知堂传奇。
一波三折“四知堂”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台上，回望“四知堂”药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走过的六十多年风雨里程，真可谓一波三折。他历经了四次体制的嬗变，多舛的命运和第七代传人杨长年紧紧地联在一起。
今年58岁的杨长年是汝州四知堂药酒的第七代传人。在近六十年的人生阅历中，他经历了四知堂药酒的兴兴衰衰、恩恩怨怨，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艰难人生的磨炼。在不长的人生里程中，他却亲历了四知堂药酒经营体制的四次变迁：私人药房——公私合营——全民企业——民营企业。一次又一次的阵痛，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在四种体制的药酒经营中，他始终操守着四知堂谨严的堂风和遗训，在这艰难的操守中品尝着他的五味人生。
杨长年是闻着药酒香长大的。奶奶的驼背是他童年的摇篮，私营药堂是他童趣的舞台。新中国成立了，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实行扶持帮助，保护其利益，四知堂药酒营销依然红火。
在酒香和书香的熏陶下，杨长年步入了自己的金华少年。少年不知愁滋味，他一头钻进书香中，被大家戏为“书虫”。杨长年的州官舅爷张忆绍病逝汝州后，把数千多册的藏书全部留给了杨家。杨长年至今回忆起当年晒书的情景，似历历在目。他幼小的身躯夹着厚厚的线装古书走出书房，摊到阳光下曝晒，逮书虫是他最痛快的事，他把
扁豆般的白书虫从蛹中拽出，然后摔到地下，用小脚踩住，“噗”一声闷响，书虫便被剖肠开肚了。太阳落了，再把书一撂撂地搬回书屋，从街上买来金黄的烟叶夹进书页里。
那是杨长年最快乐的一段少年时光。然而好景不长，他便卷进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1956年1月公私合营开始了，父亲杨德新参加了无休无止的“学习班”。1953年已被吸收为县政协委员的杨德新政治开明，很快就献出了药酒秘方，并以实物及货币计904元入股药酒厂。四知堂药酒前店后坊经营模式结束了，“临汝（汝州)县四知常药酒厂”正式成立，职工近20人，其销售形式主要是靠邮局邮寄。作为富农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杨长年亲历了四知堂药酒经营体制的变化，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倍受“成份论”的歧视、煎熬和打击。勤奋聪颖的杨长年考上了初级中学，入学后因出身问题又被撵出校园，苦闷、傍徨、失望的杨长年被迫走向了社会，干零活，打短工。由于杨长年的父母在药酒厂工作，就以每年一两个月或断或续的机会到厂里干临时工，切药，炒糖色他是一把好手。别人三人一天炒三锅，他一人一天炒四锅，且能炒得恰到好处。随后杨长年经历了上山下乡，下放，招工到梨园煤矿干挖煤工人等磨难。1978年户口才从乡下转入县城，这年母亲退休，他接班才算成了药酒厂一名正式工人。从技术员一直干到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知堂”被列为“四旧”进行批判，所以药酒厂被迫更名为“临汝县药酒厂”。杨德新被作为“黑五类”批斗、游街。杨德新及家人无权过问企业经营情况，质量一落千丈，被省卫生厅下文停止生产。停产14天，收到外地来信196封汇款3000多元。由于不能及时供药，外地患者乘车千里赶往汝州购药。内蒙、东北一些购药者心情迫切，有的跪在厂门口哭求能买到几瓶药酒。购药者得知是上面不让生产时，纷纷到卫生厅直接要求恢复生产。不久，又出现了一百多名汝州老太太跪到省卫生厅门前请求恢复药酒生产的镜头，省卫生厅革委会虽然决定让其恢复生产，但企业元气大伤，质量、声誉严重受损。
1980年春天，药酒厂重新恢复“汝州四知堂药酒”的名字，并重新建厂，扩大生产规模，汝州四知堂药酒再次起死回生。第七代传人杨长年主持药酒厂全面工作，严把质量关，效益猛增，至1981年底生产药酒300多万瓶，产销两旺，感谢信雪片一样飞向厂里。然而，好景不长，同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四知堂药酒厂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和漏洞暴露出来了。“大锅饭”、“能上不能下”的分配方法和用人机制等问题，束缚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得不到保证，信誉下降，药酒滞销，企业年年亏损……
作为第七代传人的杨长年厂长跪在祖辈们的遗像前忏悔不止：儿辈不才，使四知堂大业难以为继……泪水滴落在衣衫上。那是1992年的一个冬日，从家里走到四知堂药酒厂的杨长年，看到工厂一片颓废，心如刀绞，走进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的一面面患者送来的锦旗，心中陡的升起了阵悲凉和怒气，既然四知堂药酒不能再继续为百姓治疾病除痛苦，还要这锦旗有啥用？他把墙上挂的锦旗取下来，把箱子里藏着的锦旗全部找出来，把柜子里珍藏的成沓的感谢信掏出来，统统的付之一炬。在汹汹燃烧的烈焰中，杨长年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奶奶在当年破“四旧”中被迫烧书的情景：奶奶跪在火旁，边撕边烧，那刺刺拉拉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响在他泣血的心里。奶奶边哭边烧书，整整烧了一天，2000多册的书化作黑色的蝴蝶飞上了天空。杨长年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那一天，杨长年烧毁感谢信15万多封，锦旗上千面。
岁月匆匆，历史的巨轮滚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1994年4月，在企业兼比、组合等改革的风暴中，由全国劳动模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周遂记创办的汝州市现代企业发展总公司兼并了汝州四知堂药酒厂。改革虽然艰辛，重振“四知堂”雄风的征程虽然困难重重，但周遂记并没有停步。企业注册了“四知堂”商标，并且更名为“汝州市四知堂制药厂”，并于1990年获得部颁标准。进入新世纪后，汝州市四知堂制药厂顺利地完成了企业改制，变成了民营企业，从私营药店到民营企业，刚好走了一个轮回。2002年12月企业获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2003年3月按照GMP标准设计的现代化生产线通过初审，药酒按国家中药命名原则更名为“
痹通药酒”。同年7月，四知堂药酒厂拿到了出口俄罗斯的第一张定单。
杨长年的眼里再度闪出了希望的亮光。
企盼：四知堂再度辉煌
我站在汝州十字街头的四知堂前，浮想联翩，神思悠来：北京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杭州胡庆余堂人则坚守：“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戒欺”教诲；汝州四知堂人则牢固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堂风。若单从文化的内涵去考察，三堂如出—辙。然而，从发展的现实来看，2002年同仁堂集团被国家工业经济联合会名牌战略促进会推荐为最有冲击世界名牌实力的16家企业之一，2004年资产总额达63亿元，销售额达50亿元，胡庆余堂秉宗奋发，以名牌产品胃复春为龙头的一大批高新技术产品在继承中医药理论基础上脱颖而出，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可观。当年三堂鼎立，天下闻名，如今二堂盛名犹在，唯四知堂黯然失色，声名渐微。四知堂落伍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承认的严酷现实。但从四知堂药酒的丰厚内涵来看，它大胆继承了中医中“以毒攻毒”的理论，并活学活用，用之奇妙。在治疗上遵循“留攻之，寒者热之”的原则，上助心阳，下补命门，内温脾脏，外固卫阳，“开辟群阴，迎合归含，”“果真有寒，无所不治”。在配伍上君臣配伍精当，作用各异，相辅相成，合为一剂，加上高度粮食酒及焦糖反复浸润化合分解，吸其精华，去其糟粕，药酒合二而为之，药酒借势，酒助药威，疗效大增，直达痛所，经络通，痰血祛，风寒消，病症除……凡此种种，它是不应当落后的。痛定思痛，扪心自问：四知堂为什么落后了？是文化的还是地域的；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如此种种原因？
痛苦的思索像蛇一样深深地啃噬着我的魂灵。初夏的风卷着热浪滚来，我焦灼不安地盘桓在四知堂前，思绪若烟、若云、若浪。可惜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可惜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土生土长在故乡的一个孱弱的“文人”，我虽然解读不出四知堂失落的原因——内在的，外在的，主观的，客观的，现象的，本质的等等，但我却固执地坚信：如此富有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的四知堂，在未来时间的跑道上像一匹黑骏马，一定会冲刺出去，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四百年过去了，在地面，四知堂虽然没有同仁堂和胡庆余堂那些高耸巍峨的标志性建筑，但他把巍巍的四知堂建筑在了无数百姓的心里。
啊，巍巍四知堂，飘然闻酒香！！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草毕于抱朴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