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裕生堂旧址所在地———桥东派出所。

2 任仲英先生亲笔书写的治霍乱方,上面详细叮嘱病人如何煎服。

3 任仲英先生亲笔书写的治气管炎哮喘方。


任仲英故居———象岭巷1-4号。


惠州市第二小学,任仲英在此曾任校长。


任仲英先生

       第卅玖期

　　贤氏春秋

　　擅长用温和处方治肾病、肝病

　　任仲英，中医医师，1903年6月生于惠州市惠城区，15岁开始跟随叔父、惠州著名中医任吉云学医。1921年在广东法政专科学校读书后到香港瑞义学校任教，1927年回惠阳县在法院当录事。1928年到1940年一边继续学医一边在惠州镇第二小学任教，1940年到1945年，先后任惠州第二小学、河南岸乡小学和博罗县曲范村小学校长并执业中医，1946年考取全国行医资格证后正式全职行医。1952年开始在惠州镇中医进修班学习1年，1957年加入农工民主党，1959年正式参加工作，任惠州市人民医院中医师。“文革”期间，任仲英因故受牵连于1968年自尽，享年65岁。

　　任仲英一直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为教育后代和群众治病做了大量工作，待人热忱，把患者当自己家人般照料，品德高尚，经常为他人看病不收任何费用。据1981年、1982年中华医学会惠州分会副理事长，曾任惠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的彭子延透露，任仲英擅长肾病、肝病的治疗，用温和调养的中医方法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许多重症患者因此被治愈。

　　鹅城浊议

　　“非遗”申报中民间的角色

　　从2006年开始，中国已有两批1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进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加上省市县三级保护体系，入选的可谓洋洋大观，在门外观望的更是如恒河沙数。在舆论看来，这股带有传统复兴色彩的文化热潮，与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大势，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非遗”事业，分两大块，一是保护，一是研究。从“在野”的质朴与混沌状态，到进入“体制”视野的保护与研究阶段，其中有一道关键的门槛：申报。如今国家经济发达，有钱给文化与学术事业，后者就收起小农经济式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和气质，开始一心一意钻研“申报”的学问。

　　申报，说明白了，就是“填表”。中国人的填表生涯，打记事到火化，并不陌生。但“申报”不是简单的填表，普通人填不了这些表，这不是义务，也不是权利，而是权力。这关系到体制认可，跟政治地位与经济实惠挂钩。过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要看经济的脸色。现在对体制下功夫，一举两得。

　　既然是文化遗产，那自然来源于民间，民间是“非遗”的温床与宝库。不只如此，在“非遗”的申报体系中，民间是初始环节，民间如果对当前文化保护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身边的文化传统的价值没有足够的了解，后面的程序对他们就没有意义，那些流光溢彩的文化遗产只能自生自灭。

　　知道周围的形势和自己的价值后，民间就要有足够的热情、耐心与理性去与体制打交道了。当前，“非遗”财富基本掌握在两类人手中：一种名为“持有人”，比如京剧，凡是能唱的，专业人士、票友、戏迷，都可以算，这似乎太泛了；一种名为“传承人”，这是很高级的，由各级政府认定的，还比如京剧，只有于魁智、李胜素这样水准的，才能成为“传承人”。

　　到了“传承人”份上，“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政府意志，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因此，申报成其为“问题”与“学问”，主要是对于“持有人”群体，尤其是那种地域狭窄知名度低的“非遗”的持有人，他们最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师刘根勤

　　王谢堂前

　　故居———象岭巷1-4号

　　在喧闹的步行街上，有一条韵味十足的巷子，它藏在闹市之中，时光静默地在它身上流逝，唯有那一栋栋依旧保存着尊严的楼房在诉说着沦桑的历史，而那条巷子就是象岭巷。象岭巷1-4号就是任家的住宅，任仲英1959年全家迁入此。原来的房子就在现金都酒店后面，当时警察局要征用，任仲英只有选在旧屋不远处换置了这所房子。

　　记者在步行街水门桥门一侧很容易就找到了象岭巷1-4号，原来的房子已被出租出去，被改造成一个个的食肆、商店。任仲英的次子任秉浩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这里是一面墙，里面有一个空地可以种花，以前房子也有一个大花园，由于父亲特别爱种花、种树，记得当时屋里有一个巨大的柏树，后来房子被要求搬出后，柏树不见了。父亲还是选择了带有大空地的房子，因为他还可以继续种花、种树。

　　行医———裕生堂

　　穿过繁嚣的市场，记者很容易就找到了桥东派出所的位置，这就是相传民国时期中药行裕生堂的原址。不过，现在这里人来人往，除了一幢6层的现代建筑外，昔日痕迹荡然无存，都被淹没了，还有多少人记住它当年的繁荣呢？任秉浩告诉记者，父亲曾在裕生堂坐诊，可惜自己当时年纪小，已经无法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了。

　　执教———惠州第二小学

　　惠州观澜小学（现在惠州第二小学的前身)，建于乾隆八年（1743)，归善（辛亥革命后改为惠阳县)知县陈哲在县城西南郊的西枝江畔创建。任仲英1940年到1949年曾在这里担任校长。据《鹅城忆旧》（惠城文史丛书之十)记载，上世纪初，在惠州小学里，观澜小学曾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遍布世界各地。

　　1940年春，任仲英先生任该校校长时，正处在抗日战争艰苦时期，学校搬至鹤峰镇第六保国民学校（现第四小学)，1944年，任仲英卸任时，学校由原来7个班发展到13个班，学生从200多人翻一番到400多名，教职员工将近30人。

　　现在的惠州第二小学位于塔仔湖路38号，经过几百年的时光，它从一个书院、私塾，发展到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学校，时代的洗练让它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带给它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不知道任仲英校长看到如今的第二小学，会发出怎样的微笑？

　　行医———中山南门诊部

　　位于中山北路的惠州市人民医院中山南门诊部，以前叫惠州镇联合诊所，任仲英先生解放后就一直工作于此。与以前不同的是，眼下门诊部拥有5层的现代建筑，是一间综合性门诊部，各方面的医疗设施也显得较为先进。

　　据悉，惠州市人民医院中山南门诊部是解放初期政府把原本各自行医的医生们召集在一起集体行医的互助卫生医疗组织。当时小小的门诊部名气可不小，虽然设备简陋，但却因为汇集了惠州许多名医，有的病人为了挂号天未亮就到门口排队了。

　　纪事本末

　　出身中医世家

　　任仲英出生在一个祖传医学世家，父亲任翥云、叔叔任吉云、任宾云都是著名中医，这为任仲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医环境。从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个人生平简介中可知，他是15岁开始跟随叔叔任吉云学医从而走上医学道路的。据其长子任秉炎回忆，任仲英先生是从1946年开始全职行医的，“父亲当时考取了国民党考试院全国行医证后，正式全职从医。我还记得，那张证书的样子，有两张A4纸张大小，上面有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像，父亲很珍视他，一直保存着，可惜后来‘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后，就不知所终了。”

　　治疗肾肝最拿手

　　跟随任仲英学了两年中医的惠州市人民医院西医师谭佛坚先生告诉记者，任仲英先生医学精湛，他治肾病、肝病的药方十分灵验。当时市政府有一干部，肝硬化腹水，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很严重的病，任仲英先生硬是用中药调和的方法挽留了病人8年的生命。任仲英先生把患者看成自己的家人，对于他们有求必应。有些患者无法到医院看病，就请任仲英先生到家里看，任仲英先生因此经常都是下了班或节假日送医上门。他常常对我们说，医学要精通，才能看好病人，对病人负责，用药要准要用心，这些教诲如今依旧受用。

　　从教成就辉煌

　　与其他医生不同的是，任仲英并不是只有医生一个职业。据任秉炎透露，1924年，年届21岁的任仲英到香港谋生，曾在当地一所学校任教，从此教书育人与从医救人成了任仲英人生的两大主要职业，此外，他还曾在法院、茶楼工作过。

　　任仲英先生1940至1945年，曾先后在惠州镇第二小学和河南岸乡小学、博罗县曲范村任校长，他的从教成就至今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或许许多惠州人都记不清观澜小学的名号，它是现在惠州第二小学的前身，建于乾隆八年（1743)。上个世纪初，在惠州，观澜小学是一所鼎鼎有名的学校，它培养了不少人才，遍布世界和祖国各地。

　　1940年春，任仲英先生接任该校校长。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艰苦时刻，原校址被东江游击指挥所占用，学校搬至鹤峰镇第六保国民学校（现第四小学)，其时名字为“惠阳县鹤峰镇中心国民学校”。

　　据《鹅城忆旧》（惠城文史丛书之十)记载，当时学校有一至六年级7个班，学生200余人，课程除了原有的国文、修身、数学和英语、商业、音乐、劳作、体育、图画、卫生等学科，还增加了公民一科。由于战乱，学校设施非常简陋，甚至连基本的学生课本也无法及时供应，纸张文具也十分缺乏，教师薪水和学校开支只能靠学生缴交的米和政府的补贴维持。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处境中，任仲英校长带领师生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教学上的好成绩，几届高小毕业生，几乎全部考上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博得广大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好评。

　　西湖说稗

　　烟纸写药方救活垂死病童

　　“父亲看病救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轻松用几味药就救活一个被医院判为不可救治的病人”，任秉浩先生告诉记者，“一次，父亲在大通药行行医时，中午下班回家，在路上碰见一熟人，父亲见她有气无力、神情哀伤，就打听是怎么回事。那人哭着说，她的孩子得了重病，医院说救不活了，要求家里人抬回去。父亲听后，详细询问了病情。由于当时在下班途中，身上没有带纸，父亲随手撕了张烟纸，在上面写了几味药，并叮嘱如何煎服。几天后，小孩的病奇迹般好了。

　　从不收诊金一心救危扶困

　　“父亲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我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天深夜，哥哥生病发烧，急需冰块。但在当时，冰块还是稀罕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冰室，可又正值深更半夜。父亲没有其他办法，还是上门去敲了冰室的门。门一打开，一看是任医生，主人立刻热情招待，父亲也顺利拿到冰块。父亲到外面很受敬重，我想这和他多年行医救危扶困，不收诊金有关。”现在过了几十年，经他看过病的群众也还会记得他。记者在采写本文过程中，一提起任仲英先生，听到的评价都是他救死扶伤、医德高尚，不收诊金等等。

　　据任仲英学生、曾在任家借住过6年的杨质华先生介绍，经常有病人到任家来求诊，任仲英无论多忙、时间多晚，还是会先把病号看完，而且不收取分文。“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宁愿自己辛苦，都要把病人看好了再说，”杨质华说道，“特别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患者一般没什么钱，任仲英无论富贵，一视同仁。有的被他老人家治愈的病人逢年过节，会送一些番薯啊芋头的当作谢礼，仅此而已。”

　　名门家乘

　　“父亲是个温和而又严厉的人”

　　任秉浩（任仲英次子)

　　父亲的“排石汤”很灵验

　　记者：中医不分家，您父亲最擅长哪一方面呢？

　　任秉浩：就像你说的，中医不分家，所以每一位医生都必须要具备全面的知识，而且中医也是一个整体的医学，哪里都分不开，但是医生还是有区别，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和擅长的东西。像我父亲，他比较擅长的是肾病、肝病、胃病，他的“排石汤”受到同行的肯定。记得他一同事曾告诉我，父亲治疗肾病的方子很灵验，可惜现在这些东西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都复不存在了。我父亲医治病人都很小心、谨慎，从来没有因出错而产生医疗事故，这一点在当时医学界也是十分难得的。

　　因撒谎半夜被罚跪地

　　记者：能说说父亲在您心中的形象吗？

　　任秉浩：父亲是个很温和却很严厉的人。温和是他待人处事的方法，他是一个低调、谦和的人，对患者具有“父母心”，总是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中午回家，家里面已经聚集了十来个等他看病的人，他二话不说，坐下来就先把病号看完，等到忙完都下午1点多了，才吃饭，而且经常如此。对于我们小孩，他却是个严厉的父亲，他要求我们拿筷子要标准，饭要在饭桌上吃，不可以吃饭的时候随便乱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说谎，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一天下午，我和同学跑到江边去钓鱼，父亲因为怕我们有危险，是不让我们去的，所以我们只好偷偷地去。回来后，当时和我一起去的同学并没有立刻回家，到了晚上，他的父母很着急地到处找他，就问我下午有没有和他在一起？我撒了谎，说没有。后来，事情还是败露了，父亲知道我不但去钓鱼还说谎，很生气。已经是半夜了，还罚我跪地，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我知道，父亲对我的严厉也是出于疼爱。

　　没有继续父业很遗憾

　　记者：听说父亲离去得很突然，有什么遗憾吗？

　　任秉浩：“文革”期间，父亲受到牵连，他一生清白却遭到非议，承受不住压力，自己放弃了生命。他走得很突然，接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惊呆了，哀伤难以言表。父亲走了，留下了许多遗憾。他的一些照片、医书、遗物，都在几次动乱中损失殆尽。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怎么继承到他的医学。大哥现在也从医，不过大多是他自学的。当时我是父亲挑选的，想培养我走医学道路的。我在他带领下看了几个月的书后，他就再也没有时间督促我学习了，所以行医这条路我没有好好地走下去，太遗憾了。

　　月旦偶评

　　“任老师常常只开6到8味药”

　　杨质华（原惠阳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已退休)

　　在他家白吃白住达6年

　　记者：您怎么与任仲英先生认识的？

　　杨质华：1944年任仲英先生到博罗曲范村小学任校长，我当时是他的学生，就这样结缘的。当时那个小学还属于私塾性质，没有新学、新书（数学、科技等西式课程)，是任老师带着新书来到博罗教我们新学问的。我家里很穷，13岁那一年，在他的帮助下来到惠州读初中、高中，由于经济拮据，任老师就让我吃住在他家长达5、6年，分文不收。

　　老师用药很温和精炼

　　记者：您作为他的学生，跟随他学文化、学医，怎么评价老师？

　　杨质华：他是一位好老师，给我们带来新学，很负责任、很有耐心、学问好。当时我们在他教导下学得特别快，他用一年的时间教会我们5年的课程。除了教书，他空余的时间就用来行医，他医术高明，擅长肾病、肝病的治疗，讲究固肾、平肝、滋水的温和调理方式，准确问诊、开药。用药温和精炼，常常只开6到8味药，村里的人很多吃了他的药，病都好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看病不收诊金，不求回报。

　　任老师待人温和、善良，却也严厉。记得住在他家时，他严格要求我们晚上不出门，怕有危险。他也提醒我们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躺着看书。

　　老师不但教书还育人

　　记者：您还记得任老师说过哪些话令您印象深刻吗？

　　杨质华：他不仅教书还育人，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的品德，教我们不做不规范的事情，待人要有礼貌。现在想来，自己做人处事中为人民服务，不计较报酬等道理很多都源自于任老师。

　　记者：听你的语气，您特别敬重你的老师？

　　杨质华：是的，是他带我走出博罗，在我穷苦的时候为我提供吃住，而且是长达5、6年，分文未取。后来，他还给我找工作，介绍我去第四小学当老师。可以说，任仲英先生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因为他的善良、认真、尽责，他用自己的行动语言影响着我成长。

　　
AⅡ08-09版采写：本报记者曾妍虹

　　
AⅡ08-09版摄影：本报记者陈伟斌

　　
感谢彭子延、钟承斌等专家学者对本文采写的支持和帮助。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