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8年6月末，毛泽东住在中国东南城市杭州西湖边的汪庄。汪庄原为一位安徽籍茶行商人汪自新1927年建起的别墅，在著名的南屏山雷峰塔下，三面临湖，风景殊胜。1950年代经过改造，其时已成为新的国家政要在南方主要休假地。毛泽东本人很喜欢这里，这里的环境与情调可能与他的诗人性情相当投合。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与习惯，1949年后至晚年，他每次从北京外出，几乎都与重大的政治决策有关。但1958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大跃进，值此重要的政治气候，毛泽东南下杭州，政治意图如何，不是我这篇文章关注的问题。重要的是，毛泽东在6月的最后一天深夜，久久未能睡眠，虽然这符合他长期夜间工作的习惯，然而这一次却因一件医学卫生大事，牵动着他的神经，让他心情激动无法入睡。像中国大多数文人骚客一样，毛泽东也忍不住要将他的强烈情绪赋以诗咏，于是他在凌晨，曦光初现西湖时，写成著名的《七律•送瘟神》二首。
　　
诗前有一个简短序言，说明毛泽东彻夜写诗的过程：
　　
“读六月三十号《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诗的内容当然是消灭血吸虫带来的感想，分两个可做对照的部分，根据中国古典格律诗的形式规定，自然成为两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君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该诗写成后，即于当年10月3日，由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标注的写作时间为1958年7月1日，这个时间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特定时间下，他的个人诗作，暗示着更多的意义，有待我们以后再申论不迟。
　　
余江县，是中国江西鄱阳湖平原上的一个不大的行政县。这里原名安仁县，1914年改名余江县。由于水系众多，遍布河沟水荡，血吸虫借助水草中繁衍的钉螺得以传染。余江县的血吸虫病传染历史，没有明确记录。关于余江血吸虫病的历史叙事，当时官方一般均称“解放前”，这个时间也可能从明、清甚至更早时期延至刚刚结束不久的民国。由来已久的血吸虫传染区之一的余江，从1956年“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医治感染的农民人群开始，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消灭血吸虫的“人民卫生战争”，1958年5月余江县基本结束了血吸虫病的传染史。
　　
应该说是新华社最早发出了关于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长篇电讯。该年6月29日的这份电讯，以“第一面红旗”做标题，表示对血吸虫疫区的第一次胜利占领，这种修辞方式来源于不久之前关于战争的隐喻。稍后，《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全文转载了新华社的电讯。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具政治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的转载无疑扩大了事实的重要性以及它产生的影响作用。但电讯内容中没有涉及到共和国卫生部，也就是说它回避了国家卫生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尽管卫生部对余江县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理应负有指导、组织和检查等专业责任。真实情况是，1956年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个人提议，成立了专司血吸虫防治工作的领导小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各地方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由党委领导的血防小组。显而易见，这个专门性的卫生权力机构，已直接置于党的决策人的权威之下。所以，余江县血吸虫防治工作的成果，最终理所当然归之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其中党在基层的代表余江县委是其具体的领导人民实践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卫生部得知余江县灭螺治病通过验收后，于1958年6月5日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一份贺电。贺电的内容并无不妥，但仔细寻味，因当时国家卫生部在卫生立场及其制度建设方面，重城市轻农村，值此消灭血吸虫之重大卫生事件，而未能负领导责任的情况下，似有作态之嫌。
　　
回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新闻文本，其中写到专业医学工作者，但也仅仅作为见证人和评论者出现。电讯引用“江西医学院教务长程崇圯教授说：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16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那些过去认为外国人不敢做，中国更办不到的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现在也心悦诚服,甘拜下风。”电讯明确写道：
　　
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过程。1956年春天，中共余江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勇敢地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苦战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掀起了全面歼灭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运动开始后，有的人没有看清这种巨大的变化，就断言“这个计划是吹牛皮”；某些科学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工作，也有悲观论调。他们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20多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别的国家的科学家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弄出个好办法，难道共产党能赤手空拳把血吸虫病消灭掉？”余江人民实践结果是，他们不但把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干起来了，而且也干好了。
　　
也许正是这样的表述，让毛泽东觉得欣喜以闻。他确实感觉到一种超强力量，从人民实践中被汇聚起来，成为改写历史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毛泽东本人一直相信并加以充分利用的观念。不仅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其时中共中央讨论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规定：“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在这样一种政治决策和国家政策双重要求之下，不仅江西余江，整个中国南方血吸虫传染区域，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南、湖北、福建，都被广泛动员起来，其声势和防治模式，实为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例子。从血吸虫传染区的地域之广大，以及血吸虫依托带感染的钉螺衍生之特点，如果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此“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那么最有力的方式是政治总动员下的群众运动，舍此则别无更好更有效的方法。50年代，共产党以革命胜利的威力，以及战争年代长期发动群众的经验，在消灭血吸虫这个列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卫生事件中，自然可以取得预期成效。至于与群众运动相配合的医疗技术力量，以及相应的医疗经济成本，在政治动员的模式之下，也不成问题。上海地区1957年的资料表明，少数医疗技术人员思想保守态度消极，但都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地方医院在病床和药物等发生困难时，也都克服了困难使患者得到良好的医治；地方政府还保证患者基本的生活需要，尽管这些钱有些并非全部出自专门的财政支出。当余江县以最为领先的速度，在此全面展开的血防战役中，插上“第一面红旗”时，也意味着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创造了它的第一个医学奇迹，而不久这个奇迹还要被南方各省接二连三的血防胜利所充实与扩大。
　　
毛泽东“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要用一种诗人的方式，亲自记述这个医学奇迹。实际上，无论是新华社播发的电讯，还是毛泽东这天晚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文本，都不可能满足以诗人自命的毛泽东本人的修辞与想象。一般而言，中国的文学传统习惯这样来处理重大事件，言之不足则歌以咏之。然而，如果仅仅认为毛泽东此刻不过有太多的激情需要抒发，那就太表面化了。毛泽东的诗人身份，只是证明他比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帝王更富有文学才华，而当代高瞻远瞩、意志超凡、力量强大的人民领袖和最高权力者，才是他的真正形象。当1949年他掌领这个国家时，人民利益与国家行为，统一在他的理性要求之下，这是无须置疑的。正是在此要求之下，作为一个思想者，毛泽东始终在利用各种可能性来重构历史经验，并试图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关于国家政治的理性结论。现在，就在毛泽东遥望南天之际，他深知这次医学事件，恰是一次千载未见的机会，于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气息与他心灵的芬香”结合起来，包含在诗歌情愫中的政治思想从笔端涌出，成为一次特殊的诗歌书写。
　　
我们没有具体材料证明毛泽东本人对医学和疾病的专业趣味。查毛泽东早年笔记，在1913年《讲堂录》中，他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毛泽东所述中西医学，只是粗略的文化比较和认识。江西时期，毛泽东关注过军中伤病医疗问题，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是战争知识的一个部分。比较重要的材料，来自一篇回忆录。该回忆录作者记述到，延安政权期间毛泽东与他的一些私人医生之间的密切交流。毛泽东因为久住窑洞，患有肩周疼痛，他和医生探讨了生病的原因，并在医生建议下避开从窑洞门外直接吹到他肩膀上的寒凉之风。但故事最后讲，毛泽东在当时一个重要的整风会议上，运用了医生的告诫，把某种与政治相关的风气，称为“窑洞里的风”。其实，毛泽东关于医学的认知，应该来自于中国历史。毛泽东本人一直以来精于中国历史阅读，这训练了他对历史事件的敏感与洞察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历史中有关医学与社会、政治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疾病始终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成为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道德和责任问题。而疾病造成的政治危害，对这位熟读中国历史的当代政治家而言，一定留下特别的印象。
　　
1956年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的血吸虫以及大规模流行的疾病，从历史情景上看，不仅是中国疾病史的延续，同时也是中国医学政治史的延续。看清这一点，毛泽东对以往历史及其灾难的评价，采用了最为严厉的否定性修辞。所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国家和社会的描述，通过比喻方法，展示了它最令人不堪的状况，以此唤起人们的厌恶之情，和政治以至道义上的排斥。这里，作者把血吸虫病这个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的解释，引向一种道德维度，暗示由于前统治者及其国家权力对于病疫干预的缺失，而导致社会混乱肮脏、人鬼颠倒的阴暗局面。这种修辞，由于诗歌意象的集中化和情感的强烈化，因而特别富于雄辩性，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引导人们的认知，激起人民的愤慨。这首诗后部分，作者还进一步从民间故事中加以剪辑，虚构“牛郞”与“瘟君”在“天上”这一空间里的相遇，通过反讽性的问答，达到对“人间”这个病态空间的彻底否决。因此，第二首诗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成功，也就理所当然了。作为强劲的修辞对比，不仅“春风杨柳万千条”具有一种春天光明的象征，“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在完美之治的意义上，勾画贤明的政治领袖与得到幸福的人民之间春风宜人其乐融融的关系。“尧舜”这个概念，在中国政治中有它的特定语义，毛泽东沿用这个概念，稍稍做了一点改变，把“六亿神州”作为这个概念的主词，而把“尧舜”作为动作性和判断性的宾词。这一改变，与毛泽东强调“人民”主体有关，但其政治语义并没有改变，这个语境关系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意志和愿望，在国家范围内带来的巨大政治效应，便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现在轮到他与“瘟君”之神进行直接对话了，当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一种胜利者的欢笑，以此证实一位政治家带领他的人民对疾病的绝对掌控和征服。
　　
此刻，毛泽东略施才学，明示此消灭血吸虫为疾病史上从未有过的医学卫生大事，而隐喻贤明政治在当日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在政治领袖与人民的关系的重述中，通过一种政治正确性重构了他的“人民经验”。但毛泽东的心意和政治想象，是否为读者所知，在他本人来说，由于绝对的自信，显得不那么重要。毛泽东写诗的同时，给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指示道：
　　
“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儿，或须作点解释。毛泽东七月一日。”
　　
毛泽东以擅长用典而为同时代诗人信服，他亦以此自诩修辞之深。信中“不要理他”的指示，不知收信人如何理解。但毛泽东的“宣传诗”之义，从影响角度上说，其实类似于一种公开性的政治演说。问题在于，三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这两首毛泽东谦称的“宣传诗”，在鼓动群体的情感方面，修辞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读者大众如果不能弄懂以上这些典故，又怎么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呢。我们对此无须担心，毛泽东的声名所具有的威望和感召力，已足以唤起读者大众无条件的信任和热情，而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要求读者大众理解他真正的思想理路。若干年后，对这首诗中的典故，注家们做过尽可能多的详细解释，然而也只在知识范畴，指出毛泽东对中国神话、民间传说、诗歌传统等有着天才般的熟悉，以证实“古为今用”之说。这就是说，毛泽东1958年为中国南方全民抗击血吸虫疾病写下的这两首《送瘟神》诗歌，作为特殊而重要的修辞文本，其内在“语言行为”以及“以言行事”的思想取值，迄今未能为人们所通晓。其原因部分为毛泽东本人高深莫测不欲人知的态度，部分原因则是我们缺少政治理论的有力分析，以致根本上忽视了举一国之力消灭血吸虫疾病这一重大医学卫生事件，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修辞价值。
　　
通常的解释，不会不注意到《送瘟神》二首的背景。直接的方式，也属于一种国家政治解读方式，显然会把它置于1958年的背景之下。这一年中国全面推行工业和农业“大跃进”，其动因来自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和驱使。针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意识到与苏联结盟破裂的可能，以及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烈自尊，中共中央制定了“赶超英美”的庞大计划。反映在农业方面，粮食生产的高速增量要求，关系到“大跃进”政治计划的落实。以粮食为主的农业扩容，不仅意味着解决六亿人的吃饭，而是工业化的基础。在当时经济条件下，舍农业则无从谈论工业化，尽管工业化中钢铁产量是迅速提升国力的标志，但粮食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国家大计”。
　　
中国南方地区，包括江浙、两湖和江西、安徽，历史上属于中国的产粮区，1949年后的新政权，仍然一如既往依赖南方的粮食供应，随着“大跃进”计划的构想、酝酿和展开，南方作为粮区的重要性越加突出。但至迟1956年，毛泽东和他在党和政府内的助手，就可能通过一些上报材料，发现中国南方粮区正被不停扩散的血吸虫病所困扰。血吸虫病覆盖了南方广大地域，疾病带来大量农民的死亡，以及众多青壮年失去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整个村庄的原住民“十室九空”，除死亡者外，活着的人由于对疾病的恐惧而抛下土地纷纷外出逃生。包括像苏州的吴江、上海的青浦这些太湖周边从前富庶的地区，血吸虫病的侵扰带来家破人亡经济萧条的严重后果，令地方政府谈之色变。
　　
稍前于此，上海、江苏苏州地区的统计数据，同样记录了血吸虫病对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人口减少，劳动力下降，对于主要依靠人力耕作的农业是极为不利的，没有足够劳动力，土地荒废，粮食歉收，势必严重影响农业快速发展。因此，在由中央政府制定的《1956至1957年农业发展纲要》条文里，把消灭血吸虫这一医学活动归到农业动员和计划中，可以看出国家利益攸关所在。如果说，以余江为先导的消灭血吸虫计划得以提前完成，那么它无疑解除了农业及粮食生产问题上的困扰，事实上更多成功消息，如毛泽东期待的那样从南方各省纷纷传出，这个结果对正在兴起的农业“大跃进”，才是真正有效的保证和促进。当“大跃进”中，我们得知，和通过无数“土锅炉”而与日俱增的钢铁产量一样，从中国土地上竟然“放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卫星”时，无论可信与否，更可靠的粮食数量统计，应该从疾病中解放出来的南方各省农村劳动力，以及相应的农业生产效应中获得。毛泽东以其中国农村背景所具备的常识，即已看出消灭血吸虫与解放农业劳动力之间的必然关系，所以他才能彻底浪漫而不失其真的在《送瘟神》中写出“天连五岭银助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以此夸耀借助于农民恢复了力量的身体所展示出来的农业大跃进的气势和成果。
　　
以上说明，外交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合理的转接，使中国医学传统与西方医学之间，有机会在新的语境下产生一次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交流，而针刺麻醉则以它特定的技术成功锲入西方医学科学之中，从而成为中国医学显示其“世界性”价值的象征。
　　
这还是就西方医学何以接受针刺麻醉的角度说的，从中国本身的角度说，则是历史记忆中的连续性叙事。当18世纪中国针刺术及其身体理论遭遇西方人体解剖学，其带来的后果是西方医学科学逐渐占据上风。在中、西医学此消彼长的艰难过程中，针刺技术虽仍然延存，但已率先失去它过去在中国医学方法中二分天下的地位。延至20世纪初的取缔中医之论，是代表西方医学向中国医学发起的最大一次攻击，尽管结果并未如论者所愿，但中医学的溃败之势却也无能挽回，其中针刺技术不免随之进一步流落边缘。我们不能从这个场景中深切了解中国人的心态，那些捍卫中医学的“国粹派”的观点和情绪，也不足以真实代表中国人对西方医学占领临床的回应，然而从民族文化心理上看，中国是深刻沉浸到这种医学的弱势和失败的感触之中的，只不过这种感触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观念所左右，而变成对中国医学科学性的怀疑和更大迷惑。1958年“中西结合”，在形式上是重建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平衡关系，但“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思维，却暗含用中国医学整合西方医学，借以改变民族文化近代以来积弱的历史，重振中国文化形象，以印证毛泽东一贯的民族文化信念。不过，这一切必要等到“文化大革命”方能完全外显和实现，因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使针刺麻醉这样的医学问题高度政治化，并在这种政治化中提纯为一种纯粹的文化革命理想。
　　
然而，仍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需待解决，即怎样将针刺的镇痛作用与真正的麻醉在“科学”理论上做出等值解释。在对身体的控制上，针刺经络穴位达到的“掩痛”反应，与化学药物注射产生的神经感知失能，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很容易通过“化学科学”得到解释，后者则由于物理刺激形成身体内部机能调控，因而难以用分析方法说明痛感被掩盖或消失的原因。可是，在20世纪现代科学的“正确性”要求下，针刺医学在对中国医学宝库加以挖掘前提下，却不能不在充分利用传统经络理论资源的同时，又要对它作出“科学”的认识和阐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中西结合”真正的症结和难度所在。按毛泽东1958年的观点，欲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这就是说中国的经络理论，首先要与西方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理论接轨，或者说要把对经络的认知，重新放在以上这些“科学”之下考察和研究，以获得新的解释。惟其如此，传统医学规律中的针刺麻醉“原理”，才不仅可以立于“科学”的不败之地，而且能够成就中国医学的新发现、新创举、新发展。1971年发布的针刺麻醉临床成果，当然以毛泽东的观点为准绳，众多研究文章和实验报告，最终结论都表明，中国医学的身体经络在生物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方面找到了“镇痛”的依据，从而“实证性”地形成了针刺麻醉新定理。
　　
然而，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解决难题的根本性方法，实非这些具体的“实证”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相信还有更高的思想来指导和决定一切。1970年开始，全中国都要求“学哲学用哲学”，此时被奉为当代思想圭臬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自然辩证法”。值此哲学盛行，并且要求投身“科学”，使哲学“科学化”之时，针刺麻醉的原理，一旦置于“自然辩证法”之下，不但立即与中国身体经络理论及其“辩证”观点接通了关系，而且还成为分析身体内部机能和疾病机理的“哲学”利器与不二法门。著名的美国左翼记者斯诺其时仍在中国从事他的新闻工作，他在题为《傲雪的红梅》的专栏文章中写道：
　　
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斯诺和中国一起欢呼针刺麻醉的伟大成就，但他对中国针刺医学的记述和理解相当混杂。不过，这段叙述倒很逼真，说明当时中国医学界已非常熟练使用诸如“外因”、“内因”、“矛盾”这类哲学名词，可见“自然辩证法”影响之普遍和深入。正因为针刺麻醉归于“自然辩证法”的实践运用之列，所以新华通讯社奉命播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我国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创造成功针刺麻醉”，用此长标题，我们当能知悉所陈何义。至此，针刺麻醉所遇到的医学科学问题不仅迎刃而解，其隐喻的时代政治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了。
　　
回过头再分析，当“文化大革命”进行五年之际，中国向西方公布针刺麻醉的消息，不能不说是一蓄意已久的政治计划。与东方红卫星成功发射代表的科技现代化一样，针刺麻醉以极少可以与西方医学较力的技术原创性，体现了中国70年代初持续高涨、达到顶点的政治信心，以及欲在世界面前一展中国强大形象的夙愿。至于宣布针刺麻醉成功的最佳时机，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故事。1971年前后，美国与中国正在戏剧性地运作秘密外交，基辛格为美国总统特使于1971年7月9日秘密来到中国，其随行记者中有詹姆斯•赖斯顿其人，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华期间阑尾炎急性发作，入院手术割除，手术次日腹部仍然疼痛，医生为其进行针刺镇痛，二十分钟后即止，詹氏大为惊讶，以为此针术实在神奇，为西方医术所未见，遂为文在美国媒体报告。其间基辛格闻知此事，在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中特意提及，以表佩服之意。基辛格此行洽谈妥当，16日由中国对外宣布美国来人消息，而次日中国便大张旗鼓公布此针刺麻醉成功之讯。此等情节并非巧合，恰恰反映中国当局的敏感，政治高层包括毛泽东，显然预见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势必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强劲反应，所以抢得先机，在尼克松必到中国之前，特意选定用此针刺麻醉的辉煌成果，再给西方大国领导人一个强烈的中国信息。说起来，国际利益关系其纵横捭阖是何等头绪纷繁，需要多少智慧以及谋略，然而当日中国决策人却也乐于以小见大，以针刺麻醉之微端，刺入国际错综复杂的关节之间，以突显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及其文化魅力，这或者就是政治之艺术。事情的进展果然不出所料，五个月之后，主动请求参观针刺麻醉手术的美国总统，除带回一纸中美上海联合公告以便向国会卸差外，还充当了一回可靠的医学“信使”，其后便在西方医学界和卫生组织产生连锁反应，终让中国此医学一役如愿以偿大获胜算。
　　
1971年《红旗》杂志组织发表一组专栏文章，讨论针刺麻醉技术，已经是针刺麻醉成功消息远播海外两个月后。专栏共刊三篇论文，《在针刺麻醉下为什么能开刀？》《关于针刺麻醉原理的一点认识》《对针刺麻醉镇痛原理的探讨》，作者分别为上海市针刺麻醉协作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红旗》为中国惟一的权威政治理论刊物，它之所以刊发医学论文，亦可见证当日针刺麻醉与政治必然联系。然而，就这三篇论文本身而言，与之前众多针刺麻醉研究报告包括早在1958年汇编的163篇论文相比，不见有多少新见，实属“应制”之作。它们的重要性，集中在冠于论文前面的“编者按”，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这份当年由毛泽东亲自筹划创办的刊物，代表中国最高政治理论水准和党的要求，它组发针刺麻醉文章，非仅与《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的对外宣言步调一致，而是对内起着政治督导作用，故其“编者按”以其最高理论权威代言，所起作用立刻显效，自此颁布医学政令，全国各医院凡手术，必须首先选择针刺麻醉，并且所有手术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以上以针刺麻醉进行———
　　
而1971年9月的中国，政治情势已发生巨大逆转。就在《红旗》杂志刊载三篇针刺麻醉论文，连同其强劲的政治按语的同时，毛泽东最信任的党内助手林彪遽然逃亡死于非命，这个意外的政治变动，使“文化大革命”的辉煌顿然失色，环顾左右，让毛泽东心情黯然，一时不知从何说起。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白内障进行针刺拔除手术，这可能是他本人亲自经历的针刺麻醉。手术过程中，毛泽东听着岳飞的《满江红》词以壮气概，直至最后成功，他对在场众人轻声呼喊：祝针灸万岁！据说毛泽东在1958年曾说过同样的话，那时他是高声说出来的，真是万丈豪情，现在毛泽东在差不多失明之际，不知此时他还有否同样的信心。
　　
但国家政治经济背景的解释，揭示出来是实践层面上的含义，它还不是我们需要从毛泽东作品中加以理解的政治话语。换言之，消灭血吸虫病的成功带来农业发展结果，只是证明了“国家应该做什么”这个实用的命题，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取向，也就是作为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建构什么样的理性观念。
　　
毛泽东的政治理性，来自于中国本土历史解读，以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当1945年毛泽东在一篇评论“政府”的论文中，初次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那时他对“人民”观念的解释，重点似乎还在于这个词语的“民主”含义。而到1960年，毛泽东向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年轻朋友再次表达如下判断：“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关键在后面的补充解释：“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可以看出，这个概念表达的变化过程，实际上表明毛泽东依据中国历史，不断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基础上重构着一种“人民”经验，并使之成为他对国家权力驱动的一种政治道德基础。1958年消灭血吸虫，作为一个令人鼓舞的“中国事件”，其成功的卫生实践，引起毛泽东的丰富想象和表达，其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为“六亿神州尽舜尧”。不能用通常的诗歌形式来讨论这句话，它在毛泽东的修辞中，具有特殊语法意义。毋宁说，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本质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映，从而体现他本人对当代中国政治坚定的解释。
　　
我在前面说过，“舜尧”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经验及其语境中是有确定的政治意义的，毛泽东接过“舜尧”这个概念，并非一般的对贤明美好政治的想象与赞扬，而是在“统治”和“德行”的内在语义上加以使用。消灭血吸虫作为政治的当代范例，为彰显这种“统治”与“德行”，做出了及时而恰当的说明。但重要之点还不限这里，与“舜尧”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六亿神州”借喻的“人民”，按毛泽东的思路，他把这场医学卫生运动的成果，解释为“舜尧”之治下的一个“人民性”的事件。它展开了两个层面上的语义，一方面由于“舜尧”的正确领导，“六亿神州”即“人民”摆脱了疾病的苦难，过上了美好清明的生活，于是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局面，另一方面则是“人民”通过他们的集体力量，创造并实现了一个“舜尧”的理想世界，这里由“人民”的政治性与“舜尧”的统治与德行之间的重合，使两者之间构成了共同的主体关系。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人民”经验，首先出自中国传统中统一的关于“人民”的概念。中国先秦经典作品里面，在绝大多数单音词中，“人民”属于少有的双音词，“人”表达类属，“民”表达身份，但这个概念的语义偏重于后面的“民”，其内涵是专制政治下的“臣民”身份。“人民”以“臣服”方式接受统治，并依赖和享有各种统治性的保护，其中包括健康的身体和卫生生活，中国历史上传颂的“尧舜”之治，即是“臣民”社会的政治榜样。但同时，“人民”的概念，也引发了中国先秦政治思想家如孟子的思想发展。对于“民本”理念的建构，即通过“民贵君轻”重构了统治阶级与“民”之间的关系，孟子学说中的重要内容。孟子甚至突出过一个关于“圣人”的道德普遍性理念，这位儒学的继承人说，理想的政治社会里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义理，当从这里而来。身为中国当代政治家，毛泽东的超常才能，既表现在他对这种“臣民”观念清晰的认识和批判性的认同，也突出了他对于“民本”观念的现代理性追求。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对于“人民”经验的重构，在1949年以后，利用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治领袖的权威，来重新界定“人民/臣民”观念，他通过赋予“人民”以巨大的道德意义（与舜尧等同)，对“人民”这个概念加以美化，从而主要不是定义“人民”，而是经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这一特殊的评价性语言，获得了一种历史与政治哲学的表达。这样，毛泽东以他独有的修辞方法，把“国家政治”合法地、道德性地转交给他的“人民”，并由此博得人民的信任和欢呼。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也给中国传统的民本理念贯注了中国式的现代主题。1949年后，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政体。以“人民”作为“绝对主义”政治理念下的国家基础，无疑是毛泽东把当代中国引向前行和发展的恰当的政治形式。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通过毛泽东《送瘟神》诗，通过1958年余江县消灭血吸虫这个医学卫生事件在毛泽东内心的反应，获得了一个合适机会，能够近距离地读解毛泽东的“人民”经验，以及这个经验在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毛泽东本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性。在我看来，不仅消灭血吸虫事件与“大跃进”之间，有着必然的利益联系，而且从这两者之间，亦深刻体现毛泽东欲领导中国并将其引入发展强大，所必要采用的政治形式。当日后人民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毛泽东挥手回应“人民万岁”时，这种领袖与人民，最高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互动，绝非限于情感的表达，实在是中国在毛泽东时期政治理念的深刻写照！
　　
然而，当消灭血吸虫事件，在毛泽东那里成为关于“人民”成功的经验，并得到一种浪漫主义表达时，显然遮蔽了它在制度层面的诸种矛盾。或者换言之，在全国人民被毛泽东《送瘟神》诗激起的欢呼与想象中，中国农村公共卫生问题，并未真正进入制度视野。如我在前面所写，血吸虫病并非仅仅是一种地区性流行病，需要对它作出的反应也不仅仅是一种医疗反应，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血吸虫病在地域广泛的南方农业区造成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国家如何利用现有各种资源，建立可靠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可是实际情况表明，国家的卫生立场与毛泽东的卫生立场，至少在1958年前已经显示了某种不协调，甚至是相背离相冲突的。这也是当时卫生部在血吸虫防治这一重大卫生事件中，在行政范围内位置模糊，不能实施领导责职的原因。1949年后新的国家卫生制度，既绝对受制于党的政治、经济决策，不能不将医疗卫生重点集中于城市和工业，复又脱离中国实际，不恰当地控制和紧缩在农村从业的乡土中医，致使人口为城市近6倍、卫生基础原本十分薄弱的农村，数年间因医学资金和医务人员严重短缺而停滞落后。与日渐发达的城市医院相比，单靠数量极少的农村诊所，根本谈不上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卫生制度。因此，消灭血吸虫兹事虽大，却不能靠现有的严重跛足的卫生体系来完成，必要另起炉灶，以党的强力领导，才能统筹解决。毛泽东当然深察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他对卫生部的不满也日甚一日，至1956年即借“中西医结合”公开批评，并迫使卫生部做了检讨，收回关于限制与裁减中医的成命。可根本问题却不在国家卫生部，甚至亦不在卫生部片面依靠西医发展中国城市卫生，但毛泽东惟按他的经验和意志行事，将不受信任的卫生部放在一边，以消灭血吸虫之事交与“人民战争”，用人民动员方式替代农村卫生体系。此举虽收效显著，在中国卫生史上也居功至伟，但也带来另一个后果，即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进一步搁置，当血吸虫病有一天在以前的区域悄悄卷土重来时，“血防”工作由于失去重要的政治支持而几乎成为一个空壳。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消灭血吸虫这一卫生事件中，其“人民经验”的政治有效性，一方面加深毛泽东对传统政治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方法的自信和依赖，另一方面则使他本人无意从全面的公共卫生制度上考虑农村卫生问题，他为国家决策的意见中，甚至亦无意就农村公共卫生提供除政治以外的财政、管理等结构性支持。这样一来，不仅加剧了他的医学思想与卫生立场与国家现行卫生体制的外在矛盾，同时也无法协调他的政治理念与实现完美的农村卫生理想之间的内在矛盾。此种矛盾情状，日后还有更大暴露，并引起更大的医学卫生革命需要，以至最后促成赤脚医生运动的在中国的兴起。
　　
不过，1958年的中国，没有谁会深究这些矛盾以及未来走向。毛泽东《送瘟神》诗在当下显然有着毋庸置疑的说服力，证实新中国农村卫生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优越性和普惠性。只是《送瘟神》诗的思想修辞，以及其中的政治意义，还是太凝练太高雅了，但不久就有一部电影《枯木逢春》及时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郑君里导演的这部电影，由上海海燕电影厂制片，1961年在全国公演，人们再次重温了“新中国”消灭血吸虫的过程。电影讲述一个叫苦妹子的农民家庭的悲欢离合故事，最后苦妹子和他的疾病缠身的丈夫，从血吸虫病的苦难中解放，他们就像已经枯萎的树木，在“新中国”春天化育之下获得新生，其中最主要的寓意，就是从“春风杨柳万千条”演化而来，并进一步突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所享受到的健康与幸福这一主题。这部电影忠实地阐释了毛泽东的《送瘟神》诗，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人民”的政治喜悦，怎样化为新时代的再生力量，而毛泽东的“人民”经验又如何通过医学卫生，成为中国当下政治经验的“民本”表达。
　　
电影公映之际，经过大跃进重大挫折后的中国，正处于困境顶点。对这部电影依然高扬毛泽东的中国理想，我们只能理解为经济失误下新一轮政治重振的开始。
　　
赤脚医生好
　　
　　
1968年，上海《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很快为9月1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并加载评论员文章《从赤脚医生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显然，《人民日报》较之《文汇报》视野更加开阔，它把上海郊县的局部经验上升到全国具有指导意义的高度，其主题和口径适应了与“文化大革命”相同的政治立场和要求。也就在9月14日当天，这篇调查报告和评论员文章为坚持阅读《人民日报》的毛泽东所见。“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毛泽东，对于所有“新生事物”反应较之往常更为灵敏，当即简明扼要地批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赤脚医生”在《文汇报》与《人民日报》的文本中，解释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作为比喻，赤脚医生就是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但相对于“卫生员”这个现代词语，赤脚医生显然为中国医学制度中的新创，表达了一种中国样式的修辞经验。而毛泽东的七字批语，则进一步给予这个概念以政治上的肯定和权力确认。因此，由《文汇报》调查报告的执笔人使用的“赤脚医生”，通过毛泽东权威认可，顺利进入中国1968年至1980年的医学政治史中。
　　
《文汇报》在“文革”中是惟一与“两报一刊”有着相等重要新闻地位的报纸，这归之于中央文革权力构成中的上海因素，这是《文汇报》的调查报告能够被迅速提升到“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背景。“文革”既然在所有领域都要加以占领，那么以医学领域的重要性，同样不可能置之度外。“医学革命”并非这个时候才提出来，党和意识形态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早在1965年6月26日就发表了一个严厉的谈话，指斥卫生部的医疗卫生工作：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个非正式的谈话，迅速传达，后来又公开发表，它是毛泽东欲在医学领域发动一场革命的前兆。如前所述，毛泽东本人对1950年以来国家医学权力和医疗卫生制度，并未给予信任，相反他的怀疑态度，早在50年代中期即已形诸于由他决策的消灭血吸虫运动中。方小平的一份研究报告，对当年医疗卫生状况有较为详细的统计性介绍。
　　
鉴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1952年和1953年，政务院相继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和《劳动保险条例》向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军人提供公费医疗服务，向厂矿企业职工提供劳保医疗。对于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根据第一、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除了为消灭天花、伤寒等急、烈性传染病而实行全民性计划性免疫免费制度之外，基本上采取依靠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医，实行农民自费看病的办法。从此城镇居民享有国家医疗保障、农民没有国家医疗保障的现象，长期成为中国二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
　　
在随后的经济调整中，县、区卫生院重新由国家投资；人民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保健室，由集体经济负责；同时削减生产大队保健室和生产队卫生人员，从人民公社卫生院中重新分出联合诊所，采取“看病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并以此作为农村卫生组织的主要形式。集体合作医疗制度也不再继续推广和实施。
　　
但是这次调整过多地削减了大队保健室和生产队“三员”，并且国家对县以下医疗卫生单位的投资几近于无。与此相比，从1960年到1963年，全国卫生事业经费支出总额为31.8亿元，其中公费医疗经费支出为10亿元以上，占总支出的31.4%。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69%的全国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在城市，31%在县以及县以下的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中，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农村仅占27%，而1964年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1.6%。
　　
方小平提供的数据表明，1965年前中国农村卫生状况与处境，主要与当时国家的投资以及医院、技术人员的布局有关。而毛泽东对卫生部的指责，绕开了城乡二元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资源配置上城乡之间的等级差别，更绕开了由于工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利益的牺牲使集体无法承担医疗成本的实际事实，毛泽东此刻直接将其转为政治问题，把卫生部这个属于政府的卫生权力系统置于与“人民”的对立面，从政治原则上予以坚决否定。这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历史思路，以及他对于“人民”经验的解释方式。同时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即1962年的经济调整，冲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治决策而来，引起毛泽东的极度不满。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经济调整后凸显的农村医疗卫生问题，日后也势必成为毛泽东捍卫个人政治权威的突破口之一。总之，卫生部以及由它代表的医学权力，对本来十分薄弱的农村卫生体系的无能，导致医疗只“为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忽视和放弃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村，造成农村无医无药的局面，对这种无视广大“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做法，卫生部根本无法说明其真正原因，毛泽东未寻求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和解决，而是把它划入“人民”立场问题，然后理所当然以“人民”的要求进行批判。对此，陷于“不义”的卫生部及其医学权力系统，无疑必须立即改弦更张，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卫生部和内部执掌权力的党组因此诚惶诚恐，向中共中央呈上《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批评性意见对这份报告作了批转，于是除组建医疗队从城市开赴农村外，1965年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卫生员培训工作，以扭转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严重不足的局面。《文汇报》写于三年后的这份后发性调查报告，则利用“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势，成功地将毛泽东发表谈话后即开始的农村医疗卫生改革，楔入新的革命情境之中，当年在农村普遍施行的卫生员培训，冠以新的命名“赤脚医生”，以证实“文化大革命”在医学领域推出“新生事物”。而这时候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的卫生部，已然头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恶称，遭到彻底清算。
　　
《文汇报》调查报告中的主人公，年轻的农村卫生员王桂珍，实际上是追加的“新生事物”典型。1965年，时年21岁的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女青年王桂珍，参加了当年12月在全县举办的农村医疗知识培训班。此前她是当地一个大队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并且已经获得党组织信任，正在培养她为党员候选人。王桂珍的政治身份，在她成为新一代农村卫生员的优秀代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2007年的一份口述实录中，现年63岁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王桂珍回忆说，她经过两个月（实际51天)的卫生培训后，于次年初春即回到所在的江镇公社大沟大队，正式成为一位卫生员。王桂珍参加培训时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但她刻苦学习，同时又具有为农民服务的热情，很快受到当地农民信任。而且，与她同时受培训的其他27个男女农村青年不太一样，王桂珍似乎由于性格开朗语言活泼，她的个性和长处得到了上级更多注意，因而不久就在江镇公社全体农村卫生员中小有名声。不过，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需要，尽心尽职的卫生员王桂珍很难说会进入历史视野。正是三年后《文汇报》的调查报告，将王桂珍推到了“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的显赫位置，并由此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据记录，毛泽东接见王桂珍达6次之多。1969年24岁的王桂珍和当时一些“先进”人物获得出席该年度国庆观礼的待遇，1973年升职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1975年5月作为中国卫生代表团中一员，出席瑞士日内瓦召开的27届世界卫生大会，同年12月经过上海市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召入北京，任新的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1976年2月为该部副部级党组成员。当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后，随着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动，王桂珍被迅速免职，并在家乡受到严酷的政治审查。1978年通过审查，王桂珍曾有机会考取医生资格，但随着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院衰落，目前王桂珍是当地一小型私人企业老板，经营简单的印刷业务。
　　
王桂珍身份浮沉，从个人角度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她的经历反映了中国赤脚医生运动的发展与兴衰过程，作为代表性人物和象征符号，1968年“中国的医学教育革命”，就是以王桂珍为依据，建构当代中国医学政治神话的。
　　
由于毛泽东的主动干预，大批量速成培训卫生员，在1965年迅速填补中国农村空缺的卫生空间，一定程度缓解了农村农民的医疗困境，而1968年后，随着毛泽东的新批示，“赤脚医生”取代卫生员，全面推向中国农村，就不仅仅是一种急就性的对策，而是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医学革命运动。统计数据表明，当“赤脚医生”到1975年已覆盖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员达到150万至200万时，从绝对数量上，我们看出它确实构成了“文革”时期特有的庞大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以草药和针灸为主的简单医疗方法，以及相应的十分低廉的医疗成本，赤脚医生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展开方便有效的医疗服务，随之形成的以大队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合作医疗制度”，则保证了“赤脚医生”在农村卫生中发挥正常作用。这也是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及其“合作医疗”颇感兴趣，并将其看作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卫生经验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评价，始发于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构想，继之对“赤脚医生”的鼓励和推进，不能不说是中外医学史上一次空前的成功。这个成功，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给中国农村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有可能让公众乃至一些研究者，把1968年至1976年解释为中国农村卫生最充分展开的时期，甚至是具有最好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时期。
　　
然而，这个借助于“文化革命”所兴起的“赤脚医生”运动，之所以在很短几年时间内创造卫生奇迹的原因，仍然在于国家体制从上至下的政治性动员所发挥的威力，或者说是一种组织效应。这一点首先可从赤脚医生的人选及任命上来判断。当时规定，赤脚医生须出身贫下中农，由大队、公社两级党组织推荐审查通过方可，这一身份要求，反映了赤脚医生制度的政治组织性质，这与中国所有组织领域殊无二致。集中进行简单医学培训的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带着深刻的政治因素，承担着党交与的卫生任务。因此，对于“赤脚医生”，不能简单看作现代卫生制度的产物，如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过度阐释以至于发生误读一样，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革命时代的医学政治现象。而60年代中国农村亟须卫生之时，“赤脚医生”带来令人鼓舞的医学效应，亦非制度性的效应，虽然表面上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被称为制度，但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其思路在于，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农村卫生服务，赢得农民（人民)的信任，重新确立新的医学权力，并表明这个权力以“革命”的方式，从“城市老爷”那里回到了农民（人民)手里。如前所说，毛泽东更习惯通过政治号召突破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完成他的医学构想，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有利时机，他的一句最普通赞语———“赤脚医生好”———就可以将这种政治号召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所谓“春苗出土迎朝阳”，众多赤脚医生在一夜之间便像春天的禾苗，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并且沐浴于毛泽东的阳光之中。显然，这只有用当代神话才能做出确当解释。所以，当穷乡僻壤的农民，由于得到前所未有的医疗服务，改变了身体和疾病的处境，按照当日的革命想象，农民是会把“赤脚医生”当作歌颂功德的对象的。所以就有“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神圣歌咏。而这个医学神话一旦形成，尽管农民在极力夸赞赤脚医生的同时还带有某些怀疑，尽管由于赤脚医生医学知识欠缺、技术粗糙延误了治疗，甚至小病治成大病或者竟造成死亡时，农民对此常常抱怨和愤怒，却也无关宏旨和大局，更无须从制度上加以追究和完善。“新生事物”的任何缺陷，在神圣性话语中都可以忽略不计。于是，“赤脚医生”身背药箱赤脚走在田头的图画方式被完美地书写出来，一根用于针灸的“银针”与一把田头采集的草药，其有限的卫生效果，放大为普济万民的医学神迹。毛泽东本人奉行唯物史观，他深信人民作为实践主体创造出来的所有奇迹是符合客观历史规律的，因此赤脚医生作为当代中国医学神话，只不过再一次印证了他以“人民经验”为核心的政治期许。对于1968年处在全面“文化革命”过程之中的毛泽东，仅此一点亦足以让他感到欣慰。
　　
这里尚有一个“赤脚医生”历史资源性的理解，需要从知识传统和实践可能性两方面解说。赤脚医生的医学神话，除来自政治的强力建构外，还取得了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内在支持。在中国医学知识系统中，针灸与草药作为两大系统和方法，在治疗疾病保障身体健康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优势。但1968年的“革命”思路，其与50年代的区别，就在此时以“赤脚医生”连接传统中国医学，并非着眼于医学技术，而是从中国医学的知识叙事之中，重释其历史本源性的传奇和神话性质，并以此重建它的当代价值。所以，我们看到的有趣情况是，恰恰在彻底的“文化革命”中，这一属于传统范围的医学文化，非但不是“医学革命”的对象，反倒是“医学革命”的重要条件和方法。也就是说，在这个以“革命”彰显其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定义一切文化的时代，我们看到“赤脚医生”在农村通过使用针灸和草药，恢复和强化中国本土医学的神奇性功能，成为否定和取代城市医院及其医学制度的新的文化权力。尽管当时实情是，大部分农村地区赤脚医生为农民医疗使用的药物，主要仍为常用西药，但见诸于报刊上的宣传和报道文字，无一例外都突出草药和针灸的医疗作用，而赤脚医生在山中地头采集草药，以及为验证疗效不惜亲身试药，这些精心描写的典型形象，常常占据宣传报道的中心。这个“文化革命”的悖论，其转折之处对于一般人的理解而言，并不太容易一目了然，然而在一直强调“中西结合”，“挖掘中国医药学宝库”的毛泽东那里，却毫无困难顺理成章。我们知道，神农（三皇之一)代表的草药，黄帝（五帝之首)代表的针灸，在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验中，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医学物质和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整合进了统治的艺术之中，成为掌管引导人民身体，达成理想的“人民之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无须研究医学，以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熟谙，即能心领神会，在他的“人民经验”中，自然也包含了由神农与黄帝代表的医学/政治模式的全部想象。应该说，作为统治思想基础之一的中国医学观念，在毛泽东书写“赤脚医生就是好”的那一刻，就已被他积极运用并赋予新的革命含义，他绝对相信“赤脚医生”这个1968年的全新概念，由于有着更深的医学政治和文化资源支持，一定会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普遍接受，并成为这个时代具有神话意义的关键词。
　　
以上述知识传统为基点，“赤脚医生”的实践可能性，恰恰表现出与“文化大革命”的浪漫性质不同的理性选择，而毛泽东在这里再次显示了他的医学理想不同凡响之处。以草药与针灸为主要医疗方法，无论实情如何，它们在操作层面上，展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医学目标。当不取工资只拿劳动工分的赤脚医生，与成本低廉的草药与针灸，被认定能够给经济能力薄弱、生活贫困的农村提供最低医疗卫生服务，这无疑解决了毛泽东的长期困扰。在他看来，执政二十年积累下来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与农村医疗卫生需求之间的资源冲突，是他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一旦有了“赤脚医生”，即有了最合适的破解途径，以毛泽东的智慧，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出于现实需要和选择，毛泽东通过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毫无保留的鼓励与赞扬，将其医学理想的实践可能性推到了这个时代最大限度，并且期待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从此一劳永逸。接下来，大量赤脚医生出现，在中国农村的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的普及率，以及频频传来的医疗卫生实绩，不仅极大地支持和满足了毛泽东的期待，而且在更高的政治范畴内表明，遍及中国最广大农村的赤脚医生及其医学卫生服务，终于改变了“资产阶级路线”统治下医学权力长时间的等级差别，实现了“革命性”的医学平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道德取向，原本在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正义，而医学的平等自然包含其中，而且是社会正义一个重要部分。仅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最广大农村实现医学平等，说具有“创世纪”之历史意义绝不为过。而毛泽东1965年大声疾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至此才收获了最有价值的政治成果。历史评价的宽待之处，还在于它并未苛求赤脚医生时代的农村卫生，实际上只是农民为自己额外买单，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部分资源的国家未尽其责，却与农民一起分享了所有的政治利益。
　　
像1958年《送瘟神》二首发表后情形一样，“赤脚医生”在其政治修辞上，同样引起广泛、持续的文艺兴趣。首先发起文艺创作的是上海电影厂的两个青年编剧（或演员)，他们最初的构想是写一部题名《赤脚医生》的话剧，不过他们的创作马上引起上海新市委重视，作为“文革”重要的题材，上海市文革政要们对这部话剧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以至他们认为话剧创作还不足以满足其扩大宣传的需要。1972年重组创作与导演班子，将原话剧改编为电影故事片，197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取名《春苗》，但到1975年正式在全国上演，至少还经过两次大修改。这部叙述乡村女性“赤脚医生”的成长故事，被认定以王桂珍为人物原型，在话剧《赤脚医生》中她的名字叫李红华，电影《春苗》里则改为田春苗，其含义是春天农村土田里的一棵禾苗。这不过是当日中国文艺作品中惯用的雕虫小技，但对创作者以及上海文革政要们却是津津自得，以为它的隐喻意义十分鲜明和重大。不过，前后花费五年时间反复修改才完成的这部中国农村赤脚医生浪漫传奇，其关键性的创作，当然不在于主人公的取名，而是完全离开原型人物的经历和时间背景，杜撰了一些奇怪的情节，比如公社卫生院的钱姓医生（暗中身份则是国民党)，在走资派杜院长纵容下，居然对前来治病的农民水昌伯下毒以嫁祸赤脚医生。这种杜撰意在说明赤脚医生作为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与代表修正主义和反动阶级的旧有医学权力之间势不两立你死我活，最后达致一个宏大主题：“赤脚医生”田春苗击败他的医学敌人，胜利夺取农村卫生大权，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十分浅薄的“文革”主题。然而，当时电影故事作者以及掌握写作大权的上海文革政要们，在进行形象化表达时，其苦心孤诣的目标，当然是更为具体的权力斗争。我们知道，来自上海的左派极端分子从“赤脚医生”命名之初，即已成功地捕捉到毛泽东“6•26”批判性指示的中心信息，他们把“赤脚医生”完全移置“文化大革命”的情境中，符合毛泽东在医学问题上的思想逻辑。《春苗》中表现这种逻辑关联时，有一首与主人公情感动作相配合的主题歌，反映出创作者在修辞上如何解释医学权力性质。歌词道：“手捧药箱心潮涌，阶级委托情义重，风里浪里背上它，要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心中。” 这里，“阶级”是一个关键词。医学权力来自阶级（省略了“人民”这一主语)的委托，由此赤脚医生田春苗深感情深义重，而她的所有医学行为，则代表毛主席对人民的正义关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这部政治抒情电影对毛泽东医学思想的阐释，尽管全力把赤脚医生浪漫化理想化，但并无歪曲和篡改毛泽东的语义之处。但另一方面，《春苗》在同时期文艺作品中影响最大，恰恰也因于它的过度和激烈的修辞表达。当左派极端分子，在1974年感到与他们极不相容的政治力量代表邓小平，以“整顿”为务，威胁到“文革”形成的权力结构时，据说他们对这部电影中的有关情节，进行了三十多处修改，试图使之能达到直接攻击邓小平的政治举措。这样一来，故事的修辞指向就带有了更大更强劲的政治图谋，在左派极端分子们的种种预想中，似乎《春苗》造成的政治效应可以逼迫邓小平交出他的权力。1975年9月《春苗》公演之际，无疑是两种政治力量斗争绞杀的关键时候。左派极端分子加大了电影《春苗》的宣传力度，为它写作的评论纷纷出现在当时各大报纸上。这些评论无疑均为阴险的政治评论，其中1975年《红旗》杂志上署名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作者将邓小平对于《春苗》的态度与他的政治整顿———包括医疗卫生的整顿———联系在一起，而在所有评论文章中显得极为特别。这篇由文化部大批判组集体写作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即把医学思想转化为文艺修辞，然后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这使1970年代的中国，充满了可怕的修辞性阴谋。
　　
这些言辞以及引起的政局纷扰，或许非毛泽东所愿，而且他此刻又在重病之中，亦已无力与闻，但“文革”既然将医学之事推向政治极端，那么毛泽东想必还是乐于坐观其成，他只是无法预知，三十多年后，当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引起社会普遍不满时，“赤脚医生”仍然会激起人们关于中国医学的新一轮想象和误读。
　　
世界人民需要用针灸治疗
　　
事情要从逝世不久的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说起。
　　
1972年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后，安东尼奥尼带着他的摄制组，前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此行与意大利与中国修好有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意大利政府派出他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这应该属于1949年中国对欧洲的第一次开放，不由得引起意大利方面强烈兴趣，于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请求。中国的反应显得热情而迅速。同意这一请求，不仅仅是外交上的礼尚往来，而且中国亦想借助这个机会，向欧洲扩大宣传，特别是中国进行“文革”已达六年，对这场影响和波及西方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革命”，西方社会一知半解，十分想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向西方介绍中国“文革”的正当性，以及取得的伟大成果适逢其时。
　　
无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需要，还是中国官方的期待，其实都可能与安东尼奥尼想拍一部关于“中国人”的纪实影片的真实想法，相距甚大，否则就不能理解，当他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邀请后，为什么要花费三个月时间，与意大利方面的策划者，特别是中国官方，就他提出的一份拍摄意向书反复讨论。这种讨价还价以及可能达成妥协意见的讨论背后，真正原因只能是安东尼奥尼本人必须尽可能坚持他个人的创作理念，他的“大师级”镜头，必须成为“现实主义”的对中国的真实写照。如他在意向书中明确写到的那样：“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从意大利方面说，力邀安东尼奥尼，主要考虑他在世界影坛的名气和影响，但中国呢？包括官方和一般人，当日对安东尼奥尼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未必有多少了解，让他进入中国并使用一种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镜头，最充分的理由也许认定安东尼奥尼是左倾“友好人士”，政治上是可靠的。有趣的是，安东尼奥尼新结识的二十岁女友，也是他此行的助手E•恩丽卡，政治身份十分引人注目。这位尚在大学就读的女大学生，出身意大利共产党员家庭，生长在资本主义国家，却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读书期间，正是一位意大利“文革”———西方称左派学潮———中人。有这位女友陪伴，旁证了安东尼奥尼的政治爱好和倾向。
　　
总之，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四人，如期而来。一落地，中国官方负责接待人员，即将他们安置在北京的一家涉外宾馆，主宾双方对有关拍摄行程和地点进行闭门讨论。第四天，有了明确的结果后，这位60岁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乘坐一辆中国政府提供的敞篷汽车，出现在长安街上，开始用摄像机代替他的眼睛，观察1972年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安东尼奥尼先北京，后河南林县，再南京、苏州，最后上海，历时22天，共花去3万米胶带，马不停蹄完成了他的摄影工作。
　　
这次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对安东尼奥尼来说，很难称完满。根据多种记述，特别是恩丽卡最近回忆，安东尼奥尼原计划在中国拍摄半年以上，现在只能缩短至22天，时间如此仓促，是否能够实现安东尼奥尼的构想，还是一个疑问，至少他的构想是大打折扣了。关键还在于，中国官方规定了摄影线路、采访地点和对象，对此强制做法，安东尼奥尼没有多少商量余地，整个摄影过程中，他和助手单靠偶尔的随机性远距离“偷拍”，是不可能改变这种不自由的情况的。惟一可以发挥的地方，是他对镜头时间、角度、画面的运用，在捕捉镜头前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居民、儿童、老人、妇女的表情、声音等身体语言时，他可能做足功夫，使尽他作为“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全部经验和技巧。然而，当“中国人”形象主体，被阻挡在镜头之外，无论安东尼奥尼有多少经验和技术，也不能穿透真实，达到完满的“现实主义”表达。22天以后，可以想象安东尼奥尼这位对中国满怀热情的电影家，只能带了许多遗憾而去。后期的制作充分体现了这位大师对镜头语言的严谨，更体现了他努力表达超政治的“中国人”的执着。然而，在被“文革”政治淹没的中国，要从已有的3万米镜头中，撷取真实表达“中国人”的语言，这样的创作足以让他心力交瘁。1973年，这部长达3小时50分钟、题名《中国》的纪录片，在西方上演并获得好评，同时却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不满，至于中国的极左主义者，获悉此片内容后极为愤怒，立即组织全国舆论大加挞伐，这一切的发生，都与安东尼奥尼勉为其难却又认真不苟的创作有关。而他本人从后者那里受到的谩骂和攻击，让他完全陷入有口难辩的羞辱和无法理解的折磨之中。这位一生都希望对中国示好的人，精神受到打击后几近崩溃，直到去世，他甚至都忘不了与《中国》有关的痛苦经历，这段经历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结。
　　
重新观看纪录片《中国》，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叙事，我认为当属“针刺麻醉”。
　　
“针刺麻醉”是该片中最为集中完整的叙事片断。镜头从进入北京一家妇产医院略显简陋但干净整洁的手术室开始，一直跟踪拍摄了该院年轻的妇科医生，为一名35岁临产孕妇，运用针刺麻醉进行剖腹产的全过程。针刺时的进针穴位，女医生的手指动作，被针刺的女性在手术前后的所有身体细节，直至手术完毕，一个带血的新生儿从母体中诞出。与画面配合，有后期制作的简明解说词，告诉西方观众，针刺麻醉“建立的是一种更直接的富有人性的医患关系”，中国所有“赤脚医生都会使用针灸，他们是农业中国的医学脊梁”，针刺麻醉技术现在“运用于75%的初级手术中”，“甚至医学方法，也想表明依赖古老的教导用简单工具来超越障碍”；同期声则录入了接受手术女性与医生之间的现场交流，她声音清晰，语中时时露出微笑，说话间还吃下一块水果类食物。这个叙事片断，长度大约10分钟，似乎已经足以让自以为是的西方观众，对东方古国的针刺术与人的身体之间的神妙关系，一睹之后便倾服有加。
　　
电影研究者一致的看法是，安东尼奥尼在手术室这个固定的空间里，竭尽全力使用他习惯的缓慢镜头，造成漫长的时间延展，把针刺麻醉下的手术过程拍得如同科教片一样。除了镜头外，他还让场面保持了纯粹的安静，安静中透现出这场针刺麻醉的临场效果。崔卫平则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指出，针刺麻醉现场的摄影，在当时情景下，只有得到中国官方的特许才能进行。“特许”这个词，有点疑问，似乎是安东尼奥尼主动请求，而中国方面被动批准。实际情况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寻求与中国对话，中国反客为主，访问期间安排尼克松一行于24日参观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刺麻醉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技术，成为中国借助西方领导人，向世界显示中国之伟大成就和文化形象的道具之一。当尼克松与他的随行者，从中国带回神奇的针刺麻醉技术见闻，不免让西方社会瞪大眼睛，从西方社会传来的热烈反应，反过来亦让中国更加兴奋。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安东尼奥尼的到来是一个好机会，他的镜头形象应该更能满足西方观众的眼睛和心理。所以，提供一场正在发生“世界影响”的具有神秘感的针刺麻醉表演，显而易见是中国官方的刻意安排。如果说，安东尼奥尼本人的拍摄，亦因对针刺麻醉这一医学事件，有着与众多西方人一样的兴趣，故而乐意与中国官方配合，接受积水潭医院的现场安排，那么有一个属于他的往事，至少可以证明这位电影大师不单单出于好奇心———他年轻时曾拍摄过一部很不错的关于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而是有一种对于医学长久以来的特殊冲动。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补充说，安东尼奥尼可能借此暗中期待从中国医学中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或者说能够体现中国“身体与文化”的东西，机缘巧合，已经被高调宣布为医学革命奇迹的针刺麻醉，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为这次合作提供了某种“共识”。
　　
然而，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时隔三十多年才有机会看到《中国》，“针刺麻醉”这个“真实”叙事片断，其现实感离我们已经很远，在针刺麻醉作为一种医疗技术从80年代基本退出外科临床后，人们对它的印象已相当冷淡以至陌生，更不用说“针刺麻醉”在中国产生剧热的真实含义，很容易把它看做是那个时代一个插曲，而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
　　
70年代初期，针刺麻醉确是十分重要的事件，它和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共同形成“文革”时期特有的医学现象，并呈现中国医学史上罕遇的“革命”价值。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农村卫生性质不尽相同，针刺麻醉以其技术性的超越而占据城市医学的话语制高点，如果说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是利用中国医学的“人民性”资源，重新将医学权力交到人民手中，那么针刺麻醉则通过重启中国医学的身体理论和针刺技术资源，改造西方医学结构，从而实现“中国新医学”的理想。也因此，与前者具体的医学政治实践意义不同，后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力推动下，其价值认知大大超出医学研究及其技术思想规范，表现出强劲的当代政治隐喻性。
　　
也许正因为中国针刺医学复杂的技术历史中，其实早就包含着一种与身体相关的政治隐喻史，我们需要稍作停顿，作一些必要的回顾与梳理，以利阐释1971年针刺麻醉的超常意味。
　　
自托名伪作《黄帝内经》发轫中国医学理论，其中以《灵枢经》（该书唐代王冰编辑为完整文本)直陈针刺之义，从而确立了中国特有的一种医学技术。这种用一根“针”（最初可能为石制，后来为金属)，直接刺激人身体的卫生和疾病治疗方法，何时发明，无可靠记录，但临床实践一定早于其技术理论。《灵枢经》开始有一段“黄帝”的问话，揭幕设计针刺术的重要意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牧，其租税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顺逆出入之会，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令各有针经，愿闻其详？（《九针十二原第一•法天》)
　　
在这个故事中，“黄帝”从他的政治认识出发，认为针刺术是身体卫生与健康最适用的医学方法，出于“牧养”万民的统治学需要，他十分希望为针刺术确定其理论准则，于是他那精通医学的大臣歧伯，和“黄帝”一起做了详细的研讨，确定了制作金属“微针”的九种类型，以及针刺的重要原则和各种技法。他们将研究的结果书写下来，并作为秘典保存在“灵兰之室”，后来“黄帝”在明堂上，将它传授给了另一位大臣雷公。就这样，《黄帝灵枢经》的作者，以其对于中国人身体的认知，把身体的构造和功能解释为经络结构，并由此将针刺技术整合进经络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一种医学经验。来源于“黄帝”的经络宇宙学想象和身体观念，给针刺带来神秘而超验的功用，从此一直影响着这门技术在医学中的独特地位。
　　
扁鹊（秦越人)是由民间传说和历史写作共同创构出来的人物，他最擅长的医术是针刺术，东汉画像石刻上扁鹊是一个半人半鸟形象，所谓“鹊飞翩翩”，似即来源于传说中的青乌，据说中国文明之初使用针石治疗疾病方法，是由一只青色的神乌创造的。而民间和史传的作者一致认为，神医扁鹊对人的身体有令人惊异的透视能力，这保证了他针刺技术有无可比拟的准确性和神奇疗效。《汉书》作者班固，在他的一篇小赋里写道：“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限。”可知在汉代人那里扁鹊受到普遍推崇。与此相关，大约到汉末、三国时期，《难经》的匿名作者即利用扁鹊的名声，给自己这部书署名“秦越人”。不过，《难经》的一位宋代著名读者苏轼，称赞说：“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至于这部书的元代注释人医师滑寿，更从学术上竭力推崇它对黄帝经络理论的准确理解，“内经灵枢之出不远，见之明，言之详”，“荣卫度数，尺寸位置，阴阳五相，脏腑内外，脉法病能，经络流注，针刺俞穴，莫不该尽。”其实，《难经》作者从黄帝经络理论中选择了“八十一难”题，集中加以讨论，与其说是重述经典，不如说在技术上更能发挥临床指导作用。其中尤以针刺理论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更为显目，比如“七十一难”讲刺荣刺卫的体位和手法，“七十四难”讲四季变化下针刺的身体目标和功能，“七十八难”讲针刺的补与泻的区别和方法，最后“八十一难”，讲用针要道，告诫如何避免“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对“黄帝”针刺术的具体化和精确化。
　　
公元二世纪末，随着东汉政治上的崩溃，皇家典籍在洛阳燃起的战火中纷纷流散，早已名录《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内经》以及其他相关医书，也都废然不存。等到一百多年后西晋学者皇甫谧撰写《针灸甲乙经》时，他读到的黄帝医典大概只有民间流传残本。然而比较起来，皇甫谧的学术态度更见诚实和严肃，他公开表示这部在得了风病后撰写的针刺学作品，来源于“忘失”混乱的《黄帝内经》“素问”与“针经”，以及另一部托名黄帝的针学著作《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他的工作是重新“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新的文本，改变了残损文本中“称述多而切事少”的状况。但无论怎样说，三世纪中叶的《针灸甲乙经》，经过皇甫谧的努力，单独成为一部系统性的针刺医学著作，这预示着针刺方法在医学中从此能够单立一科。事实表明，自皇甫谧后，《针灸甲乙经》成为历代针刺医学的教科书。
　　
于是，接下来我们便看到隋唐两代的针刺医学进入繁盛期。特别是公元六七世纪之交的隋朝，仅短暂到不足四十年，然而记录在《隋史•经籍志》中的针学著作，就达到三十余家一百余卷，除前代与经络针刺相关的理论著作重新发现与整理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明堂》之外，尚有《徐叔嚮针灸要钞》、《玉匮针经》、《赤乌神针经》等多家新创，可知当时不仅针刺理论得到大范围的张扬，而且“针石之用”作为医学技术亦已全面展开。这也最大限度影响到唐代，虽然唐朝在崇尚道教的思想风习下更偏好医药方，药方学著述大大超出针刺之学，但医学家对身体经络学理论与针刺方法仍然给予充分关注和推进。由隋入唐的著名道人兼医学大师孙思邈，在他的长达九十三卷《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里，自然也就将针刺术的全部优势带进了唐代。《备急千金方》为孙思邈前期著作，该书最后六卷专写针灸，为引起唐代读者和医家的重视，孙思邈在第八十七卷特意借介绍本卷主题，申明他著述针灸方法的原因：
　　
夫病源所起本于脏腑，并出手足，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预备之要，非灸不精。故经曰，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于汤药矣。然去圣久远，学徒蒙昧，孔穴出入，莫测经源，济弱扶危，临事多惑。余鸠集古今名医明堂，以述针灸经一篇，用补私阕。庶依图知穴，按经识分，则孔穴亲疏居然可见矣。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昔对比一依甄权（注：主要医学活动在隋代)等新撰为定云耳。
　　
说来孙思邈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医药方”的思维，而刻意将六卷针灸经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它们应该单独成篇，才能彰显作者对针刺方法的贡献。孙思邈的技术思路非常清晰，他先从“明堂三人图”写起，依人身体“仰”、“伏”、“侧”三种体位，指定全身349个穴位；再交代针刺“流注法”，此为针刺的技术原则，同时明确针灸的各种禁忌；然后分别把身体每一穴位或每组穴位，与人身体各部位疾病一一加以对应（他在后著的《千金翼方》里，进一步对应各科疾病确定针灸方法)，以使临床应用获得具体参照，或者说为针刺在临床上可以进入标准化操作；最后他又特别为热病（传染病)及妇女与儿童的疾病针疗，单立一章，另设方法，以见对特殊病症及特殊病体的重点指导。也许我们这里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孙思邈在针刺医学上所有这些要言不烦的撰述，恰恰发挥了他作为“方技”高手的长处，可以说针刺一法原先寓含的“先圣”之道，至孙思邈一变而为更加纯熟的技术主义。原来在针刺理论的创造者那里若隐若现的政治神秘性（“黄帝”于祈神大厅“明堂”里秘授针术)，现在则转换为对身体全部认知（身体即明堂)之下的针刺技术解读，而孙思邈显然也不会放弃附着在技术之中的神秘成分，他在身体349个穴位中特指“十三鬼穴”，可以理解是这位“方技”高手故神其技的表现。
　　
成熟的技术往往导致制度建立，在针刺医学上一如其他领域。目前我们所见可靠资料，来自正史《旧唐史》和《新唐史》及《唐会要》、《唐六典》等典章文书。唐代官制中太医署属下所设医科，针灸为四科之一。根据《唐六典》的记述，具体的制度是，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下)，“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博士下设针助教一人（从九品下)，为教授副手，另有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为教职员工，而学习的针生名额亦仅二十人之数。又规定有关学习内容：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从以上制度与规定可以看到，以宫廷医疗为主体的医政，不仅把针灸列为专职，而且也是医学教育内容之一，目标是按照朝廷要求，通过严格的教学，培养合格的针灸医生服务于朝廷。将针刺医学引入制度，前代未见，似为唐朝首创，由此可以证实针刺技术正式进入官学化和政治规范化。如果说唐代以前，针刺技术的文献意义和知识意义大于社会意义，那么唐代则通过明确的医学制度将其推向社会，官方教育下的针刺技术，以其正宗和权威为社会需求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使与针刺紧密联系的身体更具备了认知上的社会性。极端而颇具说服力的例子载于《唐会要》，贞观四年，帝国皇帝唐太宗因阅读指导针刺穴位的“明堂图”，居然发生感动，下令废除伤及人身体五脏的笞背之刑，从律法所发生的社会功能看，这可以说是由针刺技术带来的社会文明之举了。
　　
接下来的宋代，尤有突出醒目的表现。公元960年开始的宋朝，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迅速进入技术主义时期，其中医学技术的发展，在北宋徽宗赵佶时期以《圣济总录》的编撰为标志，达到这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衡量宋朝医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标准，即是这期间从宫廷到地方政府完善的医学制度，包括由皇帝亲自制定的经常变化而显得冗繁的医官体系。宋朝医学制度的首要特点之一是，医学被纳入国家选举系统，如同那些前往京城应试的普通士人一样，医士也要参加由朝廷定期举行的文化素养与医学知识兼顾的特别考试，以便得到选拔和任命，每次经考试选拔的医学官员最高额度可达300人。北宋赵升《朝野类要》记述了宋朝礼部贡院主持的医学选试，作者清楚写道：“医学则赴礼部贡院三场选试，于《难经》、《素问》、《脉经》、《本草》、仲景《伤寒论》、《圣惠方》、《病源》此七经内出题。第一场，则墨义三道，脉义二道；第二场，大义三道，假令论方义一道；第三场，假令法二道，运气一道。比之士人，止不赴殿试，其举业亦为科场。”在医学教育制度上，仅以最高级别的国家“医学”而言，更专业的医学生，一如国子监生员一样，安排在太常寺下属的医学（后干脆改属国子监)分科集中学习。宋神宗崇宁年间，医学共有医生300人，同样照国子监太学生的分级方式，分成上舍（40人)、内舍（60人)、外舍（200人)。针科是与方脉科、疡科是同等重要的教育专科，学习内容以《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为基础理论，以《灵枢》、《针灸甲乙经》等为专业知识。学习时间3到10年，每年春天考试，以检查学习成绩，决定优劣等级。300个医学生中，有多少人学习针科，又有多少针科生经过严格考试，分配在太医局当御医，或者去各路、州、县任医学教授，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资料，但以医学生人数比例及每年考出的各科合格人数推测，似乎也不会是少数。如是，在持久的专业教育制度下，宋代针刺医学当有超出前代的技术成就。举宋仁宗赵祯时期的两个例证，可略见其大端。根据正史记录，天圣九年（公元1029年)，供职太医局的翰林医官王惟一，设计并铸造成功腧穴铜人两具。王惟一精通黄帝针经及明堂图，自然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宫廷针灸医师，他是否还兼职医学，不太清楚，但他铸造腧穴铜人的目的，显然为了教学之用。这两具铜人，模仿真人，以严密的尺寸要求，标明人体所有孔穴位置，更奇特也更能体现王惟一构想的设计是，铜人内部按经络运行线路，布置细铜管，注水其中，当针准确刺入穴位时，该穴位即有水流出，无比灵验。腧穴铜人的创制，本身的技术价值自然是前人所不能比，关键之处还在于，用铜人来代替人体临床实验，如果没有对人身体的深刻认知和精确把握，则很难想象能够取得正确的实践效果。王惟一的超常之处，体现了他对人身体认识之下的技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当两具腧穴铜人被视为国家重宝秘置深宫时，我们能够理解整个王朝对于针刺医学技术的自豪。当北宋靖康（公元1126年)之乱，百年铜人被野蛮的入侵者劫走后，它的失落据说是南宋臣民心中痛苦的怀念之一。过了五年，仁宗景祐元年，皇帝本人重病，几乎不治。出自宋代的两部笔记中记道，重病中的皇帝，在服药屡屡无效的紧急情况下，得到一位宫廷针师的治疗。这位叫许希的针师，在皇帝身体的某个隐蔽穴位连续扎了三针，立即起死回生。似乎不是善于针刺的针师的功劳，而是这一穴位对生命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和认定，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这个穴位被命名为“兴龙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同时，为了表彰针刺技术的神奇性，宋仁宗赵祯下令册封扁鹊为“神应侯”。（范镇《东斋记事》)当然，首先提出这个请求的，正是针师许希，他已经从病愈的皇帝那里得到封赏，此举只不过用一种聪明方式，将针刺技术的解释权交到了最高权力者手中，亦如《黄帝灵枢经》的作者那样，技术之光也要归于崇高。
　　
明、清基本承袭唐、宋医学制度，无论是医分十三科还是十一科或九科，针科都是应有的设置。既然在关于身体的统一认识并未改变，针刺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意也就不会容易，因循守成自然属于常态。人们没有理由继续要求针刺医学突飞猛进，即使金、元两代医学流派齐头并进，看来也是医学理论在新儒家思想影响下“格物致知”的拓展。相反的效果，倒是儒医受到的社会认同，似乎把针刺技术挤到民间小道上去了。一些关于针刺的医学传奇，被移置到儒医们颇有不屑的民间“世医”名下叙述，比如某个难产的母亲，巧遇类似叶天士这样的医师，诊断为腹中小儿手握母心，于是一针刺进母腹，小儿顺利产出，检视之下，便看到小儿的手背上宛然有一针痕。这样偶然发生的技术奇迹，其实与针刺理论没有关系，它只是给中国神奇的针刺传统增添了一点想象材料，同时也表示针刺技术在中国民间信仰尚存。
　　
从越来越快的时代整体变化中，我们能够发现古典针刺术在其后几百年可能面临的处境。但最有意思之点，却是针刺医学最后集中到了身体认识开始的分裂，并遭致制度上的挫折。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有革除针科的想法，给出的理由大概是“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之类。这个理由不同于前代任何一个中国帝王对针刺医学的态度，明显反映了康熙本人对身体的戒备。但这只是表面之见，其实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庭训格言》记录这位皇帝，小时候爱读中国医书，长大却出于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学习了不少西方医学知识，包括阅读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翻译的皮理的《人体解剖学》。他身边有一批来自西方的医学之士，宫中设有为这些医士专设的研制西药的实验室。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皇帝受西方医学科学影响，有离开中国传统医学的可能。至少在人体认识上，会改变他对中国经络理论的态度。如日本传记作者后藤末雄所写，康熙皇帝曾对《人体解剖学》寄予很大希望，他对译者说：“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必须详加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惮麻烦，命卿等详译此书者，缘此书一出，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他取消针科的那个理由，实就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人体解剖学”的身体科学理论，早已动摇了他以前相信的中国经络学说。此意一生，那么针刺医学及其教育制度还有存在的基础吗？尽管此次取消针科一案，后来还有反复，但显然的事实是，针刺这门中国最古老的医学技术，在对身体的认识和解释上，受到不断渗透进来的西方人体医学的挑战和威胁，其处境确实大为不妙。因此，1822年清朝廷公开发布命令，宣布永远在太医院停止施行针灸疗法，就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权力的粗暴滥用，它对全社会的医学影响是巨大的，至少它象征着针刺医学在前现代中国走向式微和衰落。俞正燮（公元1775年-1840年)作为清朝中叶有地位的经史学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人体知识，深觉困惑和不解，他在针对一部西方《人身图说》所写的短评中，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脏腑结构是不一样，并以此为由责难这部书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异见。俞正燮的立场和态度，代表了当时西方人体医学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应，但从中也能看到时代大势之下中西医学无法融合带来的危机。假如针刺技术在此危机中既无化解的条件，那就首当其冲要革故鼎新了。
　　
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强力推动和激励，针刺麻醉在中国暴热。尽管这可视为新历史条件下一次中国医学的政治复兴，然而至少在此前的1958年，针刺麻醉即已开始酝酿。事实上，与政治经济上挑战西方一样，当医学遇上大跃进时代，具有民族本土特质的针刺技术重登历史舞台，可以看作这个挑战的一个部分。1958年8月30日，中国南方医学重镇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尹惠妺，首先成功使用针刺麻醉，进行扁桃体摘除手术，9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即热情发表一篇题为《中医针灸妙用无穷，代替止痛药，两针见分晓》的新闻，详细报道这次医学事件。题目措辞看似平白简单，实际上却是精心选择的，其中暗含强烈的针对性。代表中国本土医学技术的针灸，与代表西方医药技术的“止痛药”，两者适成对比，前者以妙用无穷的功效，完全取代后者的价值。这种修辞表达，放在1958年的背景之下，立即能看出“大跃进”时代特有的政治意味。
　　
当然，1958年对针刺麻醉的历史重要性，并非单由此类具体事例构成。关键因素则在“大跃进”的政治框架内，医学制度发生的变化。这一点从1958年1月卫生部发布“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制度文件，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取向对医学的影响和要求。为了适应国家的总体构想，医学与其他科学技术甚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应该“大跃进”而且可以“大跃进”的，意识形态的一位重要发言人陈伯达，借受命创办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机会，该年3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公开演说，就是如此要求文化科学领域实行大跃进的。卫生部此时制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其意在扩大中医教育，并在各地医院进行学习中医的动员，正是医学应对“大跃进”做出的制度性选择，同时也是该部一直压制中医的纠错之举。当日提出的具体方针是所谓的“中西结合”，一方面要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制度上的歧视造成的中医持续萎缩现状，另一方面则将中医学的“复兴”，作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范例，列入医学大跃进的成果，并给予更为积极的政治评估。为此之故，毛泽东10月11日在卫生部送交党的中央委员会一份报告上批语道：“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对中国医药学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期待，不仅反映了他的一贯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在“大跃进”时期迫切的政治心情。而《人民日报》迅速呼应毛泽东的态度，11月发表社论《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则代表整个中国医学向中医内转的舆论导向。
　　
处在这样的情势下，针刺麻醉由于在利用中医学理论及技术取得西医外科手术疗效方面，而被视如“学习中医”、“中西结合”最合适的典型，成为1958年中国医学的“显学”。《解放日报》的报道，通过上海第一例针刺麻醉成功操作，从具体实践经验上把它推向全国，并获得当时卫生部的重视。次年7月，便由卫生部在上海组织“全国经络针灸座谈会”，会后汇编论文多达163篇。仅短短一年时间，居然产生这样庞大的成果，如果这不是夸张，那么只能理解为受大跃进刺激出现的学术膨化，它几乎可以与当时的钢铁卫星和粮食卫星相比美。由于形势变化，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想象针刺麻醉以及由此带动的医学技术创新，将在何种程度上把中国传统医学的科技价值开发出来，以获得当代中国医学新的建树，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以及政治检讨，却已阻止了医学上的这种热情和可能性，“中西结合”之下的针刺麻醉，也自然趋于理智和沉默。
　　
但无论怎样，1971年7月17日、18日《人民日报》与新华通讯社，先后向世界宣布针刺麻醉成功的消息，至少显得不够诚实，它有意掩盖1958年以来的事实，造成某种过程上的遗忘，强大的宣传力度，让人们相信针刺麻醉完全属于医学革命新创举。然而我们理应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特点，那就是它的“理想性”，它是以改变现实条件和现实可能为前提的一种“浪漫主义”。我们再次看一下毛泽东的政治助手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2月的一次会议讲话。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向参加“中西结合”工作和全国中草药及新医疗法会议的医学人员重点指出，通过医学技术创新，“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理想。”讲话自有出处，毛泽东在50年代末为中国医学制定了全面目标：“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讲话将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的设计视为伟大理想，显然更多出于“文化大革命”现实需要。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总理把重点放在针刺麻醉上，不惜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约见该方面的专家面授机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针刺麻醉在1971年得以迅速升温的原因，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在时间上故意延宕的事实，其修辞策略可以看作专待水到渠成。
　　
关键之处，我们发现1971年针刺麻醉技术重新进入政治评价时，其语境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以针刺麻醉为主的针刺医学兴起，主要是一个中国“内部事件”，即表明中国可以发展自己先进的医学科学，建构与西方国家对峙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独立性，而时隔13年，“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则告诉人们，此时针刺麻醉技术与中国革命思想一样，已经具备“世界性”价值，因此它成为一个可以向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外部事件”。考虑到1966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以及他们当中的左翼在本国形成的强劲呼应，毛泽东的影响力借此而为西方国家开出了一条新的制度和文化批判之路，因此大大激发了中国对这一时期的“世界性”信念，所以有“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受这一想象的鼓舞，针刺麻醉技术的宣传者，向西方国家宣布其成功消息，就不仅仅是以前的单纯示强，而是带着一种虽然夸张却有“四方来朝”的世界主义心情。
　　
仅就针刺医学一端而言，这种“世界性”的思路，亦非“文化大革命”的发明，其来路似可以追寻到1958年毛泽东的谈话。这个谈话发生在该年4月杭州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当时对出席宴会一位卫生部官员朱琏（她是不久前一部普及性的著作《新针灸法》的作者)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这次谈话是非正式的，中国当代医学史记录很少看到，有一部地方医学史《江苏中医学史》的撰写者引述了谈话的主要内容。但从我们前述1958年针刺医学受到的重视看，毛泽东这个非正式谈话是大有深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即兴之辞极富政治远见，甚至可以说他预示到了1971年后针刺麻醉的情势。但这不会将毛泽东的认识导向先知先觉，而是再次证明他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时代，从未有过中止。毛泽东常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个就是中国医学。这绝非戏言，而针刺麻醉的成功，让毛泽东对中国作为医学大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形象，越加深信不疑。
　　
普遍的评介目光，则牢固锁定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针刺医学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外交故事。由于尼克松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亲眼证实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并以总统身份介绍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而推动西方世界的热烈关注，由此达成一次外交上的成功。然而这个角度上的描述，仅仅将针刺麻醉视为外交媒介，并未真正触及针刺麻醉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医学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回顾17世纪，当针刺法首次由传教士带到欧洲时，欧洲人对来自中国这一古老的医学技术，是怀着惊奇的兴趣的，但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对于身体的观念，因而也无法理解一根针对于人体的全部医学价值，他们仅仅将针刺法尝试用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算是对中国古老的医学知识有限尊重与学习。不用说，这次短暂的医学接触，在西方人记忆中很快模糊，重新唤起西方医学对针刺技术的热情，还需要等待漫长的三百年时间。而20世纪中国针刺技术给西方医学的冲击，将是与以往不同的真正冲击，因为针刺麻醉触及到了西方最重要的医疗方法———人体手术，这是西方自有人体解剖学后解除身体疾病的主要手段。人体手术的临床组成部分，首先需要对人的身体进行麻醉性控制，而通过化学药物进行的麻醉，显然会带来某些危险，比如造成对身体新的损伤，或者机体功能难以恢复。这是引以为科学的西方医学当时未能解决的难题，因而不使用麻醉药同样可达到“麻醉”效果，并且可以避免身体危险的中国针刺方法，不能不让他们刮目相看。神奇的针刺法不仅为麻醉的临床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而且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反思有关身体医学的西方知识，从而对中国医学思想产生信任。这个反思的结果，不仅让世界卫生组织很快承认，针刺麻醉为中国现代医学五项重大成果之一，而且多少年后，也终于让西方医学制度正式许可针刺疗法在西方世界的职业资格，这是后话，此处不表。西方医学严格遵循实证性传统。既然针刺麻醉的临床实验报告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东方中国古老针刺技术，就此褪下它的神秘外衣，正大光明地进入西方医学技术系统，尽管它的理论仍然与西方的认知相距甚远，但这就有待他们继续学习了（最近十年，西方众多关于中国医学与身体的研究，说明这个学习确实继续下来)。


来源：《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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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针灸和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还是着实红火了一阵，对缺医少药的农村也是一种福音。